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第一章〉 風險社會
我們對於風險的想法和反應，多半不合邏輯。在一項一九九○年的研究論文中，喬治．洛文史坦和珍．馬瑟以客觀的指標比較人們對九項風險的關心程度，其中有愛滋病、犯罪和青少年自殺。結論實在只能以雜亂來形容：在部分的個案中，關心的程度隨風險高低有別；在其他的例子裡，關切的程度之於真正的風險，則呈現範圍極大的差異。研究者委婉作結：「人們感受到的風險和實際上的風險，沒有一般性有規則可循的正相關。」
人類之於風險既令人困惑又混亂無章的關係，有無數的例證。影響乳癌的唯一因素是年齡，年紀愈大的女性愈容易患病。但牛津大學於二○○七年的研究，調查英國女性對罹患乳癌時機的想法的問卷中，超過半數的回答是「和年齡無關」；五分之一認為五十多歲的女性風險最高；百分之九．三回答四十多歲；而百分之一．三回答七十多歲。總共只有百分之○．七的女性選擇正確的答案「八十歲以上」。乳癌最晚自一九九○年代初期起，已是大眾關注的重要焦點和討論的主題。然而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的女性仍然對最重要的風險因子一無所知。這怎麼可能呢？
在歐洲，手機的數目超過人口數，而且銷售額仍繼續上升。一項調查發現，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居民相信手機嚴重危害健康這項未經證實的說法。另外，歐洲人的吸煙習慣和對基因改造食物的厭惡，也存在著矛盾。這是一個值得科學家解答的謎題：一個不加思索便點上一支高盧牌香煙的人，如何決定走上街頭要求禁止缺點小到連是否難以消化都未經證實的食物。
在歐洲和其他地區，人們見到核子反應爐時害怕不已，卻對Ｘ光檢查聳肩忽視，雖然他們在Ｘ光檢查時暴露在可能和核電廠漏出一樣的放射線下。更奇怪的還有，縱使因車諾比爆炸外洩的放射線而死亡的人數（九千人之譜），估計遠不及每年罹患皮膚癌（超過一百萬）以及死於皮膚癌（超過一萬人）的美國人人數，人們還是花大錢買機票去遠方，躺在沙灘上，吸收日光中的放射線。
讓我們來比較人們如何看待兩項普及的休閒活動：看車賽和吸大麻。美國運動汽車競賽協會的活動，在五年間發生超過三千件撞車事故。二○○一年，戴爾．恩哈德的死亡車禍是七年間的第七件。政府准許協會的車手冒此風險，大眾認為觀賞車賽適合闔家大小同樂。然而如果某位車手想在賽後吸大麻放鬆，他就會被捕監禁，因為他持有全世界政府視為極度危險而禁止成人使用的違禁品。不過，其實不可能有人因吸食大麻過量而死亡。
在類固醇和其他禁藥的使用上，也見到相同的邏輯。禁用的原因之一是，據信這些藥物極度危險，甚至瞭解其風險的運動員也不准使用。但運動員從事的運動，往往比使用禁藥更危險得多。僅舉一例來說，空中花式自由式滑雪選手必須衝下陡坡、猛力跳起、在空中飛躍、扭身、轉身、翻身和安全落地。一點小錯就可能導致頭部著地和重傷，甚至摔斷頸子。但是空中花式自由式滑雪不是被禁止而是受到喝彩。二○○六年的冬季奧運會中，一位加拿大滑雪選手在摔斷頸子僅數月之後，還裝著固定脊椎的金屬板又回到坡道，再次向癱瘓和死亡挑戰，成為明星。「我寧願我的孩子吃類固醇和生長激素，也不願他打橄欖球，」一位研究禁藥使用的英國科學家向《金融時報》表示：「我沒見過生長激素造成的四肢痲痹。」這種情形在美式足球更為嚴重。這項大受歡迎的運動偶爾造成青少年脖頸折斷，而且經常讓國家美式足球聯盟的明星，變成搖搖晃晃和受疼痛折磨的中年廢物。
手槍很可怕，那開車上班呢？這是無聊的每日固定作息之一。槍殺事件成為頭條和影響競選的要素，而交通事故被淡化成現代生活的煩人背景噪音一點都不令人意外。但是在很多國家，美國也是其中之一，車禍比槍擊造成更多人死亡。在加拿大，車禍死亡人數和槍擊死亡人數為二十六比一。如果你不販毒或是沒有販毒的朋友，你也不留連於毒販和他們的朋友盤據之處，你被槍殺的機會幾乎是零。但是你死於車禍的風險就不同了，這可能發生在任何開車出門的人身上。
從前小孩遭遇挫折和意外不足為奇，那是成長的一部份。那個時代不再：學校以護欄圍起以防堵帶槍的瘋漢；上學的第一天，孩子們便被告誡每一個陌生人都是威脅；操場上的攀爬設施被拆除，無人看管的捉人遊戲被禁止，免得有人扭傷腳踝或受傷流鼻血。回到家裡，孩子們不准和所有的長輩幼時一樣單獨在外面玩，因為父母親相信每一叢灌木矮樹後都藏著變態；任何新的統計數字都不能改變他們的想法。童年開始像牢獄生活，孩子們幾乎永遠被鎖在門後和警報系統下。所有的活動都是計畫好的、被監督的和被控管的。結果他們至少生活地更安全嗎？大概沒有：部份原因是坐在室內太久，肥胖、糖尿病和其他的健康問題，反而比困擾父母的恐怖更加危險。
當然，我們還是要談談恐怖主義，這個時代的詛咒。從恐怖的九月那一天起，恐怖主義就徹底成為美國政府的工作要項，更擴大為國際秩序要務。布希只說美國的存亡吉凶未卜；布萊爾說得更嚴重：整個西方世界面對「真正的、實在的」危險。
然而在上個世紀，造成超過一百人死亡的恐怖攻擊事件不到二十次；甚至是九一一事件，這場前所未見的恐怖攻擊中的死亡人數，不及每年死於一般謀殺的美國人數的五分之一。至於媒體爭相報導的末日式攻擊事件：最近一次恐怖分子利用真正的大規模毀滅武器，是一九九五年東京的神經毒氣攻擊。主事的奧姆真理教既富有又有優秀科學家的服務，他們的目標：人潮擁擠的地鐵系統，是理想的毒氣攻擊標的，結果造成十二人死亡。
相較之下，被認為較不可怕的肥胖、糖尿病、心臟病和其他一般病痛造成的傷害則是：每年平均有三萬六千多美國人死於流行性感冒及其併發症；肥胖則造成十萬人死亡。根據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的說法，每年有「好幾十萬」的人死亡，只因他們沒有「最寶貴的預防醫療管道」。
這些風險既非新發現也非神祕的恐怖數據，甚至毫不複雜也人人都知道。我們在人類健康發展上已有長足的進步，但如果能以經證實的策略因應，還可以有更多發展，相較之下花費的成本和獲得的益處實在微不足道。不過我們沒有這麼做，相反地，龐大的支出用在處理恐怖主義的風險，而不論怎麼看，這和疾病的風險相比，就像大象身旁的小蟲。這項資源錯置的直接後果就是，無數生命毫無意義的逝去。
當我們對風險的判斷脫軌，就會有這種致命的結果。
所以，瞭解我們為何經常誤解風險是很重要的。為何我們害怕的相對微小的風險愈來愈多？為何我們忽視更大的風險？我們為何變成「恐懼的文化」？
部份的答案和自身利益有關。恐懼促進業務、帶來商機。提供保護害怕的人不受任何他們恐懼事物傷害的眾多公司和顧問，絕對最清楚這一點。人們愈害怕，業務愈蒸蒸日上。於是有家庭保全系統公司，以強調擔心受怕的老太太和年輕媽媽的廣告，驚嚇老婦人和年輕母親。軟體公司大肆宣傳網路戀童癖驚嚇父母。安全顧問編造恐怖和死亡的情節告訴我們，把更多稅金用在安全顧問上可以避免這些狀況。恐懼是行銷利器，所以我們打開電視或報紙時，都見到它的身影。
當然，私人公司和顧問不是唯一的恐懼販賣者。政客大肆談論威脅、譴責他們的對手軟弱或無能，而且保證只要我們明智地投他們一票，他們就會及時把我們家門前的大野狼殺掉。官員支持編列更多的預算。政府資助的科學家清楚「沒有麻煩就沒有資金」的規則。活躍分子和非政府組織知道他們的影響力和他們在媒體上的形象相當，而保證有效可以加強形象的方式是，揭露嚇人的故事以吸引記者，就像死屍招來禿鷹。
媒體也明白恐懼的價值。他們是營利事業，要在訊息市場佔一席之地，代表得吸引觀眾和聽眾的競爭愈演愈烈。無法避免的，媒體為保衛愈來愈小的市場佔有率，而愈來愈轉向恐懼，因為像「您絕不能錯過的故事！」的致命危險警告，是吸引注意力的絕佳方式。
但這些不能解釋人類看待風險方式的全貌。我們怎麼會忽視一些嚴重的風險？這些常常都是要花錢處理的狀況，但我們視若無睹。說實在的，當媒體偶爾為恐慌和非理性恐懼降溫時，企業、活躍分子和政客卻為了自身利益而貶低真正值得注意的議題的重要性，就像英國政府在一九九○年代初期試圖達成但最終失敗的狂牛症事件：當時有愈來愈多的證據支持狂牛症和人類的變種庫賈氏症相關。但政府堅稱這項確經證實的關連不是真的，一位內閣官員甚至誇張到召開記者會，當眾餵他四歲的女兒吃英國牛肉做成的漢堡。
顯然不只自身利益行銷商機牽涉其中，還有文化。每當我們害怕或忽視一項風險，常取決我們的文化價值觀。大麻是個完美的例子：從經濟大蕭條黑人爵士歌手時代開始，大麻就和趕時髦的人反傳統文化形象連在一起。今日年輕的背包客穿著印有大麻葉的T恤，不是為了表達他對園藝的熱愛，而是文化認同的聲明。這樣的人會傾向把大麻有害的說法，視為過時嚇唬人的宣傳而不當一回事。相對的狀況也存在：對於保守主義者來說，大麻葉標幟是無政府自由主義的象徵，他們會像看待呈堂證供一樣認真看待任何大麻有害的證據，而輕視或根本忽視相反的證據。
心理學家把這叫做驗應性偏誤。人人都會如此。當我們確信某事，會對觀察到的其他事實進行有偏見的過濾，以支持我們相信的事實。心理學家也發現人們容易團體極化：當有共同信念的人聚在一起，他們變得更確信該信念，而且觀察方式變得更為極端。驗應性偏誤、團體極化和文化加在一起，可以初步瞭解，為何人們對哪些風險值得恐懼、哪些不必考慮，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從心理學瞭解恐懼還可以更進一步，就是瞭解決定我們憂慮與否的真正起點是每個人的腦。
四十年前，科學家對人類如何看待風險、如何評斷哪些風險值得害怕、哪些可以忽視以及如何決定因應風險還所知不多。但在一九六○年代，研究先驅如保羅．斯洛維克（現任教俄勒岡大學）著手研究，他們有驚人發現，而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並發展成新的科學理論。這個新的科學理論廣泛應用在眾多的領域，這項研究的重要學者之一丹尼爾．卡尼曼於二○○二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過，他是心理學家而且從來沒學過經濟學。
這群心理學家的發現，確認了一個古老的想法：人腦有不只一個而是兩個思考系統。他們將之稱為系統一和二；最早是古希臘人把這兩個人性的特質擬人地稱為酒神戴奧尼索斯和太陽神阿波羅，一般熟知的說法即感覺與理性。
系統二是理性。它工作速度慢、檢視證據、計算並思考。理性得到的結論容易以口語說明解釋。
系統一，感覺，則完全不同。不像理性，它不是意識的工作，而且快如閃電。感覺負責瞬間的判斷，如預感或直覺，以及心神不安、憂慮或恐懼的感覺。感覺得到的結論很難或甚至無法用言語解釋。你不知為何你覺得那樣，可是你就是那樣感覺。
系統一的作用迅速，因為它利用內建的經驗法則和習慣性模式。比方說，你打算正午在洛杉磯散步，你可能會想：「我這樣做有什麼風險？會安全嗎？」你的腦子馬上就會開始搜尋其他人在相似狀況下被攻擊、被搶劫或被謀殺的例子。如果很容易就出現例子，系統一就會響起警報：風險很高！得感到害怕！而你就會感到害怕，不過你不會知道為什麼，因為系統一的作用是無意識的。你就只是感到心神不定而覺得散步很危險，而你很難向別人解釋你的感覺。
系統一應用了簡單的經驗性法則：如果很容易就想到支持某事的例子，那事必定常見。心理學家稱這個原則為可得性捷思法。
很明顯的，系統一優缺兼具。優點是，利用簡單的經驗法則評估狀況瞬間做出決定；比如當你走在小巷中，發現從後方靠近的陰影，這時不需最新的犯罪統計數字，你也會快速反應。缺點是，經驗法則可能導出非理性的結論。
假設你在晚間新聞看到在達拉斯的某平靜社區，有一個像你一樣的人在大白天被殘暴攻擊的驚人報導。事件發生在另一個城另一個州，可能很罕見甚至很不尋常，也是因此才上了全國的電視新聞；如果你再想一想，利用一下系統二，你會發現這個例子和你遭受攻擊的機會一點毫不相關，而且根據統計，機會微乎其微。但所有的事實對你來說都不重要，系統一根據這個單一但很容易就會想起的個案，決定風險很高而響起警報——你在沒必要害怕時卻感到害怕。
科學家們發現這個經驗法則只是系統一應用的許多法則和習慣性模式之一。這些工具通常平順有效率地工作，不過有時會產生沒有道理的結果。舉例來說，百分之一和每一百個裡有一個的意思相同，但保羅．斯洛維克發現，系統一導出的結論卻是：人們會覺得用後者表示的風險比用百分之一表示的高。
問題癥結在於，系統一不是為人類現今的生活設計的。我們的祖先們，遠古的原始人和直到不久前的現代人，過著小團體流浪的生活，靠打獵和採集植物維生。系統一是在這段漫長的演化中發展形成的，非常適合那樣的環境。
但在今日，極少人過著追捕羚羊和躲避獅子的日子。現今的世界因科技改變——風險的評估精細至微米，而影像和資訊的衝擊來自全球各地。
想像一個石器時代的獵人，夜裡在發光的營火餘燼旁入眠，隔天早晨在時代廣場的人行道上醒來；就像系統一遇上令人吃驚和困惑的狀況，努力要搞懂他身處的世界。不論他怎麼努力都很難成功，於是犯錯無可避免。
而更糟的狀況是：當這個走錯時代的原始人遇上販賣恐懼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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