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蓋新房子的是艾德溫。我並不在乎住在橡樹園大道這間安妮女王式的老房子，裡頭處處是我童年的回憶，離開這麼多年之後重回此地，我只覺得舒服自在。但艾德溫卻一心一意想要現代一點的房子，我不禁疑惑如今他會不會回想這一切──想到渴望擁有完完全全屬於他自己天地的人是他。
一八九九年我們度完蜜月回來之後，就搬進了我自幼生長的故居，為的是我的父親。鰥居的他一直無法適應獨居生活。年已卅的我在外求學多年，一直孤單而獨立，如今卻不只與新婚夫婿共進晚餐，而且同在餐桌上的還有我父親和姊姊：經常來探望爸爸的潔西與莉西。爸爸依然繼續工作，經營「芝加哥與西北修理店」。
就在艾德溫和我安定下來沒多久，一天，爸爸下班回來，倒在床上，就這樣離開了人世。七十二歲的他固然已不再年輕，但在我們姊妹三人眼裡，他卻是永遠擊不倒的。他這麼突然地撒手人寰，對我們所有的人都是莫大的打擊，但那時我還不知道，最糟的還在後面。一年之後，潔西在產女時死亡。
我該怎麼形容那一年的哀痛？一九○一年我過得渾渾噩噩，記得的只有片斷的回憶。姊夫把潔西的女兒命名為潔西卡，紀念姊姊，但他沒辦法照顧寶寶，因此艾德溫、莉西和我就把外甥女接來同住。我是全家唯一沒去工作的人，因此照顧她的責任就落在我身上。在這段悲痛的時期，這個寶寶為我們的老屋帶來了出乎意料的歡喜。
這房子應該處處都是讓我揮之不去的回憶，但我太忙碌了。才一年工夫，艾德溫和我就有了我們自己的孩子約翰，他很早就學會走路。那時候我們沒有請保母，只有一位兼職的管家。每到夜裡，我已經筋疲力竭，連讀書的力氣都沒有。
不過在我們結婚的這三年，要作錢尼太太並不困難。艾德溫人很好，很少抱怨──這是他引以自豪的特點。起初他幾乎每天一回家，就得面對我娘家的姊姊，但他卻似乎真心高興看到我們全都在。他並不是未經世事、不懂世故，而是單純的事物就能讓他心滿意足──古巴雪茄、早上和大家一起搭電車上班、在自己的愛車上忙東忙西。
艾德溫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混亂無序，在橡樹園大道這些年，他在這方面一定很受折磨。由他自己的家具上就看得出來：每天早上他的文件總是整整齊齊地放在書桌上；他放公事包和鑰匙的私人壁櫥總是井然有序；還有餐桌，他最期待的是看到桌上有烤牛肉，還有他愛的人齊聚一堂，等他上桌。
我想促使他把新家由空談付諸行動的，應該是整潔秩序，或者該說，因為我們家缺乏整潔秩序。我很想把家裡整理得窗明几淨，但是對一幢陰暗的老房子，窗戶都被塗黑，門框上全都是凌亂的浮凸雕飾，還有什麼辦法可想？累積了二十年灰塵的馬毛家具，怎麼拍都拍不乾淨，還能怎麼辦？
於是艾德溫悄悄地進行他的計畫。首先他帶我到亞瑟．賀特立夫婦家去，他和亞瑟每天早上一起搭電車上班。橡樹園大道的每一個人，都一定要到賀特立家在森林大道的新房子去蹓躂一下，不是覺得它離經叛道，就是認為它才華洋溢，端視你對它的建築師法蘭克．洛伊德．萊特（Frank Lloyd Wright）有什麼樣的看法。有人把這房子稱為「大草原住宅」 （prairie house），因為長而窄的磚塊以水平向左右延伸，就像伊利諾平原的線條一樣。
乍看之下，我覺得賀特立家的房子好像沉重的長方盒子，不過一走進去，卻讓我舒了口氣。裡面全是寬敞的空間，一個又一個房間相連，未上漆的樑柱和樹幹色的木器散發出柔和的光澤，而最耀眼的則是透過紅綠鑲嵌玻璃射進來的光線。屋裡充滿了神聖的感覺，就像林間的小教堂。
身為工程師的艾德溫卻在這些牆壁之間，找到了其他的感受。他正在玩味這屋理井井有條的規律所帶來的和諧。嵌入式的抽屜、特為這些房間設計線條簡單俐落的桌椅──功能實用的家具。納入眼簾中的，沒有一件是華而不實的物品。艾德溫吹著口哨一路走出來。
「我們怎麼買得起像那樣的房子？」走到沒人聽得見的距離之後，我問。
「我們的房子不必那麼大，」他說，「而且我們的財務狀況比妳想像的好。」
艾德溫那時是華格納電氣公司的總裁。在我忙著尿布奶瓶，想找出時間出去走走透一口氣時，艾德溫卻步步高陞，到達頂層。
「我認識萊特太太，」我招供。我一直在猶豫，不知該不該鼓勵艾德溫，因此從沒向他提過這點，「她和我都參加了讀書會的家庭藝術委員會。」
從此以後，他的遊說行動開始加溫。艾德溫不用命令的方式，但他卻一直糾纏不休，就像當初他追求我一樣。堅持、堅持、堅持。要是他活在十字軍東征的時代，那麼他奔赴沙場時，必定揮舞這兩個字的大旗。
當初就是他的堅持不懈，讓我終於委身出嫁。
我們在密西根州安娜堡求學時就認識，但有好幾年，我對他並沒有什麼特別印象。有一天，他突然出現在休倫港我寄宿的公寓，他既擅長聊天，又能逗人歡笑，因此很快就讓第七街桑勃恩太太寄宿公寓的房客都喜歡他。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開始在週五晚上來造訪，房東太太和她小小的房客家庭──包括我在大學時代的室友瑪提．查德本（Mattie Chadbourne），都刻意空出客廳來，好讓他和我的關係能夠開花結果。
那時我正負責管理市立圖書館，每到週五晚上艾德溫來看我時，往往已經累得筋疲力竭。一天晚上，為了消除我們之間無言的尷尬，因此我聊到一名員工，不論我怎麼鼓勵她，她還是鬱鬱寡歡。
「告訴她，只要練習，就能快樂。」他說，「只要她做出快樂的舉止，就會快樂。」當時這話不知怎麼深深地吸引了我。艾德溫並不文謅謅，也不特別喜歡思考，他的長處和我不同。他是個好人，而且實事求是。
在休倫港的這些年，我先在高中教書，後來又管理圖書館。在白天，我總浪漫地美化自己的工作──知識的僕人、靈魂的醫師、像發藥丸一樣，把書本發給我的學生和來借書的人。但每到夜裡，我卻不安地置身自己房中成堆的文件當中：一篇尚未完成的關於婦女運動中個人主義的論文、某個讓我著迷不已的十八世紀法國散文家作品譯文，尚未出版、一本又一本作了眉批的書，放在剪報、信封、鉛筆、明信片和梳子之間。雖然我有充沛的活力，卻連篇雜誌文章都寫不出來，遑論我自以為一定可以完成的書。
我在休倫港待了六年，周遭的朋友紛紛結了婚。那天我看著客廳裡的艾德溫，不禁想，或許我們的特性可以相輔相成。
我猜我同意新房子的計畫，就像我對這個不斷由芝加哥赴休倫港來要我嫁他的禿頂年輕人一樣。到了某個階段，我就身不由己。
在我們婚姻之初，艾德溫渴望的不只是秩序，他想要一個可以招待賓客的家，或許是因為他在自己父母乏味的家裡待了太多年之故，也或許是因為我娘家依舊瀰漫著悲傷的氣氛，而他渴望的卻是屋裡滿是年輕人和朋友，充滿歡笑時光的地方。我猜他想像的是他在大學裡的合唱團，圍坐在客廳裡，高唱「我真心愛你」。無論如何，萊特太太凱瑟琳安排我們在他的工作室和他見了一面之後，一切就急轉直下。
誰能不受法蘭克．洛伊德．萊特的魅力吸引？艾德溫不能，我也不能。我們在和他家相連光線滿室的八角形工作室裡，見到了這位橡樹園建築界的搗蛋分子，讀書會裡有人稱他是「品味的暴君」，但他專心聆聽我們的要求。我們喜歡招待客人嗎？我們喜歡什麼樣的音樂？我愛不愛園藝？
他約莫三十五歲，和我年紀相當，而且非常英俊──鬈曲的棕髮、高高的額頭、慧黠的眼睛。有人說他古怪，我想的確如此，因為有一棵大樹就直接穿過他家正中間生長。而他一會兒談笑風生，一會兒又非常嚴肅。我記得他的兩個孩子站在我們上方的陽台，把紙飛機向下射到幾張繪圖桌上來。幾名年輕人正在繪圖桌上工作，但他的主要副手卻是個女人──女人！瑪莉安．馬洪尼 。法蘭克靜靜地坐著繪圖，似乎一點也沒注意他頭頂上這團混亂。
這天下午見過他後，我們帶一張草圖回家：一棟兩層的樓房，和賀特立家有點像，只是小一點。我們住在樓上，餐廳、客廳和圖書室則間間相連，屋子正中央是很大的壁爐，四周窗台邊的座位足以容納眾多賓客。屋子前面矗立一片由鑲嵌玻璃門構成的牆，直通四周有磚牆的大陽台，隱密有餘。因為有這面牆，就算站在屋前的人行道，一樣看不見屋裡的情況，但由屋裡往外看，因為地勢很高，外面的世界一覽無遺，甚至根本就覺得置身大自然，因為法蘭克是依據這塊地上樹木的生長模樣來設計這棟房子的。小小的臥房躲在屋後，而我姊姊莉西後來則住在樓下的房間。
見過法蘭克之後，不必艾德溫再催，我就擔起了和法蘭克合作的工作。他似乎很高興我提出一些實驗性的建議。我站在東大道的工地，身後跟著約翰。我逐漸瞭解了懸臂屋頂和他所謂「光幕」（light screens）的彩色鑲嵌玻璃格子窗韻律之美。很快地我就成了團隊的一份子，花了不少時間和景觀設計師華特．葛瑞芬 在工作室構思我的花園藍圖。等我們遷進「快樂時光屋」──這是法蘭克由一開始就給它取的名字，我們已經和萊特一家結為好友。
我依舊常常想起在橡樹園大道的娘家，艾德溫和我在那裡結婚當晚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姊姊把客廳全都布置了黃色和藍色的鮮花，那是我的母校密西根大學的顏色。曼陀林樂隊演奏華格納的婚禮進行曲，我的手帕交瑪提擔任伴娘，我記得自己還在想，那晚她看起來比我漂亮。我太緊張，絲質禮服下大汗淋漓，但艾德溫一如往常一樣平穩沉著。婚禮結束之後，他把我拉到一角，承諾這輩子要當我的倚靠。「把我的愛視為當然，」他說，「我對妳也是如此。」
為什麼我當時沒有把這些話寫下來？如今回頭再看這些話，它們卻像調製災難的配方。
我一向要靠書寫文章，才能把一切理出頭緒。如果我能把堆積在我心頭這些片斷的回憶，和堆在書架上的日記、信件與草草寫下的想法整理出來，那麼或許我可以解釋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或許我過去七年所處的天地終能在紙上找出完整的條理邏輯。或許我可以說出我的故事，對其他人能有所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