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如此複雜的癌症
我展開自己的科學生涯時，正好碰上吉米．卡特在1970年代擔任總統的那一段短暫時期，當時的聯邦政府很嚴肅地想要了解造成癌症的成因。國家癌症研究所和其他聯邦機構展開一連串計畫，評估香菸和某些廣泛使用的工業化學物對人體的真正影響。在1978年，這些計畫開始付諸行動。
在那段時間之前，對於工業界對化學物提出的安全性報告，政府幾乎全盤接受，並沒有要求提出充分的證明文件。但這種情況後來開始改變，因為政府發現，替工業界進行很多實驗的「工業生物試驗」公司（Industrial Bio-Test），甚至無法提出他們用來實驗的所有動物的明確證據。政府保有資料的化學物中，每三種就有一種是由「工業生物試驗」公司進行測試。但由於沒有充分的紀錄來顯示這些測試是正確進行的（或他們根本沒作測試），所以根據這些實驗作出的安全報告，完全沒有任何價值。1979年，根據「美國國家毒物學計畫」（U.S. 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政府成立自己的實驗室來測試化學物的致癌性，使用的是特別培育的同質性囓齒動物（homogenous rodent）。這些動物都培育成適當的大小、種類與特性，使得它們對致癌特質的反應都可以進行仔細觀察，以便用來預測和預防人類罹患癌症及其他慢性疾病。
即使在傳出「工業生物試驗」公司醜聞之前，為了回應愈來愈大的民眾壓力，美國國會已經開始通過一些法律，要求政府採取行動來阻止會致癌的危險物質流入市場。由於有八萬多種化學物質廣為使用，而其中做過完整毒物實驗的不到一千種，這些法律，跟1976年的「毒物管制法案」（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一樣，迫使政府想出一些合理的方式來檢驗各種化學物，把好的化學物和壞的、不好的，以及我們甚至不知道應該怎麼處理的化學物分開來。這些法律本來應該接著促成政府擬出檢驗標準，用來評估化學物的危險性、解讀實驗資料，以及估算出有什麼方法來保護大眾健康。但相反的，這些法律只促成很多相關的討論，卻少有行動，結果造成一些業內人士戲稱這是「毒物會話法案」（Toxic Substances Conver¬sation Act）。
在1980年總統大選結束後，即使是這些貧乏的努力也開始發酵。早期的雷根政府追隨卡特政府的立場，對香菸公司十分友善，也放棄企圖管制致癌工業來源的計畫。新政府也縮減根據「國家毒物學計畫」對化學物進行檢測的經費，但聯邦政府則增加對科學研究的支持，希望能夠製造出「安全香菸」。有關於「安全香菸」的問題在於，早在1980年代之前，大家都已經知道根本沒有「安全香菸」這種東西。吸進濃濃的煙霧到你的肺裡，因而升高你自己、你的孩子、配偶和辦公室同事血液中的一氧化碳含量，不管這些煙霧是來自香菸、木頭或煤炭，反正就是不健康。
至於抗癌戰爭本身呢？癌症是唯一值得發動戰爭的一種疾病。事實上，這場戰爭的多位早期領袖，都來自生產致癌物質的多家大公司。例如，在整個1980年代，擔任國家癌症研究所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正是亞曼德．漢默（Armand Hammer），他是西洋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執行長。漢默在擔任國家癌症研究所這項重要職位期間，他的公司共生產一千多億噸有毒化學物，並由政府基金資助，在愛情運河（Love Canal）設立有毒廢棄物處理場，導致富庶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卡爾卡希歐教區（Calcacieu Parish）內的城鎮遭到污染。類似的衝突一直持續到今天。
其他的一些全球性的大公司，也都曾經是抗癌戰爭的領袖。工業化學公司（Indus¬trial Chemicals Inc.）就是這樣的一家大企業。這家大企業的一些分公司生產多種殺蟲劑和致癌化學物。但同一家大企業的另外一些分公司，像是阿斯特捷利康公司（AstraZeneca），則研發出像「塔默希芬」（tamoxifen）這樣著名的藥物，即使在今天，這種藥仍然是全世界最被廣泛使用的抗癌處方藥。
套句麥金利總統（President McKinley）的國務卿一句充滿諷刺味道的名言：最好的戰爭其實是一場場短暫、炫麗的小事件，打的都是一些壯觀的小戰鬥。抗癌戰爭則成了一場持久戰，完全不符合以上的所有條件。我們怎會弄成今天這種局面？
自從美國正式發動抗癌戰爭後，這場戰爭已經進行了四十年，並且花掉納稅人六百九十多億美元的金錢，很多種癌症仍在造成重大的傷害。癌症死亡率下降，主要是抽菸人口減少，以及愈來愈多人接受癌症篩檢及治療，一些可診治的癌症像是結腸癌、子宮頸癌和乳癌，罹癌者於是幸運地生存下來。然而，有些跟香菸沒有關係的癌症則繼續增加，黑人的死亡率比白人高得不合理，只有很少數例外。今天，研究上的重大突破不斷出現，這跟過去幾十年來的情況一樣。領導人物來來去去，戰場不斷改變，言論也不斷轉向。但衝突仍未結束。以前還有人說，這場戰爭馬上就可以獲勝，但現在已經沒有人這樣說了。對所有人來說，成為癌症統計數字中的一個，要比了解癌症更為容易得多。
從一開始，這個全國性的運動在處理當時已知的一些致癌原因時受到阻撓，像是香菸、工作場所和一般的環境問題。可以證明我們所居住的世界和我們是不是會得到癌症的證據，不是被一些人故意忽視，就是被他們隱藏起來，而他們這樣做可以從中獲得重大的經濟利益。相反的，整個運動的焦點轉移去發明一些方法以發現、診斷和治療這種疾病，而非採取行動來阻止兩百多種癌症發生。我們花費比以往更多的錢來發現和治療癌症；直接用來治療癌症的費用，一年大約一千億美元。但在找尋致癌成因這方面，我們卻遲遲沒有進展，且毫無效率。為什麼？領導抗癌戰爭的很多人士都從生產致癌化學物和生產抗癌藥物中獲得重大利益，這會不會跟癌症的發生率及治療方法不斷穩定增加有關係？
當然不是。記住，我們是生活在一個高度科技、彼此緊密結合的世界裡。在凡事講求禮貌的這個社會裡，這樣說，對你的名譽比較安全，也比較好，但也要不斷提醒自己：這種疾病是如此複雜……。
神祕報告現形
幾年前我終於發現，我們之所以沒有那麼努力去預防癌症，其實並沒有我以前想像得那般神祕。當時，我正跟一位很有成就的公共衛生研究員黛芙拉．布瑞史洛（Devra Breslow）交談，談到賓州小鎮杜諾拉（Donora），我們兩人小時候都在這個小鎮待過一段時間。杜諾拉是個值得誇讚的鋼鐵製造業小鎮，有著被煤炭燻黑的天空，和跟屋頂一樣陡的街道。「任何人都很難想像鎮上的生活有多艱苦，」她說，「那些工廠每天運作二十四小時，一周工作七天，全年無休。」
我們當時坐在她位於洛杉磯西塢區（West-wood）家中的花園裡，享受裝在高腳杯內的冰紅茶，陽光照得花園十分美麗。「每天早晨七點，那些工人在值完大夜班後，出了工廠，就直接前往鎮上的酒吧，來上一杯烈酒或啤酒。他們說，這可以清清喉嚨。我一直想像他們的工作一定很辛苦，所以需要一些東西讓自己很快振奮一下。」
我們談到，即使對那些並不在鐵工廠裡工作的人來說，杜諾拉的生活也同樣辛苦。鐵工廠帶來的危險並不只局限在工廠大門之內。1948年10月，一陣黑濛濛的煙霧籠罩在河谷的馬蹄形轉彎處上方，五天之後才散去。在那之後，鎮上就有二十個人突然暴斃。此一事件成了全國性報紙的頭條新聞，並且很明確指出，短時間內的嚴重污染會致人於死。但那些倖存下來、多呼吸了好幾年煙霧、灰塵和煤塵的人呢？
黛芙拉．布瑞史洛也談到她自己的家人。「我的祖父米勒在杜諾拉的大街上開設男子服飾用品店。他沒有在這場大煙霧中死去，但卻在一年後倒地不起。當然，他並不被算在那場煙霧的死亡者名單中，但肯定也是那場大污染的受害者之一。」
我回答說，「確實沒錯。你知道嗎，我的祖母珍珠姥姥（Bubbe Pearl）熬過了那場大煙霧，但當時她卻第二次心臟病發作。後來，她在第二十五次心臟病發作時才去世，那已是七年後了。」
黛芙拉的祖父和我祖母都是死於心臟病。但癌症呢？我們都很好奇有沒有人去調查過，杜諾拉鎮民罹患癌症的比例是不是比較高？我們認為，可能沒有：每五個癌症病例中，有四個都是六十五歲或更老的老人。但珍珠姥姥和米勒爺爺都沒有活得那麼老。
跟心臟病一樣，癌症也有很多不同的成因，並且要幾年時間才會形成。其中是不是有些成因是一樣的？任何會使通往心臟和肺臟的血管發炎的原因，也會傷害血管或造成不正常的成長。血管形成的過程叫作「angiogenesis」（血管新生），這是由兩個希臘單字組成，意思是血液的產生。產生血液怎會造成癌症？畢竟，血液輸送營養、能量、氧氣、抗體和鐵到身體各部位，同時也帶走廢物。
早期電影明星梅．韋斯特（Mae West）說過一句名言：好東西愈多愈好。事實證明她說錯了。在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地點裡，我們只需要一定分量的血液。血液就是這樣的一種東西。某些化學物會在你並不需要的部位刺激血管的產生，結果提供了不受歡迎的細胞成長路線，這會阻塞輸送血液進入心臟的血管，或是散播癌症。存在於環境中的一些毒物，會使你產生發炎的現象，並會讓你的身體過度工作以便結束發炎。這些毒素很可能會引發心臟病和癌症這兩種疾病。我們因此認定，這就是環境和癌症眾多可能關聯中的其中一種，只是並沒有人去研究這個。
黛芙拉和我一面討論這些問題，一面從花園走進餐廳，和她的先生雷斯特（Lester）一起享用一頓豐盛的加州式義大利托斯卡尼午餐：有手拉胚的陶器、美味的番茄和精緻的全麥麵包。雷斯特．布瑞史洛是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公共衛生學院前院長，並且也是美國公共衛生學會（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的前會長，不注重營養衛生細節的人是不能擔任這種職位的。他享有國際聲譽，也廣受國際尊重，並且親身參與催生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一些最重大的公共衛生運動。他已經八十五歲，每天要走上幾哩路，親自照料他菜園裡那些世界級番茄的成長，並且還保有相當精明的幽默感。他加入我們的談話。
「你們想要知道，為什麼我們在控制癌症方面做得那麼少嗎？我來告訴你們。我們失敗的原因，是很少人能夠想像的。」
他接著說：「我們寫了一篇報告，嗯，大概在三十年前吧。這篇報告清楚地說明所有的問題，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副印本。看了這篇報告，即使是你，也會大吃一驚。」
「你在說什麼呀？」我覺得很好奇。這人是不會亂說話的。
「在1970年代初，」雷斯特解釋說，「我去找黛安．芬克（Diane Fink），她在國家癌症研究所負責癌症的管控，我說，『我們來檢討癌症管制部門裡所有的重要人事。他們當中有些人年紀太大了。現在是搞定這件事的最後機會了，這可以讓你好好掌握我們過去的成就，並且擁有將來行動時所需要的助力。』
「國家癌症研究所給我們一份合約，讓我們可以這麼做，所以我們組成一個小組。這整個計畫在不到兩年內完成。拉里．亞格蘭（Larry Agran）當時還是年輕的公共利益法定代理人，在沙加緬度（Sacramento）工作；他成為我們這個計畫的協調人。（亞格蘭後來成為加州爾灣市〔Irvine〕市長）。黛芙拉是主要的面談人；她錄下約八十人的面談內容。基本上，我們和在成立國家癌症研究所時曾經扮演過任何角色的所有人都談過了，包括跟整個抗癌戰爭有關係人士、企業領袖、歷任公共衛生部長等等，隨你選。
「等到這篇報告完成時，卡特已經當上總統，喬瑟夫．卡里法諾（Joseph Califano）是衛生、教育與福利部長，茱莉．里奇蒙（Julie Richmond）是助理衛生部長。起初，除了我們呈交的癌症研究所相關部門之外，並沒有人真正看過這篇報告。我們在報告中指出，有多少控制這項疾病的行動是沒有必要的，我們錯失了多少行動，以及抽菸問題如何在檯面下偷偷討論。接著開始出現反應。黛芙拉會談過且仍然健在的人，全都拿到複印本，並且開始談論別人都在說些什麼。
「第二年，美國癌症學會主席班．拜德（Ben Byrd）在國會指責我們的報告，因為這篇報告令美國癌症學會很難堪。他們是應該感到慚愧。美國癌症學會直接拖延了很多事情，否則應該可以使很多人不至於丟掉性命。他們把有關於抽菸危險性的報告扣在手中不發，且扣得太久了。他們延後推動子宮頸癌抹片檢查。有太多事情令他們感到難堪，而且，有相同情況的不只是他們。」
「那我可以到那兒去拿到這篇報告的副印本？」我問。
「哦，這篇報告一直沒有公開出版，這是確定的，」黛芙拉笑著說，「但我想，應該可以在某些地方的書架上找到。」
好幾個月後，我終於找到布瑞斯洛夫婦的這篇多達五冊的報告複印本，地點就在科羅拉多州毒物學教授丹尼爾．泰特包姆（Daniel Teitelbaum）的私人圖書館（注4）。這篇報告共有兩千頁，有八十位受訪者的完整面談紀錄，是美國早期抗癌戰爭被遺忘的資訊寶藏。讀完這篇舊報告，就可以解釋一些先前無法了解的問題。政府為什麼花了那麼久的時間才決定對香菸業者採取行動？香菸業者和很多化學工業業者，一方面積極資助跟癌症診斷與治療有關的研究，一方面卻隱匿或擱置他們的產品會致癌的證據。為什麼我們在管制工作場所致癌方面，或是評估可能出現新癌症機率上，一直沒有採取太多行動？
布瑞斯洛的報告顯示，在美國展開全國抗癌運動的最初期，工業界與政府癌症專家之間的旋轉門就已經啟動。報告中也透露，早在美國、瑞典、英國、法國、加拿大或任何其他國家對癌症正式宣戰的幾十年前，美國、歐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的科學家就已經十分了解，工作場所存在著很多重大致癌因素。將近一百年來，我們一直都知道，抽菸、陽光、工業化學物、荷爾蒙、營養不良、酒精和運氣不佳，全都關係到我們罹患癌症的機率。報告中的被訪者（他們全都是專業的癌症研究人員）提到，有關於癌症的實驗研究以及工人罹患癌症的病例，充斥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醫學教科書裡，並且介紹了很多在工作場所及生活中罹癌的例子。
1971年，當美國正式展開抗癌戰爭時，有關於工作場所和家居生活如何影響我們可能罹癌機率的證據，基本上全都被忽視了。太過天真（或者說，太過聰明）的學者，和因為出售致癌物質而獲得重大經濟利益的人士，這兩者之間形成的驚人聯盟，使得我們無法了解，很多現代產品是不是會影響我們罹癌的機率。
雷斯特說得沒錯。我真的大吃一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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