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父親的缺席
這是《AERA》雜誌的採訪。主題是村上春樹。
今年（2006年）已是第六屆弗朗茨‧卡夫卡獎了，因其獲獎者被選為當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機率很高，於是布拉格的報紙寫道：「村上先生應該提前訂好前往斯德哥爾摩的機票。」
前幾天召開了關於村上春樹的國際研討會，世界各國的眾村上研究者圍繞著村上文學的本質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然而，對於當今代表日本的世界性文學家——村上春樹，國內幾乎所有的評論家（以及相當一部分作家）都表現出了「厭惡」乃至「漠不關心」。在世界性的好評與國內的漠不關心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實在是饒有趣味。
將之庸俗地解釋為「因為暢銷，所以招人妒忌」（即使這在相當程度上屬於事實），其實在文學上是毫無建設性可言的吧。我想，還是這樣考慮比較合適——即厭惡村上春樹的人們也肯定有著某種迫不得已的文學上的緣由吧。
那種「迫不得已的」的內部緣由又是什麼呢？
村上春樹之所以在世界範圍內人氣暴漲，是因為其作品擁有一種「世界性」。
這就難怪了。
可一說到「所謂的世界性意味著什麼」，我至今尚未聽到令人信服的說明。在此，請允許我談談自己的觀點。
村上文學中總是沒有「父親」登場。因此，村上文學具備了世界性。
說明完畢。
這到底意味著什麼，諸位還是懵然不知吧。那麼我就來畫一條輔助線。
命題如下：
「存在的事物因其存在而已經成了特殊之物，而唯有不存在的事物才可能成為普遍之物。」
這樣一來就好懂多了。
作為分析性意義上的「父親」，存在於世間一切社會集團當中。
所謂「父親」，乃是「神聖的華蓋」。
他是社會秩序的保障者，是限制社會成員個人自由的「自我實現的妨礙者」；他熟知世界的構造和人們的宿命，是享受著世界的存在。而這便是「父親」。
「父親」具有各種各樣的形態。有時被稱做「神」，有時被稱做「預言家」，有時又被稱做「王」，有時還被稱做「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父權制」或是「革命性先鋒黨」。世界上的一切社會集團都具備各自固有的「父親」。對於處在這些集團內部的人類而言，「父親」是「大氣壓」一般的存在，就儼然像「這個家裏特有的氣味」一樣的東西，因此，並不會作為主題而被內部成員所感知。但是，「別家」的人卻能清楚地察覺到這種極具特徵的氣味。
「父親」存在於世界各地，無論在何處都發揮著同樣的機能。不過，在每個地方都以「不同的形態」顯現，並散發出「不同的氣味」。
日本文學的正道是描寫與「父親」之間的糾結。
而在不同地區的文學中，則是不同的糾結優先成為文學作品的主題，比如在基督教文明圈的文學中，是與「神」之間的糾結；在第三世界文學中，是與「宗主國的文明」之間的糾結；在馬克思主義文學中，是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糾結；而在女權主義文學中，則是與「父權的性別歧視制度」之間的糾結。雖然都選擇了「與父親的糾結」作為普遍的主題，但在此被比擬為「父親」的東西，其實無異地方性民族志的表徵。
作家深信，與自己爭執不休的那個「父親」，也就是眾人的「父親」，可遺憾的是，這卻並非事實。于他而言的「父親」，僅僅是他個體世界中的「父親」，而在其他的個體世界中，卻並未作為「父親」這一符號而被認知。因此，即使凝聚了全部技巧去描述自己與「個體父親」之間的糾葛，亦無法贏得文學的世界性。
我們往往會誇大「自己所知事物」的客觀性。「我所知道的事情，他人也應該知道」——我們很容易陷入這一推理上的圈套。
事實恰恰相反。另一種情形更為常見──「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人也不知道」。
我們因自己的興趣而去注視的東西，會隨著社會集團的改變而發生變化。然而，無論社會集團如何變化，我們「拼命想要把目光從上面移開的事物」卻絲毫不變。因為只有那些關係到人類存在本質的事物，人們才會有組織地挪開視線，回避它的存在。
有些事情，是我們不願意去了解的。譬如「活著就對身體有害」，譬如「想要的東西只能透過別人的給予才能得到」，譬如「當我與世界對立的時候，則是世界有理」，譬如「我們之所以無法實現自我，並非因為『某種強大的邪惡力量』在從中作梗，而僅僅是由於我們自身的無力和無能」。於是，我們拼命地試圖轉移視線。
但是，因不願了解某事而拼命轉移視線，正是因為深知自己不願了解的是什麼，才可能做到的。明明知道，卻又不願知道自己已經知道的事情。
因此，當人不能順利描繪出「某個事物」時，這種不能的狀態常常是普遍的。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人們並非被「了解之事」和「能夠之事」，而是被「未知之事」和「不能之事」緊密地維繫在一起。
人類在「父親缺位」的情況下，無法對世界進行總括性的記述。話雖如此，人類在現實世界中是絕不可能與「父親」邂逅的。「父親」是對我們的無能狀態加以規定的原理，所以，是不可能與那樣的東西邂逅相遇的。
我們在現實中能夠遇見的，僅僅是「無能的神」、「受傷的預言家」、「被砍頭的王」、「失去效用的『神的無形之手』」、「軟弱的父親」、「壓抑的革命黨派」等「父親的倣造品」而已。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會抱住它們不放。
這是因為，如果沒有「父親」，我們就無法站在高處，以縱觀全局的視野去進行「定位」——比如自己現在處於世界的何方，發揮著什麼作用，並向著何處前進等等。沒有定位地圖，我們便無法決定是前進還是後退，抑或靜靜地坐下。
然而，也存在著極少數認為沒有地圖也總會有辦法的人。
村上春樹(與弗朗茨•卡夫卡一樣)就描繪了這樣一種過程——「我」被放逐到一個沒有地圖、也無從得知自己所處位置的場所。儘管如此，「我」依然定下了當前的目的地，邁開了步伐，辛辛苦苦地學會了使用偶然拾得的道具，從邂逅的人那裏最大限度地蒐集關於自己位置和作用的資訊，並最大限度地尋求援助。即使「我」的步伐堅持到了故事的末尾，也只能就行跡所至的有限區域製作一張「手繪地圖」，並就此落幕。
雖然微不足道，可我覺得這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若是想製作一張沒有「父親」的地圖，那麼就得靠大家一起，把各自走過的範圍——「這裡是確定的」——繪製成有限的「手繪地圖」，並匯集成「地圖冊」，除此之外別無他法。而世界上與我抱有同樣想法的人一定還有許許多多(也可能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多)。
「在父親缺位的世界裏，被放逐到沒有地圖、沒有指標、沒有革命綱領、沒有『政治性的正確行為規範』手冊等這種一無所有的狀態中，儘管如此，我們能否在這樣的狀態下成就『某種善的事物』？」
這便是悄然流淌在村上文學中的「設問」。
在沒有透用的「善惡」標準的世界裏實施「善行」。在沒有絕對的「對錯」標準的世界中履行「正義」。誰都知道這是一項令人絕望的困難工作。然而，我願意相信，世界上多數人都共同擁有一種感覺，即現在自己正面對著上述那種令人絕望的困難工作。
美妙的故事會直接作用於身體
村上春樹所譯的《麥田捕手》出版了。原本打算到淳久堂去買的，沒想到在西宮北口的站內小書店裏，已經堆滿了此書。真是厲害！
或許僅今天一天就已經售出了幾十萬冊吧。「首日銷售量」也刷新了白水社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吧。
村上翻譯的《大亨小傳》出版在即，這無疑是整個東京的讀者翹首以待的，想必發行首日便能創下百萬部的紀錄吧。雖說日本社會在很久以前便被認為進入了脫離文字的時代，可依然存在著大量「一旦需要，還是會閱讀文學作品」的潛在讀者。假如沒能成功地發掘出這些潛在的讀者，那顯然應該歸咎於寫書者一方。
「都怪讀者是些傻瓜。」—還是停止這種毫無意義的辯解吧。儘管的確存在著這樣的事實，即使市面上的「傻瓜書籍」汗牛充棟，購買和閱讀這些書籍的讀者也成千上萬。
但是，讀者並非認為「這是本好書」才去閱讀它的。我覺得他們是抱著一種清醒的態度在閱讀：雖說算不得一本好書，可就算如此，也還是姑且讀讀看吧……。
我斗膽預測，由於《麥田捕手》村上春樹譯本的出版，將在今後引發一股各種各樣的「舊經典再版」熱潮（事實上，在網上已經有人展開了各種企畫）。或許，不久的將來會湧現出一批年輕的文人吧，他們會提出「我想出版《堂吉訶德》的新譯本」，或是「我要重譯《包法利夫人》」。
如果真能這樣，倒是值得慶幸。
而我自己就特別希望能夠出版《異鄉人》的新譯本。我希望新版卡繆，能讓原文中那種風馳電掣般的節奏感躍動在日語中。
購買《麥田捕手》後，得到了作為「贈品」的《出版文摘》。裏面刊登有村上春樹與柴田元幸的對談。村上春樹在對談中說到了至關重要的一點：
說得極端點，對於小說而言，所謂的意義並非那麼重要。毋寧說重要的在於意義與意義如何相互呼應。它就近似於音樂中的「泛音」C，雖然人類的耳朵無法分辨那種泛音，但樂曲中包含著何種泛音，這對於音樂的深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同浸泡在溫泉之中，身體很容易暖和一樣，包含著泛音的聲音會久久地殘留在身體裏。這是一種生理現象。然而，要用語言來解釋為什麼會殘留在身體裏，卻幾近於不可能。而這正是故事這種功能的特徵。美妙的故事能夠滲透人的心靈，並牢牢地存留在那裏，但對於它和並不美妙的故事在功能和構造上有著怎樣的不同，卻是無法用語言來解釋的。
（《出版文摘》二○○三年二．三月號，出版梓會）
如果把村上言論中的「小說」置換成「電影」，那麼，便與我在《電影的結構分析》中想要表達的觀點大致無異了。
美妙的故事會「作用於身體」。這是千真萬確的。正因為「故事會直接作用於身體」，所以，我們要「用身體去閱讀故事」。因此，無論是三浦雅士E，還是橋本治F，抑或養老孟司G，都試圖以不同的措辭來表達與此相同的觀點。可是，除他們之外，試圖用語言來清晰地闡明身體與故事之關係的評論家卻為數不多。
儘管我還尚未開始閱讀《麥田捕手》，但我認為，村上春樹透過這項翻譯工作，必將會給日本的文學（特別是文學批評）帶來強烈的衝擊。
我覺得，這種衝擊絕不會只停留在前衛性、政治意識、愛欲或是文體等層面上，而將會徹底改變讀者閱讀故事時的「態勢」。
村上春樹從事的是「翻譯」。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一種恍如「偷偷潛入別人房子裏的」體驗。作為同樣以翻譯為職業的人，我不禁感同身受。
這種體驗可以說是一種如同卸下「自己的腦袋」，而將「他人的腦袋」嫁接在自己身體上的感覺。一般人也許會抱著相反的想法，在心中想像的是將自己的腦袋嫁接在他人身體上的景象。
其實並非如此。應該是將他人的腦袋嫁接在自己身體上才對。
因為，用自己的腦袋是無法將他人腦海中發生的事情加以語言化的。不過，自己的身體卻能感知到從他人大腦裏傳出的信號，即便這種信號非常微弱。腦袋只能接收「意義」，而身體卻能接收「成為意義之前」的東西。腦袋只能理解「信號」，而身體卻能聽懂「成為信號之前的雜音」。
從他人腦袋中傳送過來的，並非有著清晰輪廓的詞語或句子，而是雜音，或者可以說是某種波動。而自己的身體卻接收了這一波動。於是，便會出現與這種波動共振的部分。「某種東西」與這種波動相互干涉，產生顫動，從而開始發出聲響。而這個聲響是發生在自己身體內部的、屬於自身的事件。自己的骨頭、神經及細胞產生顫動，發出共振的聲響。而只要是自己身體所發出的雜音，那就肯定能將其轉換成信號。
我想，也許這就是翻譯這種工作的本質性結構吧。
將自己的身體嫁接在他人的大腦上，耐心地聆聽身體所發出的「嘈雜聲響」，並將它轉換為自己的大腦也能理解的語言。
譯者的這種態勢與讀者那種坦白開放的閱讀態勢是最為相通的。
在同時代的作家當中，村上春樹是個例外，擁有大量並且長期從事翻譯的體驗。我想，或許是透過翻譯，他已經練就了一種身體的感受性，能夠聽見超越了故事所發出的可聞音域之外的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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