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儲藏美軍核武器的前沿基地，沖繩也是朝鮮戰爭直至越南戰爭的戰場。沖繩一直被日本和日本人置之不顧，那裡的人們痛苦而執著地鬥爭著。「日本人的良心」大江健三郎通過多次訪問沖繩，徹底重新追問：何謂本土？所謂日本人在關注何物？以及，何謂戰後民主主義？

　時年剛過30歲，完成《廣島札記》而受到日本文壇注目的年輕作家大江健三郎，行訪「日本的」「離島」──沖繩，出席沖繩獨立自決組織運動推動者古堅宗憲的告別式。年輕的作家在書中透過大量史典考究、與該地居民的往來，在書中所想要闡明的主旨有三：其一、自日本明治近代化以來，通過不斷的行政命令，沖繩人被納入日本體制；在整個過程中，徹底的皇民化教育塑造了怎樣的民眾意識？如何釀成1945年沖繩戰中的悲劇？其二、隨著二次大戰後、日本政府與美方駐軍所協定的《三藩市和平條約》生效，那個所謂曾離開日本本土的沖繩，在美國軍事政治統治下將繼續忍受大規模軍事基地的存續，以及由此帶來的苦難（即為核武基地的設置、美軍進行越戰相關毒氣武器的前哨安置點）。其三、在太平洋戰爭之前的現代歷史中，本土日本人對沖繩一直持歧視態度。戰後，日本本土的和平與繁榮又是以沖繩付出的巨大犧牲為代價的，不能不思考的是：本土的日本人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進而追問：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並努力尋找答案。

　不同於廣島核爆在日本已定論的「共識」，沖繩懸而未解甚至歧視連連的狀態，讓當年的大江在進行寫作時，常陷入癱軟無力和絕望的狀態，文中經常出現「深淵」、「無力」、「絕望」等字眼；那些向沖繩投以歧視目光的、用沖繩巨大的犧牲換來自己的和平、繁榮的本土日本人，無可否認的就是自己的同盟、替身，或是血脈相連的兄弟，甚至就是他自己。以自我批判為契機，清晰明瞭地揭示了沖繩的處境，並揭發沖繩戰中民眾集體自殺的事實。

　作為「戰後的民主主義者」，大江健三郎反對一切凌駕於民主主義的權威和價值觀。《沖繩札記》出版近40年後，右翼團體發動「大江健三郎．岩坡書店沖繩戰審判案」，否定沖繩戰中日軍下達集體自殺的命令；同時，日本文部省刪去教科書上該事件相關字眼，引發沖繩當地八十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2008年3月，大江健三郎二審獲得勝訴，最高法院持續審理中。

【書摘】

日本屬於沖繩

　我為什麼去沖繩？這個從我自己內部發出的聲音，與那來自沖繩的拒絕聲「你為什麼來沖繩？」互相齧咬著，要將我撕裂。你簡直是個廢物！飯桶！兩個聲音同時在說。就那樣去（來）沖繩容易嗎？ 詰問不斷。我暗自思量，不，對我來說去沖繩是不容易的。我日益強烈地感受到， 每次去沖繩， 都會遭到從那裡瘋狂襲來的理應拒絕我的壓力。形成那拒絕的壓力的，是歷史，是現狀，是人，是事物，是明天的全部。而壓力的焦點，則是在多次沖繩旅行時我所領承的最愛的人的絕對的友善以及與之交織在一起的強烈的拒絕。問題因此棘手起來。

　我是為了更深刻地了解他們而去沖繩的。然而，所謂的更深刻地了解他們，也就是近乎絕望地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會很友善並且斷然地拒絕我。即便如此，我還是要去沖繩。我時常感到，我能夠用完全客觀的視野捕捉到自己，就像我能用自己的眼睛來眺望那個落荒而逃的自己的背影。這個廢物、飯桶—我冷靜地觀察—很可憐，很寒酸，赤手空拳，我沒有什麼淵博的學問，也沒有依靠行動來超越現實壁壘的經驗，我只是患了熱病而漸趨衰弱， 卻像是受了什麼驅使一般， 還是要鑽牛角尖， 奔走不息， 苦思不斷：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那傢伙活像一隻早早地從自己的勢力範圍裡跳出去的水老鼠，或許會有失體面地癱倒在廣場中心吧？真是可笑。但是那個傢伙自己折騰著自己，把那算好了的帳單統統記入他的名下，並搖搖晃晃地跑來跑去。正因為如此，儘管他腦袋中的命題有多麼不自量力、誇大其辭，那也都是那個廢物、那個飯桶的自由。

　實際上這些年，特別是最近一年間，我發現自己就像是無能的膽小鬼，露著瘦削多毛的小腿，虛張聲勢，苦苦思索著：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如果那個時候對著鏡子窺視自己，那裡一定會出現一副貧血的面孔，是因為衰弱而非亢奮，被發燒弄得神志不清，那麼這個時候我大概會從鏡子前悄然離開吧。有時覺察到自己在茫然地、或者是黯然地思索著「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些問題時，不禁露出連自己都會感到討厭的冷笑。某天凌晨，古堅氏突然死去。他生於沖繩、長於沖繩，他的死也清晰地昭示了沖繩。接到他死訊的那天凌晨，我想到自身的死亡問題，想到襲向友人的死有可能也正伺機襲向我，那如死亡的恐懼一樣的恐懼、無力感、孤立感和悲觀情緒扼住我的喉嚨，讓我不顧體面地流著淚水：在死亡來臨之前，對「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樣的命題，我能交出自己的答案嗎？

　之所以這麼寫，是因為前往沖繩時，我肩負著「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樣的命題，我試圖去弄清楚。就像前面說的，那屬於日常生活空間。正因為如此，對於我個人而言，我才違拗著內心猶疑的聲音以及來自沖繩的拒絕的聲音，或者也說不定甚至是借助那種抵抗感，切實感到有必要反覆出發去沖繩。當然，我並不是要以這樣的開頭來為自己準備任何意義上的免罪符。並且，也不打算要以懺悔者進行懺悔的方式將寫作繼續下去。只要沖繩的現狀還在繼續，那麼從公共的立場上講，對於沖繩以及沖繩人而言，本土的日本人就罪不可贖，並且他們也不可能真正地懺悔。來自沖繩的拒絕的聲音，不用說就是對假的免罪符、對死死糾纏的懺悔意向做出的清高嚴正的拒絕。從個人角度上說，在我就沖繩以及沖繩人的敘述中屢次犯下的錯誤，自己也不能沒有察覺。即使局限在琉球處分之後的沖繩近、現代史，本土日本人關於沖繩以及沖繩人的堆積如山的觀察和批評中，不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的確存在大量恬不知恥的歪曲和錯誤。這無疑是對沖繩的歧視，更是日本人對自己最可憎的特性進行的自我宣傳，是諸如此類的歪曲與錯誤。

　那關乎日本人特性的歪曲和錯誤，也不能說與我毫無干係。坦率地說，每次對沖繩所進行的恬不知恥的觀察和批評，那就是我自己的觀察，那就是我自己的批評，我不得不承認。這是我常有的體驗。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的沖繩之旅終究沒有走出個人的視野也是確鑿的。儘管如此，它卻讓我從悲觀主義深淵的盡頭艱難地升騰、突破，思考著「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個命題。

　我最初的沖繩之旅是在一九六五年春天。至少對於飛往那霸的飛機上的我而言，因為無知，因為缺乏足夠的想像力，沖繩只是作為概念而存在，我無法把握它的實體；也因為我還沒有建立起自己與將要著陸的那片土地上的人之間的聯繫，這層層防禦網造成了我內心的猶疑和來自沖繩的拒絕。我一度動搖又回到原狀，甚至沒有覺察到，我們必須反覆地進行難堪的自省。那時候我只是個天真幼稚的旅行者。

　但是，在結束預定的旅行計畫之後，我再也無法做一個天真幼稚的旅行者了。我獨自留在那霸， 在與現在的沖繩休戚相關的感覺纏繞中， 我寫下了這篇文章。我現在承認，「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個問題在那個時候已然在我的腦海裡萌芽了。文章開頭這樣寫道：

　不論哪個國家，不論什麼樣地方，那片土地上的人最為昂揚美麗的時候，他的美在很大程度上與他的身軀和容貌的地域性特徵有關。任何獨特的地域特徵都會在他那富有魅力的外表鮮明地呈現出來。反之亦然，那個地域的人最為猥瑣醜陋的時候，他的醜陋同樣與他的身軀和容貌的地域性特徵有關。也就是說，所謂的一個國家、一個地方的地域個性，與當地人的美醜緊密相關，大概宛如盾的兩面。若說我們是美的， 那與日本這樣的地域個性相關。若說我們是醜陋的，那醜陋則集中了日本人地域特性中所有的負面要素，實在是日本人才具有的。

　那之後不久，我就遠遠超出用「日本人特有的醜陋」這樣僅僅指涉容貌範疇的詞語來加以認識。這是我現在思考的發端。我感覺到，正因為那是沖繩，才會引導我對它抱有這樣的認識。這種認識又與更多的問題相關聯，將我逼進沒有出路的死胡同，在盡頭處思考「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種讓我發出無力歎息的問題。

　在胡差市的少年教養院，我曾和教官一起從探視窗窺視單身牢房（那之後不久，對從探視窗窺視這件事本身的記憶常常讓我陷入不安），看到一個少年一動不動地坐在沒有任何鋪蓋的地板上。「為什麼把你關進單身牢房？」面對教官的詢問，少年回答說：「我反抗了。」當聽到少年的聲音時，我內心一陣感慨，於是寫了這篇文章的一節，以傾訴我的觸動。那裡的訓練設備本來就匱乏，卻收容了超出規定人數兩倍的少年。於是我就有了這樣的假設：那到處破損的鐵絲網內的秩序之所以能夠勉強得以維持，難道不是在仰賴那些教官──在被收容的少年這樣的年齡時，他們被迫參加了令人絕望的毀滅性戰鬥──異乎尋常的努力嗎？不是在仰賴為了回報教官的努力而克制自己的失足少年嗎？

　我這樣寫道：「在塞滿成倍超員的少年教養院，如果引發暴動，想必是很容易的吧。可是少年們，那些失足少年並不去主張作為失足少年應享有的權利，連那寒磣的設備也忍受著，在循規蹈矩地適應少年教養院生活的背後，對那樣的教官們懷有男子氣概的友情，這樣說應該是可能的吧？」一九六七年秋天，當我重訪沖繩時，不得不即刻糾正自己在這篇公然表露多愁善感、滿懷祈願的文章裡所犯下的錯誤，在那裡，將自己的錯誤連同多愁善感的祈願一起親手埋葬掉。我這樣寫道：「我有這樣一種感覺：那個危險的平衡被打破了。今年已經發生了高達三十五起、一百四十九名失足少年逃跑事件。不僅如此，教官也不得不開始覺察到，他們已經對失足少年的抵抗束手無策。包圍著教養院的鐵絲網明顯遭到嚴重破壞，他們正在想方設法修復，那是黑社會為了奪回自己的幹部而公然襲擊的痕跡。」

　我只是又寫了訂正這些錯誤的文章，卻沒想到就像被這個錯誤的釘子劃破自己的皮膚一樣，第二次到少年教養院時，我不得不遭遇到這樣的問題，最終也沒有答案。我不能自己犯下錯誤卻毫髮無損地逃掉。在那霸的旅館，我反覆閱讀再次訪問這個琉球少年教養院之後寫在札記上的各種片段，讓我清晰地想起那個夜晚，為了賦予深陷混亂的自己以一種形態，我嘗試著去提煉諸如小說輪廓之類的東西，度過了一個漫長的不眠夜。而一旦開始寫小說，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承認，自己只是個尚未修行到家的低級學徒在從事小說創作。儘管如此，在想方設法去克服自己內心黑暗的時候，作為寫小說的個人，我發現自己正依賴於所謂的職業慣性。

　總之，我在札記上記下這樣的假設：在胡差或者是那霸的街角，和那位在單身牢房裡睜著混沌的雙眼回答說「我反抗了」的少年相遇了。我曾經從他那醜陋的根源裡看到沖繩人的地域性個性， 如今它與那晶瑩的目光一起，鮮活地構築了失足少年的容貌之美。正因為我曾經有那麼一次從探視視窗俯視過這個被塞進單身牢房裡的他，他要死死地抓住我的肩膀、要發起與我的爭論，我沒有拒絕的權利。他會責問道：你當真以為我們失足少年有作為失足少年能夠要求的權利、而我們卻並不主張、偏要忍耐嗎？為什麼我們必須忍耐？ 為什麼我們必須要對關押自己的教官抱有男子氣概的友情？為什麼我們不去輕易發起暴動而必須坐在單身牢房裡？你說我們沖繩的失足少年不發起我們的暴動、不主張任何權利，對什麼都忍受著，即使是對關押我們的教官也抱著友情，還不都是在虛構，以使本土日本人骯髒的靈魂得到安寧。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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