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語言文化間的差異容易造成誤會。差異不只侷限於兩語言文化間文本內容翻譯的不可能，很多時候更與某些語言遺下的，在文本內容之外的特性有關。

　　社會語言學家剛波茲（John J. Gumperz）在八○年代有一個常被引用的研究：英國某機場的員工自助餐廳常有員工抱怨打菜的人態度欠佳。剛波茲發現，其中大部分打菜者是印度裔或是巴基斯坦裔的英國人，他們以英語溝通內容毫無障礙，然而受到本身母語聲調的影響，習慣以「降調（＼）」結束問句，也就是說，他們會站在餐台後方拿著大瓢子說：

　　「雞塊＼」（意謂：「你要雞塊嗎？」）

　　「玉米＼」（意謂：「你要玉米嗎？」）

　　「馬鈴薯＼」（意謂：「要不要來點馬鈴薯？」）

　　這樣的溝通方式對期待在問句結束時聽見音調上揚的英國英語文化（相對於印度英語文化）族群耳朵裡變成：

　　「雞塊＼」（意謂：「雞塊啦。」）

　　「玉米＼」（意謂：「玉米啦。」）

　　「馬鈴薯＼」（意謂：「馬鈴薯啦。不會看喔。」）

　　於是用餐者不給打菜者好臉色，打菜者覺得用餐者莫名其妙，午餐時間氣氛緊張，員工相互抱怨。

　　我們說話時收放的資訊不只是內容而已。口語互動的範圍廣闊――肢體動作、身體距離、說話速度、節奏、音調、引出主題的方式、對話中「接口」的暗示、沉默、停頓、說話量、聆聽方式等等――諸多面向在特定語言文化裡普遍代表的意含，覆上個人語言風格的出入，時時宰制著我們對交談的理解。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一個小公務員之死〉是複雜口語互動的有趣示範，儘管兩主角用的是同一種語言，這故事生動地讓我們看見特定時代下，當階級的惡文化掩過語言內容，人間無以對話，溝通之不可能終將個人推向何處。故事說一個政府裡的小職員某一晚去看戲時，不小心在一個交通部高級官員的頸子上打了個大噴嚏。他當場道了一次歉，中場休息又道了一次歉，官員回答「沒關係」、「拜託，坐下」、「夠了，我已經忘了」。然而小職員不相信官員回答的內容，他從官員「惡意的眼神」、「抽動的下唇」判斷官員其實不想與他說話。於是小職員翌日又跑到交通部進辦公室道歉，官員說了一句「沒這意思……」，然後「轉向第二人問話」――這舉止讓小職員覺得他一定是生氣了，之後又追上再道一次歉。此時小職員重複的行為也讓官員對他不厭煩的道歉有了另一種理解：官員沮喪地認為小職員是在嘲弄他。為此小職員第三日再回去道了一次歉，此時官員已經聽不見他苦求原諒的內容，臉色鐵青地大聲咆哮：「滾出去！」小職員嚇呆了，覺得身體裡有什麼東西不對勁了，在街上遊蕩一陣後，回到家倒在沙發上，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