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綿延不絕的歷史長河中，有些人掌握歷史的脈動，有些人刻畫近代中國的面貌，有些人則在改朝換代中繼往開來。

　無數英雄豪傑聚首於1949。毛澤東創建紅色政權，蔣介石鞏固台澎金馬，美蘇對峙則為全球冷戰歲月帶來酷寒的冬天。扭轉歷史的人不限於「偉大舵手」和「最高領袖」，各路好漢也在風雲際會中改變人類的前程。儘管歷史長河漂滿了落葉，浪花亦會淘盡英雄，但時代巨輪總是不斷地向前推動。

　1949年是天翻地覆的一年！中國大陸變色，「金陵王氣黯然收」！蔣經國說：「民國三十八年，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國運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風暴雨和驚濤駭浪中飄搖震蕩……。」

　經過六十年的試煉，台灣從風雨飄搖中走向康莊大道，大陸歷經動亂終能躋身強國之林。風雲人物左右歷史潮水的漲退，同時亦在動亂歲月中留下足跡。莎士比亞說：「以往的只算是序幕」。這些人物折射了過去，亦預示了未來。

【書摘】

前言

　民國三十八年，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在這一年之中，國家民族所遭遇的危險困難，以及我父親所處的地位環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惡劣和複雜。國運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風暴雨和驚濤駭浪中飄搖震蕩；存續淪亡，決於俄頃。我們身歷其境的，當時也 惚惚，不知不覺，恍如浮光掠影，隨波而逝。可是到了今天追憶起來，閉目沉思，始覺得當時國脈民命繫於一髮；真令人動魄驚心，不寒而自慄了。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自序

　一九四九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

　中國大陸易手，毛澤東和共產黨造反成功，把蔣介石的正統政府及國民黨逐出大陸。國民黨稱大陸「淪陷」，中共則曰「解放」。無數人的生命受到一九四九動亂的影響，東西戰略態勢隨之丕變，美國介入中國事務日益加深。

　蔣介石父子於一九四九的洪流中首當其衝，感受最強。蔣經國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日記中說：「今天是父親『引退』的一天，也就是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又遭逢了一次厄運，幾乎斷送國脈的一天；而我個人亦鑄下永世不能磨滅的深刻記憶的一天。」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蔣經國寫道：「上午隨父親辭別 先祖母墓，再走上飛鳳山頂，極目四望，溪山無語，雖未流淚，但悲痛之情，難以言宣。本想再到豐鎬房探視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鄉間父老辭行，心更有所不忍，若看了他們，又無法攜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戀耳。終於不告而別。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誰為為之，孰令致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

‧蔣氏父子寶島重建希望

　然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蔣氏父子終未能「重回故土」，寶島遺壯志，「缺憾」只能「還諸天地」。反諷的是，蔣介石雖失去大陸，卻和蔣經國留名台灣，在開明專制的統治下，把台灣建設成一個迥異於鬥爭掛帥、動亂頻仍的極權大陸。中國人喜將成敗得失歸之於「定數」，即莊子所謂的「有數存焉於其間」。但演成此「定數」者，乃緣於人謀，並非純為天命使然。

　從一九四九轉進台灣至一九八八蔣經國辭世，將近四十年時間，可說是蔣氏父子政治生涯中「最美好的時刻」（the finest hour）。蔣介石從未真正統治過完整的、一統的中國，對手與政敵如影相隨，內憂外患無日無之；唯有在海島台灣未受任何內部挑戰，而克享「最高領袖」之尊。有些史家認為蔣介石失敗於大陸，卻成功於台灣。但他箝制言論自由、打壓敢言知識分子、以莫須有罪名監禁《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雷震十年、制止台灣人組織反對黨以及特務橫行，殆為其無可洗刷之政治污點。

　二十世紀中國出了不少世界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的知名度、傳奇性、影響力和個人威權能與毛澤東相比。「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這首頌詞所蘊涵的不僅是中國人的驕傲與尊嚴，更是千千萬萬人的血淚與災難。毛澤東完成了孫中山與蔣介石所未能完成的神州統一和脫離帝國主義桎梏的夢想。他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於天安門城樓上高呼：「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在他的鐵腕掌控下，中國人民卻倒下去了。一陣陣的運動，一波波的鬥爭，老毛從人民英雄變成了「哲學家皇帝」，從理想主義革命家淪為殘民以逞的大獨夫。

　尼克森說，過去五十年裡，中國歷史是由蔣介石、毛澤東和周恩來三個人所主導。事實上，一九四九年以後，蔣已退居配角角色；周則在毛的陰影下，「伴君如伴虎」，談不上主導角色；真正在近代中國政治舞台上呼風喚雨的人，唯獨毛澤東。毛死後，鄧小平大膽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全然改變了老毛所建構的紅色中國。

‧毛澤東鐵腕籠罩全中國

　毛澤東是二十世紀東西方革命家中最為特立獨行的怪傑。他的人格、思想和行事充滿了對立與矛盾。他的強硬個性和自尊心，使他養成了強烈的主觀意志與永不低頭的霸王作風。中共早期的留俄派聯手排擠他，被他一一剷除；史達林和赫魯雪夫藐視他，種下了中蘇分裂的因子；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反對他，皆遭悽慘下場。老毛要用烈藥醫治中國的宿疾與重病，創建他的烏托邦中國；在三反五反、百花齊放、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的系列摧殘下，蒼生倒懸，國不成國。

　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其實他的中國味道遠超過他的馬列成分；他提倡「破四舊」，實際上他的帝王思想和封建型模卻高過一切。一九四五年秋天重慶國共和談時，老毛曾當面對民社黨領袖蔣勻田說：「你是否懷疑我相信共產主義，即不懂中國文化？我相信我是讀通了中國歷史的人。」毛澤東飽讀史書，將歷史知識濡化為他的思想酵素，而以歷史事件驗證其統治手段，使「古為今用」。然而，老毛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奉和了解，一直受到懷疑；史達林即曾貶毛是「人造奶油馬克思主義者」，意指他不是真貨而是品。老毛腦袋裡裝的是中國皇權思想，但他的統治伎倆則是不折不扣的列寧主義加上中國古代的愚民手法。

　無疑地，毛澤東具有「群眾魅力」。他可以號召農民和工人起義，更能夠吸引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對中共的支持與嚮往，使中共在國共鬥爭中如虎添翼，但在一九四九年建國之後，最受老毛踐踏的也就是這批手無縛雞之力的「臭老九」。老毛一面熱烈追求知識，一面卻蓄意糟蹋讀書人，「偉大舵手」之矛盾心態和分裂人格，誠令人駭然！

　一九五九年暮春時節，周恩來在北京語重心長地敦促一群政協委員撰寫回憶錄，他說：「近百年來有代表性和反映社會情況的典型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歷史就值得一看，看看他們如何存在、發展和衰亡。有人說將袁世凱、蔣介石等幾個家族寫成小說不下於左拉的作品。那些典型人物，所代表的社會死亡了，本也會死亡的，但這些事可以記載下來。一個社會總有它的代表人物，這是必然；至於誰來代表，這是偶然。」在國共對峙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周恩來又說：「我如有時間，也願意寫東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反袁世凱我不熟悉，誰要寫蔣介石的歷史還可以供給一些資料，兩次國共合作和他來往不少。暴露舊的東西使後人知道老根子，這樣就不會把歷史割斷。」

‧時代人物扭轉歷史潮流

　拒絕「把歷史割斷」，不僅是任何一個不朽民族的共同願望，亦為任何一個偉大史家的苦心孤詣。英國史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於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五日黃昏時分，凝視西風殘照的羅馬教堂，聆聽赤足僧侶的朗誦禱文，決心撰寫一部羅馬帝國敗亡的歷史，他要寫出羅馬帝國由盛而衰的原因。一批顢頇庸碌的統治階層加速了帝國的頹敗，但因幾位智者與賢人的力挽狂瀾，而延緩了衰亡的速度。

　扭轉歷史的人物不限於「最高領袖」和「偉大舵手」。學者、作家、記者、發明家、外交官、軍人甚至間諜等枱面上或枱面旁的角色，也都能左右歷史潮水的漲退。本書所介紹的人物，絕大部分在一九四九及其所牽動的風雲歲月中留下醒目的足跡。

　英國詩人鄧恩（John Donne）說：「人不是孤島」（no man is an island）。其實，國家也不是一個孤島，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國與國之間的交往，都是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因素。儘管歷史長河漂滿了落葉，浪花亦會淘盡英雄，但莎士比亞在《暴風雨》（The Tempest）中說：「以往的只算是序幕」（What's Past is Prologue）。我們正可從這些人物身上看到未來的序幕。

林博文

二○○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於紐約

淮海戰役中的共諜郭汝瑰

　我的作戰計畫為什麼不讓郭汝瑰知道呢？這是因為早在一九四八年春顧〔祝同〕任參謀總長時，我即對顧說過郭汝瑰與解放軍有聯繫，反對郭任〔國防部主管作戰的〕第三廳廳長。

－杜聿明〈淮海戰役始末〉

　首先杜聿明懷疑我，曾對何應欽、顧祝同說我和共產黨有聯繫，不可靠。至於杜聿明如何知道我和共產黨有聯繫，至今仍是一個謎。一九八二年我與郭錫洸去拜會他時，我曾問過他：「你當年為什麼硬說我與共產黨有聯繫？是猜測嗎？還是有根據？」「山東來人說的，有根據。」他回答。「是誰？』我問。「這是秘密，我不能告訴你。」杜回答。

－郭汝瑰《郭汝瑰回憶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國共雙方在寒風刺骨、雪花紛飛的徐淮平原上，進行一場驚天動地的主力決戰，雙方共投入一百多萬兵力。激戰六十五天，國軍全軍覆沒，中外震動，京滬搖撼，共軍開始鯨吞河山。

　‧士氣低沉致土崩瓦解

　這場大戰就是著名的淮海戰役，國府稱為徐蚌會戰。西方史家則以 The Battle of the Hwai-Hai 或 The Hwai-Hai Campaign 名之。

　一九四八年的秋冬，整個中國大陸的形勢已完全逆轉。國府在軍事上的節節失利、政治上的腐敗無能、經濟上的恐慌崩潰、社會上的亂象紛呈和人心對當道與時局的不滿，已種下了「國民黨學」專家易勞逸（Lloyd E. Eastman）所稱的「毀滅的種子」（seeds of destruction）。濟南之戰、遼瀋戰役和淮海戰役，就是在這種陰霾四布的低氣壓下開戰，而形成土崩瓦解的慘烈結局。

　曾以美聯社駐華記者身分親自採訪淮海戰役的西摩．托平（Seymour Topping，後曾任紐約時報副總編輯），在《漫遊兩個中國之間》一書中說：「軍事史家將會把淮北平原上的慘局，歸咎於蔣介石的領導無方。首先，他選擇了徐州這塊凸出之地拒敵，而未利用淮河之地形與敵決戰；第二，不以他手下最能幹的戰略家白崇禧主持徐州防務（白出任華中剿總總司令），而派兩名最無能的將領劉峙和杜聿明防守徐淮。這又是蔣寧捨桂系而就黃埔子弟兵的例證。」

　曾在國軍部隊中擔任參謀及作戰職務的旅美華裔軍事史家劉馥，在他所著的《中國現代軍事史》（普林斯頓大學出版）中指出：「由於沒有戰術上的重大勝利，又不斷受共軍騷擾之苦，國軍士氣敗壞，許多官兵變節投共。空軍在整個戰局中應該是決定性因素，但飛機不輕易出動，又未能有效地支持地面作戰。

　除此之外，國軍幾位兵團司令官－－李彌、邱清泉、黃伯韜－－在支援友軍上則躊躇不前。雖然他們同是黃埔出身（誤，黃係行伍出身），也難免有私人之間的抗衡。」

　這麼多的負面因素輻輳在一起，乃使國軍的慘敗，成為一不可避免的悲劇。然而，在失敗的動因中，最令南京當道痛心、最使支持國府的軍民悲憤的，莫過於是主管作戰計畫的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中將，竟是一名完全心向延安的共諜！

‧杜聿明懷疑有內賊

　郭汝瑰一生受國民黨栽培，並特別受到蔣介石、何應欽、陳誠和顧祝同等人的眷顧；位列要津，掌管最重要、最機密的「兵符」，但卻與敵人暗渡陳倉，宣洩戎機。郭氏的行徑雖獲得中共的感激與讚揚，但在四十多年之後的中國大陸，仍有人唾罵他。郭氏自己在回憶錄中亦不諱言此事，郭氏說：「一九八二年某月我得到一封匿名信，全文如下：『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李香君、張靈甫、黃伯韜、李仲辛、傅秉勛、賈紹誼；洪承疇、傅作義、陳明仁、程潛、╳╳╳、趙德樹（按：傅作義以下皆為投共之國軍將領）。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歷史裁判。』這三個╳，無疑是代表郭汝瑰三字。」

　郭汝瑰向中共傳遞國軍作戰計畫和兵力部署情報，對國軍的打擊與挫敗、對國府的崩潰和大陸的變色，究竟產生了多大力量和作用，顯然難以估計。國府軍政當局過去則一直刻意渲染郭汝瑰與另一共諜劉斐（參謀次長）的破壞力，乃導致大陸失陷的主因。

　按杜聿明的說法，郭汝瑰確曾發揮了「攪局」的作用。杜氏說，徐蚌會戰一開始即亂七八糟的原因乃「蔣介石、顧祝同是完全聽信郭汝瑰這個小鬼（因他是軍校五期畢業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稱他為小鬼）的擺布，才造成這種糟糕的局面。我想質問郭汝瑰為什麼不照原定計畫將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猶豫不決之際，見顧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報告的這一案，覺得爭亦無益，一個人孤掌難鳴。」

　杜聿明曾向顧祝同表示，郭汝瑰有「匪諜」嫌疑，顧則批評杜：「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來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實，業務辦得很好。」杜後來又對顧說：「我指揮作戰的方案，事先絕不能讓郭知道。如果郭知道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執行。」黃埔一期的杜聿明在戰事急轉直下的時候說道：「我接到這一電令後，又感到蔣介石所以變更決心，是被郭汝瑰這個小鬼的意見所左右的，很後悔我在二十八日對蔣未說明我對郭汝瑰的看法弄到現在，老頭子聽郭的擺布。」

　照郭汝瑰的自述，他做共諜的時期，主要是受董必武和任廉儒的領導，尤其是後者。

　任廉儒亦為四川人，是一名黨性極強的資深中共黨員。一九三九年，任在延安抗大畢業後，即返回重慶，先投靠軍閥范紹增，再奔到商業鉅子劉航琛手下，在川鹽銀行擔任高級職員。此外，任廉儒又與中國天主教領袖于斌頗為密切，並出任天主教機關報《益世報》經理。任的岳父羅升，當年則是四川著名軍火買辦。

‧臥底多年不露痕跡

　王鍾倫的《獨釣龍潭》說：「任廉儒為郭汝瑰的人生翻開了嶄新的篇章。」其實，郭與任早在二○年代即已認識（郭在一九二七年曾做過中共黨員吳玉章的密使）；分開多年後，抗戰時期在重慶重逢，任即向董必武報告郭的動態，並開始積極向郭下功夫。

　王鍾倫說：「董必武像吳玉章一樣，付予郭汝瑰特殊的使命；而郭汝瑰作為陳誠的親信，他為完成這特殊的使命已具備了空前有利的條件。」郭汝瑰「下海」做共諜的速度頗快，幾乎在與任廉儒重逢之後即開始。戴笠的軍統萬萬不會想到一個劉航琛、于斌手下的紅人（指任），正從陳誠的心腹那裡，如探囊取物般拿走最高機密。例如，郭汝瑰一方面為國府主稿的最高機密「國軍戰鬥序列」（策劃如何進攻八路軍和新四軍），一方面卻將這份文件交給任廉儒。「國軍戰鬥序列」只印十三份，「第十四份」即在周恩來的桌上。

　抗戰勝利後，郭、任分別遷往南京和上海。郭氏說：「任廉儒一直以川鹽銀行上海辦事處主任身分為掩護，秘密進行黨的地下活動，經常來往於京滬之間，與我聯絡。」有一天，郭汝瑰的妻子方學蘭因家事與丈夫吵架，方學蘭突然破口大罵：「我曉得，你一天忙些啥子，你是個共－－！」郭汝瑰一個箭步趕快將其妻的嘴巴捂住，將「產黨」二字封在口裡。

　郭汝瑰的長處是聰明、機警、精靈、生活樸實。在南京時，蔣經國住在三條巷，和郭汝瑰是近鄰。據王鍾倫說，有一次蔣經國和賈亦斌到郭家，郭氏不在，方學蘭和女兒正在吃飯，「桌上只有兩樣小菜，沒有魚肉，屋角的沙發，破爛不堪」，蔣經國向賈亦斌說道：「要是我們的高級將領都像郭汝瑰將軍這個樣子，國家就有救了！」蔣「太子」當然不知道郭汝瑰正在「動搖國本」！

　一九四七年春天，參謀總長陳誠任命郭汝瑰出任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氏說他「非常躊躇」，原因是他反對打內戰，不願「背叛共產黨」。他和任廉儒商量後，任氏勸他：「你把情報給我之後，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嗎？」於是，郭汝瑰在三月五日就任國府主管作戰計畫的最高職務，開始在國共內戰進入最重要的關鍵時期，為中共提供國軍所有的作戰計畫。據王鍾倫說，蔣介石下令第三廳擬定轉用兵力方案後，郭汝瑰即向任廉儒詳細介紹了「局部殲滅」和「主力決戰」兩個方案的細節。郭並向任透露，蔣介石決定採「主力決戰」方案。

‧黃泉之下怪得了誰

　當時，除了杜聿明懷疑郭汝瑰有問題之外，國軍高層裡亦有不少人認為國防部和參謀本部中，一定潛伏著「匪諜」。王禹廷在《胡璉評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中說：「邱清泉就曾很激切的對他的左右說過：『國防部有匪諜，剿總也有匪諜，不然不會做這種處置，這種處置簡直是埋葬我們，歷史上項羽的悲劇一定重演。當面匪情，瞬息萬變，國防部的作戰命令，都是要我們吃敗仗的。』」

　郭汝瑰秘密為中共效命的時候，另一共諜參謀次長劉斐則經常打擊郭，這種互不知對方底細的「狗咬狗」作法，使郭頗為氣惱，但任廉儒勸他不要「整」劉斐。任說：「我們搞地下工作是單線聯繫，他（指劉斐）與黨有無聯繫，我也不清楚。但最好不要整他，免誤傷自己的同志。」大陸變色後，毛澤東對同屬湖南人的劉斐說：「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

　國軍沉疴深重之際，郭汝瑰亦準備打退堂鼓─離開國防部的幕僚作業，回四川老家做帶兵官，以便「起義」。郭氏憑著蔣介石、顧祝同的關係，如願以償地做了七十二軍軍長，不久又當了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兼七十二軍軍長。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郭汝瑰在四川宜賓正式公開投共，率部叛變。

　誠如美國女青年史學家胡素珊（Suzanne Pepper）在《劍橋中國通史》第十三卷第二分冊〈國共衝突〉一章中所言：「淮海戰役的失敗，蔣介石和他的將領們不能怪罪別人，只能自己譴責自己。」研究戰史頗具見地的王禹廷亦認為，徐蚌會戰中的主將「無能」、缺乏「慧眼」和「決心」，以及蔣介石的「遙制」，皆為失敗之因。

　然而，郭汝瑰以國防部作戰廳廳長的身分，為國府「運籌帷幄之中」，卻讓中共「決勝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也是國共內戰史上的一大笑話！一大諷刺！

　一九四八年的「諜影幢幢」，雖已為陳跡；但它遺留下來的陰影，依舊在歷史的上空徘徊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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