海明威曾說，巴黎是一個流動的饗宴，他說：「如果你有幸在年輕時住過巴黎，它會一生跟著你，有如一場可以帶得走的盛宴。 」張忠謀用這個比喻，說在哈佛求學的時光之於他，就彷彿巴黎之於海明威，也是一場流動的饗宴。
流動的饗宴就是可以帶得走的豐富。我想，如果我們願意，我們的工作經驗也應該可以是一個流動的盛宴；在「終生僱用制」已成歷史名詞的這個時代，當我們將十幾、二十年的歲月貢獻給一家公司，最後我們會得到什麼？
除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所領的薪水之外，還有就是有沒有「可以帶得走的盛宴」，可以帶得走的能耐，可以帶得走的感動。這分能耐與感動是即使有朝一日，我們離開了這家公司，我們依然可以用得上的能力；這裡所說的能力，不純然是技術面的，更多的是態度面和價值面的；好的訓練讓人一生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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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常陪老媽去看牙，她正在植牙。我發現每次主治醫師在看病人時，旁邊總會有兩到三位年輕學生看著，這位醫生對病人非常和氣有耐心，會很仔細地講解醫療過程；但我們常常聽到他疾言厲色地指正一旁的學生；媽媽說，哦，看不出這醫生還有這麼威嚴的一面。
我卻想，這些學生是有福氣的，因為有人肯教他。
有天陪老媽看牙時，忽然聽到這位醫生對一旁的一個學生說：「學會了，你就要離開了啊 …」從那位學生複雜的表情裡，我看到了在感激之外的篤定，以及，躍躍欲試。
是的，總有一天，我們都要離開。但我們學會了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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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報社前，我曾參與一個大型的專題製作。因為很久沒在第一線跑新聞了，專題寫出來總不到位，改之又改，卻總不得要領；總編輯王健壯說，他想到有本書可以給我做參考，所以下班後，半夜三點多翻箱倒櫃地找，但家裡書太多，不知塞到哪裡去了，「書的塵蟎搞得我拚命打噴涕，」他抱歉地說，還是沒找到。
想像中的那個找書的畫面，我想我是終生難忘的。
為了讓你知道怎麼樣去描述中產階級的失落，已經為看稿、編務、開會 ... 忙了一整天的長官半夜為你找書，找一本書，為的就是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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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我在時報出版工作時發現了一件奇事，身為總經理的莫昭平每天早上 7：30 以前就到辦公室了，是全公司最早到的人。
我是編輯部的主管，莫姐說常常找我，打內線都找不到。
有一天，她跟我說，希望我能常常「坐」在辦公室裡，讓長官、同仁隨時找得到。
我說，現在大家不是有手機嗎？要找我，打手機就行了，「我不是那種能坐辦公室的人。」
一天之後，莫姐又找我，她說：「我不能因為自己每天坐在辦公室裡就要求妳也這樣，妳就照妳的方式工作，手機打開，讓我找得到妳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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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我和報系幾位同事被調去支援《時報周刊》。我是財經記者，周刊希望加強財經方面的報導，因此報社把我調了過去。
初到《時報周刊》工作時我非常「水土不服」，因為周刊的風格與我有興趣的方向不合。還記得去《時報周刊》後有個八卦雜誌託人找我去，我跟那位來找我的朋友說，我在《時報周刊》都適應不良，何況是你那家？婉謝了。
我對周刊有各式各樣的意見；有一天，總編輯張國立很直接地跟我說：「妳想做的事，也要看周刊這裡需不需要。不能只一直考慮你自己的想法，或者，嗯，理想啊之類的，周刊這裡也有周刊的規則。」
這番話聽來好像很平常，對當時的我來說，卻有如當頭棒喝，幫助我從周刊的角度編出了一本《理財金情報》，首創八開雜誌每期附加財經專刊；這些話，也成為十多年來我在思考自己 vs. 工作之間的重要的支點。
新聞人或者廣義的文化人，總難免有些許自負，總覺得自己想的最對、最好，如此一來，不但很容易鑽進小胡同裡，也很容易變得自私。或許沒有點自負自戀，很難從事文化工作，但是進到體制裡的 teamwork，卻也不能太過任性。
我們都很需要別人直言不諱的提醒，為的是讓我們學得更謙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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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跑財經新聞時批評到某單位主管，這位官員氣得打電話到報社要求換記者；財經組主任吳根成問，你為什麼要求我們要換這個路線的記者呢，那位官員說：「因為彭 xx 不夠專業。」吳根成答以：「她是我所認識的、全中華民國最專業的證券記者了，我沒人可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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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地方是完美的（就像我們自己也不完美一樣），但我知道，總的說來，在中時的工作是我人生中的一場「流動的饗宴」，可以銘記在心的盛情、可以帶得走的東西，不勝枚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