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運動想像出一個的謊言世界，與其說是滿足現實的需要，不如說是滿足了人類心靈的需要；通過純粹的想像，使失根的群眾能夠感到自在，並且免除真實生活和實際經驗對人類存在及其期望之永無止境的震撼 ── 鄂蘭

　本書手稿於一九四九年完成，主要分析對象是二十世紀人類的政治災難──極權主義。極權主義一詞對早出現於一九二五年，強調國家權力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滲透與控制，包括德國的納粹主義和蘇聯史達林的共產主義。依鄂蘭的解釋，極權主義是史無前例的新的統治形態。

　過去任何專制獨裁，無論如何殘暴，都沒有如極權主義一般，把人區分成「理應消滅的人種或階級」，而以「集中營」或「勞改營」為場所，進行集體的改造與屠殺。但極權主義的侵略性並非產生於對權力的渴望，既不是為了擴張，也不是為了利益，而只是出於意識形態的理由：使世界達到連貫一致，證明它的各方面的意義是正確的。

　本書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反猶主義」說明十九世紀中，西歐反猶主義的興起；第二部分「帝國主義」檢視自一八八四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的歐洲殖民帝國主義；第三部分「極權主義」處理極權主義運動和政府的組織及運作，將焦點放在納粹德國和史達林統治下的蘇俄。

　本書被公認是極權主義系統研究的開山之作。它與一九四四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九四五年卡爾‧波普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九四九年歐威爾的《1984》一樣，是那一代飽受戰亂的知識分子對極權政權與烏托邦思想主要的反思成果。

【書摘】

第三部 極權主義

第十章 無階級社會

　比極權主義運動成員的無條件忠誠和對極權主義政府的廣泛支持更加擾亂心靈寧靜的，是這些運動在社會上不僅對暴民，而且對精英產生無可置疑的吸引力。若忽略這一點未免顯得輕率，因為異想天開的藝術家或天真的學者，以及一些著名人物，都會成為極權主義的同情者、同路人和註冊黨員可依靠的人。

　精英們所受到的吸引，就像他們與暴民的明顯關聯，都是理解極權主義運動（儘管不是極權主義政府）重要的線索。它指出了極權主義崛起時的具體氛圍和社會風氣。必須記住，極權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和同情者比他們所組織的群眾都年長，因此從時間的先後來看，群眾不必在衰落的階級社會（群眾正是這個社會最顯著的產物）中孤立無援地等待他們的領袖出現。在階級敗落之前自願離開社會的人又同暴民一起出現了，暴民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早期副產品，他們隨時歡迎那些人。目前的極權主義統治者和極權主義運動領袖的特點中仍帶有暴民的痕跡，他們的心理和政治哲學是人們相當熟悉的；至於正式的群眾代表一旦接管之後會發生什麼，我們還不得而知，儘管大可以猜測，他將像希姆萊那樣小心謹慎和措辭精確，而不像希特勒那樣歇斯底里發狂，他會更像莫洛托夫那樣頑固遲鈍，而不像史達林那樣敏感、善於報復和殘忍。

　在這一方面，歐洲二戰後的情形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並無實質區別；正如在二○年代，所謂戰場上的一代建立並領導了法西斯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納粹主義意識形態和運動，他們在戰前長大，依然記得戰前的時代，二戰後極權主義普遍的政治和理智氛圍也取決於一代人，他們親身感知先前的時代和生活。這在法國尤其如此，階級制度的崩潰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像帝國主義時代的暴民和冒險家一樣，極權主義運動的領袖們與知識界的同情者一樣，即使在歐洲各國社會的階級和民族制度崩潰以前，他們早已置身於制度之外。

　當虛偽體面的沾沾自喜讓位給無政府主義式的絕望時，這種制度的崩潰仿佛為精英和暴民提供了第一次巨大的機會。很明顯地，新的群眾領袖身上複製了早先暴民領袖的各種特徵：職業和社會生活中的失敗，私人生活的墮落和災難。事實上，在轉向政治生涯之前，他們的生活是失敗的，舊政黨比較令人尊敬的領袖們無意地造成了他們的失敗，這是他們在群眾中產生魅力的最有利因素。他們的個人經歷似乎體現了當時群眾的命運，他們為了運動可以犧牲一切，他們保證為那些受災難打擊的人獻身，他們的決心不會動搖，不會受誘惑回到安全的正常生活，他們對聲望尊嚴的蔑視是出於真心，而不只是出於達到野心的動機。

　另一方面，戰後的精英只不過稍微比上一代人年輕些，上一個世代被帝國主義利用和濫用，除了受人尊敬以外還要追求光榮的事業，所以去做賭徒、做間諜、做冒險家、做穿戴閃亮盔甲的騎士和屠龍手。他們像「阿拉伯的勞倫斯」一樣，渴望「丟棄自我」，極度厭惡一切既存的標準，厭惡一切權力。倘若他們仍然記得「安全的黃金時代」，那麼也會記得他們是多麼恨它，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們的熱情是多麼真誠。當一九一四年戰爭席捲歐洲時，感謝上帝的不光是希特勒，也不光是失敗者。他們甚至不用責備自己曾受沙文主義宣傳的誘惑，或者對純粹自衛性質的戰爭作解釋。精英們興高采烈地走向戰爭，期望他們所知道的一切，包括整個文化和生命特質，都能隨著「鋼鐵風暴」發展 用湯瑪斯・曼精心斟酌的話來說，戰爭是「懲戒物」，是「淨化劑」；「戰爭本身比勝利更能激發詩人的靈感。」或者用當時一名學生的話來說，「關鍵一向在於隨時做出犧牲，而不是犧牲所要爭取的目標。」也可以用一位年輕工人的話來說，「一個人多活幾年少活幾年都無關緊要，一個人一生中總想證明什麼。」很久以前，知識界一位同情納粹主義的人宣布說，「當我聽到文化這個詞時，我就會拔出手槍」，詩人宣稱他們厭惡「垃圾文化」，並且用詩句來號召「你們野蠻人、塞西亞人、黑人、印度人，將它踩在腳下吧。」

　簡言之，這種對戰前時期劇烈不滿的虛無主義式爆發，以及後來嘗試恢復的（從尼采、索雷爾到帕雷托，從韓波、勞倫斯到榮格爾、布萊希特和馬爾勞，從巴枯寧和涅恰耶夫到布洛克），其實忽略了，在一個彌漫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觀念和道德標準的社會裡，厭惡是多麼正當的。然而，「前線世代」 與他們選擇的精神之父形成明顯對比，完全沉湎於一種願望，想看到這整個虛假的安全、虛假的文化、虛假的生活世界徹底傾圮。這種願望如此強烈，它的影響力和說明度大大超過了先前「價值觀轉變」時期的一切嘗試，例如尼采的努力，索雷爾著作中指出的重新組織政治生活，巴枯寧復興人類真實性的主張，韓波在純淨的奇異探險中表現的熱愛生命。沒有緩和、混亂和傾圮的毀滅，本身就帶有最高價值之尊嚴。

　這些感覺的真實性可見諸事實，這一世代很少有人從戰爭之恐怖經歷醫治他們對戰爭的狂熱。戰壕裡的倖存者並未變成和平主義者。他們得到的經驗卻是認為，這一切可能會毫不含糊地將他們同可恨的體面環境分隔開來。他們糾纏於四年戰壕生活的記憶，似乎為確立新的精英構成了一種客觀標準。他們不會受誘惑把過去的生活理想化；相反，戰爭崇拜者最早承認，機器時代的戰爭不可能養育騎士精神、勇敢、榮譽、男子氣概等等美德，它強加給人的只是赤裸裸毀滅的經歷，以及在屠殺的巨輪之下僅只能是微不足道的螺絲的卑屈感。

　戰後歐洲知識界的普遍氣氛中，沒有任何新的元素。巴枯寧早就承認：「我不想成為『我』，我想成為『我們』。」涅恰耶夫鼓吹「失敗者」的福音，說他們「沒有個人興趣，沒有事情糾葛，沒有情感，沒有歸屬，沒有財產，甚至沒有自己的名字」。前線世代的反人道主義、反自由主義、反個人主義、反文化主義的本能，他們對暴力、權力、殘酷出色而又充滿機智的讚美，是由帝國主義精英們拙劣且傲慢的「科學」論證而開始的，他們認為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鬥爭就是宇宙規律，在成為政治手段之前擴張就是一種心理需要，而人必須根據這種宇宙規律來行事。前線世代的著作中特出的地方是他們的文學標準很高，並且帶有深刻的激情。戰後的作家不再需要遺傳學的科學說明，他們很少引用戈比諾或赫斯頓‧張伯倫的著作集，因為它們早已成為市儈庸人家居的文化裝飾。他們不讀達爾文的著作，而是讀薩德侯爵的書。如果說還相信宇宙規律的話，他們自然也並不特別在意要符合它們。他們認為，暴力、權力、殘酷都是人的最高能力，人在宇宙中無疑失去了地位，而又過分自傲地渴望有一種權力理論，藉以將他們安全地帶回到世界，與之重新整合。他們滿足於盲目參與體面的社會裡禁止的任何事物，而無視其理論或內容，他們推崇殘酷為主要美德，因為它同社會上虛偽的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對抗。

　假如我們將這一代人與十九世紀意識形態思想家相比，有時他們在理論上似乎有許多共同之處，主要的區別是這世代人更實在、更富於激情。他們受到苦難的觸動更深，更關心使人困惑的事物，比一切帶著良善和兄弟情誼的信徒更受到虛偽的嚴重傷害。而且他們無法再逃避到異域，也無力在陌生而興奮的人群中再充當屠龍手。在有教養的談吐構成的虛假文化掩飾下，他們無法逃避日常生活中的悲哀、卑微、失敗和厭惡；神話般的風俗也不可能使他們免於綜合上述現象所產生的厭惡心情。

　極權主義運動公開宣稱的行動主義，它們在一切政治活動形式中選擇恐怖主義，這一點吸引了知識界精英和暴民，正因為它與早先革命團體的做法完全不同。恐怖主義不再是一種精心考慮的政策，而是消滅某些傑出人士的唯一手段，那些人由於自己的政策或觀點而成為壓迫的象徵。恐怖主義的吸引人之處在於它變成了一種哲學，表達失落、厭惡、盲目仇恨，這是一種政治的表現，用炸彈來表現自我，興奮地看著公眾以行動來回應，絕對願意付出生命的代價，以成功地迫使正常的社會階層承認一個人的存在。這種精神和手法，就是戈培爾在納粹德國戰敗前很久興奮地宣佈過的，假如戰敗，也懂得如何關上門，幾百年不會被遺忘。

　儘管精英和暴民之間有區別，但是無疑地，每當底層社會使體面社會因恐懼而接受其平等地位時，精英因而感到高興。精英成員根本不反對以文明的毀滅為代價，滿懷興趣地看到那些過去被不公正地排除在社會之外的人擠進了這個社會。他們對於歷史編纂中大量作偽並不特別憤怒，反正一切極權主義政府都有份，而且也清楚地宣布自己參與了極權主義宣傳。他們相信，傳統的編史都有作偽現象，因為其中排斥了人類對被剝奪權利者和受壓迫者的記憶。被時代否定的人通常都被歷史遺忘，創傷加侮辱使一切敏感的良心感到不安，因為「最後一個將會變成第一個」的信念早已消失了。過去和現在的一切非正義都令人無法容忍，關於正義的天平最終能擺正的希望也不復存在。馬克思想根據階級鬥爭來重寫世界歷史，這一嘗試甚至吸引了不相信他論點的人，因為其最初意圖是找到一種方法，使那些被官方歷史書排除在外的人為後世所記得。

　精英看著暴民摧毀體面的社會，他們的暫時聯盟大多依靠這種真正的愉悅。當德國鋼鐵鉅子被迫與希特勒這位房屋油漆工、自承被社會所棄者交易，接納他進入社交界時，這個目的就達到了；只有極權主義運動在智性生活的一切領域粗暴而卑劣地作偽，它們糾集歐洲歷史上一切地下的、卑賤的成分，使之進入歷史畫面。從這個觀點來看，倒不如看布爾什維克黨和納粹主義開始行動，清除他們在學術界和其他官方領域早已獲得承認的意識形態根源。激起歷史學家重寫歷史的原因，不是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而三百個家族的陰謀；不是戈比諾和赫斯頓‧張伯倫的長篇科學論證，而是「錫安長老議定書」；不是天主教會的清晰影響和拉丁國家反教會派所產生的作用，而是關於耶穌會和共濟會的秘密文獻。最富於變化的歷史學理論結構，其目標一向是揭露出官方歷史乃是一場巨大的玩笑，而一些受到秘密影響的領域中的明顯的、可追溯的、眾所周知的歷史，實在只不過是一些用來愚弄人的外表。

　知識界精英憎惡官方歷史，相信歷史一向被偽造，成為騙子的遊戲場所，還要加上反道德訴求，以防止巨大的謊言和虛假最後被確定為事實，防止人們任意改寫他們自己的歷史，應該要分清真史和偽史的區別，防止作偽成為一種狡黠的力量、一種壓力和無限重複。產生魅力的不是史達林和希特勒的說謊技巧，而是一種事實，即他們能夠將群眾組織成一個集體單位，大力支持他們那些謊言。當極權主義運動的整體發展支援他們，假裝從他們身上取得關於行動的必然靈感時，從學術觀點出發而簡單地偽造歷史似乎受到了歷史本身的認可。

　只要他們還未取得權力，極權主義運動對精英的吸引力就會持續下去，此種吸引力令人捉摸不透，因為極權主義明顯庸俗、隨心所欲及積極的教條，對於外人和旁觀者來說，比流行於前極權主義氣氛的一般情緒更明顯。這些理論根據普遍接受的知識、文化、道德標準而不斷變更，以致於人們會認為，只有知識分子的一種內在基本性格的缺點，即「知識分子的背叛」，或精神上墮落的自我仇恨，可以歸結於精英接受了暴民的「思想」。在痛苦的失望中，在對時代的一般經驗的陌生感中，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代言人通常忽視的氛圍是，其中一切傳統價值與定則都化為烏有（十九世紀以後，各種意識形態互相排斥，耗盡了它們最重要的魅力），從某種意義上說，使它更容易接受明顯荒誕的定則，而不易接受成為虔誠的陳腔濫調所表達的舊日真理，這恰恰是因為無法期待任何人認真地對待荒誕現象。粗俗而玩世不恭地拋棄體面的標準和已被接受的理論、坦率地承認最壞的標準，以及無視一切的態度，都很容易被誤認為勇氣或是新的生活方式。在日益流行的暴民態度和信念中——這些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清除虛偽之後的態度和信念——那些按傳統方式仇恨資產階級、自願離開體面社會的人，看到的只是缺少虛偽和體面，而不是內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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