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初始
一九九○年的一個雪夜，我在紐約市的猶太會堂遇見威廉（Willem）的時候，我知道我們會結為連理，卻不曉得這段婚姻只維持十年。那時，他坐在我前面，我愛上了他的頸項。猶太會堂的地板向前傾斜，因此我不知道他的身高有六尺三吋－－比我高了一英尺多。他來自荷蘭，父親是門諾教派的牧師，但是他卻受到猶太教的吸引。我的父母則是住在郊區、已經美國化的猶太人。當時，威廉將近四十歲，從未結過婚，我三十七歲，幾乎已經放棄男人了，不論是猶太男人或其他男人。
在此之後不久，威廉把我拉到紐約市的下東城（Lower East Side），見到一個猶太教的老拉比（rabbi）。那個老拉比斜著眼注視我們，然後充滿智慧地說∶「你們將會過著一個甜美而瘋狂的人生。」事實的確如此。
九年後，在一九九九年的一個四月天，我們的小家庭－－威廉；我們從立陶宛領養來的小男嬰、時年三歲的傑克（Jake）和我－－造訪一個朋友位於康乃迪克州的綿羊畜牧場。當我們返回紐約的時候，威廉把車停在我們公寓附近的街道上。我們走路回家，傑克騎在威廉的肩膀上。
當我們走在街區上的時候，我說∶「我們該不該拿汽車安全座椅?」
威廉說∶「什麼是汽車安全座椅?」隨著那個看似簡單的問題，我們進入一個嶄新的國度。過去二十年，我一直在寫作研習會授課。我的學生們都超過五十歲。我給予他們簡單的、關於回憶的作業，幫助他們寫出自己的生平故事。突然之間，我一直從事的工作成為我個人的追尋∶在它喪失之前，去記憶我的生命，我丈夫的生命，以及我們的小家庭的生命。我開始去做我給予學生的作業，如此我才嚐到我自己的果，或者如荷蘭人所說的∶「嚐嚐我自己做餅乾的麵團。」
迴紋針
在我們造訪綿羊畜牧場之後的三天之內，威廉的個性開始變化。他一向有點脾氣，但是有一天早晨，他問我是否有「墨水筆」（ink pen）。他有時候會使用不同形式的英文字。由於我們不再有墨水筆，因此當我遞給他一枝原子筆的時候，他開始對我尖聲喊叫。
威廉同意去見婚姻顧問。那個婚姻顧問建議威廉去做健康檢查。我蹙著眉坐在診查間，醫師檢查威廉所有的生命徵象。威廉是一個馬拉松跑者，處於頂尖狀態，有著健康的肺臟和心臟，一切看來正常。但是接著內科醫師開始詢問威廉一些問題。
那個醫師拿起一個紙夾。威廉說∶「我知道它是什麼東西，但是我不知道它叫做什麼。」
雖然英語不是威廉的第一語言，但是這卻是另外一回事。
「我擔心。我正在安排一個做腦部磁核共振造影（MRI）的時間，」醫師安靜地說，「要立刻做。」
我送威廉到五個街區外的地方去做磁核共振造影，然後去幼稚園接傑克放學。
在威廉回到家之前，電話鈴響了。是我們的醫師打來的。他柔聲地說∶「我很遺恨，我有一個非常壞的消息。你的丈夫得了原發性腦瘤（glioblastoma），那是一種最惡性的腦癌。」
傑克打開冰箱，把柳橙汁撒了一地。
「你要我告訴他嗎?」醫師問。
傑克使勁地拉扯我的袖子，要我看他做的好事。
「不要，不要。謝謝。」我喃喃低語。「我會告訴他。告訴我一件事，他會死嗎?」
「是的，」醫師說。
我不確定我是否說「謝謝你」，但我們的對話到此為止。我沒有讓自己感受任何情緒。我偷偷走進走廊的壁櫥之內，不讓傑克發覺，我打電話給我們的小兒科醫師。直到今天，我還不明白我那天為什麼要躲到壁櫥裡面打電話。
「醫師剛剛告訴我，威廉將死於腦癌，」我盡可能平靜地說著，「我不知道該對傑克說些什麼。」
「我感到非常非常遺憾，」他說，「打電話給莎莉山伯恩（Sallie Sanborn）。我和她在貝悅（Bellevue）共事。她是這方面的專家。」
半夜，在威廉和傑克入睡之後，我起身上網搜尋原發性腦瘤。我對自己念著，「病患將慢慢地失去所有的記憶，以及失去所有的身體動作。」我試著推坐在輪椅上的威廉和坐在娃娃推車上的傑克的影像在我眼前快速飛過。我決定把傑克的娃娃推車送給一個懷孕的朋友。我知道我無法同時推動我的丈夫和我的兒子。
花朵
在我們的內科醫師告訴我威廉罹患腦瘤，在我說我會告訴我丈夫這個消息之後隔天，我發現威廉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書。他正在重讀一本荷蘭作家貝勒夫（Bernlef）所著的小說《瘋狂》（Out of Mind）。他給我一本英文版的《瘋狂》，做為我們結婚一週年的禮物。這本書是關於一對夫婦，書中的丈夫失去心智和說話的能力。
我緊靠在他旁邊。「你現在為什麼看這本書?」我說。
他聳聳肩。「它可能對我有幫助。我現在語言文字的表達有問題。」
「是的，」我說，然後我深呼吸。「你想不想知道磁核共振造影的結果?」
「那是什麼?」他說。
「照片。他們替你的腦部拍的照片。」
「我想知道。謝謝你。」雖然威廉向來是一個正式而拘謹的人，但是他的言辭已經有所不同。
接著，我像我們需要一張新地毯那般簡單地說∶「你有一顆腦瘤。」
他點點頭，然後繼續看書。
半個小時之後，當我在廚房努力忍住淚水，餵傑克吃車輪形狀的義大利麵時，威廉呼喚我。
「那腫瘤叫做什麼?」
我盡可能興高采烈地回答∶「原發性腦瘤。」試著讓它聽起來像一朵美麗的花。
威廉的第一次手術歷時四小時。我坐在冷氣過強的等候室修改學生的作業。
外科醫師從手術室出來，我站在他前面等待聆聽我們的命運。「我們把大部分的腫瘤取出來了，」他說。
我站著環抱自己。我問∶「他什麼時候會死?」
「一年，或許兩年，」他說。然後他沈靜地說∶「極少人問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如此生硬而直接。當然有奇蹟。當然有例外。人們一直在創造醫學突破，但是我想要知道最壞的情況。那使我覺得更在掌控之中，即使我非常明白沒有什麼在我的掌控之中。
當我從醫院回到家，傑克和他的臨時保姆在房子裡面追來跑去，想要和往常一樣跳到他爸爸身上。那天晚上，我哄傑克睡覺的時候，他哭著說∶「我討厭爸爸生病。我想念我高大的爸爸。」接著他嘆氣地說∶「或許太陽會從天堂下來，把疾病從爸爸的身體裡面拿出來，送給雨和雲，然後他就會好了。」
夏令營
當我十歲的時候，我去參加「北美夜鷹營」（Camp Whippoorwill）。那是一個位於阿狄戎達克斯（Adirondacks）的營地，主要是由猶太教的女孩和基督教的顧問組成，在冰凍的湖對面，則有一個由猶太男孩和基督教顧問組成的營隊。在廓敦哈蒙（Croton-Harmon）火車站，我看著車掌把我沈重的皮箱提上北行的火車，然後讓他把我拉上火車廂。我不認識火車上或營地裡的任何一個人。那天晚上，我和其他五個女孩一起睡在松樹下的小屋之中。
我難以入眠，傾聽著樹在風中搖擺所發出的聲響。我後來一定是睡著了，因為我在凌晨三點醒來，聽到上鋪女孩的啜泣聲。
「你還好嗎?」我輕聲地說。
「不好，」她嗚咽啜泣。
我爬上她的床鋪。我們擔心顧問會發怒而沒有打開手電筒。我們在黑暗中交談。我甚至不確定那個女孩是誰。
她的名字是珍。她是我現在最親密的友人之一。我們的孩子是朋友。
那天晚上，珍一邊哭泣一邊說∶「我想念一個人。」
「那沒有關係，」我試圖安慰她地說，「我們都想家。你想你的媽媽嗎?」
「是的，」她啜泣。
「嗯，」我推想，「你在懇親日就會看到她了。過四個星期就到了。」
「不，」她低語，「我再也不會看到她了。」
珍告訴我，她的母親已經過世了。（數年之後，我才知道她的母親死於一種名叫硬皮症（scleroderma）的疾病，一種與結締組織有關的殘酷疾病。根據那個年代的作法，沒有人對珍說隻字片語。）
那天晚上，當我們在上鋪緊靠在一起的時候，珍告訴我這些事情。她記得她的母親彈鋼琴。她記得有一天她從學校回到家的時候，她的母親坐在床上。她記得她隔天回到家的時候，她的母親不在家中。
「他們帶她到梅約診所（Mayo Clinic），」珍嚴肅地說。
我想要開個玩笑，想要問珍，梅約診所是不是一個做鮪魚三明治的地方（譯註∶梅約診所的梅約mayo，也是英文美乃滋的縮寫，製作鮪魚三明治會用到美乃滋），但是我克制自己沒有說出口。
「然後，」珍說，「我爸爸把我母親所有的物品送人……，我們搬家。」
在我十歲的想法中，我知道一定有更好的方法來處理事情。那時，我不曉得未來我會處於這樣的境地，努力用另一種方式來面對我自己的孩子。
三輪車
現在我已經告訴威廉他的疾病，我知道我也需要告訴傑克。我決定該是打電話給莎莉山伯恩尋求她的忠告，並且安排一個時間讓她和傑克見面的時候了。當我接通電話時，我沒有問她該如何和傑克交談，反而緊張地喋喋不休。我首先問莎莉，她為什麼從事這樣的工作。
「我不確定為什麼，」她說，「當我們開放地面對孩子時，他們能夠處理事情。對此，我總是感到驚奇。」
然後我有了詢問的勇氣∶「但是我該告訴傑克什麼呢?」
「對於快要失去父親或母親的孩子，我們總是要告訴他們三件事，」她說，「第一，告訴他們真相，告訴他們父親或母親發生什麼事情。第二，如果父親或母親罹患疾病，那麼指出那個疾病的名稱。第三，告訴他們醫師們正在竭盡全力，給予父親或母親最好的藥物。」
我掛掉電話，走到傑克的房間。我和傑克一起坐在地板上。我深呼吸了一口氣說∶「傑克，爸爸的腦生病了。那個病叫做腫瘤。」
傑克點點頭說「腫牛」。我們開始談論一種新的語言、疾病的語言、死亡的語言，以及和疾病共存的語言。我了解到，如果傑克能夠學習「暴龍」（Tyrannosaurus rex）這個字，那麼他也能夠學習「原發性腦瘤」這個字。
在傑克第一次和莎莉見面 那一天，我把威廉留在家中休息。傑克用他三歲大的強健雙腿騎腳踏車騎了十五個街區，我則在他後面追趕。
莎莉的辦公室位於西九十五街一幢褐石建築的一樓。當我們抵達時，莎莉這個活力充沛的金髮美女正在停靠她淡綠色的機車。這使傑克永遠地鍾愛莎莉。
「進來吧，」她邊說邊引著我們進去。我聽說莎莉的辦公室是向一個小兒科醫師租來的。當我進入等候室時，我感到驚奇。那是一堆木製古董玩具和一隻牧羊犬的家。那隻牧羊犬在椅子下睡著了。傑克已經準備進去。一個熱情、有著濃厚愛爾蘭腔調的護士招呼我們。
莎莉的辦公室很小，但是井然有序。她有辦法在地板上放一個沙盒，填充動物玩偶依偎在辦公室的角落，書籍，醫師的裝備和注射器具，一個救援車隊，洋娃娃，棋盤類遊戲（board games），用來吹氣或裝水的氣球，全都在隨手可及之處。
那天，當他們一起玩耍的時候，我坐在傑克旁邊。
「我討厭生病，」傑克說。
莎莉遞給傑克一個填充玩具狗。傑克用很多時間專心地替那隻玩具狗的一條腿綁上繃帶。
當莎莉和傑克玩耍時，我坐在地板的一角看著他們。我們全都會死。為什麼這件事會如此難以啟齒?
「我想要玩車子，」傑克宣佈。他開始用火柴盒小汽車排出一個複雜的環形車陣，排得整個地板都是。傑克對車子一向情有獨鍾。他的第一句話是∶「我要車子。」
傑克坐在那裡把車輛撞在一起。
「當事情不如我們所願的時候，是很難熬的。」莎莉說。這時傑克把一輛玩具救護車猛撞一輛拖吊車。
「隨時打電話給我，」當我們離開辦公室時，莎莉說，「這情況會有點像坐雲霄飛車。」
棒球賽
「活在當下。」
「當下是你擁有的一切。」
「我們都會死。」
這些句子從我腦袋裡面冒出來。一些朋友立刻上網查尋威廉罹患的疾病，並且把他們的發現轉寄給我。其他的朋友告訴我，威廉罹患這種疾病，一定是他使用手機的緣故，即便他沒有手機。「藍莓，」一個住在加州的朋友在明信片上寫道，「抗氧化劑可以治療它。藍莓是關鍵。」
威廉是一個歷史學家。他在一個國際救援機構的照片檔案館擔任主管，並且投入很長的時間撰寫他的博士論文，因此我稱他為「註腳博士」。儘管他是一個研究人員，但是他從未查尋他的疾病，也不想加入任何支持團體。他想要返回他的工作崗位，與他摯愛的照片和論文為伍。他想要撰寫一本關於在二次世界大戰之中流離失所的人的書籍。他想要到布拉格慶祝他的五十歲生日。他想要帶傑克和我到比利時騎腳踏車，並且有朝一日到東京跑馬拉松。
「我對癌症沒有興趣，」威廉宣佈，「即使癌症對我有興趣。」
然而他明白，他的疾病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打電話給我祖父母安息的墓園是他的主意。
一個女士沈靜地在電話中報價。「你想要單穴、雙穴，還是三人穴?」
當頭上戴著耐吉頭飾帶的威廉從手術復元，傑克在幼稚園的說秀活動（show-and-tell）秀一個被壓扁的一分硬幣時，我們開車出城，到那個坐落在山坡上、具有田園風味的墓園。威廉開車讓我緊張。威廉開車總是讓我緊張。他在荷蘭長大，腳踏車是他的交通工具。他在美國學開車的時候，已經老大不小了。現在他喜歡「把油門踩到底」，在加速的時候大聲說出表達歡欣的荷蘭語。
我們平安抵達墓園，一個耳戴液晶收音機聆聽紐約大都會隊和聖路易紅雀隊球賽的紳士帶我們參觀墓園。
「你們想要腳對腳還是頭對頭地下葬?」他問。他把收音機從耳朵取下，指出我的家族成員安葬之處。
在我們咕噥地說出「頭對頭」之後，我們填寫文件。我的頭天旋地轉，納悶我的大限何時到來。在此之後，我們去吃起司漢堡和奶昔，開車回到城內的家中，然後做愛。
飛機
從八歲開始，我就一直想要一個孩子。有時候，這個願望是我耳後的低語，有時候，它是一個如傷口般的渴望，但是當我滿三十九歲時，我仍然膝下無子。
人們對威廉和我說∶「去度個假。」
他們私下對我說∶「不要吃優格。」「不要去想它。」「不要跑步。」「不要游泳。」「在行房之後倒立。」
我們都一一炮製。
在我滿四十歲的那個早晨，我醒來，對著威廉耳語∶「我們去領養一個孩子吧。」
事實上，我夢想領養一個孩子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大學申請表格上，問到我未來二十年的規劃，我寫道∶「我想要擁有一所孤兒院，做一個攝影師。我對父母雙亡或被父母遺棄的孩子非常感興趣。」多年來，我一直夢到自己走進一間孤兒院，帶著孩子回家。
在飛往波蘭去接傑克的飛機上，我興奮到無法看書，無法闔眼。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清晨，我們在朦朧細雨中降落。那時我已經四十二歲。威廉將近四十五歲。在我們搭乘立陶宛航空前往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之前，我們在機場滯留三個小時。我們設法到自助餐廳吃臘腸和炒蛋，音響播放著雪兒（Cher）演唱的「在他的吻之中」（It’s in His Kiss）。
我們登上立陶宛航空的飛機時，我有了超現實的體驗。那是一架俄羅斯製造、看起來像軍機的老飛機，彷彿只會在非常老的黑白電影中看到的那種飛機。我們從機尾登機，我覺得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洞穴。我們走上登機梯的時候，威廉提著行李，我則拎著娃娃推車邊上邊撞，彷彿我做這件事已經做了一千次一般。
下午四點，飛機降落在立陶宛。當地時間比波蘭的時間晚了一個小時。天空下著雨，而且天色陰暗。入境處看起來比較像一個公車站，而不像機場。立陶宛的語言聽起來像美麗鳥群的鳴唱。我們搭乘一輛計程車，橫衝直撞地衝到孤兒院或當地人所謂的「兒童之家」去見我們的兒子。
十五分鐘之後，我們進入市區。即使在雨中，我仍然可以看見這是一座混合了硬梆梆的蘇聯公寓和中世紀鵝卵石和教堂的城市。當計程車司機疾駛過濕滑的街道時， 收音機播放提娜透納（Tina Tuner）唱的情歌。十分鐘之後，我們再度出城，駛上樹木繁茂蓊鬱的山坡，然後急轉駛上一條沒有明顯路標的道路。幾分鐘之後，我們開進一幢低矮、淡黃色磚造建築的鵝卵石車道。
我們從一個低矮的門徑進入兒童之家。那個門徑是那麼的低矮，威廉必須彎身才能走進陰暗寒冷的大廳。我們跟著主管走上兩層階梯。我們可以聽到孩童喋喋不休的談話聲，以及一個人用立陶宛語非常大聲地講電話。
突然之間，一個穿著黃色棉質長洋裝、頭包花色絲巾的女士出現在我們面前。
「請，」她邊說邊指著走廊那一邊的一個房間。
威廉和我走進一個小房間，裡面有兩張破舊的長沙發，以及一組架子；架子上空空如也，只有一個粉紅豬小妹（Miss Piggy）洋娃娃。一個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苦像是牆壁上唯一的裝飾。我們靜靜地坐在那裡十五分鐘，等待我們的兒子。
接著，一名護士帶來一個美得令人驚艷、包裹在紅色衣服內的嬰兒；他有著圓圓胖胖的臉頰和燦爛的笑容。他伸出雙臂。我伸出手，把我胖嘟嘟的兒子抱在懷裡。威廉和我輪流抱他，護士坐在對面的沙發上一邊微笑一邊點頭。
這一刻我已經等待了如此長久，這如同聽見一個完美無暇的鐘聲。它不像煙火。它是一種圓滿而完整的感受。「小男孩，你在這兒，」我低語，「我四處尋找你。」它是一種長久以來尋找我所失去的人的深刻感受。我們已經成為一家人。
隔天早晨，威廉和我到一個小小的咖啡廳點了咖啡，店內的自動唱片點唱機播放著「黃色潛水艇」（Yellow Submarine）這首歌。威廉習慣喝荷蘭式的濃咖啡，我則啜飲我第一口立陶宛調製的多糖黑咖啡。
「我們現在是一家三口了，」威廉說。
數年之後，我站著擁抱自己，在醫院的家屬等候室等待腦部外科醫師給我威廉第一次的手術報告時，我仍然記得我第一次把兒子抱在懷中的感受。接著，當外科醫師告訴我威廉只有一年可活時，我有我的寶貝兒子被人從我懷中奪走的感受。為了領養傑克，我們請朋友們寫了三封推薦函，大大讚揚我們是多麼深情的夫妻，我們會組成多麼美好的家庭。
我覺得我讓我的兒子失望。現在這個家將只有我們兩人了。
月曆
在威廉生病之前，我們過著非常規律的生活。但是在我的心中，我總是覺得我正在一條湍急的溪河之中，從一塊濕滑的石頭跨到另一塊濕滑的石頭之上。我嫁給一個門諾派教徒絕非偶然。水槽裡面從來不會留著髒污的碗盤。威廉寫充滿感謝的紙條。鞋子整整齊齊地擺放在前門。荷蘭的朋友和家人定期從荷蘭造訪。傑克每天晚上泡澡。我用英語唸書給傑克聽，然後威廉用荷蘭語唸書給傑克聽。
我們一起帶傑克去上幼稚園。我接傑克放學。傑克和我常常在我們的公寓外面等威廉下班回家。在夏天，有時候我會喝著冰涼的啤酒等威廉回家。在我們結婚之前，我曾經身上只穿一件雨衣在地下鐵等威廉。在我們成為父母之後，我們會在每個星期的一個晚上請臨時保姆照顧傑克，然後一起出去看電影或參觀博物館。其他晚上，威廉常常到中央公園跑步。在週末，我寫作、游泳和烹調。威廉則帶傑克去博物館，或有系統地嘗試紐約市內不同的遊樂場。
我在基督教男青年會教課的晚上，威廉在家中陪伴傑克。我回到家時，家裡總是整整齊齊，傑克已經入睡了。威廉不是坐在書桌前，一邊聽著室內樂，一邊研究殖民地時期的書籍，寫著嚴謹細密的註解，就是在看棒球賽或籃球賽，取決於季節。
月曆對我們兩人都很重要。在每一個荷蘭家庭之中，都有一個生日日曆，常常掛在浴室之中；這是記錄家人和朋友生日的月曆。我仍然擁有威廉搬來同住所帶來的生日月曆。我們總是有一份廚房月曆，通常購自博物館的禮品店。威廉把他的日誌 放在公事包裡，我的皮包裡面則有類似的一本。我們甚至在傑克的房間裡放一本月曆，記錄他年幼生活的重大事件。
在威廉手術後的一個傍晚，我從課堂返家，發現衣服丟得滿地都是。冰箱的門開著。荷蘭童歌的光碟大聲地播放著，但傑克卻沈沈入睡。
威廉坐在書桌前面專心一意地寫作。當他看見我的時候，他站起來向我鞠躬。對他來說，這不是一個不尋常的舉動。但是當我問他家裡怎麼一團亂時，他沒有回應。當威廉坐得比往常靠近電視螢幕觀看棒球賽時，我收拾殘局。
那彷彿家中有一個陌生人。威廉在看棒球賽的時候，我走到他書桌前去看他在做些什麼。整個桌面上全部都是黃色的N次貼，上面寫滿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和歪歪斜斜的句子，那筆跡是我以前從未見過的。
只不過一個星期的光景，我的丈夫突然變了一個人。我們掛在廚房、有一張梵谷頭縛繃帶自畫像的漂亮月曆，如今填滿醫師的診期。
開卷選書小組‧嚴選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