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裡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趙紫陽，一個被軟禁的時間比主政時期長的悲劇人物，在人生的最後幾年，他沒有放棄對中國政經體制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發言權，在老部屬杜導正等人的協助下，於二○○○年左右，以京劇與兒歌錄音帶，祕密錄製至少三十六卷錄音帶，留下逾三十小時的珍貴錄音。趙紫陽以鉛筆標記編號後，分頭交由數人帶出。此事連其家人也僅有耳聞，直到二○○五年趙紫陽過世後，才在孫子玩具堆中找到整套的原版錄音帶。趙紫陽祕書鮑彤之子鮑樸花了兩年時間蒐集錄音帶，終使完整內容於二○○九年出版。

　做為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的代表人物，趙紫陽對於社會主義路線當時已有許多質疑，不管是「六四」事件，對民主與法治的省思，對同時期亞洲四小龍包括臺灣的經濟奇蹟，更充滿欽羨與肯定。趙紫陽個人的心路歷程，記錄了社會主義中國如何面對統治危機與經濟困境，特別是二十年前「六四」決定武力鎮壓的始末，以及發展市場經濟的激烈鬥爭，也是中共高層至今，最誠懇面對歷史的回憶錄。

【書摘】

〈第四章〉　武力鎮壓

　學生的絕食得到了社會廣泛的同情、支持，機關、團體、市民都捲入了支援的行列，成千上萬，一天比一天多，參加絕食的人也不斷增加，最多時有兩、三千人。學生們為這種情景陶醉，更加不肯撤離。由於李鵬等人的阻撓，疏導、對話、轉彎子的方針沒有貫徹。學生絕食進入第四天，有昏倒發生，當時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繼續下去，發生學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國人民交代。

　五月十六日夜，在會見戈爾巴喬夫後，我召開常委會議，討論發表以五位常委的名義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的公開講話。講話稿中有「學生的這種愛國熱情是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這句話，遭到李鵬的反對。他說，「說可貴就可以了，還要什麼肯定？」我當時對李鵬這個說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說，既然說他們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為什麼不能肯定？如果這句話也不說，就等於什麼話也沒有說！那發這個公開講話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講話能夠緩解學生的情緒，不要老在字眼上計較。多數常委都主張保留這句話，結果算勉強通過了。

鄧小平決定動用軍隊

　我沒有別的辦法了，只有見鄧陳述我對修改社論的意見。十七日，我就打電話要求見鄧。隨後，鄧辦就通知我下午到鄧處開會，常委和尚昆都到（當時萬里出國了，他每次列席常委會）。我本來是要求見鄧個別面談的，鄧決定到他家開常委會，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會上先講了我的意見。在我陳述我意見的過程中，鄧的表情很不耐煩，不以為然。

　我一講完，李鵬、姚依林立即站起來批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為我五月四日在亞銀的講話。

　最後鄧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四二六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並且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會開完，我就走了出來。

　我當時心情很不平靜，我在思考：無論如何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的黨的總書記。

　回家後，我憤然讓鮑彤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辭去總書記職務的信。在當天夜裡召開的如何貫徹戒嚴的常委碰頭會上，當談到要我主持宣布戒嚴的幹部大會時，我沒有接受。我說，看來我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我的辭職信送到中辦祕書局尚未分發出去的時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電話再三勸我收回成命。我接受他的勸告，十八日通知中辦，我的辭職信不要發出，後由祕書把辭職信收了回來。

　在那幾天，一些知名人士和黨內老同志，紛紛打電話、寫信給黨中央和我，要求正確對待學生運動，承認學生的愛國行動，改正對學生的錯誤態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鄧器重的像李一氓這樣的老同志。所以我五月十八日又從中挑選了一批信轉給鄧，並給他寫了一封信，再次陳述了我的意見，希望他重新考慮。我雖然明知希望不大，但仍願意做最後一次努力。原信如下：

小平同志：

趙紫陽
五月十八日

　這是在鄧家裡五月十七日開了決定戒嚴的常委會後，我給他寫的第一封信。如同所料，信發出後沒有任何回音。

　在五月十七日夜，中辦安排中央領導人去醫院看望絕食的學生。開始李鵬說他不去，當去醫院的車子開動時他又趕來了，原來是他聽說我要去醫院才改變了主意。五月十九日拂曉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也是這樣。他反對我去，並且還要中辦阻止我去。我感到這麼多學生絕食將近七天了，中央領導人連看也不看一下，無論如何交待不了。我表示一定要去，別的人不去，我一個人也要去。他看我態度堅決，沒法阻止，才改變了主意。但他當時非常害怕，到廣場不到一會兒就溜之大吉了。

　我當時對學生除表示慰問外，即席講了一些話，隨後登在首都各大報紙上了。我當時講這些話，無非是勸他們停止絕食，他們還年輕，要愛惜生命。因為我明明知道，他們的行動雖然得到國內外廣泛的同情，但對於持強硬態度的一批老的領導人，是起不了作用的。但是當時年輕學生並沒有領會我的這一篇講話，他們更不會想到他們將會受到什麼樣的對待。當然，我對學生的這篇講話後來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和指責。

　十九日我向政治局請假三天，建議常委會由李鵬主持，並拒絕當晚出席宣布戒嚴令的動員大會。十九日宣布戒嚴後，又是一次興奮劑，又把群眾的勁鼓起來了。靜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援的人們成群結隊湧向街頭，特別是實行戒嚴調軍隊進京，大大傷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奉命進京的部隊沿途到處受到市民的阻撓。成群結隊的老太太、兒童躺在街上，使軍隊被阻在北京郊區，無法進入市內。這種僵持狀態差不多有十多天。

我聽見街上的槍聲

　六月三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裡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六四」悲劇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審問。情況現在應當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畫、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麼人在領導？如何計畫，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面又有什麼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這麼多年過去了，審訊中得到什麼材料？究竟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黨往好處改變。「六四」以後，黨使他們完全絕望，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上很大的熱點，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學生們要和共產黨作對，這麼敏感的問題他們為什麼不利用呢？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學生不提物價問題，可見學生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價問題動員群眾，實際上要反對、否定改革。可見不是這種情況。

　第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了什麼？是要推翻共和國嗎？當然，那麼多人的行動，總有極少數人混在人群裡面攻打解放軍，但那是一種混亂情況。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竄犯趁機鬧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難道能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廣大市民、學生的行為嗎？這個問題到現在應當很清楚了。

〈第六章〉　二次文化大革命

　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首先由李鵬代表四個常委作了定調子的報告，指責我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嚴重錯誤，建議撤銷我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職務，並說對我還要繼續審查。接著參加會的人紛紛發言，對我展開批判。在會上發言語言最惡劣、充滿汙衊之辭並作人身攻擊的是李先念。批判會開始時鄧未到場。陳雲也未到會，只作書面發言，兩句話，說我辜負了黨的期望，同意對我的組織處理。王震的發言主要是說，鄧由於對耀邦處理輕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又舉行國葬，因而鼓勵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撤銷一切職務

　批判發言的最後半天，是姚依林主持會議，看來根本沒有準備讓我發言（王任重、丁關根第一次來叫我做檢討，第二次來知道我不會做檢討，就動員我不要講話）。會議快結束時，我提出要求發言，他看看錶說，沒有時間了，如果你一定要講，只能講十分鐘。當時我很不高興，我說，開了幾天會，主要是解決我的問題，批判了我兩天，難道只能占這點時間？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會上宣讀了我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我看了看錶，用了二十分鐘。因為我的發言披露了事實真相、爭論的實質，對會議對我的指責進行了申辯，出乎參加會議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聽我發言時，面部緊張，急躁不安。我發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會。我當即離開會場。除我之外其他人沒有動。顯然他們事先打了招呼，對我的發言不滿意，對我的態度要有所表示。

　第二天就復會了，對我的問題進行表決。他們拿出了一個稿子，這個稿子把我的一切職務都撤銷了。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一些人的發言中，都說要撤銷我的總書記、常委、政治局委員，保留中央委員，但這次拿出的稿子，卻把中央委員也撤銷了。

文革的批鬥方式

　會上還印發了一個所謂「六四」背景材料，是以中辦名義發的，蒐集了國內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國內外反動力量要顛覆中國共產黨和打倒鄧小平的預謀者，並且完全無中生有地說，我身邊的工作人員與動亂的學生們裡應外合，通風報信，洩漏戒嚴的軍事祕密。很明顯，發這樣一個背景材料，是要在全會上製造一種輿論，我確實是一個罪大惡極、十惡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會中有些發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斷章取義，充滿汙衊不實之辭。用的也是文革的語言。我當時感到，如果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字樣，人們真會以為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東西。

　我對在學潮問題上堅持自己的主張，拒絕接受暴力鎮壓的決策，知道會有什麼後果，會受到什麼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我知道如果堅持自己的意見，只有下臺。對這個問題我是經過考慮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臺，或者即使下臺也是一種體面的下臺，只有放棄自己的意見跟他們走；如果要堅持自己的意見那就要準備下臺。我反覆考慮，寧願下臺也不能跟他們走。我當時同老伴和家裡的幾個孩子都談過這些想法，要他們作這種準備。

〈第十七章〉　經濟過熱與軟著陸

　引起一九八八年嚴重通貨膨脹的更直接原因是，在物價方案剛剛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具體的實施方案尚未制定出來，何時出臺還沒有最後確定，媒體就大肆宣揚起來。一時間，「物價漲一半，工資翻一番」的流言，在社會上廣為傳播開來。這樣一來就引起了人們的思想恐慌，大大助長了人們對物價上漲的心理預期。「心理預期」這個東西，當時我們不懂，而在所有治理通貨膨脹、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都非常注意這個問題，他們總是想方設法不要造成人們過大的心理預期。

　在我們國家發生搶購某種物資的現象，過去是常有的，不是奇怪的事。但這一次與過去性質不同。過去是由於物資匱乏，擔心將來買不到這些東西，如搶購肥皂、食鹽、麵粉，過去都發生過。但這次不是為了搶購來馬上用，而是為了儲物保值，情況比過去普遍得多，嚴重得多。

取經臺灣控制通膨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派安志文等幾位同志到香港邀請一些經濟學家座談中國的經濟問題。到會的有臺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蔣碩傑等六位經濟學家，他們都是臺灣中研院院士。尤其是蔣碩傑，他在經濟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有較高的成就，在臺灣經濟界有較大的影響。

　在座談中，他們針對一九八八年通貨膨脹問題，談了一些我認為很值得重視的意見。第一，他們認為，大陸十年來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雖然現在還有些問題，但從經濟角度來說並不嚴重，包括物價指數上漲一八．五％。只要採取適當措施，問題是能夠解決的。第二，對於物價改革問題，他們一致認為，當今無論在什麼樣的社會制度下，經濟發展都必須尊重市場的原則。他們說，大陸在前幾年改革中把許多產品的價格放開了，對有些產品實行雙軌價格，使市場功能得到進一步發展，成績是顯著的。由於去年通貨膨脹加劇，聽說要放慢價格改革的步伐，並對一些價格實行管制。作為臨時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時間絕不能太長。有人強調價格改革要找時機，實際上不合理的價格不改革，經濟不能連續運轉，是永遠找不到人們想像的時機的。他說，總之價格必須走這樣一條路，就是由市場決定。根本的出路，要解決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下決心把貨幣管住。在此前提下，把大多數的價格放開，由市場競爭。少數的像公共事業可以由政府按一定的利潤率進行控制。他們非常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必須市場化—市場決定價格，不然價格不可能合理。

　再有一條很重要，就是對通漲的對策。他們認為，大陸通貨膨脹的原因是財政赤字和金融赤字的問題，主要是金融赤字。解決金融赤字，關鍵是使銀行利率高於物價上漲指數。並且隨著市場資金供求自由升降，以利於增加居民的儲蓄，又抑制貸款的規模。從亞洲四小龍的經驗看，很好運用利率手段，對於抑制通貨膨脹和聚集建設資金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他們舉例說，臺灣五十年代初通貨膨脹很嚴重，超過了一○○％。一九五六年六月，大幅度提高利率，有一段甚至提高到一二五％，結果貨幣大量回籠，三位數的通貨膨脹很快被抑制住了。五十年代末下降到一五％以下，一九六一年 下降到兩位數以內。而居民儲蓄增長率五十年代幾乎是零，一九七三年上升到三五％ 。韓國停戰以後長期實行低利率政策，通貨膨脹率很高，經濟也不穩定。一九六五年九月，他們借鑒臺灣的經驗，把儲蓄利率提高到三四．五％，明顯高於通貨膨脹率的三○％，使儲蓄增長率從一九六五年的一．九％，迅速上升到一九六六年的七％，一九六九年的一五％，一九七七年的二二％。不僅平息了高通貨膨脹，而且積聚了大量資金，加快了經濟發展。香港和新加坡也都有類似的經驗。

　他們講的價格必須走市場決定的道路，解決金融赤字必須使銀行儲蓄利率高於通貨膨脹率，這兩條我認為對我們很有針對性，對我很有啟發。

　自從我看了蔣碩傑他們的意見後，在一九八九年春天我就進一步思考一個問題：雖然我們一九八八年想加快價格改革的想法是必要的、應該的，但是思路不對。當時我們的思路不是走放開的方針—逐步地、進一步地放，而是通過國家調整價格的辦法理順價格，這樣價格還是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市場決定，這樣還是很難解決物價扭曲的問題。而且政府定的價格也很難和市場一致，這樣根本達不到目的。那時應該是繼續前進，實行調放結合，以放為主，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的方針。隨著改革的深入，經濟的發展，這個步子要加大。在這個過程中，當然會出現物價上漲，那就要一是同時對工資進行調整，二是實行儲蓄保值或提高儲蓄利率使人民的儲蓄不會貶值。我更加看清了一九八八年的物價改革問題究竟出在什麼地方，使我對物價改革增加了信心。只要我們堅持貫徹「軟著陸」方針，把信貸規模、基建規模控制住，同時使銀行利率高於物價上漲指數，實行保值儲蓄政策，就可以把放開物價的步子走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使大部分商品的價格由政府定價過渡到由市場形成，從根本上解決商品價格的嚴重扭曲，並大大減少價格雙軌制所帶來的消極作用。

　我於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看了蔣碩傑博士等人的意見後，就把大意告訴了小平同志，並責成國家體改委組織有關方面對此進行討論。我本來準備根據上述看法重新研究整個經濟工作的方針和物價改革的問題，但是由於發生了學潮，這件事就擱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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