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時報文教基金會《公與義─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中的學者專訪
第二篇：採訪對象：政治大學研發長王振寰教授
訪談主題：全球化之下的台灣產業處境
「我感受到的是一股深沉的不安，」王振寰說，人們擔憂的一方面是經濟向下沉淪的現實，「另一方面，價值體系的崩潰，更讓人感到憂心。」這種無力感逐步蔓延，甚至於也讓不少知識分子灰心噤聲，「痛苦到一個程度，」王振寰說，有人就選擇「算了。」
王振寰指出，台灣的問題是還沒有準備好、甚至於是根本不敢面對「全球化」這個已經舖天蓋地的趨勢，因為全球化有一個對台灣來說，特別困難的命題，就是中國大陸的崛起。基於兩岸關係的歷史情結，台灣有許多人既無法好好承認中國大陸已經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事實，更難以像新加坡或者韓國，一方面以參與中國大陸的發展來創造自己的機會，另一方面著力於自己的利基產業，以避免與中國大陸正面交鋒。
「新加坡就是以非常前瞻且勇敢的態度來面對國家發展的新挑戰，」王振寰指出，他們早早就覺察到中國大陸勢必要起來，而且會從大量釋出勞動力的產業著手，新加坡選擇知識密度更高的生技產業；他們同時體認到「人才是發展之本」，大力歡迎優質專業的移民，「特別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才。」韓國也一樣，「中文成為顯學，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台灣卻不是如此。面對產業外移、尤其是西進的趨勢，政執者的策略不是提出「下一輪台灣經濟發展的願景」，讓台灣跳脫成本競爭的痛苦循環，而是不斷用包括減稅在內的優惠政策企圖留住那些早該走的產業，「這根本是經濟自殺。」
王振寰說的自殺有兩個層面的意義，第一是，企業經營自有其邏輯，「現在把他們強留下來也沒有多大的意義，要走的，終有一天還是要走，因為他們沒有競爭力。」其次，政府一再用租稅或者其他獎投措施鼓勵那些產業，不但侵蝕國家財政，也造成租稅不公平，使得「台灣貧富差距的問題愈來愈嚴重。」
王振寰說，台灣在經濟上的困境讓很多人看不到「明天在哪裡」，但是更巨大的徬徨是「連昨天也不見了。」他的觀察是，這幾年，台灣社會的集體情緒、記憶，經歷了嚴重的摧殘，很多人們長久重視、珍惜的價值觀，賴以安身立命的原則，「被政治人物搞得一塌胡塗。」王振寰特別痛心的是「很多父母都不知道該怎麼教育孩子才對了。」在只有「大破」卻沒有「大立」情況下，「台灣人陷入了無盡的茫然。」
在陽明上山，王振寰同樣看到了這樣的焦慮，但是「大家都願意來，就表示仍然有所期待，」於是，他有了一個想法，或許在三二二之後，很多事情底定了，大家可以再次一聚，「有了具體的對話對象，該怎麼做，可以更挑明地講。」
‧第一篇：「草山論劍」的一小步 http://blog.chinatimes.com/prayer/archive/2008/02/26/2506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