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第一章 知識分子失蹤了？
走進一個熟悉的房間，隨即辨識出新增的東西，像是一盞燈、一幅畫、一座鐘，是個稀鬆平常的經驗。走進一個熟悉的房間，立刻指認出最近才被移走的事物，那可就稀罕了。雖然我們的眼睛和耳朵不費吹灰之力即可察覺出新增的東西，卻經常未能注意到被移除的事物，不管那是物體或聲音。幾星期、幾個月，甚至幾年過去了，依舊渾然未覺，也許直到有一天我們踏進這個房間，油然生起一股難以言喻的不自在感：有個東西不見了。但那是什麼呢？
本書所要講的是關於文化的空缺，年輕聲音的缺乏，或許是一整個世代的缺席。三十五歲（甚至是四十五歲）以下舉足輕重的知識分子們，有如鳳毛麟角，又鮮少引發議論。他們很容易遭到忽視，特別是因為他們的缺席歷時甚久。一個知識分子世代不曾憑空消失，而是從未出場。如今要現身為時已晚──該世代已然年華老去。
這個議題就算罕被討論，卻也遭到了指責，激起熱烈的反應。作者和編輯們紛紛退卻，如同遭到羞辱而無地自容似地。時下年輕作家本身與其朋友們，豈不及前輩那樣地才華洋溢而令人讚賞？覺得受到冒犯的大學教授們，列舉出撼動其領域的少壯自由派分子。左派人士遲疑了一下，審視著頭號異端，在談及逐漸凋零的一代時，懷舊之情溢於言表。身為一九六○年代產物的年輕一輩激進分子，難道就不如過去的激進分子那般耀眼出眾，還為數更多呢？《紐約時報雜誌》最近有一篇為紐約知識分子所作的哀悼文，引發一些憤怒的回應：知識分子在紐約之外的地方繁榮興旺，因此無須悲嘆曼哈頓知識分子的沒落。一九六○年代讓他們未老先衰而提早退隱，這樣子或許還更好哩！
下面的說法是在幫自己壯膽兼撇清。我應該在一開始就言明：「一個失蹤世代」這個命題並未詆毀個人。那既無關個人的德行與才華，也不仰賴任何特定的作者或藝術家。複雜的因素造成一個知識分子世代無法形成，而一個知識分子世代無法奮起也絕非破天荒頭一遭。然而，這涉及到的不僅僅是個有趣的觀察而已；公眾文化的存亡絶續，才是問題所在。
這也不是個單純的政治議題，至少不能以慣有的觀點來看。關於新保守主義的興起，以及激進主義（甚至是自由主義）的殞落，早已有許多談論了。當然，新保守派人士的勢盛，與激進知識分子的勢蹙，乃相應於政治現實的變遷。新保守派人士在白宮享用晚宴；他們備受大眾矚目，也不乏資金挹注與政府支持。
知識分子的生活何以如此板蕩不安呢？有些人或許會認為如下說法已經解釋周全而覺得心滿意足：普遍比新保守派人士來得激進的年輕知識分子們，是基於政治因素而遭到忽視；他們也往往與時代脫節。或許吧！但如此說法留下太多矇昧之處。相較於一九五○年代，左派已然一片欣欣向榮。奉持馬克思主義的大學教授能夠到處任教；激進人士不停地出書發表；而且連學界之外的左派也幾乎完全無懼於麥卡錫主義倡導者的壓迫。然而，年輕一輩的左派知識分子似乎在公眾事務上隱身不見。為什麼呢？政治現實固然不容忽視，但是更為深沉的社會經濟潮流，也透露出關於知識分子生活的訊息。
要宣稱一個知識分子世代「隱身不見」，可謂困難重重。該陳述似乎似乎把「公眾領域」（報紙、書評、談話性節目）的評斷當作事實本身；同時也會冒上將炫麗外表與實質內涵混為一談、把電視曝光率與知識分子影響力畫上等號的風險。公眾領域罕能維持中立，反而趨附於金錢、權力與譁眾取寵之事，卻對沉靜的才華或具有創意的作品冷淡以對。數十年甚至數世紀以來，作家與批評家一直譴責新聞界扭曲了文化生活。只要公眾領域比較像是市場，而非觀念的自由市場，那麼公然可見的，將不外乎市場力的作用而已。
倘若真是如此，那麼這個觀察很容易便會淪為一個陳腔濫調，也就是居於主導地位的觀念即是統治階級的觀念；文化研究也會隱匿在經濟學裡頭。包含書籍、文章、雜誌、演講、公開討論（或許還有在大學的授課）在內的知識分子生活，顯然必須順應於、卻不能被化約為市場與政治力。聯播電視網與全國性新聞週刊對文化生活的影響固然不容遭到低估，但那並非事情的全貌。城市的重構、波希米亞的消逝、大學的擴展等等，也都透露出有關文化的訊息。這些便是我的主題。
我所在意的是公眾知識分子，也就是對有學識的一般讀者做陳述的作者與思想家，這顯然排除掉作品太偏於技術性或過於艱澀而讓一般大眾難以涉入的知識分子。不過我相信，所謂「當公眾文化沒落時，私人知識分子便昌盛」的說法是個迷思。「私人」與「公眾」知識分子作品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但至少可以這樣子說：其間具有共生關係。自伽利略以降，迄於佛洛伊德，當中具有最偉大心智的人物們，在有所發現時，都不滿足於孤芳自賞，而會尋求、並也當真找到一群公眾。如果這些古聖先賢顯得遙不可及、高不可攀，那麼上一代美國知識分子是我的基準，他們也同樣擁抱一群公眾，繼起的一代卻不然。
或許並無一群公眾可供擁抱了。過去數十年、甚至數世紀以來，公眾已有所改變。曾經搶購湯馬斯．潘恩所著的小冊子【1】或佇立聆聽林肯與史蒂芬．道格拉斯激辯數小時【2】的公眾幾乎已不復存在；隨著對於電視的喜好與日俱增，公眾關注的範疇也就逐漸縮減，恐怕已經沒有習於閱讀的公眾了。要說年輕一輩的知識分子缺了席，那麼讀者群的消失或可解釋箇中緣由。
這的確是事實，卻非事實的全貌。閱讀嚴肅書籍、雜誌與報紙的公眾縱使已經減少，但未完全消失。從約翰．肯尼斯．高伯瑞到丹尼爾．貝爾，老一輩知識分子的作品依舊激發興趣，並引起討論，這表示公眾並未自人間蒸發。讀者或許正在減少，年輕一輩知識分子卻是消失無蹤，那即是這裡所要強調的──主要在於公眾知識分子的凋零，而非公眾的折損。
容我直接了當地說吧：在過去的五十年間，知識分子的棲息地、態度與慣用語已經有所改變。年輕一輩的知識分子不再需要或想要一群廣大的公眾；他們幾乎全都是大學教授，而校園是他們的居所；同僚是他們的讀者；專題論文與專業刊物是他們的媒體。他們不像過去的知識分子，反倒置身於各個領域與學科之中，而這當然事出有因。他們的工作、晉陞與薪資，在在依賴學者專家們的評估，如此的依賴關係，自然會影響到他們所提出的議題與所運用的語言。
為有學識的讀者群寫作的獨立知識分子正逐漸凋零；的確，他們通常是為小型期刊而寫，而這些刊物打入了更為廣大的社群裡，即使只是抱持如此希望而已。一份生氣蓬勃的文化月刊《七大藝術》，在一九一七年最後一期的告別社評中說：「我們將藝術視為一種生活的分享，一種經驗與視見的共有，一種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心靈根基。」投稿者們自命為追求並珍視精簡文體的文人，他們為各地的知識分子及心有戚戚焉者寫作；這些刊物規模都很小，卻對全世界開放，因此其作者能夠被有學識的讀者閱讀到，後來也的確如此。在這些小型雜誌學習歷練過的作者，諸如麥克斯．伊斯特曼、多維特．麥克唐納、歐文．侯伊等等，輕而易舉便轉移到較大型的期刊，面對更多的公眾。
而今學術圈外的知識分子正瀕臨絕種；工業的發展與都市的破壞摧毀了他們的生存環境。他們精擅公眾慣用語，因此依舊在文化界裡顯得巍然高聳。新的學者雖然人數遠多過獨立知識分子，但由於他們並不運用這樣的通俗語言，所以罕為圈外人所知悉。
學者為專業刊物寫作，但這些刊物不像小型雜誌，所創造出的是褊狹封閉的社群。自動寄給會員的專業期刊的發行量或許會遠高於小型文學評論，但重點並不在於各自的發行量，而是在於與平民大眾的關係有別。大學教授們分享著同一套慣用語與專業訓練，在年度研討會裡齊聚一堂，比較著彼此的註記摘要，如此自成一個世界。所謂「著名的」社會學家或藝術史學家，意謂其名頭僅在各自的領域中十分響亮，其他人則未必聽過。當知識分子成為學者，他們便無須使用公眾文體寫作；起初是不為也，最後則是不能也。
所謂文化輸送帶，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方式，老一輩所藉以傳遞的不只是知識而已，還有其夢想與希望，而今此一輸送帶正陷於危殆之中。廣大的文化正仰仗著年事漸高、為數日少的知識分子，而他們後繼乏人。年輕一輩的知識分子受羈絆於、也全心全意專注於大學院校的職場需求。當專業生活繁榮興旺時，公眾文化也就愈來愈貧瘠，而且愈來愈老邁。
有件事為此一有關失蹤世代的探索平添諷刺色彩。在公眾生活中缺席的知識分子，多半長成於一九六○年代，那是個持續動盪了將近十五年的短暫時期。這些搞運動的老手們，經常針對大學院校發難、嘲弄他們的老師、訕笑過去的思想家，竟會蛻變成為如此一本正經的專家學者，比老一輩的知識分子還要悄無聲息，這怎麼可能呢？我不會提供單一或簡單的答案，然而這件饒富諷刺意味的事，提示了文化重構所具有的規模。到了一九六○年代，大學幾乎已完全獨占知識分子的工作；在校園外謀求知識分子的生活顯得不切實際。在煙消雲散後，許多年輕知識分子從未離開過學校；其他人則發現別無他處可去。他們成為激進的社會學家、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女權主義理論家，卻不怎麼算得上是公眾知識分子。
一個世代的缺席是怎麼推論出來的呢？畢竟並沒有什麼可供依循。不過我相信，只要沉思片刻，就能覺察出該空缺的蛛絲馬跡。試著舉出一群重要的年輕一輩美國批評家、哲學家或歷史學家的名字來。或許如此要求並不公平；沒幾個名字會自腦海中驀然湧現。然而在過去，要列舉出「年輕的」知識分子卻非總是件難事。作家或批評家們曾經時常（通常是過度地）審視著新的世代；他們的歧見主要不在於是哪些新人堪領一代風騷，而是在於其何德何能。而今即便是一份最簡短的名單也會遺留下一大片空白：足以領袖群倫的年輕一輩批評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們，究竟會是何人？到底身在何方？
匆匆回眸五○年代，不難找到一群或老或少、活躍積極的批評家來：瑪莉．麥卡錫、菲利普．拉夫、萊特．米爾斯、多維特．麥克唐納、萊諾．屈林、大衛．雷斯曼、歐文．侯伊、小亞瑟．舒勒辛格、艾德蒙．威爾森、路易斯．孟福德、麥爾肯．考利、希尼．胡克等等。或者考量看看一九五○年代晚期與一九六○年代早期的許多重要作品，像是高伯瑞的《富裕的社會》，貝蒂．傅瑞丹的《女性的奧秘》，保羅．古德曼的《荒謬地成長》，珍．雅各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米爾斯的《權力菁英》，威廉．懷特的《組織人》，以及麥可．哈靈頓的《另一個美國》。
僅僅列出這些書目與作者，即可顯示出兩個關於現況的驚人事實：佔據當今文化殿堂高位的還是這些書籍與人物，新增的名單極其有限。四分之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繼續聆聽相同的知識分子，例如在一九五○年代嶄露頭角的諾曼．梅勒、貝爾、高伯瑞或高爾．維多。
雖然零星孤立的年輕一輩知識分子已然現身（通常會逐漸隱去），卻未能凝聚成為一個世代來抗衡前賢，甚至補其缺遺。一群知識分子竟能從一九五○年代至一九八○年代，持續盤踞要津達三十餘年之久，確是一奇；在一個以年輕與動力自豪的社會中，這著實令人吃驚。美國老舊的工業廠房引發許多談論，但老邁的知識廠房卻無人聞問。年輕知識分子世代究竟在哪裡？
十幾年前，一位研究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的社會學家，曾對缺乏年輕一輩思想家與批評家一事發表評論。查爾斯．卡杜辛提出他關於美國思想家的一個周詳的實證研究；他列出其名並予以描述，想要藉此呈現出美國「知識菁英」的特色。爲達此目的，他訪談了一百一十位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而他們之所以雀屏中選，是因為經常出現在「具影響力」的期刊之中，像是《紐約書評》、《評論》、《哈波月刊》、《大西洋月刊》、《紐約客》，以及《紐約時報書評》。
卡杜辛從自己的研究中獲得了一大堆相當有趣以及不怎麼有趣的資訊，包括一份最具威望的知識分子名單。在一九七○年，排名前十的知識分子分別是貝爾、諾姆．喬姆斯基、高伯瑞、侯伊、麥克唐納、瑪莉．麥卡錫、梅勒、羅伯特．西爾弗斯、蘇珊．桑塔格，以及共居第十名的屈林與艾德蒙．威爾森。他們當中沒有一個稱得上年輕，或許桑塔格是個例外（在一九七○年為三十七歲）。甚至把名單擴增至七十名「最頂尖」的知識分子，依然欠缺青年才俊，這現象讓卡杜辛感到困惑，但他並不認為自己的研究方法有何不妥。
「［這份名單上頭］沒幾位青年知識分子的這個事實，並非是個『錯誤』，而是反映出當時美國知識分子生活的結構」，卡杜辛下此結論。青年知識分子就是沒有現身於文化生活之中，而且那已經有一段時日了。此外，這些老邁的「菁英」並不是在最近才榜上有名；他們在二十年前就已經出類拔萃了。卡杜辛表示：「我們在一九七○年所見到的美國菁英知識分子，與在一九四○年代末及一九五○年代初聲名鵠起的那一些，大體上是相同的。」
卡杜辛要求這批「菁英」指出正要冒出頭的年輕一輩知識分子，他們卻無法做到。這是否意謂著將永遠後無來者呢，卡杜辛對此有所懷疑，並推測說：「後繼者只不過聲名未顯罷了。」他還信心滿滿地指稱，這情況很快就會改變。十五年之後，他當初的信念似乎搖搖欲墜了；後繼者依然聲名未顯。現今舉足輕重的知識分子的名單，與卡杜辛所擬的那份應該極為近似（刪除掉往生者）──而那份名單在十五年前就已經老舊泛黃了。
繼卡杜辛的研究之後，其他有關知識分子情況較不正式的調查也陸續出爐。雖然這些調查並未悲嘆一個失蹤不見的世代，甚至根本沒提到這回事，但其發現為世代的缺席提供了證據。例如貝爾曾將數代紐約知識分子的傳承繪製成世系圖，而毫無意外，最近的一代（亦即「第二代」）之中並無新人（諾曼．波霍雷茲、史蒂文．馬爾克斯、羅博．布魯斯汀、米基．戴克特、傑森．艾普斯坦、西爾弗斯、桑塔格、梅勒、菲利普．羅斯、西奧多．索羅塔洛夫）。當今引領群倫的文學選集所呈現的還是同一批老文壇人士；在將近四百頁厚的《宗派評論》五十周年紀念特刊裡看不到幾張年輕面孔，甚至用更大眾化的方式來努力展示年輕人的才華，也同樣成效不彰。《君子雜誌》每年都會固定刊出厚厚的「新生代之最：正在改變美國的四十歲以下男女」的專題。該專題蒐羅甚廣，滿是關於青年才俊的描繪，但撇開電腦高手、建築師與藝術行政不論，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這兩期，幾乎沒有任何可以享譽其專業領域外的作家或批評家。
當然，這些來源並非無可非議。以卡杜辛的研究為例，其資金是來自於五個基金會的挹注，所用方法是折磨人的實證式與「科學性」的，基本上卻是在繞圈子。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被要求舉出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但是，最初的這群人是怎麼選出來的呢？那是藉著奮力閱讀「具影響力」的雜誌裡的兩萬篇文章，再據以指認出文章最常獲得刊出的作者。如此做有個缺點：受訪的這群人已先被具影響力的雜誌篩選過了。此外，這些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會推舉哪些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呢？多多少少會是他們自己吧！
我自己大致瀏覽過一些期刊，並且隨機詢問認識的人，也同樣確認了世代的空缺。或可做為甲級呈堂證據的《紐約書評》，為年輕一輩知識分子的缺乏提供了明證。美國以前的重要期刊，例如《日晷》、《大眾》、《宗派評論》等等，與上了年紀的知識分子緊密相關，像是從約翰．李德，以至於伊斯特曼與拉夫。然而時間過了將近二十五年，再難舉出任何一位與《紐約書評》有所關聯的年輕一輩知識分子。當然，秀異出眾的作家如瑪莉．麥卡錫、克里斯多夫．拉許與維多等等，確已出現在該期刊的書頁中，但他們既不年輕，也非名不見經傳。
我自己所做的非正式調查的結果，或許可以做為乙級呈堂證據。這些年來，我要求新聞工作者、學者與作家們舉出具有廣泛重要性的美國新知識分子，但不包含專業人士在內。因其對後現代主義所為之晦澀難讀的探討而備受讚揚的某甲教授，並不算在內；鑽研如何將馬克思經濟理論資訊化的某乙教授，也必須排除在外。我的標準大致同於史登斯在其一九二一年對於知識分子的探討所用的標準：「公眾人【3】、非經貿雜誌的編輯、小冊子作者、一般主題的作家。」
我所得到的回應沒幾個能讓我點頭稱是，而且多半根本就沒得到任何回應。以博學機智自豪的朋友們時常很快回答說：傅柯、哈柏馬斯、德希達。對話進行如下：不，我再強調一次，我要找的是土生土長、吃玉米長大、活生生的美國人（或加拿大人）。然後我聽到的是：肯尼斯．柏克、馬歇爾．麥克盧漢、諾曼．歐．布朗、希尼．胡克。不、不、不，我再說一遍，是新的、年輕的、剛出道的、具有普遍重要性的知識分子。「哦，年輕一輩的美國知識分子？……最近十到十五年？……是的，當然可以。……像是……嗯……你是說十到十五年，不是二十五年？……嗯……是的……好的……這有……不……啊……嗯……。」對話如此終結，朋友們嘟囔著離開，爲世代的缺席竟是如此驚人卻又未受到注意而感到困惑。
這的確是驚人卻又未受到注意，而且不僅是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我們的社會益發倚賴老一輩的知識分子，他們身上烙有三十年前文化與政治鬥爭的印記。美國文化的前景並非是一股鮮綠朝氣，而是一片灰濛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