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自從一九八○年代以來，現代經濟早已去國籍化，大幅降低政府控制的程度，並且增加許多非物質的元素。各國的疆界不再能夠限制住企業和消費者；各國政府也伴隨著經濟成長一起進步，但已不再能過度支配經濟成長的諸多選項以及成長的節奏；在傳統的物質經濟之外，具備各種特性的服務亦紛紛出爐。這些都是全球性的趨勢，同時也對照出在和由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所分析的全球趨勢相對照時，舊時各國成長率的概念已不再那麼具有象徵意義：要不大家一起成長，巴黎、北京、紐約、新德里無一例外，要不大家一起蕭條。
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認為，全球化經濟的結果對於全體人類而言是好的，因為全球化經濟之助，廣大的民眾得以擺脫悲慘的命運。
這樣的變化，有一部分是因為科技進步的結果；有更大一部分可以解釋為對於各個成長動力之絕佳瞭解的幸福成果。唯有能夠長久實行，並且令人得以信賴之穩定而可預測的機制，經營者才會願意投入經營，投資者才會願意投資，消費者也才會願意消費：一個如同羅格夫（Kenneth Rogoff）口中所說的真正貨幣，包括自由匯兌，以及格雷夫（Avner Greif）所一再強調的種種穩定長久的協定，還有布吉尼翁（François Bouguignon）所主張各個穩定的銀行、一個有保障的產權、各個廉潔的政府、諸多合法的國際組織，這些都是確保經濟成長所必備的優良組成要素。
若是突然出現週期性衰退（2008年的起伏波動），各個理性政府的首要任務將是維持前述各個組成要素的穩定，而不屈服於各種政治力或是各方謠言的干預。
這些優良的組成要素是如何產生的？它們能夠在每一種文化裡生根茁壯嗎？根據最近三十年來的經驗顯示，這些對於良好經濟而言不可或缺的組成要素和各個最為南轅北轍的文化都可以相容；至今仍常聽說為了求取經濟成長而必須先改變民族性，其實並不需要如此。但是狄侯樂（Jean Tirole）表示，一定要有系統地說服人民，讓他們知道為了獲得經濟發展，必須先有若干客觀的先決條件。這些先決條件可以透過文字記錄，也可以透過口頭傳述：若想要讓經濟運作良好，最好要知道這一點。
民主對於經濟發展是必備的嗎？ 羅德里克（Dani Rodrik）和艾斯莫格魯（Daron Acemoglu）均表示，資本主義可以越過民主體制而獨自存在，但是民主體制的存在則不能缺少資本主義。
持續的經濟成長趨勢首先取決於體制的穩定度及其品質，諸如：中央銀行的獨立地位、貨幣之可預測而非通膨性的管理、可信賴而不昂貴的司法正義、自由交易、為了便於產業更新而針對破產所制定的法令、讓市場運作順暢而不造成障礙的財稅與社會法規，這就是有助於經濟成長趨勢的良好體制。
一定要跑遍全世界和幾位經濟大師見上一面嗎？他們的科學不是都已經完全發表在他們的著作裡面了嗎？2007年8月中，在毫無生氣的明尼亞波里，在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的明尼蘇達聯邦銀行辦公室等待他的同時，這個問題在我腦海裡打轉。但是，普雷斯科特的著作裡用的是數學語言，是寫給他的同行看的，不是寫給一般大眾讀的。然而，他自己在2004年接受諾貝爾獎時，便公開表示，所有經濟學家應該教育輿論，以便阻止政客們繼續犯錯或是蠱惑人心。但是，出色的經濟學家不必然是好的教育家：少有研究人員在公眾場合也能侃侃而談，而直接對大眾談話的經濟學家又並不總是最具代表性。也有些知名的經濟學家，其中不乏諾貝爾獎得主，會就他們並不比別人更加瞭解的議題發表高論，並且從其他地方獲得大家的注目。法國經濟學家狄侯樂 （Jean Tirole）表示，要想同時勝任研究工作以及具備直接與公眾對話的能力，必須要有一點人格分裂的性格：研究工作必須要不斷區分細微變化，並且找出各種複雜變化；而與大眾溝通則必須將議題單純化，並極力放大其中特點。所以就是在和普雷斯科特以及和其他相等份量的人談論之間，才能更進一步明暸他們在追尋什麼、已經找到什麼以及可以培養什麼。這就是為什麼一定要來明尼亞波里，以及之後再去其他地方的原因。
普雷斯科特表示，自1890年至今，美國的平均成長率是每個人每年成長2%；此一成長趨勢可以被視作自發性的成長，也用來解釋在先進領導國家裡高效率經濟的持續成長。這位經濟學大師說出這番話的同時，還不忘「輕鬆」帶出種種偶發事件、事業週期以及各個經濟蕭條的例子。在同一時期，投資資本的平均獲利是4%。讓咱們牢牢記住這兩個數字：2%以及4%。根據普雷斯科特的看法，此一世界成長趨勢完全依先進領導國家（也就是科技先進國家）而定，因為種種新的科技無論快慢必然會向四周傳播擴散。在先進領導國家裡，短期的成長趨勢有可能受到像是原油價格上漲的外在衝擊影響，或是受到因為新產品問世或因為錯誤的經濟政策所導致的內部混亂影響。先進領導國家以外的地區，成長趨勢可能暫時性被競爭者超越，例如在重建時期，像是戰後的歐洲，或者剛剛處於起步發展階段的印度以及中國。但是就長期而言，先進領導國家的成長趨勢是不會被超越的，除非是其領導地位被取代了。在美國成為領導國之前，英國和德國都曾經是領導國；在美國之後，普雷斯科特預測歐盟將會取得領導地位。但這只是一項假設。在歐盟取得領導地位之前，其經濟成長率仍低於2%，根本無法反映出其應有的實力，這表示：歐盟的經濟面臨著潛在的危機。普雷斯科特認為，此一危機，一直是由於不好的經濟政策所引起的。
這個2%的成長趨勢完全相容於各個可觀察而不容質疑的統計數據；但是人類從經濟成長中所取得的利益其實遠高於此。因此成長趨勢完全無法衡量疾病發生率的降低，也無法衡量壽命的延長程度；這些都是最真實的經濟成長的結果，但卻不會反映在各種經濟數據上。各個統計數字亦無法反映出因為經濟成長，為我們日常生活舒適度所帶來的進步。任教於耶魯大學的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因此計算出人造光源的成長率，今日幾乎全體人類都能夠以非常低廉的成本來使用此一人造光源：人造光源的成長率遠遠高於2%。象徵奢華的照明是人人都能夠享用的，這可是所有經濟數據所無法呈現出來的。因此成長趨勢是低估了經濟成長的實際效益，而成長趨勢的種種干擾則遠不如成長趨勢本身來得具有指標意義。但是普雷斯科特同時也說，經濟學家們其實對於這種種干擾更加關注：種種危機遠比無限制的經濟成長更令人著迷，有些人帶著一份憂心看待危機，其他人則是心懷希望，他們都希望這些危機能夠顛覆市場經濟。普雷斯科特又說，這樣的情況並不會發生，除非是大家忘了經濟成長與工作量之間的直接關係。
工作因素
所謂的普雷斯科特的模式，表面上看起來很簡單：經濟成長是由資本、工作機會與效率相結合的必然結果。其中結合了體制與生產力的第三個因素最是難以評估，也是造成各國之間經濟成長高低差異的源頭。在各個已開發先進國家之間，很容易可以比較出效率的高低，因為彼此經濟生產的模式很類似。只需要評估一下美國、日本以及法國三地汽車工業的生產力，就可以發現其間的差異真是很小，因為創新週期與複製模仿幾乎是同步發生。在這樣一個同質性高的國家集團裡，投資的資本額也相去不遠。因此，只剩下工作機會一項造成差異，並且可以用來解釋經濟成長的實際差異。
普雷斯科特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在重建時期，歐洲人與日本人都比美國人更加辛勤地工作，但是效率卻較為低落；額外的工作有助於彌補經濟成長以及效率之不足。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歐洲人以及日本人的效率已經幾乎和美國人不分軒輊，只有極細小的差別：法國的效率表現稍稍高於美國（+10%），而日本則略低於美國（-10%）。但是這樣細微的效率差異卻不足以解釋經濟成長的差異。歐洲大陸的經濟成長較諸美國緩慢，這是因為自一九八○年代以來，美國人和其他已開發國家勞工對於工作關係的位置剛好對調：在工作效率差不多的基準上，美國人工作得更辛勤，財富累積得也更多，而其他國家人民工作時數較少，相對也較為貧窮。再來進一步說明普雷斯科特所謂的工作量：他所主張的模式只考慮到有徵稅記錄的生產性工作。黑工是完全被排除在外的，不計酬勞也不必付稅的家庭勞務工作亦不列入考量。在各個國家裡，可徵稅的工作受到下列因素影響，休假日數、每週工時、法定最低可工作年齡、法定退休年齡以及失業率。因此可以比較這些同性質的數據資料。
以此一簡單的工作量定義為根據，在美國工作100小時，相當於在德國工作75個小時，在法國工作68個小時，在義大利工作64個小時。回顧一下，在1970年時，法國人以及德國人得工作105個小時，才等於美國人工作100小時。1970年時， 相對於美國人的生產力指數100，一個法國人的指數為74；也就是說當時法國人的工時較美國人長，工作效率卻較低，相較於美國人的生產量指數100，一個法國人的生產量指數為77。今日，一名法國人以68小時的工時卻帶有110的工作效率（相對於美國人的100），其收入指數為74，美國人仍為100。統整下來，在美國平均每個人的生產量要比西歐人高上40％左右；在大西洋兩岸各大企業之間，就相差不多的工作效率而言，這樣的差異只能透過工作量來解釋。換言之，法國人和德國人永遠追不上美國人的生活水平，除非全面性地延長所有應就業人口的工時。接下來，只需要瞭解為什麼自一九八○年代以來，美國人「選擇」了集體性增加工時，而同一時間裡，歐洲人卻做出了相反的選擇。是誰做出的選擇，原因何在？
工作徵稅
在1980年時，歐洲人和美國人的工作量差不多；工作所得徵稅（包括各種稅金以及社會保險金）的程度在歐洲以及在美國相差不多。如今不但美國人平均每個人的生產量高出歐洲人40％，以每人所賺得的100元裡面，歐洲人平均有60元要被徵收；而美國人則只需繳納40元。但這只是附帶的邊際稅率，而不是平均稅率，只適用於額外的工作量。因為一個美國人加班可以保留加班所得的60％，歐洲人卻只能保留40％，普雷斯科特認為徵稅的壓力足以解釋為什麼歐洲人普遍寧可選擇不工作。
造成此一集體選擇，當然還有其他心理、社會以及法令秩序等方面的因素；但是對於休閒、嚴格之工作市場以及失業的喜好應該是結果，而不該被視為造成不工作的原因。普雷斯科特的模式於是有了以下結果：在各式統計數據以及各個時期的比較基礎上，模擬出徵稅對於工作的影響評估。這些模擬產生了理論性的結果，讓人可以應用對照於之後的實際狀況。精確地說，徵稅確實操縱了選擇或不選擇工作的意願；選擇不工作的其他因素雖然也不能夠等閒視之，但已無呈現出來的必要。
以法國為例，普雷斯科特的模式顯示出，若對工作徵稅減少60％至40％，將會造成工時延長6.6％，並且提高每個人在工作生涯中19％的購買力。此一記錄長時間的動態模式顯示，工時延長有助於累積性的經濟成長。而透過減稅同時增加工作機會所帶動的額外經濟成長，能夠幫助消弭失業；因此，不是失業拖累了經濟成長或是減少了工作量，恰恰相反，是經濟成長遲緩與工作量縮減造成了失業增加。
這項理論尚未獲得普遍性的認同。普雷斯科特相當激動，但是就和所有的理論一樣，他的理論也是可被扭曲並引起反效果的。無論如何，就一個以經驗值為基礎的模式而言，美國經驗似乎可以印證普雷斯科特的理論；自一九八○年代以降，在美國，徵稅的壓力已經降低，特別是對已婚夫妻的壓力。平均而言，每對夫妻可以保留80％的工作所得：這對於尋找第二份工作是一大利多。恰好在此一工作徵稅降低的同時，美國婦女投入職場的比率也在一九八○年代開始節節高升。美國經濟成長便在稅率降低以及工時同步增加的雙重刺激之下，加速攀升。普雷斯科特還表示，現代經濟的一項大驚奇，在於見證工作是一項多麼具備彈性的因素：所有領薪水的勞工會對所有不管是正面或是負面的刺激做出反應，這恰好反映出在每一個國度裡對於尚未加以利用之經濟成長的種種保留態度。
如何降低工作所得徵稅？
要想更瞭解接下來所要談的降低工作所得徵稅的邏輯，就一定要提到由所謂供應理論引起的小風波。在十九世紀初，有一位法國人（而不是美國人）觀察到刺激經濟成長的動力不是消費者，而是生產者。賽伊寫道：「產品會創造市場銷路。」這個由供應所造成之經濟成長的定義是很容易瞭解的，幾乎可以說是平淡無奇：如果不是有廠商向您推銷行動電話，您絕不會想要買一支這樣的電話，因為若不是有這樣的電話問世，您就無從得知自己會有此一需求。此一供應至上的觀念受到了凱因斯的質疑，他就是將1930年的經濟危機歸咎於需求不足所致。根據凱因斯的想法，應當要刺激消費才能夠脫離危機的泥淖。此一建議僅能夠吸引提高購買力以提升經濟成長，但不幸的是，每次只要採用這個建議，均以失敗告終，特別是1973年在西方發生經濟危機之後；當供應不足時，提高的購買力最後總是造成價格上漲。
根據普雷斯科特所主張的供應邏輯，只有工作量以及供應量的增加，才能夠提高產量；如此而得到的新的經濟成長，讓政府得以用較低的稅率徵稅，但稅收卻增加了。這也成就了政府和勞工的雙贏局面。這個假設受到了美國經濟學家拉弗（Arthur Laffer）在一九八○年代初期大力推廣，他當時因為所提出的拉弗曲線而聲名大噪。此一拉弗曲線假設當稅率超過50％的時候，則政府稅收就會下降，因為經濟成長將會趨緩；反之，若是稅率下降，因為刺激了經濟成長，則稅收也隨之增加。這個被普雷斯科特認為是「在算式方面簡略，但是推論正確」的拉弗曲線，於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在位期間，在美國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因為該曲線，使得美國經常減稅，同一時期美國也確實出現了強勁的經濟成長。二者之間是否有任何關聯？其箇中爭議恐怕永遠也無法獲得定論。當時的情況是，全球各地紛紛跟隨這一波儘可能減稅的步伐；甚至於歐洲各國也採納了拉弗的意見。這是因為拉弗曲線是正確的嗎？普雷斯科特自忖著。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各國政府因為已經置身於一個稅收處於競爭狀態的全球化經濟環境中，他們已別無選擇：過高的徵稅將導致企業主們紛紛逃避到稅制相對更具吸引力的國度。
大家之所以會相信普雷斯科特和拉弗，是認為在減稅的正面刺激下，減稅而不影響國家財政是可期待且可行的。不過，在歐洲用工作所得稅收來挹注社會保險（即美國所謂Social Security的退休金制度）的狀況下，僅僅只有降低原本的高稅率並不足以減輕對工作所得的徵稅。若想要更具成效，則降低稅率之餘，勢必也要對於社會保險以及退休金制度的挹注模式有完整的因應配套：對於所選擇資金之必要分配的轉換。很自然地，若個人願意自行負擔較大的風險，則稅率的降幅就可以越大。但是該如何定義出最佳模式，以保障個人免於重大危機，同時又不致對社會救助以及公共財政造成危害？此一最佳模式是可以計算出來的：以美國為例，普雷斯科特表示隨著每年大約4％的投資獲利率，得要持續投資自己薪水的8.7％，才可望在63歲退休時持續領取和最後一份薪水等量的退休金。這種民營的退休金財務規劃有助於將所得稅率由40％降低至27％。這種民營規劃的退休金對於勞工而言相對便宜（只需收入的8.7％，而非以往的13％），卻能夠享有相同的利益，因為減少的稅刺激了工作量的增加，也促使了經濟成長加速。遠比其各項數學模式更加務實的普雷斯科特建議所有的勞工在民營以及公營的退休金制度之間做出選擇。他那幾乎獲得所有經濟學家認同的充滿動力的經濟成長模式，在任何狀況下，讓各國政府在尋求充分就業以及經濟成長方面，都沒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逃避現實當然也是一種方法；但是透過喊話以及短期干預等迂迴手段，卻無法獲得具體而可供檢視的結果。普雷斯科特最後表示，經濟所遵循的是法律，而不是政府的決定權。
但還有比逃避現實糟糕的：不合時宜的公權力干預，透過錯估貿易自然週期，可能加劇經濟蕭條的現象。
各國政府如何造成經濟蕭條
普雷斯科特的科學威信是建立在一個數學模式之上，而該模式能夠十分明確地預見並分析經濟蕭條。和在此之前絕大多數僅僅描述狀況的模式大不相同的是，普雷斯科特的模式充滿動力，融入了所記錄的時段，並且預測出各個經濟因素的狀態。普雷斯科特可以說是眾多在一九八○年代造成經濟科學革命的推手之一，其中也包括盧卡斯，他們徹底顛覆了經濟政策。在此之前，各個模式的作者們以及讓這些模式實際運作的政治人物們均認為，各個企業主以及消費者會根據政府所釋放出來的訊息而改變他們的行為模式。但是在這樣一個充滿動力的模式裡，這些經濟因素明白種種指標只不過是指標，而不是實際的變化：透過預測各個政府所等待的人為影響，這些指標往往令各種政策破功。這是非常基本的：從普雷斯科特的動力模式裡，得到一個結論，即「振興經濟」、「減緩過熱現象」等詞都是沒有意義的。這些都只不過是政治或新聞用語罷了。實際上，能夠引導經濟的只有實際而長久的優惠，任何關於「振興」或是「過熱」的言論都無法產生任何影響。普雷斯科特表示，這樣並不會造成政府的消失，或是引起政府的惰性：若是少了優良的政府，市場經濟便無法運作。但是根據動力模式，政府的角色在於維持長期的經濟成長趨勢，而非時時干預。此一持續的經濟成長趨勢首先取決於體制的穩定度及其品質，諸如：中央銀行的獨立地位、貨幣之可預測而非通膨性的管理、可信賴而不昂貴的司法正義、自由交易、為了便於產業更新而針對破產所制定的法令、讓市場運作順暢而不造成障礙的財稅與社會法規，這就是有助於經濟成長趨勢的良好體制。普雷斯科特又補充表示，這些才是政府應該要全心投入關注處理的事務。
當經濟成長趨勢出現遲緩的時候該怎麼辦？普雷斯科特表示，什麼都不做反而顯得比較適當；科技之創新進步會創造出新的週期，加速經濟以較新的產品或是較低的價格淘汰掉舊技術與舊產品。在各個先進國家裡，科技週期大約為每42個月更新一次，而最近的趨勢在於延長科技週期。這些週期會從技術領先的國家開始向外蔓延，因為新技術的傳遞在今日幾乎已經達到零時差的地步。不可避免地，這類由新技術所造成的技術斷層會引起受到損害之人的反彈，在民主社會裡，這些利益受損的人將會對各個政府形成政治壓力。但是這些政府因為對於科技週期之運行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傾向於不過度干預；或者只是適度干預以便在為這些因為新技術而失業的勞工重新安排時能夠更加順利。但實際狀況往往不是這樣順利：對於二十世紀幾次重大經濟衰退的分析顯示，政府的干預最後如何將一個原本的自然週期轉變成重大危機，並且讓經濟成長趨勢持續停擺。
且和普雷斯科特一起來觀察經濟史上所觀測到的幾個重大危機：一九三○年代發生在美國的經濟危機、同一時期發生在法國的經濟危機以及日本近十年來的經濟蕭條。在美國的例子當中，普雷斯科特強調該為此一經濟危機之嚴重程度與持續長度負責的是羅斯福（Franklin Roosvelt）所謂的新政（New Deal）。在1932年時，此一新政透過禁止競爭與禁止降低價格的策略，迅速馳援陷入困境的產業；不具生產力的企業受到公家部門的援助，反而阻礙了更新型態產業取代這些企業的腳步。到了1936年之後，正當羅斯福的第二任任期，工資和徵稅都上漲，更進一步阻礙了投資與科技創新的腳步。此一實際上由羅斯福的前輩胡佛（Herbert Hoover）所提出的凍結方案，不僅阻礙了自由貿易，也將美國經濟引導向一種著重於分散貧窮而非創造財富的軟性社會主義。此一新政在同一時間，讓羅斯福大受擁戴（直到今日仍是如此），儘管他可以說是一手葬送了美國經濟，甚至到了人人都必須重新投入工作的地步。這樣算是代替普雷斯科特宣告的修正主義嗎？這一個對於新政所做出的現代評估，早已不會再受到經濟學家們的質疑；新的科學共識認為羅斯福的政策應當為一九三○年代經濟危機的持續狀態負責。對於法國在同一時期的狀況，經濟學家也都同意：布龍（Léon Blum）政府的確因為透過減少工時，同時提高工資，因而延長了經濟危機。這一個錯誤的策略是由主張自由經濟的路艾菲（Jacques Rueff）在當時所犯下的。但是，就和羅斯福的新政一樣，可以說布龍的諸多決策都遵從了在當時就短期而言合乎情理的政治與社會需求，卻完全枉顧經濟情勢。
為了美國人或法國人的幸福，究竟是要讓市場自行運作並儘速遠離危機，還是要向社會政策求援卻同時延長危機呢？這個問題永遠適合每一個面臨任何一個週期的政府思考。但是現今可能的矛盾之處在於，明知種種預防危機的政策可能使危機更加嚴重，卻仍不得不推動此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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