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前言〉
如狄更斯在一個多世紀前所言，“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這是睿智的時代，也是愚昧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猜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
希望，曙光即將到來。
無可否認，面對這場罕見的金融危機，我們的確處於逆境之中：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市值大量蒸發、有毒資產要靠納稅人的錢去贖回、信任——金融業安身立命之本，被強烈動搖……。從廣度上來說，這一切僅僅是冰山一角。金融危機已經演變成了經濟危機，並且會在可預見的將來，從各個方面影響我們的生活。從深度上來說，現在的宏觀經濟情勢，絕非正常經濟周期內調整，而是一種根本性的系統重建。整個全球經濟體系和監管體系，都面臨徹底的重新調整。
但這也給我們帶來了重新冷靜思考的良機：在這百年一遇的危機中，我們可以得到哪些啟示？金融創新和全球化是2008-09全球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嗎？金融創新和全球化能停止或轉向嗎？如果不能，我們能有效處理金融危機和預防其發生嗎？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次金融危機給所有國家——無論新興或者發達經濟體——搭建了一個溝通的平臺，和認真面對問題的機會。在這個平臺上，國家都應該及時並且積極出力。原因顯而易見，要享受全球化的好處，必須正視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積極解決國與國之間的失衡和監管上的失序。這項任務絕不輕鬆，。需要的調整工程浩大。
這次金融危機暴露出了監管體系中的諸多弊端。其中很關鍵的一點是，全球性的金融體系必須有全球性的監管。但我們過去不但沒有這種機制，也沒有見到有人在這方面做出積極的努力。各國的監管體系自成一統，在國家層面上充滿諸多漏洞和矛盾，也讓監管機構之間的縫隙，成為滋養機會分子的場所。另一方面，監管者在面對潮水般湧來的金融創新，顯得反應緩慢，無法及時出臺新的措施進行有效監管。所以，把這場金融危機化為契機，增強現有金融監管機構的力量，改善機構之間跨越國家的實質協調、不同金融層面監管的溝通和交流，都是眼前亟待解決的事。
在本書中，希望能從風險管理的角度，探討以下問題，並希望這項嘗試，可以讓讀者，窺一斑以見全豹，對這次危機有更深刻的認知。全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2008-09金融危機，第二部分則總結了我們學到的教訓，最後一部分是我個人的一些報章作品選錄。在第一部分裏，首先會追本溯源，討論金融市場的本質。究竟是什麽促成了貨幣和投資的形成，又是什麽創造了市場的需求。然後，總結金融創新及全球化的現象，金融創新的起源、誘因以及它和全球化之間的互動關系。
在本書的第二章，會談到，在金融創新的產品越來越多，金融衍生物的種類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的時候，隱約可以感覺到泡沫已經產生。而隨著泡沫逐漸膨脹，增長到監管者和從業人員，難以跟上其腳步的時候，金融危機其實已經開始了。並非沒有拉響警笛者，甚至數年前開始做空的人也並非寥寥。在眾人仍對次貸危機不以為意的時候，其實已有危機的預警，只是都在那熱得發燙的市場中被忽略了。
美國房市泡沫，一開始只是常規性的小泡沫，在溫床般的條件下慢慢長成，就成了一個超級大泡沫。這次危機不同於80年代的那次儲蓄銀行的金融危機。美國政府透過資產重組，成功地解決危機。事後，房屋市場反彈，使得市場教義派，錯誤以為，市場總能夠自我糾正。事實上，那是政府成功幹預的成果，而不是市場自我糾正的典範。那麽在金融創新及全球化與泡沫兩者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又要怎樣整理清楚？這個章節或許可以提供一些答案。
金融產品的價值，取決於兩個因素——期待的現金收入（分子）和資金成本（分 母）。造成這次金融危機的房市泡沫（2004-06），很難歸咎於任何實體科技創新 ——也就是沒明顯的分子因素。金融創新通常會改變資金成本。比如說避險可減低風險溢價，造成資金成本下降（分母效果），一樣可助長泡沫的形成。
高杠桿率是當今資本市場金融交易的重要特點。風險偏好高的金融機構，傾向於保持較高杠桿率，來增加報酬率。另外，在風險偏好固定下的前提下，金融市場風險越低，金融機構則會采用越高的杠桿率。金融機構的各項資產，具有不同程度的風險，金融機構的自有資本，應該要能夠在必要程度上，承擔該機構總資產所具有的風險。金融機構的杠桿比率與其承擔的整體風險，應成反比。在經濟狀況良好、資產價格上漲時期，杠桿作用使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規模急劇放大，導致資產泡沫的產生。如果資產價格下降，金融市場總體風險將上升。金融機構風險偏好如果同時下降，金融機構則不得不將杠桿比率急劇降低，造成更大市場賣壓。
這次金融危機的發生後，全球各地的金融機構，正在經歷著一場痛苦的去杠桿化過程：在經濟收縮的大背景下，當前的杠桿水平無法由自有資本來支撐，只有通過從分子或者分母方面來降低杠桿比率。其中兩種途徑不外乎：第一，銀行等機構減少資產、主動收縮其資產負債表，即通過出售風險資產來償還債務，直至資本儲備足以支撐其資產負債表；第二，銀行等機構吸收和擴大股權資本，亦即增加自有資本規模，直至能支撐其資產負債結構。相比之下，第一種途徑可能付出更大的代價。因為，眾多金融機構會在同一時間內，大規模出售風險資產，引起風險資產價格迅速下跌，從而導致市場動蕩，並且造成金融機構尚未出售的風險資產的市值，進一步惡化。如此一來，極為可能演變成一種惡性循環——這是去杠桿化，放大周期效應的典型特征。
此外，這次金融危機使得評級機構，瞬間變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考慮到評級機構在根本機制上的利益沖突，發生這種結果其實有必然性，但也反映了監管系統的缺失和存在的漏洞。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最可行的方法之一，就是發展由非營利性機構進行債信評級。試想，在一場足球賽中，如果裁判和選手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裁判將如何做出正確的判斷？因此，各國政府或基金會，應資助非營利性機構進行債信評級。此類的評級活動，可以平衡營利性債評機，構球員兼裁判所造成的影響。
公允價值會計法在此次危機中也扮演了一個諷刺性的角色。為了讓公司的資產負債表，能更準確地反映出市場價值，並提高公司治理透明化的披露，經會計界多年的努力，終於有了公允價值會計法。立基於相對定價原則的公允價值會計法，卻在這次的泡沫產生中成為了幫兇，在經濟上行周期中制造了虛假繁榮。公允價值會計法在執行上，采用三個不同的定價層次。如果沒有活絡交易的可比市場價格做參照，可借助使用相關參數的數學定價模型（Level-3 Valuation）。數學定價模型通常會考慮，違約風險、利率風險、提前贖回風險等相關參數來估計價格。各種風險因子的選擇和模擬，難免摻雜企業管理者的主觀偏好，致使模型因輸入變量的假設性、估計性和偏好性而扭曲了輸出結果的準確性。
當抵押擔保債券市場在2007年出現下滑時，關於該類資產或負債的價值信息，反因市場的不活絡，而變得不易獲得。缺少活絡市場的參照價格，價格披露變得不透明及不可靠。許多抵押擔保債券，本來就屬於靠數學定價模型的金融產品，在市場萎縮時，問題變得更為嚴重。後果是該類金融產品的交易量變得更少——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助長了信貸危機。
隨著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破產，金融遊戲的運作徹底改變。從不計其 數的小泡沫累計起來的金融大泡沫，因而破滅，並嚴重影響了世界經濟。
在第三章總結2008-2009年金融危機的狀況之後，本書的重點將集中討論，我們可以從中學到的經驗和教訓，也就是本書的第二部分。這是我認為，可以為未來金融和經濟改革提出一些建言之處。在本書的這部分，將分別從個人金融知識的重要性、相對和絕對定價、信用評級和公允價值會計法、準亞元的可行性、風險管理和如何提高金融系統的韌性，以及金融危機和企業的興衰等方面，來論述我的觀點。
首先提醒讀者的是，在我看來，這次危機有其必然性。需求和利益的追求，是金融創新及全球化的驅動力。金融創新及全球化，在平時可帶來繁榮，但必定伴隨著偶發的危機。金融創新及全球化的過程，不可能會一帆風順。
其次，這次金融危機也提醒我們，除了監管不力，會為金融企業的不良發展推波助瀾，市場參於者的過度依賴相對價格，也會讓泡沫合理化和助長泡沫的形成，進而讓金融系統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此外，一些所謂“大到不能任其倒閉”（Too-big-to-fail）的銀行，在這次金融危機中變成了龐大的困獸。事實上，美國和英國政府早應將其中一些銀行，轉型成政策性銀行，並透過它們進行策略性融資，達到刺激經濟的目標。至於那些體質不佳又不具系統性風險的銀行，則可透過存款保險的機制，進行有秩序的倒閉和改組。積極推動房貸債務重組更是一項工作重點，是對債務人和債權人都有利的舉措。因為房屋貸款高度證券化的結果，造成個別債務重組困難，所以證券化逆轉有其必要性，缺此一步，房貸債務重組不會有很大成效。美國政府應透過資產重組公司購買房貸債券，進行證券化逆轉的作業。
在這次由美國開始的危機中，依目前看來，亞洲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雖然我並不排除經由連鎖反應，而引起第二輪危機的可能性及其負面影響。但從宏觀金融架構，以及長遠經濟發展而言，亞洲正面臨著可以建立，靠“準亞元”交易和金融運作的良機。在國際經濟和金融對美元的過度依賴下，全球實際上已面臨金融體系的結構問題。事實上，國際金融穩定需要分散風險。歐元的形成雖然對國際金融的穩定已具貢獻，但顯然不足。在增長最快、潛力最大的亞洲，“準亞元”如果能夠在這次危機後出現，將具有特別的意義。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性，讓人民幣逐漸崛起。日元在國際經濟上一向就具實力，因此，人民幣和日元自然是“準亞元”的主要成分，或者也可以是“唯二”貨幣。當然，我們也要考慮到，人民幣現在還不能夠自由流通，中國對其資本市場也有諸多限制，這些都是人民幣走上區域化或者國際化道路上極大的障礙。其次，在重要性上來說，人民幣雖然在東盟、港澳地區廣為認受，但在國際上，其地位絕非能與美元抗衡。人民幣要作為國際性貨幣，目前看來依然是一個遙遠的宏願。但這不代表，人民幣國際化不能被提上議程。事實上，在現階段，中國政府已著手建立，以人民幣為中心的市場體系，包括國際貿易中的計價、交易、結算，乃至儲備貨幣的安排等。我認為，人民幣的崛起有其必然性，但將是一個漫長的道路。“準亞元”可以讓人民幣，實質上變成國際主要貨幣。透過“準亞元”，人民幣在國際化的進程上，不會被迫加速而制造出不必要的風險。
此外，我近來密切關註，有關穩定國際櫃臺市場的討論。這類討論的重點似乎脫離不了，將此類金融交易轉移到交易所的提議。然而，這些論點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櫃臺市場的產品及其交易方式，是一種自然商業行為。過度的幹預只會造成扭曲，而造成和初衷背道而馳的反效果。保障國際櫃臺市場的穩定性，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對此我想提出一個解決方案。我認為市場亟待成立，類似存款保險的國際櫃臺市場保險機構。只有通過這種體制上的改善，我們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櫃臺市場所衍生的金融風險，而不扼殺正常業務運作，也容許重要的金融避險操作能夠在櫃臺市場上繼續進行。
金融市場和經濟基本面之間的互動，遠遠超越了直接產生的就業機會以及金融業所產生的直接服務，那麽簡單的層次。金融業讓資本能靈活運作起來，並且負責調動分配重要的金融資源到各種行業。在這次的金融危機中，我們看到了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提出的“創造性破壞”理論的實現。曾經富可敵國的通用汽車在這次危機中，進行破產重組。這是在金融危機前，所不可想象的瓦解方式。
盡管美國政府重復伸出援手，試圖拯救通用汽車，但它還是在殘酷無情的市場力量下，低下了自己曾經驕傲的頭。如果這次的金融危機沒有發生，通用汽車或許會因不能重新定位，來適應變化中的汽車產市場，而慢慢走向衰敗。但金融危機造成它的加速淘汰，卻使得更可有潛能的同業和其它產業，有了繁榮發展的空間。金融危機在這樣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功能。
在本書的第三部分，附上了個人在金融危機發生後，於中英文媒體發表的拙作，這些文章試圖用簡短的文體和淺顯的語言來幫助讀者了解一些困惑已久的問題，並分享一些個人的見解。
人類受到本能驅動，總是需要從尋找確定性中獲得一些安全感。這場危機則好似放大鏡一樣，把這種焦急的尋找情緒放大了十倍、數十倍。從去年開始，就經常有人問我，何時經濟可以恢復“正常”。對此，我並不想斷然講出一個黑或者白的答案。在我看來，這種“正常”將顛覆我們過往對於“正常”的理解。整個金融世界的秩序將會被重建，我們回不到過去，必須走向的是另一個新世界。希望是，一個建立在理性和常識基礎上的世界。
如果這本書所提供的脈絡，能夠幫你找到自己的答案，這將比一個直接來自我的答案更有價值。
〈第七章〉建立準亞元的必要性
這次金融風暴的中心在美國，但除了對日元外，美元不跌反升。再次印證了美元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特殊性：它既是各國央行最重要的外匯儲備貨幣，也是國際投資者保護資本的最通常選擇。原因很簡單，美元是國際貿易的支付工具，而全球對美元有巨大的交易需求。另一方面，以美元.主的投資產品種類繁多，市場根基穩固，對於美元的投資需求自然龐大。
此外，一些投資者對本國貨幣欠缺信心，也願意持有美元。這些需求串積在一起，就形成了對於美元的巨大而穩定的需求。比如說，在1980 年代前蘇聯，經濟結構及政府機構的新調整階段，俄羅斯民間持有大量的美元現金。相對於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人們很自然地選擇使用美元這樣穩定的貨幣。
以往國際經濟金融的穩定，高度依賴美元。但過度依賴美元，已造成金融體系的結構問題。因.美元在市場上的廣泛使用，已悄悄地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美國的任何財政措施，對全球的經濟和金融的影響，早已經遠遠超過了，純粹的“規模效應”層次。事實上，現在全球的經濟，是一個兩極式的結構：以中國.代表的亞洲經濟作.“世界工廠”，負責生產和向美國銷售，然後把賺取的利潤儲蓄起來，再通過美國國債和其它金融工具借貸給美國，美國人的消費再次促進亞洲的生產和銷售 —— 如此反覆，形成所謂的“中美國”(Chimerica) 結構。
這個結構的維持，靠的是舉債，也就是“槓桿效應”—— 現在借款以後再還，靠此發達經濟活動。債務則依賴未來生產力的提升來償還。如果生產力的提升，無法衝消掉債務的成長，則會有崩盤的一天。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全球性“去槓桿化”那樣，這個結構受到了挑戰。而“槓桿化”的成型，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美元的過分主導地位，容許美國政府和人民過度舉債，卻不影響美元的幣值。
國際金融穩定需要分散風險。歐元的形成，事實上對國際金融的穩定已具貢獻。在亞洲，我們期盼“準亞元”的出現。事實上，東亞經濟體一直存在，對美元過度依賴的問題。.此，亞洲地區應有自己的統一貨幣——亞元，以避免亞洲經濟因美元、歐元大幅波動，而受到影響。這次金融危機，其實創造了推出一個，以“準亞元”(Asian Currency Unit ) .基準，進行泛亞貿易和金融活動的大好契機。
歷史上，貨幣統一大多是通過武力強制實現，比如說，秦始皇統一天下後進行了貨幣統一。有時貨幣統一是在自願的基礎上實現。這類的例子如成立於19 世紀歐洲的“拉丁貨幣同盟”。1865 年，在法國拿破崙三世的倡議下，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和瑞士四國簽訂了實行統一貨幣的協議，決定共同使用以相同含金量和含銀量的貨幣。這個體制一直到1927 年法國終止金本位，並於次年頒佈新貨幣法，才算正式結束。
現今，我們最熟知是歐洲的貨幣聯盟，也就是歐元。此外，我們還知道西非法郎和東加勒比海元這樣的貨幣聯盟。阿拉伯地區也一直在試圖建立貨幣聯盟。在亞洲，特別自1997 年金融危機之後，就有很多關於建立亞元的討論。
建立亞元並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議題。從根本上來說，建立一個貨幣聯盟需要參與國，在貨幣政策和國家尊嚴上做出一些犧牲，也就是放棄一些國家主權。畢竟只有這樣，才能在財政上達到協調，因而建立一個穩定的貨幣聯盟。在國家之間，從貨幣聯盟中獲益更多的國家，必須要通過稅收，或者其他直接/ 間接的財政措施，來補償獲益較少的國家，否則這個貨幣聯盟將很難維持穩定。
在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達成清邁協議框架(Chiang Mai Initiative )，建立各國之間貨幣的互換機制。其目的是在金融危機時，能互相幫助，穩定匯率。清邁協議在精神上，可視作邁向亞元的第一步，但至今影響有限。亞洲各國之間有歷史上的衝突、政治上的矛盾、和文化上的差異，再加上各國大相徑庭的匯率政策（如香港直接和美元掛鉤，中國施行外匯管制，而日本又是自由流通），有效的貨幣合作，自然變得困難。不難理解.什.清邁協議，只催生了一批雙邊互換協議，和規模很小的多邊互換協議。亞洲貨幣統一，可想像將是一條漫長之路。
2009 年3月G20 峰會在倫敦召開之前，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央行網站上發表了題.《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的署名文章，指出必須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以解決金融危機暴露出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一系列問題。在中國的呼籲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的特別提款權(SDR )，再次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不難理解，中國選擇在這個時候，拋出這個提議，意在通過它，在建立新的世界經濟金融秩序過程中，能有更大的聲音。美國對此的回應是：美元現在仍然強健，並沒有必要建立國際貨幣。從現實角度考慮，只要美國反對，建立一個單一的世界貨幣是不可行的。但是，“準亞元”是可能的，也不需要美國的同意。
蒙代爾(Robert Mundell ) 和麥金農(Ronald McKinnon ) 曾提出，一個區域能夠促生貨幣聯盟，所需要滿足的一些條件：如對會員國的開放性、產品和金融市場的融合性、對會員國的影響的對稱性等等。依據蒙代爾和麥金農的思路，世界貨幣形成的適當條件，也還沒達到。
一個世界貨幣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個世界性的中央銀行，來管理相關的貨幣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顯然不是一個能在這方面，有效管理的“超級央行”。就目前的狀況而言，當小經濟體，面臨經濟或者金融挑戰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較.活躍，也算有相當穩定金融的成效。但實質上而言，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是大型經濟體，特別是美國的政策執行分支機構。大型經濟體，可以斷然拒絕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插手他們本國的金融政策，但是小國卻沒有這樣的選擇。考慮到聯合國過去的一貫表現，我們也很難想象，它可以運作得像一個國家，管理本國內部衝突那樣有效。在貨幣聯盟這個層次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合國，是無法有效處理，大國間的嚴重衝突的。
更重要的是，在貨幣聯盟實現之後，所有的會員國，不管處於經濟周期的任何階段，都需面對一個共同、對應世界貨幣的基礎利率。雖然利率會依信貸質量的不同而有差異，但是都會是相對世界貨幣的共同基準利率。舉例說，很難想象，菲律賓人能接受，.了.過度擴張的紐約經濟降溫，而需要支付高利率。但如果用財政補貼菲律賓，來抵消高利率帶來的負面效應，或許這種情況還能被維持。但如果沒有類似的財政平衡政策，貨幣聯盟就會瀕臨瓦解。
貨幣聯盟也會阻礙各國維持自己的匯率政策。在理論上，匯率並不是調節失衡的唯一方法。例如，香港政府可以全面下調政府部門的薪資和由市場調降私營企業的工資標準，來降低人力成本。理論上，只要其它價格能夠調整，堅持一個緊咬美元的匯率政策，並不會造成經濟調適的障礙。但我們知道，全面工資下調，在香港也不可行，更遑論其它經濟體了。因此，匯率在調節總體開支水平上，是一個較有效且務實的操作工具。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正是因.港幣和美元掛鉤的系統，而工資和物價無法有效地調整，港幣倍受壓力。因此，除非有其他更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因素，因貨幣聯盟而放棄匯率調整機制，並非明智之舉。
事實上亞洲國家也沒達到，蒙代爾和麥金農所談的統一貨幣形成條件。正如上文討論的那樣，亞洲現階段，還不可能形成一個國家間的有力失衡調整機制。因.國家之間的匯率和其他宏觀經濟政策差別很大，使得“亞元”的實現希望渺茫。把經濟優化的議題暫放一邊，亞洲主要經濟體之間，彼此的政治和錯綜複雜的歷史糾葛，也很難使得各國放棄代表主權的本國貨幣，轉而使用統一的亞洲貨幣。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在2009 年5月20 日，宣佈退出海灣貨幣聯盟 (Gulf Monetary Union )。原因是：海灣貨幣聯盟的中央銀行，將設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利雅得，而不是聯合大公國的杜拜。因.央行的所在，就選擇退出貨幣聯盟，可見國家主權、面子和經濟利益的複雜性。貨幣聯盟面對很多的挑戰，絕不能不考慮這些客觀因素。
我的“準亞元”構想，是個雙軌制的系統。一個由自由貿易協定支持的經濟聯盟，即便沒有統一貨幣，也是可以有效運作的。與此類似，即使沒有一個整合的市場，也可成立，使用共同貨幣的貨幣聯盟。雖說如此，沒有一定程度的貿易市場整合，貨幣聯盟便不具實質意義。東南亞國協加三或加五的自由雙邊貿易協定，.亞洲貨幣聯盟變得有實質意義。如果我們建立起“準亞元”這種.交易和投資而設的、非單一貨幣的貨幣聯盟，那.它將可以幫助亞洲，在相當程度上擺脫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同時也可以讓亞洲國家，在國際事務上具有更大的發言權。
這個“準亞元”的構想，有一點特別重要：它不是要取代各國貨幣的統一貨幣。事實上，我提倡的模式中，“準亞元”的定位，在於提供一種雙軌貨幣體制，允許會員國，繼續其匯率政策和進行宏觀調控。各會員國可沿續既有的貨幣政策，也沒實質上涉及讓出主權。事實上很多國家，都在本國使用雙貨幣，其中之一，不一定是法定貨幣。當然，把“準亞元”變成另一個法定貨幣，更會加強其重要性。
“準亞元”本質上是一籃子貨幣，.計價，交易和投資而設，不涉及主權。亦即，它可以是東亞各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及貿易規模，加權換算出來的虛擬貨幣。比如，它可以包括東南亞國協加另外五國的貨幣組成；也可以是，只包括大經濟體的貨幣。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一“準亞元”等於1人民幣加上15 日元。這個組合可以定期調整，來反映出當時的區域經濟狀況。在大型的跨區域交易時，尤其有政府參與其中的交易，“準亞元”可以作.計價和交易貨幣。
我認.，朝“準亞元”邁進，需要兩大關鍵調整。第一，發展泛亞貿易市場，以減少亞洲的商品、勞務對美洲市場過度的依賴，並且用“準亞元”報價和交易。第二，“準亞元”要想成功，它必需成.一個有效的保值工具。比如，投資者可以投資以“準亞元”計價的金融工具，公司也可以通過發行“準亞元”債券，來募集資金，世界各國央行的外匯儲備也可以用“準亞元”達到多樣化，國家政府也可以通過發行“準亞元”公債來填補財政赤字。
作一個有效的保值的工具和創造金融需求，發展無違約風險“準亞元”政府公債市場，是極.重要的一環。貨幣聯盟的會員國，可以向其他會員國，發行與他們各自貨幣相對應的雙邊提款擔保。比如說，日本政府透過雙邊協議，擔保菲律賓政府所發行的“準亞元”公債中的日元部分。假如中國也提供類似的人民幣擔保，菲律賓政府所發行的“準亞元”公債，就自然成了AAA 評級的“準亞元”公債。而這種雙邊擔保協議，可以通過對外援助的方式進行，也可用公平價值的原則來定價，或以混和的方式進行。相較於多邊協議，雙邊協議的模式，具較大的彈性，不需要一次到位。而超國家組織，比如亞洲發展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則可以代表不同會員國，來發行並管理這類政府發行的“準亞元”公債，達到靈活亞洲區域的資金運作，並提供一個新的外匯儲備工具。
無違約風險“準亞元”公債的發行，會產生重要的參考利率，幫助以“準亞元”.單位的金融投資工具的定價，從而增加其接受度。通過無違約風險“準亞元”公債的發行，就不再需要成立一個官方機構，專.將“準亞元”兌換成其組成貨幣的機制，市場可以自行兌換。
舉個例子來理解這個“準亞元”模式。比如說1“準亞元”等於1人民幣加15 日元。如果菲律賓政府要發行10 億、1年期的“準亞元”附票息公債。.了能夠降低融資成本，他們啟動了事先安排好的，和中國、日本的雙邊提款擔保。假設在發行公債時，票息率.4% 的AAA等級公債，其市場價值等同票面值。菲律賓政府和中國以及日本之間的雙邊保證額度，分別.50 億人民幣和200 億日元。公債到期的時候，菲律賓政府應該支付持債人10.4億“準亞元”（包括本金和利息）。假設那時菲律賓政府違約，只能支付6億“準亞元”，那它和中國以及日本的提款擔保，就能要求中、日分別支付4.4 億人民幣和66 億日元。因此，這菲律賓政府所發行的“準亞元”公債是無違約風險的。
“準亞元”可以是一種電子貨幣，以銀行帳戶形式存在。它不只可用在大宗交易上，也可以電子卡 (IC card ) 的方式在日常交易中使用。“準亞元”的貨幣供給，可經由管制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來進行。其組成貨幣的貨幣供應管制，間接地決定了“準亞元”的幣值。
現今亞洲國家間的貨幣金融合作，還局限在防範危機的領域。建立地區統一貨幣體系，尚未出現值得一提的舉措。如果參考歐元啟動的歷史過程，亞洲國家或許需要再努力幾十年才能做好準備。因此，在近期內，更可行的方法是採用不需要貨幣統一的“準亞元”貨幣聯盟機制。東亞區的主要經濟體，可以在區域內或跨區域貿易中採用“準亞元”，使之成.和本國貨幣平行運作的雙貨幣之一。此外，“準亞元”公債市場的發展，也至關重要——雙邊提款擔保可以被用來支持發行AAA 級的“準亞元”公債，使得“準亞元”成.可行的外匯儲備貨幣。
在金融危機的開始，很多人提到“脫鉤”這一字眼。擁護者剛開始都相信，以中國.首的亞洲經濟體，對以美國.中心的次貸危機具有免疫力。但隨著事態的發展，我們顯然意識到，亞洲不能擺脫危機帶來的震蕩。衝擊通過兩個渠道影響到亞洲：首先，來自美國的需求量的大幅下滑，使得以出口.導向的亞洲經濟受到重挫，因.亞洲區域內的貿易量，並不足以填補這個缺口。第二是投資上損失的影響。資產下跌的效應，使得亞洲的購買力和購買情緒，都受到了影響。在這個背景下，所謂的“脫鉤”論很快就難以立足了。
我認.，亞洲很難“脫鉤”的原因，主要來自於，在跨區域和區域內貿易往來時，一向過度依賴美元。美國經濟體過於強大，亞洲被迫牽連在其金融危機中，本就是不能避免的事實。如果開始轉.使用“準亞元”，亞洲其實可以相當程度地，減少對美元在經貿上的過度依賴。我相信，在未來幾年內，如果亞洲經濟體的規模，得以持續增長，並且加速推廣“準亞元”在經貿上的使用，“脫鉤”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危機的衝擊下，亞洲區域內的經濟金融合作的呼聲，已經進一步高漲，人民幣在周邊地區的局部國際化，已經逐漸成型。人民幣的國際化和“準亞元”事實上是相輔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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