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
 
　十月三十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了馬悅然先生的《反駁關于瑞典學院的謬言》一文。該文反駁筆者于十月二十五日發表于同一報刊的評論瑞典學院的文章，嚴厲批評筆者 “主要依靠瑞典媒體上關于瑞典學院的謠言與嚼舌頭的閑話來歪曲事實”，幷指責筆者“缺乏一個記者所該具有最起碼的責任感”。針對筆者提出的關于瑞典學院有兩派的觀點，馬悅然先生告訴讀者：瑞典學院早就“把理想主義的觀念置之度外”。
鑒于這一爭議涉及到幾個重要問題，筆者不得不撰寫此文予以回應。
 
　第一，關于盧西迪事件的評論，筆者幷非如馬悅然先生所說，僅僅根據瑞典媒體的“謠言”和“閑話”，而是根據瑞典的多家權威著作，例如，瑞典文《獨立百科全書》（ den fria encyklopedin ）和作爲教科書的瑞典文學史著作。

　首先應當糾正的是馬悅然先生的誤記。一九八九年激烈反對學院接受作家協會的要求的，不是馬悅然先生所說的吉倫斯登（ Lars Gyllensten ）, 而是當時的常務秘書阿連（Sture Allen ）。《獨立百科全書》的阿連條目有這樣的介紹：“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九年任常務秘書，阿連是一九八九年盧西迪事件中有爭議的人物之一，這一事件導致艾克曼 （ Kerstin Ekman ）、吉倫斯登和埃斯彭斯崔 （ Verner Aspenstrom ）離開學院。”  “盧西迪事件” （ Salman Rushdie-affaren）這一條目同樣寫到： “與此相關的結果是一九八九年埃斯彭斯崔、艾克曼和吉倫斯登爲了表達抗議終止了在學院的工作。”
 
　在有關上述三位前院士的文史資料中，均可以發現類似的說法。例如，哈格（ Goran Hagg ）教授撰寫的 《 瑞典文學史》(Den svenska litteraturhistorien,1996 )是這樣陳述的：“一九八九年，當印度裔作家盧西迪受到伊朗政府中穆斯林狂熱分子的處死威脅時，瑞典學院由于害怕報復拒絕對此采取立場，吉倫斯登和艾克曼敢于邁出這一步：要求退出（學院）以抗議那一令人悲哀的决定。”（ 頁 578 ）隆羅斯 （ Lars Lonnroth ）等人撰寫的三卷本《瑞典文學》（ Den svenska literaturen,1999 ）第三卷，也有類似的陳述。
 
　在沒有更具公信力的著作出現之前，筆者仍然相信這樣的陳述。被馬悅然先生斥爲“虛僞 ”的吉倫斯登，在他的著作《回憶，僅僅回憶》( Minnen, bara minnen, 2000)  中對盧西迪事件的前因後果有詳盡叙述，其中一個基本事實是：在“瑞典學院不予介入”“有政治意涵的問題”的宣告發布之後，吉倫斯登和女院士艾克曼立即宣布了反對這一决定的保留意見。
 
　儘管如此，筆者仍然樂于讀到馬悅然先生的不同版本，以利于研究這一問題可能的複雜性。馬悅然先生把艾克瑪曼出學院的原因，僅僅歸結爲她是吉倫斯登的“一個親密的友人”，未免過于簡單化了。

　第二，馬悅然先生說，“安隆特（Ahnlund）院士九年前退出學院的原因，跟盧西迪事件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一說法是不準確的。安隆特幷沒有在九年前退出學院，當時他只是揚言要退出，此後疏遠了學院的工作。同時，筆者也沒有談到安隆特今年退出學院與盧西迪有關。

　一九九七年，安隆特爲什麽揚言退出？馬悅然先生的說法是因爲安隆特與瑞典學院之間出版問題的糾紛。但是，根據隆羅斯教授在《瑞典文學》中的解釋，是因爲安隆特等人激烈反對恩格道爾（ Horace Engdahl ）入選瑞典學院院士。隆羅斯把這一衝突稱為盧西迪事件之後瑞典學院內部又一場“風暴”。“儘管如此，恩格道爾仍然入選，幷且在一九九九年繼任阿連的常務秘書職位”（卷3頁624 ）。

　馬悅然先生斷言，他自己一九八五年選入瑞典學院以來，“那二十年中沒有一位院士拒絕參加評選”。這樣的說法同樣是錯誤的，因爲安隆特院士在正式退出學院之前，仍然是一位院士，至少安隆特院士多年來拒絕參加評選，馬悅然先生自己前後矛盾的話就是最好的證明：安隆特“ 宣布他要退出學院。在最近九年中，他只參加過一次會。”此外，斯文森 （ Bo Svensen，一九八六年起任學院常務秘書的私人秘書 ）在瑞典文著作英譯本《瑞典學院和諾貝爾文學獎 》（ The Swedish Academy an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00 ）中，就曾提及院士有時由于種種原因而沒有出席評選會議的情况，斯文森的措詞是有分寸的：“出席人數是高的” （ attendance is high）。換言之，有時不是百分之百的出席率。

　第三，關于筆者對現任常務秘書恩格道爾的評論，也是有根有據的個人觀點。
 
　筆者前文談到恩格道爾 “維新是尚”，是指他在評選諾貝爾文學獎的問題上對“實驗性藝術”新花樣的崇尚，這與他研究不研究十八世紀的瑞典文學，或研究不研究古希臘羅馬文學無關。在我看來，作爲一個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者，恩格道爾近乎是在玩諾貝爾文學獎。例如，他的某些缺乏道德感的言論，曾遭到安隆特的嚴詞譴責：恩格道爾“摧毀了我們國家的道德神經”。這句話的出處是 Michael Specter 撰寫的《諾貝爾綜合症――斯德哥爾摩來信》（The Nobel Syndrome： Letter from Stockholm），載《 紐約人》( The New Yorker, 1998年10月5日 )。
 
　因此，筆者認爲，與瑞典學院內部以及圈外的一些作家和文學批評家相比，恩格道爾是比較差勁的。恩格道爾出任常務秘書，與各個領域常見的 “劣幣驅逐良幣 ”現象非常類似。至于瑞典學院歷史上的 “劣幣驅逐良幣 ”現象，院士和詩人福塞爾 ( Lars Forssell )早已作了精彩描述。他于二○○○年瑞典學院創立兩百二十五周年之際，寫了一首紀念性的《古風頌歌 》（ Ode I gammal stil ）。這首長詩回顧了學院的歷史功績，同時總結了它的經驗教訓。詩人列舉了學院歷史上 “ 漏選”爲院士的七位瑞典作家和人文學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斯特林堡。福塞爾愧疚地寫道：
 
“也許你們可以不朽地長眠
比我們這些被選中的平庸者更爲安寧 ----
你們依然活著！
學院的誹謗者們愈來愈多地談論
那些不曾在此占有一把交椅的人
而不大談論正穩坐交椅的院士。
 
當誹謗者驕傲地拱起屁股朝著這個小圈子
他們往往是正確的......”
 
　第四，與上述三點相比，對諾貝爾遺囑要求的“理想傾向”的態度，是更爲重大的問題，更值得瑞典學院和廣大讀者注意。

　馬悅然先生認爲，“ 瑞典學院早在一九四○年代把理想主義的觀念置之度外 ”。他以此反駁筆者關于瑞典學院內部 “至少有兩派勢力”的分析，幷質疑筆者從哪兒得到這個“情報”。因此，筆者有責任告訴讀者：筆者的根據是瑞典學院多位院士關于諾貝爾文學獎的著作。舉其大要，有前任常務秘書阿連和現任諾獎評委主席埃斯普馬克（Kjell Espmark ）合著的瑞典文和英文小册子《諾貝爾文學獎導論》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2001)，埃斯普馬克的專著《文學獎：肩負諾貝爾使命的一百年 》 ( Litteraturpriset: Hundra ar med Nobels uppdrag,2001)―― 這一書名本身就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爲了讀者查證的方便，這裏僅僅舉出諾貝爾基金會的諾貝爾網絡博物館 （Nobel e-Museum）上刊發的兩篇英文文章，一是埃斯普馬克的 《諾貝爾文學獎》（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二是阿連的《 能勝過莎士比亞嗎？―― 諾貝爾文學獎面面觀 》（ Topping Shakespeare? Aspect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埃斯普馬克在該文論及“理想傾向”時指出：“ 實際上，文學獎的歷史是解釋這一不明晰的遺囑的連續不斷的嘗試。” 在重申一九八九年以來瑞典學院的“世界文學”的評選方針時，埃斯普馬克繼續表示：“一項早就開始的新政策，到八十年代取得驚人的推進。 新政策再次嘗試理解和達成諾貝爾的遺願。” 此外，他還轉述了阿連對“理想傾向”的文本的解釋。阿連在上述著作和文章中，力求從哲學、思想史和語言學等多個角度闡釋“理想傾向 ”。他指出：“今天，在過往努力的啓發下，學院內部有一種‘ 回到遺囑 ’的傾向  ( a drift back to the will)”。由此可見，在今天的瑞典學院內部，堅持遺囑和忽略遺囑均有人在。或者說，以阿連爲代表的“回到遺囑” 派和以馬悅然先生爲代表的“ 把理想主義的觀念置之度外 ”派是涇渭分明的。每個院士觀點都不盡相同，瑞典學院絕對不是統一的一派。

　百多年來，瑞典學院不少院士在不斷闡釋諾貝爾遺囑時，已經基本上正確地把“理想傾向 ”解讀爲人文主義精神和世界文學的眼光。諾貝爾精神不是一種孤立現象，他繼承、發揚了歐洲優秀的人文主義傳統。在某些院士那裏，包括在筆者向來尊重的馬悅然先生身上，基本的人文精神是滲透在他們血液中的，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不可能完全把“ 理想傾向”“置之度外 ”。
 
　當年，諾貝爾遺囑一公布，瑞典早期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布朗廷 ( Hjalmar Branting ) 就曾發表《 諾貝爾遺囑 ―― 大善意，大失誤 》一文，認爲諾貝爾委托瑞典學院來鱗選文學獎是一項不幸的選擇，因爲他預料，瑞典學院會對“理想傾向”給予保守的解釋。後來果然如此。如果今天的瑞典學院全體一致地“把理想主義的觀念置之度外”，那就是諾貝爾更大的不幸了。假如瑞典學院幷非如此，那麽，馬悅然先生的言論就給讀者提供了一個錯誤的信息，對瑞典學院的聲譽和諾貝爾文學獎的價值都是有損害的。

 2005年 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