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琦君過世，我的心裡非常難受。我是看著她的書長大、變老的。我把她的《三更有夢書當》、《留予他年說夢痕》…傳承給了女兒。

琦君給我的，是一個溫柔敦厚的世界；我一直相信，「文如其人」，特別是一個筆耕勤奮的人，他的本質是很難長久隱藏在文字之下的，所以，我想，琦君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如她小說、散文中呈現的質地。

幾年前，琦君回台灣時，我曾對她和她的夫婿李唐基先生做了一個專訪，以下是這個專訪的內容，當時他們剛從琦君的故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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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琦君回到了睽違半世紀之久的家鄉浙江永嘉，與她的讀者見面。

那兒的老中青讀者殷殷企盼著琦君，不只是因為她的寫作在過去四十餘年的歲月裡，感動了不同世代的人，也因為琦君是少數在高度成名之後還樂於與讀者不斷保持接觸的作家，她讓讀者感覺彷彿總在左右一般；琦君的年紀不小了，不常演講，也不上網，她所做的是：誠摯地回覆讀者們、特別是孩子們的來信。

琦君的小說與回信令讀者欣慰：「她說出了我的心事；她在乎我」；因此，雖然在此之前，家鄉的讀者從未與她謀面，卻在文字中猶如相識已久；琦君的親切與溫暖有著無比魅力。

寫信給琦君的讀者以年輕人、甚至孩子居多，琦君說她總不忍心令孩子失望，「他們寫了信來，總盼著我能夠回信呀」。她說，孩子不理解大人的世界，不能明白成人可能是因為忙碌所以不能回信，而會覺得自己不被重視，琦君笑說：「如果我疏於回信，可能會讓孩子得到一個結論：大人都很差勁──這樣可多罪過呢」。

當然，琦君回信也有一定的原則，凡是第一次寫信給她的小讀者，琦君會儘可能及早回覆，但會特別註明因為讀者來信太多，所以未來再來信時，「可能我就沒有辦法立刻回覆了」。琦君不想讓讀者失望，但也須兼顧自己的時間，這可以看出她做事的體貼與周延──而這一切，都是因為愛：她珍視一切人間情緣；琦君總說：「愛是推動一切的力量」。

前一陣子，因為一部小說改編的戲劇《橘子紅了》，讓琦君的名字在台灣的大街小巷裡流傳了起來；許多驚奇於劇中人物糾結複雜關係的觀眾也許並不知道，其實，這部小說與琦君自己的家庭故事有某個程度的類似之處，她就是來自於這樣一個有大太太、二太太和三太太的家庭。

琦君是個孤兒，一歲時，父親過世，四歲時母親也走了，於是她被送給了後來的父親和母親撫養，而父親除了在鄉下有一個妻子（也就是琦君所說的母親，她喚作「大媽」），後來又在城裡娶了二姨太；再後來，父親又納了三姨太。因此，琦君童年經驗其實很有可能是崎嶇的，幸而她遇到了這位心地善良、溫厚的大媽。這位非親生母親的大媽一路扶養琦君長大；父親在城裡有他的事業，又因另有家庭，所以很少回鄉下，與大太太的感情自然也日漸生疏。

因為這樣複雜的人倫關係，琦君的家庭似乎難逃中國傳統社會裡總會出現的勾心鬥角，也難免有傷心人，但她的文字裡卻幾乎僅僅輕輕帶過這些事情，而她散文集如《三更有夢書枕》與《留予他年說夢痕》中，也總以最澄淨安詳的文字，靜靜地抒寫許多理當驚濤駭浪般的家庭事端。

琦君之所以能夠擁有愉快平靜的童年、能夠不以激動忿恨的情緒觀看周遭的一切，最重要的力量正是母親；做為承載最大委屈的悲劇性人物，做為丈夫鮮少注意的大太太，琦君的母親卻總是告訴琦君：「只要去愛就好了，愛最單純」。

上次回家鄉，受同父異母妹妹之託，琦君也去看了父親的第三個太太，「我都是一個老人了，她──更老了，大家坐著輪椅會面」（琦君因為膝蓋無力，因此有時以輪椅代步），琦君說：「這麼多年來，她也真的吃了好多苦頭，能夠活下來再見面，多麼珍貴」；人生既已行走至此，還有什麼放不下的怨憎呢；六、七十年前，幾個女人之間的風雨駭浪，早已經過去了，對琦君來說，「我們都是一家人」，這件事比什麼都重要。

家鄉為琦君蓋了一座文學館，就在當年的潘宅（琦君本名潘稀珍，但因為她覺得「珍」字太俗，所以自己改為希真）。當年，琦君就在這裡讀書生活，窗外飄香的桂花曾經陪伴著她度過了多愁善感、不可言喻的青春，此刻，文學館也在同樣的位置栽植了一株桂花，複製的情境當然觸動了琦君。

不過，和許多老人不同的是，她憑窗追想，感慨的不是歲月飛逝的無奈，而是深深跌落當年情懷──這和琦君憶兒時的文字有著類似的屬性，楊牧稱之為「寓嚴密深廣的思想感情於平淡明朗的文體之中」，感時而不傷懷，寧靜所以致遠，這是琦君的文字之所以感動人的理由之一：再怎樣灰暗不堪的人性，琦君也用一顆寬容樸實的心收攏成了雋永諒解。

成年人閱讀琦君的童年，可以讓自己跌回記憶，與自己曾經經歷過的單純童稚時光相遇，對許多成年之後，不由自主地在諸多複雜環境裡輾轉流宕的人來說，琦君散文裡那麼簡單的童年心情真是人生夢寐以求的。

對年輕一代的讀者來說，多妻的父親、幼時在中國大陸江南鄉間的生活與青少年的求學經驗，都遙遠地散發出一種異國情調，特別迷人。

重要的是，琦君的童年經驗裡或許也曾經遇到無法理解的人與事情，但她的文字裡始終沒有惡人，人間或有不平，但人生何處不能圓滿？她為讀者描繪了一個各安其位、人們在自己的角色與人生情節裡活著的世界，這個世界有一定的秩序與軌道；琦君如實描繪了當年她未必理解的這個世界，但是因為有愛做為串場，一切便可以運轉下去；就算有情緒，也真的是「留予他年說夢痕了」，既然往事已成夢，琦君傳達給讀者的訊息是：「那麼，此刻，我們就好好活下去吧」。

播下愛的種籽的母親為琦君的人生舖陳了淳厚善良的底色，此後，琦君得以在此上揮灑人生；母親為琦君打好了生命態度的基礎。最該抱怨、最該生氣的母親，卻始終以無盡的愛與耐心面對一切，無形中，也對琦君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對琦君的母親來說，自在感恩地好好活著的琦君就她苦難一生的最大的回饋了，她常對琦君說：「有妳，人生苦的也成了甜的」，母親無盡且專注的愛，是琦君自信的源點。

成年之後，她便透過自己的一枝筆，把母親的情懷與人格，不斷地傳播了下去，四十年來，琦君的散文感動了無數華文讀者，也在讀者的內心深處植入一種溫柔敦厚的典型，這典型自然起始於對母親無盡的感激與懷想──相信這是琦君一種孝順母親的方式吧。

琦君的世界似乎總是水到渠成，「我從來沒有做過人生規劃，其實是走到哪兒是哪兒」，而她唯一做過的計劃大概是「這輩子不結婚了」，不過，這個計劃後來卻沒法兒貫徹，因為杜甫為她做了媒。

當年，琦君一個人從家鄉來到台灣，住在司法大樓的宿舍裡。那時的宿舍很多單身男女，放假時大家偶而會聚在一起聊天。

某次，琦君做了好幾道菜請同宿舍的朋友吃，其中一位並不太熟悉的男子李唐基也來了，大家相談甚歡，回去之後，這男子特地寫了一封信給琦君，對她的熱忱招待表示感謝，信中並且引用了杜甫的兩句詩：「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月夜憶舍弟＞），琦君猜想，他也是一個人在台灣。

這兩句感懷的詩觸動了琦君的心，她開始與他通信；琦君逐漸感到自己年紀也大了，一個人生活實在有一種漂零的感覺，因此終於決定接受追求、和他結婚。

琦君結婚時已經三十多歲了，在那個年代，算是晚婚的，但琦君笑說，要不是因為李唐基引了杜甫的詩，她和他基是不會開始交往的，所以琦君總要說：「杜甫是我們的媒人」。

文學，為琦君牽了姻緣，創作當然也就不會從她的人生裡退席。

琦君說，婚後的家庭生活雖然忙碌，「有做不完的家事」，但是李唐基非常希望琦君能夠維持寫作，「他說千萬不要因為結了婚，就放下了筆」，創作與生命之間有著深刻的精神聯繫，李唐基充分理解並且支持。

李唐基笑稱自己是琦君的「生活祕書」，幫琦君安排所有的活動行程，鉅細靡遺地提醒她什麼時候該做什麼。琦君說她性子急、忘性大，常常找不到東西，可是李唐基過去是擔任會計工作，做事很仔細，所以一旦琦君陷入迷糊陣，他就抽絲剝繭地盤查，十有八九總能幫她解困。

不過，也因為先生做事仔細，所以動作很慢，急驚風遇到慢郎中，兩人難免拌嘴，結婚五十年，兩人也習慣了，「我們是一邊鬥嘴一邊協調」，琦君說：「我總是勉勵自己看人看優點，接受生命中的一切；我是個幸福的人」。

與琦君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