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預見的，發動「百萬人倒扁行動」的施明德，終於要面對老戰友們的無情攻擊與污衊。當年站在施明德身邊共同為理想反抗國民黨威權的所謂「民主運動人士」，因為今日得勢了，發達了，有幸成為執政的一邊，於是就忘記過去反對者的身分，不僅忘記，他們還要無所不用其極打壓這樣的身分，在這批人的眼裡，施明德不該站在對立的另一邊，因為就與當年的國民黨眼裡看到的，站在對立另一邊的就是敵人啊，也就是說，這批人忽然變身成自己昨日的死敵，於是各種手段紛紛出籠，有競選總幹事發動鄉親追討捐款者，有「好心」隱瞞多年卻在此刻招出當年施向蔣的所謂求饒信者，有前妻爆料前夫之私生活放蕩墮落者，甚至，甚至有自謂奉施為英雄的後輩，那位民進黨籍現任立委，無限忿慨地說：「恨不得當年蔣經國能槍斃他！」

許是因為「親痛仇快」，臨加在施的攻擊是又狠又猛。又或者，目睹學校課本將施的反對者形象納入歷史，眼紅嫉妒之餘，忍不住對施痛下殺手。然包括支持倒扁的民眾在內，所有人都把施的行為解讀為一個老革命家的重操舊業，是對現實政治的不滿而揭竿起義，是真的「看不下去了」才挺身而出，但筆者要說，其實施是不想愧對一個人，也因為這個人，施的倒扁運動就算遭受最嚴酷的打擊亦要堅持下去，這個人就是施明德的胞兄，施明正。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身兼詩人、畫家、金石家、小說創作者多重身分的施明正因為心肺衰竭逝於台北，得年五十三。施明正是聲援其弟施明德的絕食行動而死。美麗島事件中，施明德是最後遭逮捕者，一九八○年被處無期徒刑，一九八八年國民黨政府公佈減刑條例，改判施明德十五年徒刑，但施以為自己乃受政治迫害，訴求重審，並開始絕食抗議，在台北三軍總醫院戒護就醫期間多次因體力衰竭被強行灌食，其兄施明正不服且不忍，同年四月二十二日跟進絕食，四個月後，不幸身故。

今日世人對民主運動的歷史記憶裡，似乎沒有一個施明正的位置。若有，也僅止於把他歸為文學家，而非政治家。或許如此的歸類是適切的，也符合當事人的期望，誠如施明正本人所說：「我不喜歡政治，我從未就文學作品與政治的因果，做過任何比較。我的一生，是注定要成為一個最純粹的文學藝術家。」(見〈指導官與我〉，《施明正集》，台北：前衛，頁一九五~一九六)，就連胞弟施明德也稱其為「懦夫」的這位兄長，對政治的基本態度是疏離的，有時候甚至帶著犬儒色彩，在一九六一年被施明德的叛亂案株連而枉坐五年冤獄後的憂鬱文人從此自詡「魔鬼」，一方面自我放逐縱情酒色、耽溺藝術，另一方面卻又寫出〈渴死者〉〈喝尿者〉這般控訴獄中不仁的小說作品，可以說，彼時的施明正是活在現實與理想、政治與藝術的夾縫中，但是，此一半懦夫一半魔鬼的「渴死者」，最後又是懷著甚麼樣的動機，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終站呢？

文評家王德威試著為時代的讀者尋出一個可能的答案。

「我也以為施明正可以和二次大戰後日本的『無賴派』作者如太宰治等相比較。太宰治大半生自外於主流體制；他對於戰後左翼政治理想的妥協，日本文明的瓦解，還有現代人感官世界的萎縮，極有不滿，促使他以肉身為祭壇，實驗他的叛逆美學。這是飲鴆止渴的美學，因為文字的成績不折不扣來自身體的頹敗消耗。縱欲濫情不是逃避現實的方法，反而成了造就創作的必要手段。而太宰治的絕招是自殺。他一生多次自殺未遂，最後終於如願以償。」──見王德威〈詩人之死〉，《歷史與怪獸》，台北：麥田，2004，頁一八六

一個施明正走了，一個施明德留了下來。安安靜靜的殉道文人，留給健忘世人的聲音何其微弱，他也許不曾想過成為政治人，最終卻為了(弟弟的)政治而殞命，撫今追昔，難道活下來的施明德能輕易忘卻，能面對較諸曩昔更廣更大更無孔不入的新威權力量而輕易退縮，讓自己的親手足含恨九泉？

不會的，至少筆者相信不會。又，倘然他施明德膽敢假民主之名而暗行惡事，何啻天理難容，他更對不起身上背負著的，兄長的一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