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開拓與改革的七○年代
1. 進軍世界文壇——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
從多年的教書生活，突然進入一個政府機構作公務員，好像從一個安然自適的夢土遭到流放。即使在那個不把「生涯規畫」掛在嘴上的年代，也是大大的斷裂。現實考量之外，內心只有一個確切的安慰：我真的可以將台灣文學用英文介紹給西方世界了。一直盼望有高人著手，如今竟意外地輪到自己接受挑戰，也許比創辦中興外文系更加艱難。
初到台北舟山路國立編譯館上班的日子，我變得非常脆弱，坐在掛著「人文社會組主任室」辦公室裡，有時會有中興大學的人來，他們拜訪曾經擔任中興大學教務長的王天民館長，也會過來看看我，我畢竟也在那兒十三年啊！即使是當年不熟識的人走進來，我都會熱淚盈眶，總是要很努力才能不讓別人看到我的眼淚。想念台中純樸的街巷，寬廣校園中友善的師生，宿舍前面延綿到山邊的稻田，風過時，稻浪如海濤般起伏……。
面對全新的生活環境，唯一的方法是穩下心來，開始了解新工作。
第一件事是擬定英譯計畫，首先要找到合作的人。幸運的是邀請了名詩人兼中英譯者余光中、師大教授吳奚真、政大教授何欣、台大外文系教授李達三（John J. Deeney），合組五人編譯小組。吳、何二位在重慶時代是《時與潮》的主力編輯，李達三在美籍教授中最早研究比較文學，對中國文學亦有深入研究，在台大教英國文學史。他們都對這套英譯選集計畫很有興趣，非常樂意合作出力。
自一九七三年二月起，我們五人每星期二下午聚會。先定了詩、散文、小說三個領域，然後選文、選譯者。漫長的審稿討論，無數的評讀，直到定稿，將近兩年時間。每一篇每一字斟酌推敲而後決定。在無數個午後認真和諧的討論中，終於完成一千多頁《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初版的定稿，一九七五年由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發行。對歐洲及美國的漢學家而言，這是第一套比較完整充實地介紹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英譯本。自從一九四九年播遷來台，台灣文學作家得以在大陸政治文化的鐵幕之後，延續中國文學傳統，創造出值得研究的作品，好似開了一扇窗子。
作品的年代橫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四年之間，選錄台灣出版的現代詩、散文和短篇小說，約七十萬字。我在《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前言》對這二十五年的文學概況作了說明：「台灣自光復以來，由於中華民族的聰慧勤奮，各方面的成就，在全世界睽睽注視之下得到了應有的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是個創深痛鉅的世界，種種興衰浮沉的激盪都深深影響了台灣一千多萬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我們的割捨、懷念、挫折、奮鬥和成就是文學創作取之不盡的題材，使它能不斷地拓展領域，加深內涵，後世治中國史的人會作公平的判斷。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文學不僅在此延續，而且由於處於開放社會的台灣作家們在思想深度和技巧上的努力，已使中國文學的主流更加波瀾壯闊了。」
我認為，促進文學創作在台灣蓬勃發展的原因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隨之而來的是強烈的文化使命感。由於政治與經濟方面的衝擊，作家們的視野更廣，筆觸更深，文學理想與現實人生有了更理性的平衡。另一個重要的推動力是報紙副刊與文學性雜誌的競爭。他們對文學作品的需要不僅量大，質的水準也日益提高，三十年來累積的成果自是可觀。除了政府行之有年的各種獎勵外，八年來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文學獎和吳三連獎相繼設立，應徵踴躍，評審公開，均已建立權威性，甚至對寫作方面都有長遠的影響。民國六十年以後，在外交的逆境中，台灣靠自己奮鬥創出了經濟的奇蹟，得以在世界上揚眉吐氣。可是在國際文壇上，我們卻幾乎是喑啞無聲！有些人譏嘲台灣是文化沙漠，而我們竟無以自辯！實際上，三十年來中國大陸文壇除了抗議文學和備受攻擊的朦朧詩外，可說是寒蟬世界；而台灣的文學創作，由於題材和內容形式的多樣性，卻有自然的成長，無論是寫實或純藝術性的作品，反映的是政治不掛帥的真實人生。
這套選集既是為進軍世界文壇而編，選稿的原則就與國內選集略有不同。作品主題和文字語彙受西方影響越少越好，以呈現我們自己的思想面貌。過度消極與頹廢的也不適用，因為它們不是台灣多年奮鬥的主調。限於篇幅，題材與風格相近的作品盡量不重複。作品先後次序依作者年齡長幼排列，這種排列方式，除了極少數例外，自然地劃分了這段時間創作發展的各個階段。
編選的三種文類中，以現代詩的發展最穩健，成就也最為顯著。早期重要的詩社有現代派、藍星社、創世紀、笠、龍族、大地、主流等，這些詩人以極高的天賦才華書寫意象豐沛感時憂國的新詩，唱和、論辯、競爭，成為互相的激勵，共創了中國新詩的一片榮景；題材和技巧出入於西洋詩派與中國傳統之間，至今影響巨大。
似乎是一種巧合。我初到台灣不久，曾讀到覃子豪〈金色面具〉，其中一行：「活得如此愉悅，如此苦惱，如此奇特」，這行詩句令我難以忘懷，成為我數十年來自況的心情。在新詩選集中，它是第一首詩。許多詩人最有名的詩已成為五十年間人人傳誦的名句，如紀弦〈狼之獨步〉、周夢蝶〈還魂草〉、蓉子〈燈節〉、洛夫〈石室之死亡〉、余光中〈蓮的聯想〉等。楊喚〈鄉愁〉最後兩行：「站在神經錯亂的街頭／我不知道該走向哪裡」，竟一語成讖預言他死於車輪之下。鄭愁予〈錯誤〉名句：「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瘂弦〈如歌的行板〉由「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起，至今仍處處以「必要」為言語之機鋒開路。敻虹〈白鳥是初〉和〈水牋〉用最純淨的語言寫深遠的情境。選集中最年輕的詩人是楊牧，剛剛放棄已讓青年人喜愛的筆名「葉珊」，走學者的路；由研究《詩經》出發，隔著太平洋回頭看台灣的故鄉，寫出更為沈穩的散文和《海岸七疊》等十本詩集。
儘管長篇小說能更完整更深刻地探討既定主題，但由於篇幅和人力的限制，未能選譯長篇小說。我們先翻譯二十五篇短篇小說，希望主題各異、涵蓋面廣的短篇小說，能從更多角度呈現台灣這個萬花筒似的時代。初期十年的作者，剛剛遭逢家國巨變渡海來台後喘息未定，作品中充滿了割捨的哀痛與鄉愁，如林海音〈金鯉魚的百襉裙〉和〈燭〉，孟瑤〈歸途〉和〈歸雁〉，潘人木〈哀樂小天地〉，彭歌〈臘臺兒〉等，藉小人物故事寫新舊制度間的衝突、對故鄉與往事的懷念，與毅然接受現實的心情，他們那個時代深入骨髓的憂患意識與後繼者當然不同。稍晚十年，一批少年隨軍來台筆健如劍的青年作家，對他們曾捍衛過的家國河山有一份更為強烈的懷念與熱情，如朱西寧〈破曉時分〉和〈狼〉，司馬中原〈紅絲鳳〉和〈山〉，段彩華等〈花雕宴〉等，描寫大陸鄉土故事更有一份豪邁、震撼、動人的力量。
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施叔青〈約伯的末裔〉、林懷民〈辭鄉〉等短篇小說出版於六十年代初期，為小說創作開啟了另一種風格與境界。他們敏銳地觀察了本省鄉里生活在傳統與工業化衝突之際所產生的急劇變化，塑造出的人物常似剛從輪軸飛轉的機器房裡出來，立刻投入傳統的祭典裡，或者回到古城的窄巷裡，與迂緩的歲月擦身而過。這些戰後出生的青年作家，一面冷靜客觀地批評祖傳的生活型態，一面在字裡行間流露出對鄉土根源的眷戀。他們作品另一個重要特色是使用了一些台灣方言，使寫景和對話更加生動，增加了真實感。
就一個文學選集的主編而言，小說最費經營，寫詩需要天賦才華，散文最貼切心靈，至今仍是台灣創作的主流。編選之時，林語堂剛由國外來台定居，梁實秋由《雅舍小品》建立宗師地位，當時是台灣文壇常見的人物。選錄他們的作品不只因為盛名，而是因為他們真正活在我們中間。那一代的文采，從林語堂、梁實秋、琦君，到中生代楊牧、曉風等，到最年輕的黑野，文字洗煉精緻，內容貼切生活與思想。也許因為是第一套有規模的英譯選集，出版之後，華盛頓大學出版社轉來十六篇評論文章，幾乎全是肯定的讚譽。最令我們欣慰的是A. R. Crouch的書評（China Notes, Summer, 1976），其中有一段說：「譯文是流暢的好英文。所選的作者都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或許有人認為這是侷限一地的缺點（limitation），但這些作者並沒有受到政府壓力而寫作宣傳文章，這是他們的長處。除了兩三首詩以一九一一的國民革命和越戰為題材外，選集中很少有表達政治意識之作，與當前中國大陸文學中的單調宣傳形成顯著對比，是一種令人愉悅的解脫（a welcome relief）。」對於我們這些非母語的英譯者而言，這篇評論讓我們格外喜悅（special delight）！
在那個沒有電腦的時代，我幸有一位得力可靠的助手莊婉玲秘書。當我決定到編譯館時，在中興大學外文系第一班畢業生中，我選她，因為她寫字端麗，性情溫婉，為人穩重和悅。她以資聘秘書職幫助我與館中同事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我在工作上、精神上都倚重她甚深。那時報上連載漫畫〈安全桿是什麼？〉有一天登出一則：「安全桿就是我說什麼，你聽什麼。」我拿給她看，兩人相視而笑。在險惡的環境中，她是我很大的安慰。選集完成後，她結婚隨夫赴美定居。直到兩年後我自己也離職，她走後無法補上的空座，令我懷念師生共同工作的日子。
編譯這套選集的第一年，真是我在國立編譯館五年中最幸福的時光！人文社會組的例行工作，在王館長的指導和支持下，我已可以穩定應付。思緒心神可以全力運用在選集中大大小小的考量，尤其快樂的是可以與作者、譯者、編者進行直接的、同行的對話。作品的內容風格、文字的精密推敲、全書的佈局呼應，都經過五人小組深思熟慮，使自己對文學作品的評估與取捨也到達應有的思考高度。三十年後自己重讀當年心血灌注的英譯選集，覺得尚可無憾。當年我若未「流放」到此，在校園教書或許不能實踐多年的夙願吧！
2.文學播種——國文教科書改革
人世所有的幸福時光都是不長久。編譯館第二年，我那運指如飛的打字機上，擁有唱歌心情的日子就驟然停止了。
原任教科書組主任黃發策因病辭職，而業務不能一日停頓。教科書組不僅須負責中小學所有各科教科書的編、寫、印刷、發行，還有一把「政治正確」的尚方寶劍祭在頭頂。王館長令我先去兼任，以便業務照常進行，他努力尋找合適的人。於是，我勉為其難兼任教科書組主任之職。
那時所有教科書都只有部定本一種，一九六八年，蔣中正總統下手令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由國立編譯館先編暫定本教材，一九七二年正式編印部定本，這一年也就是我隨著王館長走進舟山路那座門的時候。
全國萬所國民中學要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因此教育部明智決定：教科書有三年暫用本的緩衝。緩衝期間，教學的實際建議和民間輿論的具體反應，都是編部定本最有助益的根據。我們接任之初，國立編譯館是輿論最大的箭靶，樣樣都不對，最不對的是教科書，編、寫、印刷、發行，全有弊病，惡罵國文教科書更是報章大小專欄文章的最愛，從「愚民誤導」到「動搖國本」，從種種文字討伐到立法院質詢，館裡有專人搜集，一週就貼滿一巨冊。
我們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國民中學的第一套部定本國文教科書，它幾乎是眾目所視、眾手所指的焦點。三年來，社會輿論對已編初中三年六冊的暫定本有許多不滿的指責和批評。表面上都只說選文不當、程度不對，也有稍坦白的說，學生沒有興趣。究竟哪些課不當、不對？為什麼沒有興趣？沒有人具體地指出，只是轉彎抹角繼續呼籲：救救孩子！給他們讀書的快樂！培養他們自由活潑的人格！這些批評沒有一個人敢直截明白地說：暫用本的教材太多黨、政、軍文章。即使有人敢寫，也沒有報紙雜誌敢登。
我到國立編譯館之前，對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究。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間」。國民中學的各科編審委員會全是新設，可聘請切合時代精神的專家學者，而不似過去只以聲望地位作考慮。在這方面，王館長和我在大學校園多年，應已有足夠的認識和判斷能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會各科的編寫計畫，既被迫兼掌教科書組，又須負責計畫的執行，包括各科編審委員會的組成、編書內容的審訂。在一九七二年，那並不只是「學術判斷」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斷」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細研究，分析暫定本國文的內容編排。每學期一冊，各選二十篇課文。翻開暫定本第一冊篇目表，前面兩課是蔣中正〈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訓詞〉和孫文〈立志做大事〉，接續就是〈孔子與弟子言志〉、〈孔子與教師節〉、〈民元的雙十節〉、〈辛亥武昌起義的軼聞〉、〈示荷蘭守將書〉、〈慶祝台灣光復節〉、〈國父的幼年時代〉、〈革命運動之開始〉。政治色彩之濃厚令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更何況十二、三歲的初一學生！是什麼樣的一群「學者」，用什麼樣「政治正確」的心理編出這樣的國文教科書？這時我明白，我所面臨的革新挑戰是多麼強烈巨大了。但是走到這一步，已無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戰。
第一件事是組成一個全新的編審委員會，最重要的是聘請一位資望深、有骨氣、有擔當的學者擔任主任委員。不僅要導正教科書的應有水準，還需擋得住舊勢力可能的種種攻擊，編出符合義務教育理想的國文。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選是台大中文系主任屈萬里先生。
屈先生字翼鵬，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從普林斯頓大學講學返台，擔任中央圖書館長，其後轉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而後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術聲望很高。
這時我在台大文學院教「高級英文」課已經三年了，我的學生一半是中文研究所的學生，有一位學生認為我課內外要求閱讀太多，隨堂測驗不斷，對他本系的研究無用，徒增負擔，寫信請他的系主任屈萬里先生向外文系反應。屈先生與文學院長和外文系主任談過之後，認同我的教法，回去安撫了抗議的聲音。因此屈先生對我有一些印象。
屈先生在學術上屬於高層的清流，我在文學院迴廊上看到他，總是莊重儼然、不苟言笑的清癯學究形象。國文教科書是為中學生編的，那時又正是各界嬉笑怒罵的箭靶子，我怎麼開口向他求援？
天下凡事也許都有機緣。我剛回台大教書的時候，除了外文系幾位同事之外，尚有一位可以談話的小友──中文系助教柯慶明，認識他的經過非常戲劇化。
一九七一年入秋，我在中興大學擔任外文系主任，施肇錫先生氣沖沖到系辦公室告狀：「上課二十分鐘了，學生都不見，一個也沒來！我派人去查，全班去聽演講了，至今未回。」我心想何方神聖有此魅力？連受他們愛戴的施先生，居然都集體蹺課？我與施先生到演講廳一看，果然座無虛席，台上的演講者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人，興高采烈地，從詩經講到現代文學的欣賞。
我悄悄地坐在最後一排，聽完這一場吸引「新人類」的演講，看到一個年輕文人對文學投入的熱情，也忘記「抓」學生回去上課了。這位演講者就是柯慶明先生，應中文系陳癸淼主任和中興文藝青年社之邀而來演講。他那時剛從金門服役退伍 ，已由晨鐘出版社為他出版一本散文集《出發》，擔任台大中文系的文學期刊《夏潮》的主編和外文系白先勇等創辦的《現代文學》執行主編，對台灣文學創作、評論已經投入頗深。他回台北後寫了一封信，謝謝我去聽他的演講。
機緣是連環的，那時柯慶明是屈萬里先生的助教，誠懇熱情的二十七歲，初入學術界的助教，與外表冷峻內心寬厚的屈主任，在中文系辦公室日久產生了一種工作的信託，師徒之情，可以深淺交談。《昔往的輝光》散文集之中〈談笑有鴻儒〉，柯慶明寫下這份情誼。
柯慶明對於文學，是個天生的「鼓舞者」。自從在中興大學聽他演講，三十七年來，我與他無數次的談話中心是書。教書、讀書，三十年來西方文學理論的創新與冷卻，圍繞著台大和重慶南路書店的特色及其新書，可談的書太多了。他很耐心地聽你講述心中的觀念，然後興高采烈地回應，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許多老、中、青三代的朋友，都記得他鼓勵別人寫書的熱誠，包括林文月初期翻譯《源氏物語》，以及我的散文寫作。他使遲疑的人產生信心，使已動筆的人加快速度。而他自己，自從建國中學讀指定課外書，讀到林語堂所說：「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起，就大展思維疆界；讀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熱血沸騰，感動落淚。以第一志願考入台大中文系，從文藝青年到文學教授，豈止讀了萬卷書！書中天地，海闊天空，更增強他助人「精神脫困」的能力。小自行文，有時卡住一句，過不了門，轉不了彎，他總是擅於引經據典，引出一條通路來；大至人生困境，他常有比較客觀的勸解，助人走出低潮深谷，找回一塊陽光照耀的小天地。
柯慶明對我在國立編譯館要做的事很有興趣，也深深了解其重要性，所以他以接續編輯《現代文學》的心情，提供許多幫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台灣文學作品的書單，開始公正而不遺漏的選文作業。譬如他最早告訴我，司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車》等，由高雄大業出版社印行，已近絕版，我寫信去才買到他們尚稱齊全的存書。因他的協助，我們建立與作者的聯絡與認識，日後選稿能站住國家編書的立場。對於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的改進和定編，他有更真摯的關懷。他深感民間普及教育的重要，願意幫我說動屈先生領導這艱巨的工作。終於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辦公室一談。
在那次相當長的面談中，我詳談舊版的缺點和民間輿論的批評與期望，這原也是王館長和我在台中淳樸校園未曾深入了解的。現在，不僅是基於職責而編書，更是為國家文化的前途，為陶冶年輕世代的性靈，必須用超越政治的態度。當然，這樣一套新書是與舊制為敵的，雖無關學術立場，但將來不免會為主持者引來一些政治立場的敵人。但是 不論付出什麼代價，為了未來國民教育每年每冊三十萬本的教科書，是義不容辭的。我清晰地記得，屈先生坐在那間陳舊的辦公室，深深地吸他的煙斗，然後嘆了口氣，說：「好罷！我答應你！這下子我也等於跳進了苦海，上了賊船。」他語氣中有一種不得不然的複雜情緒（resignation）。我覺得其中有種一諾不悔的豪情和悲壯，從潔淨超然的學術天地，走進政治、文化立場的是非之地，應是也經過許多內心交戰的思量決定。
屈先生主持「國民中學國文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由台大、師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幾位中學老師組成。主編執筆者是台大中文系張亨教授、師大應裕康教授、政大戴璉璋教授，他們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歲左右的年輕學者。
為了一年後即須使用正式部編本教科書，第一、二冊必須編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國立編譯館所有會議室，日日排滿會程，有些委員會晚上也開會。國文科委員開會經常延長至黃昏後，當時還沒有便當簡餐，編譯館就請屈先生、執編小組和編審委員到隔壁僑光堂吃很晚的晚飯。屈先生有時主動邀往會賓樓，杯酒在手，長者妙語如珠。
開卷選書小組‧嚴選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