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一月下旬，我應時報文教基金會之邀，參與《公與義──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一書，針對參與座談會的十九位學者及主辦單位，逐一進行訪談，作為他們每位所提論文的一個提要說明。
以下是各個採訪稿，亦收錄於《公與義──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一書；經時報文教基金會同意，刊此部落格。（未按論文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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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訪談對象：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英、《中國時報》社長林聖芬、《中國時報》總主筆倪炎元
訪談主題：談時報文教基金會及《中國時報》舉辦這次草山座談會的緣由（相關新聞請見：http://news.yam.com/chinatimes/society/200712/20071216064725.html）
題目：「草山論劍」的一小步
「將這群朋友關在陽明山上兩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幕後催生這場研討會的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英，回憶當初從動念、構思、策劃到最後促成這場純由知識份子擔綱的「草山會議」，整個過程不知經過多少周折，從成果看來，是值得的。
草擬大綱還算單純，時報余範英、林聖芬、倪炎元、以及學者黃榮村與朱雲漢先後開了幾次內部會議就陸續搞定了，真正麻煩的還是在於怎麼將這群知識人湊在一起，回憶當時可說是大伙兒親自「一通通電話打來的」，有的時間湊不上，有的先答應來後來臨時又不來了，有的則是推了其它行程，一定趕來。最後的組合，還是令大家滿意的搭配。
余範英說，公與義研討會已經辦了十年，「一直在做的就是結合一些令人敬重的朋友，學習並且尋找擔負社會責任、與公共政策對話，以及自我反省的機會。」而這次的會議特別讓人期待，林聖芬說，「因為台灣走過民主開放的這些年來，累積了很多值得關心的問題，知識界有很深刻的焦慮，有很多話要說。」策劃人之一的時報總主筆倪炎元補充：「在政黨、統獨的問題之外，文化論述長期被邊緣化，變成了冷議題，但事實上，我們要談台灣主體性，就不能不談文化議題，」因此，在這次的會議中，四大議題都扣著文化省思。
余範英認為不必迴避敏感問題，現在很多人喜歡談「意識型態」，並侷限意識型態為政治用語，但她以為本意不應如此，「什麼是意識？意識是個人或社會在成長的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經驗與態度，」她認為社會應該跳脫以政治範疇來談意識型態，應多去談互動與共同分享、分擔的部分，「這樣也許可以為我們的社會帶來多一點溝通、包容、建立共識的機會與空間。」
讓知識份子直接藉由文化論述來處理意識形態的議題，有時反而能將問題變得更清晰，倪炎元表示，啟蒙的時代過去了，「在大論述之外，我們已到了需要實際著力的時候了。」媒體人林聖芬社長則相信，這次的聚會不只是讓大家抒發情緒，「也是對知識分子的再一次『號召』，」把他們的專業與熱情再一次與台灣社會的發展聯結起來；「希望做的不只是枝節性的批判，而能夠對台灣未來的路，形成具可操作性與前瞻性的觀點，而媒體應反思與責任，為結合知識份子提供平台」余範英形容：「這是公共知識分子該做的事。」
林聖芬說，二十多年前《中國時報》在宜蘭棲蘭山莊曾舉辦了一次國是會議，「當時的台灣一步步走向解嚴與自由開放，因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意見和觀點是社會迫切需要的，他認為，今天的台灣正在另一個關鍵點上，「內有民主自由化之後，如何實踐社會公義的挑戰，外有全球化在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帶來的影響，衝擊可說更大，也同樣需要知識分子投入關切、提出良方。」余範英強調，不論外在的世界如何變化，「擁有堅實的內涵，是建立自信的基礎，也才有能力迎接挑戰，」而如何創造一個真實永續的力量，「是我們共同的功課。」
「或許這是一個小的聚會，但我們已經踏出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