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一、智力測驗的問題〉
當鐵姆剛滿三歲時，他的母親姜妮發現他要進入華盛頓特區高級私立學校的夢想出了問題。鐵姆的父親便曾入學於這地區一個最優秀的學校，很希望兒子也能進去，但華盛頓特區的政治人物、科學家、律師還有企業界人士的子女極多，競爭的狀況相當激烈。姜妮最擔心的是鐵姆智商的成績，那是進入當地幼兒園必先通過的條件。
比頭疼更糟糕的是，姜妮知道鐵姆是個每試必敗的孩子，因為她所敦請的私家入學顧問便曾測驗過鐵姆，並且十分清楚他的脾氣。這種專業顧問要價不菲，都在千萬元左右，他們保證給年幼學童做出評估，也為家長解說不同學校裡不同的教育目標。他們經常也實際模擬智力問題─或者部分的智力測驗─以觀察學童的性向，然後建議申請最適合他們的學校。得分的高低，決定學校的種類，測驗最初的目的是幫助孩子做出最佳的選擇。
那天鐵姆受試時，這位顧問要求姜妮離開現場。半小時後她傳呼姜妮回來，告訴了她不好的消息。她能給鐵姆的建議是，去一所地方偏遠、專門為有語言障礙的兒童設立的幼兒園。對姜妮的家庭來說─也是對所有東海岸受過最好教育的家庭來說─這無疑是把打算上長春藤大學的人，分配到衛星地帶如內布拉斯加大學去一樣。
「我覺得慘透了，」姜妮回憶那天的經歷時說，「我哭了三天。她告訴我鐵姆是個『愚人（moron）』。」她不自覺地援用了一個早年因為智力測驗而廣為流傳的分類術語。稍作停頓後，她改口說那位顧問並沒有明言鐵姆是個愚人，只是禮貌地暗示。「她告訴我鐵姆的智力好像有點問題。」
顧問還建議鐵姆應當先做語言的治療，這便是為何在鐵姆正式上學前，他的母親送他去一個語言治療中心，每週兩次。在早期的治療過程中，治療師要求他編造一個故事，但鐵姆辦不到，只好一言不發。當他終於說話時，他的「嗯呀，嗯呀」之聲像連珠砲一般放個不停。
「嗯，不，不，嗯，嗯，嗯，嗯，天哪，我呀，我沒有農莊。對，對，我家有個農莊。對。嗯，不對。你知道？我有一個，嗯、嗯，我有一個嗯，嗯，嗯，嗯一個，不對，我沒有，沒有，沒有一個農莊。」
華盛頓特區的學校發布給當地家長一個多元消息。一方面他們請求家長放鬆：智商的成績並不那樣重要，它只是眾多條件中的一個條件；另一方面，他們則警告父母們說，測試那天孩子如果生病，脾氣暴躁，或者心情不好，千萬不要讓他們參加考試，清楚暗示了這項測試事關重大。事實上，測試的分數遠比學校官方發布的訊息來得重要。學校當局為了讓父母不要過分緊張，才想用語言來安撫他們。從教育的角度來看，智商的較量當然無可厚非。畢竟，絕大多數申請入學的學生都是衣冠楚楚，談吐優雅，聰明伶俐，而且多半來自富裕、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家庭。正如一位當地的心理學家所說，學校當局該怎樣才能「刪減」這些過多而優秀的三歲兒童呀？
姜妮對鐵姆智商的操心，結果證明絕非過慮。四歲時，雖然鐵姆在電腦上有很好的表現，可惜電腦的操作不是智力測驗的項目。自從有智力測驗以來，對學童所強調的總是語言和電動技巧，而這兩個領域，與鐵姆同年齡的孩子相比，正好是他的弱點。他這次測驗的計分是「三十四」，跟他早些時候語言測驗的「二」分相比，進步多多了，然而從華府私校的水準來看，距離還遠哪！
「假如你想進入華府私校，但你的孩子測試成績不佳，你最好打消這個主意。
反正三十四分的成績是絕無希望的。」姜妮發出了這樣的感歎。絕大多數父母都知道，想上華府的第一流私校，你得有九十分以上的成績。學校當局從不明言他們入學的門檻，但門檻是一定有的。正如一位心理測驗師所說，席德威小學（Sidwell Friends，一座全美最好的小學，位於華府的西北角）「如果能從一批九十分的學童中挑選學生，⋯⋯他們不選高於九十分的學生才怪！他們別無他途。前往該校報名的學生，我知道，都來自華盛頓最優秀、最傑出的家庭」。
雖然他始終有點語言發展上的困難，但考三十四分的鐵姆，跟九十八分的鐵姆，完全是同一個人。心理學家說，這種差異性並不常見，雖然他們一致承認，智商的分數，不到學童變為成人，不能夠被「設定」。
「任何小孩子五歲以前的智商顯然不會穩定，因為在這個年齡，孩子的認知過程正在快速地生長。」哈科評估（Harcourt Assessment）公司的研發主任戴安娜‧柯爾遜（Diana Coalson）說。韋卜西和韋士克兩種測試便是他們公司的產品。
如此粗糙、狹隘的評估，而使用的又是充滿壓迫感和一連串還有待商榷的問題，怎能了解人們潛在的智力，又怎能讓學校、企業界和政府機關，在許多複雜的情況下決定人材的高下和去留呢？答案只有一個：不可靠。
〈二、智力測驗是怎樣開始的〉
現代智力測驗和它大部分的理論基礎，始作俑者是一位上流社會的英國紳士，佛蘭希士‧高爾頓（Francis Galton）。高爾頓有一個癖好，喜歡把不同狀況中的自己給測量、盤算得一清二楚。雖然今日他默默無聞，但在維多利亞時代，卻是個聲名顯赫的飽學之士。他在母系方面是達爾文的表弟，在父系方面則是一個賣槍火致富的富翁的曾孫。他對數字和度量衡的興趣使他在多方面皆有可觀的成就和發明，包括地理學、氣象學、遺傳學、統計學、犯罪學，和人體測量學。他在學術領域中的資源有意想不到的豐富，他還對現代心理學的研究提供工具，並幫忙界定了心理學的爭辯和型態。
「只要可能，便用數字。」這是高爾頓常掛嘴上的一句話，也是他打定主意要把人分門別類的原則。
高爾頓不很確定，人們頭顱的大小跟智慧有多少關係。他所崇拜的人當中多數有特大的頭顱。他也注意到，女性的頭通常比男性為小，因此他完全肯定，女性不及男性聰明。高爾頓自己的頭雖然小於常態，然而這是什麼道理呢？他曾是一個天才兒童，在兩歲半時便能讀兒童故事，也會寫自己的名字。四歲時他能讀拉丁文和法文。在他的青年時代，他已高坐在皇家地理學會的講壇上；他也繪製了英國第一張氣象圖，並且發現了氣象學中的高氣壓圈。佛蘭希士‧高爾頓不是一個低能的人，然而他卻有一個小腦袋，而且成年後不久還禿了頭，雖然他始終保留著他羊排形狀的短腮鬍鬚（作為標準英國人的典型，他有超薄的嘴唇，讓他鼻子和嘴巴之間的肉塊顯得特別隆起，看來有點像隻猴子）。高爾頓最後決定，頭的大小一定要與其他的身體特質相配合，才能顯示人的才能，頭顱自身不能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在諸多目的之中，人體測量實驗室還占有一個特殊的地位：高爾頓重視英國人的健康和福祉。不過與一般健康商店的陳列不同之處，是在高爾頓相信人類的智能是天生的，因此教育是一種浪費。在千萬民眾享受新奇的娛樂之際，高爾頓蒐集到了他們身體測量的資料。
〈六、改變了世界的智力測驗〉
當美國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兩個星期─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美國心理學家們像一群軍心煥散、漫無目標的落選棒球隊兒童，在選拔賽的球場外嚷嚷不休。作為一種職業團隊，其實他們只不過有二、三十年的歷史，但他們對聲勢壯大、在戰爭中時有作為和貢獻的其他科學感到分外眼紅。化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以及其他在各大學實驗室裡的工作者，正在紛紛為捲入戰火的祖國做種種努力，諸如無線電話、潛水艇探測器、飛機和毒氣的製造，以及輸血的技術等。心理學家們也希望自己能盡一分棉薄之力。但他們能做什麼呢？有些人相信他們能教士兵們在戰場上瞄準，或者幫助受傷的弟兄快速復健。另一些則相信他們能改善軍隊的娛樂，選擇最佳的戰鬥機駕駛員，或者測驗將士的勇氣和消減壓力的技巧。
葉爾克斯相信智力測驗對戰爭有用，可以排除弱智的人，一如艾力士島上排除弱智的移民。不過史各特不認為人應當單單從智力上分類，也不同意心理學只有如此狹窄的視野。史各特曾有多年的經驗，幫助公司物色富有管理才能的人員，他相信心理學可以遠遠超越時代的設限，跳出當時頗為流行的口號，抵禦「弱智者的威脅」。他認為客觀給申請者的評分，考慮他們的儀容、舉止、性向、忠誠和信實，可以很容易轉換成軍官升遷的標準。
葉爾克斯沒有考慮到大型機關的需求，因此他的計畫沒有引起官方的注意，也沒有獲得預期的資助，作為進一步的推動。他們的努力變得愈來愈辛苦，只能用最少的經費，作最大的掙扎。幸而亨利‧戈達德此時再度挺身而起，解救了他們的危急。他在彎藍徵募到七位從全國各地著名大學前來的心理學家，不支薪水，以微薄的八百美元為極限，工作了四個星期。他們於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正式開工，七拼八湊地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一套智力測驗試題。
同時而有效地測試大量的人群，說明心理學家已脫離了挑剔弱智者的時代。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這種測驗，智力測驗的歷史已開始走上了新的道路。從此戈達德一類擔心弱智者會威脅社會的心理學家，逐一讓位於以特爾曼為代表的新興的一代。重要的是，他們雖然有了快速篩選群眾的能力，他們的力量也在轉瞬之間變成無比的壯大。
完整而經過考驗的測驗方案，讓葉爾克斯獲得了一筆資金用在非官方的調查上。心理學家們南下喬治亞州，在沒有軍方許可的情況下，把新方法用在四千名士兵的身上。當測試結束後，葉爾克斯為了要證明他的成效，要求長官用智力的觀念重新排列他們的弟兄─「避免受他們已有的階級所影響」，在原文中他打上底線如此強調。（顯然，某種程度上的影響是他預期的）。正如彎藍的調查曾被添上老師們個人的意見，這批兵士的調查也動用了軍官的個人評語。葉爾克斯結合軍方的評語和測驗的成績，得到的分數有○‧五到○‧七的差異，因為每個營區會有不同的反應。
「這樣的結果表示，」葉爾克斯下結論說，「智力測驗為我們證明了它是軍隊中決定弟兄價值的最重要因素。」
〈八、從隔離到優先絕育：凱莉．白克的故事〉
一九二○年代，維吉尼亞州夏洛蒂市一位名叫凱莉‧白克的女性發生了許多她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她的父親早故，母親艾瑪身無分文，也未受過教育。當凱莉還幼小時，縣政府鑑定她的母親是弱智者，必須送往救濟院管理；這樣一來，凱莉和她的弟妹們都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凱莉三歲時被帶往義父母約翰和愛麗絲‧達布士家裡寄養。達布士家住在著名而優雅的維吉尼亞大學校園附近。他們送凱莉上了五年的小學，此後長年同住一起。
一九二三年夏天，愛麗絲因事離家，她的堂弟乘虛而入，強暴了十七歲的凱莉，並讓她懷了孕。這件看來不過是地方性的家庭事件，不幸改變了凱莉的一生，也改變了全世界與凱莉情況相似的女人的命運。
凱莉‧白克的法律案件在二十世紀的前半期有相當的重要性，它不唯展現了醫療和法律對智力問題的衝突，還顯示了當時對智力的了解─尤其是與弱智相關的問題─常常含糊不清，無從鑑定，雖然偶爾也採用IQ測驗，但並非必然。在過去，因為貧窮和賣淫被送進感化院的婦女多半被控行為不檢，但要求監禁凱莉的法律案件卻把案由的賭注大大提高了。
審判凱莉的法官指派了兩名當地的醫生─其中之一是達布士的家庭醫生─組成一個三人委員會，但他們發現凱莉的健康狀況良好，至少從身體上看來。然而達布士的家庭醫生說，當他「檢查凱莉‧白克時，發現她弱智的精神狀況符合法律的界定，因此適宜送往弱智者的救濟院」。
但專家醫務人員的供詞則是「我們沒有看見任何IQ測驗的記錄，醫生只說他的判決『符合法律的界定』，便一了百了」（除了弱智，醫生還宣稱她有癲癇症，但也沒有任何醫療證據）。
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但大家三言兩語便結束了。懷特海接下來開始詢問別的一些問題，自始至終不指出凱莉的懷孕是強姦的後果。這是唯一的關鍵，唯有它可以破解凱莉道德問題的爭端。庭上的供詞看來更在澄清證人，而不是凱莉。整個案子建立在是非的閒話、階級的偏見，和錯誤的理論上：名聲便是價值，些許的風聲，可以毀壞整個家庭。強制給凱莉優生絕育的案件，是一個階級型態的法律操作，挾持著智力測驗的威凜。州立病院得讓低工資的貧窮婦女回到勞動市場，卻不願放棄控制她們的權力。他們的做法，是切紮婦女的輸卵管，然後釋放她們，如果仍有不檢，再做監禁不遲。這便是普力迪醫生和史多德律師在審判法庭上公開談論的話題。
「為了全人類的福祉，」他在意見書中寫道，「我們與其等到罪惡發生，或者因為愚蠢而造成的饑饉出現時，才去扼止，倒不如及時採取行動，不讓顯然有問題的人物代代相傳。……
三個世代的呆瓜（愛瑪、凱莉和薇薇安）已經夠了。」七位法官都同意大法官賀姆士的意見，凱莉‧白克必須接受強制優生絕育手術，只有一位法官投了反對票。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九日，凱莉‧白克被送進林棋堡精神病院紅磚樓房裡一間灰暗毫無生氣的手術室，多少年來的喧嚷，在這裡變得既快速又簡單。一位名叫貝爾的醫生給凱莉打了一劑麻藥針，切開了她的下腹，他切下約一寸長的輸卵管，用石碳酸消毒後，再把傷口縫合。三年的訴訟，不到一小時便解決了，沒有繁文縟節，也沒有鋪張。不到兩個星期，凱莉恢復了健康和美麗。她知道自己經過了一場手術，只是不清楚所為何事。大概醫院也覺得無須多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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