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狹義的角度來看，《寫給Ly's M－1999》（聯合文學）是個人情感的紀念。但這本書和蔣勳的另一新作《情不自禁》（聯合文學）一樣，都有著將情慾從社會意識的地牢中釋放出來的意味。不同於西方哲學家以懺悔錄的心情來面對情慾的挑動，蔣勳想要描繪的卻是在新道德的前提下，人面對情慾時感受到的喜悅。

　蔣勳說：「在這個年紀談情慾和身體，其實是有點感傷的。」隨著肉體的衰頹，青少年時期勃發的情慾騷動，其實已被漸漸馴服。這似乎是戰後一代出生的台灣人共有的宿命。蔣勳說，當時所有的教育與輿論，強調的都是國家大愛，個人的私情與面對身體時產生的焦慮，並沒有好好地被對待，因此在他們這一代藝術創作者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與悲壯的氣息，似乎所有無法在情慾中滿足的衝動，都在大愛的軌道上尋求出口。

　當時年輕人嚮往的是一種烈士的典型。可是現在蔣勳更想了解的是，在為國家從容犧牲的大愛背後，私情有著怎樣的形貌和位置。就像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其實是影響蔣勳少年時期最深的散文之一，直到現在若干文句他仍能背誦，但如今蔣勳所感動的已經不僅是林覺民那種「助天下人愛其所愛」的懷抱，而是他的妻子如何在夫死子幼的情況下，在瑣瑣碎碎的生活細節裡，面對自己的情感和人生。蔣勳說，即使現在的教科書裡還是偏重大愛，他常想如果能出現一封林覺民妻子的書信，讓私情能夠與大愛對讀，也許對年輕人的影響不致那樣失衡。

　有趣的是，雖然蔣勳在給Ly's M的信中，坦言對他的愛戀與對他身體的思念，但是這樣的慾望卻不是在身體與身體真實的擁抱中一點一點地被證實，而是在遙遠的距離之外，藉由敘說想念來依稀描摹。蔣勳說，他的學生也曾問他，為什麼幾乎每封信都寫於離開的狀況，而他的感覺是，「情慾對我來說還是如同宗教一般建立在精神層面」，如果僅是一種動物性或感官的情慾，他覺得還是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