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茱莉亞音樂學院的天才提琴手，生命的一次跌宕，讓他離開原有生活，流浪街頭，用只剩兩條弦的小提琴，拼湊著記憶深處的樂曲。

　三十年後，一位不經意相遇的陌生人打開了他的心門，他們原本截然不同的人生，自此出現了交集……

　《洛杉磯時報》專欄作者羅培茲，一天在街頭遇見一位拉小提琴的流浪漢，儘管流浪漢衣著邋遢，小提琴也只剩兩條弦，但從他的琴聲、他拉琴時隱約可見的優雅，以及他對音樂的投入，羅培茲的直覺告訴他，此人非比尋常。

　隨著彼此的逐漸熟悉，羅培茲驚訝地發現，這名自稱納森尼爾、精神狀況略有問題的神祕男子，過去竟是茱莉亞音樂學院的學生，也曾和馬友友是同學！於是，他漸漸拼湊出納森尼爾的過去，試圖為他找到展開新生活的機會……

　故事登出後，面臨衝擊的，不只是納森尼爾。原本想藉由納森尼爾的故事感動讀者的羅培茲，更陷入了巨大的矛盾與掙扎：如何才能幫助納森尼爾？他真的幫了納森尼爾嗎？或者，他其實幫了倒忙？

　一個早已失落的夢想，一段街頭偶然邂逅的友誼，以及一股來自於音樂的救贖力量，交織成這個發生於洛杉磯、感動了全美國的真實故事，更讓洛杉磯市因而重新正視精神病患與街頭遊民的生活及尊嚴。這系列專欄結集成書後，不但成為《紐約時報》暢銷書，同時也已由知名導演喬．萊特（Joe Wright）拍成同名電影，由影帝傑米．福克斯（Jamie Faxx）與小羅勃．道尼（Robert Dawney Jr.）分別飾演流浪漢音樂家及羅培茲。

【書摘】

〈序曲〉

　我在洛杉磯市中心急急忙忙地往辦公室的方向走。另一個截稿期限正在等著我。但這時，我注意到一個人。他衣服襤褸，站在一個熱鬧的街角拉貝多芬的小提琴曲。他的琴很破爛，像是從垃圾堆撿來的。

　「很好聽。」他拉完後，我上前攀談。

　他後退三步，用狐疑的眼光打量我。我看到琴的面板刻了黑人歌手史提夫．汪達的名字，還有人用墨水筆在上面塗鴉。

　「多謝。」他說，顯然我的讚美讓他受寵若驚。「我拉的真的好聽？」

　「我不是音樂家，」我答道：「可是在我聽來，的確很不錯。」

　他是黑人，年紀約五十出頭，眼珠像琥珀色的奶油糖，聽到讚美時會流露出溫柔的目光。在他身邊有一輛購物推車，他所有的家當都在上面。儘管看起來髒兮兮的，仍不失優雅。他的話語有微微的口音，但我聽不出是哪個地方的腔調。似乎是從中西部來的，或者再往北，鄰近大湖區的地方。他的站相很好，腰桿挺直，口齒清晰，舉手投足帶著自傲，與人應對彬彬有禮。這似乎是過去的訓練教他的。

　「我必須不斷鍛鍊自己，才能回到原來的水準。」他說：「我還要拉得更好才行，因此只能不斷地練習。」

　「你喜歡史提夫．汪達？」我問。

　「當然囉。你是我生命的陽光。我親愛的愛人。也許，我不該把他的名字刻在小提琴上。」

　我是洛杉磯時報專欄作家。這工作有點像釣魚。你出去找個地方，放下釣線，最後收網。我心裡盤算，這個拉小提琴的流浪漢是否可以成為我的下一條魚？

　「我現在有事，必須走了，」我告訴他：「我想再回來聽你拉琴。」

　「好。」他說，他露出感激的微笑，又有點不安的樣子。過去的經驗似乎告訴他，不可以相信任何人。

　「你都是在這裡拉琴嗎？」我問。

　「是的。」他說。他用弓尖指向對街。那裡就是潘興廣場，洛杉磯的心臟地帶。「我喜歡離貝多芬雕像近一點，這樣才有靈感。」

　在貝多芬雕像旁演奏的流浪漢。這人實在是這個喧囂之城罕見的奇人異士。如果我現在能放下手邊的事，真想跟他好好聊個幾個小時，看能探聽出什麼故事。可是我必須先把目前的專欄文章完成，現在時間已經不夠了，只好改天再來這裡。截稿日期總是殘忍無情，甚至會來到夢裡，化成厲鬼，把你嚇醒。

　「我會回來找你。」我說。

　他點點頭，但似乎無所謂的樣子。

　我回辦公室繼續趕稿，同時查看郵件，聽電話留言。我在桌上的黃色拍紙簿上寫下一連串可能寫成的主題。

　拉小提琴的流浪漢。

　或許是個好故事。天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1.

　那個流浪漢的身影在我腦中盤桓不去。在那骯髒邋遢外表下，似乎有顆優雅敏感的心。於是，我又回到潘興廣場附近找他。

　我撲了個空。他的消失更加勾起我的好奇心。

　這個謎樣的人是誰？到哪裡去了？他有什麼樣的身世？

　三個禮拜後，他回來了，在同一地點現身。我沒急著走向前去，只是站在街道對面看他拉琴。他的琴聲有點刺耳，有些段落不熟，還在摸索的樣子，但我聽得出來，他不是生手。他一定曾在某個地方認真拜師學琴。他看來不是為了錢才拉的。他畢竟是遊民，不是街頭藝人。他像學生一樣認真，對每一個從他身邊走過的人視若無睹。沒錯，他在練琴。

　這人怎麼跑到路邊練琴呢？真是奇怪。公車轟隆駛過，地面也微微震動。在汽車喇叭、卡車與警車、救護車警笛聲的伴奏下，我幾乎快聽不到他的琴聲。我盯著大樓頂端的怪獸石雕和富麗的飛簷。男男女女從這裡走過，人人行色匆匆，沒正眼看這個拉小提琴的人，然後就消失在轉角或走進屋裡。那個孤獨的小提琴手繼續拉他的琴，頭往後仰，閉上雙眼，在音樂世界優遊。他是如此陶醉，讓人看了更加心碎。

　他停下來，我才過去。

　「嗨！」我跟他打招呼。

　他嚇了一跳。以前他看到我，也是這樣。

　「還記得我嗎？」我問。

　「我記得你的聲音。」

　他似乎不信任我，疑神疑鬼的樣子。他說，他想要拉一首柴可夫斯基的曲子。那曲子他曾經很熟，現在卻像一個無可捉摸的夢。我看得出來，這個人精神有問題。我們不時可見這樣的遊魂在大街小巷晃蕩，他們像是住在另一個星球似的，而且用一層又一層的衣服把自己包裹起來，以免讓人看透。他最裡面穿的是一件襯衫，衣領突出來，加上一件破破爛爛的藍毛衣，再套一件咖啡色的T恤，脖子繫著一條黃色絨毛圍巾，褲子鬆垮垮的，即使是腰圍粗三倍的人也穿得下，腳下是雙骯髒的白色球鞋，鞋帶不知到哪裡去了。

　他告訴我，他叫納森尼爾．安東尼．艾爾斯，老家在克利夫蘭。他說，他一定要不斷努力練習，才能回復原來的水準。我告訴他，我想把他的故事寫出來，登在《洛杉磯時報》。

　「真的？」他問：「你真的想寫我的故事？」

　「有何不可？」

　他長相俊秀、瘦而結實，下巴堅毅、有力，而且有著一口皓齒。一看到他，我就想到著名的黑人爵士樂手邁爾斯．戴維斯。我問他住哪。他說，在遊民巷附近的「午夜遊民收容所」。他特別說明，但他不進去睡，還是睡在路邊，只是進去沖個澡、吃個飯。

　「為什麼不進去睡？」

　「不行，」他說：「我不想在裡面睡覺。」

　遊民巷是洛杉磯貧民區遊民的大本營，也是毒蟲、妓女與皮條客的地盤，附近監獄的犯人出獄後無路可走，只能流落到這裡。此地幾乎無時不刻都可以聽到刺耳的警笛聲。對一個努力追尋柴可夫斯基樂曲的年輕人來說，在這種地方過夜，安全嗎？

　「也許，我會去遊民收容所找你。」我告訴他。

　他點點頭，但我看得出來，他不相信我。他把小提琴放在下巴下面，夾好，急於繼續練琴的樣子。我想，要報導他的故事，會很花時間。我必須常常回來看他，有一天他才可能對我敞開心扉。也許，我得跟在他身旁，觀察個一、兩天，看是不是有人知道他的故事。

　他開始拉琴，我要走了，跟他揮揮手。他朝著我的方向，給我懷疑的一瞥。

　半個月後，我去老地方找他，又不見人影，於是走到第四街和洛杉磯街交會口的收容所去看看。那裡大概有幾十個遊民，有胡言亂語的瘋子，有的像鬼，一看就知道是嗑藥的，還有一些大刺刺地躺在人行道上，不知道是在此小睡，還是等著被抬到停屍間。

　我向收容所的服務人員歐蘭多．瓦爾德詢問。他說，他看過那個拉小提琴的人，但是對他的生平一無所知，而且有一陣子沒看到他了。

　我有點擔心，這個故事恐怕寫不成了。

　接下來幾個禮拜，我都在忙著寫別的文章。有什麼就寫什麼吧，版面總不能開天窗。

　我住在銀湖一帶，大約是在洛杉磯市區西北八公里處。有一天，我從家裡開車上班，經過第二街的隧道，發現他就在那裡開一場隧道獨奏會。那裡的車聲震耳欲聾，甚至比潘興廣場的馬路邊更吵。

　這次他想起我是誰了。

　「你到哪裡去了？」我問。

　他說，他都在附近，沒去別的地方。

　有部車從我們身邊呼嘯而過，他開始喃喃自語。

　「藍的車、綠的車、白的車、警車，上帝在另一邊牆上。」

　我點點頭，不知道說什麼才好。也許他的精神狀況比我想的要來得糟。我是不是應該先做一點紀錄，還是打幾通電話問問，看有沒有人能來幫助這樣的一個人？

　「你看，杜普蕾在那裡。」有個女人出現在下一個街口。他說：「她真的很棒！」

　我告訴他，那個女人不是杜普蕾。那個傳奇女大提琴家在一九八七年過世了。

　納森尼爾說，是嗎？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上帝是怎麼做到的。」他語氣真誠。他的表情告訴我：這個世上沒有不可能的事。

　我連忙在本子上記下他說的話。我也抄下他用麥克筆在購物車上寫的幾個字：「迪士尼音樂廳——貝多芬。」

　我問，他搬到音樂廳附近了嗎？他說，沒有，他連迪士尼音樂廳在哪裡都不知道。

　「音樂廳就在這附近嗎？」他問。

　「從這裡上去就到了。就是那棟燦爛耀眼的金屬建築，看起來像多面迎風鼓漲的白色船帆。」

　「是嗎？」

　他說，從這裡可以望見兩條街外的洛杉磯時報大樓，所以轉移陣地到這個地點。

　「你不是在那裡工作？」他問。

　納森尼爾說，他住過克利夫蘭、紐約和洛杉磯。如果一抬頭就看得到洛杉磯時報大樓，他會比較安心，因為這麼一來，他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他拉了一會兒之後，我們再聊一下。跟他聊天，就像做夢一樣沒頭沒腦。他會天馬行空似的胡思亂想，在完全不相干的主題之間穿梭，例如上帝、克利夫蘭布朗隊、航空之謎、貝多芬的榮光等。他常常提到音樂。這個人還活著，似乎就是為了把腦中那些散亂的音符重新串連起來。

　這時，我才注意到他的小提琴不但有一層塵垢，有的地方白白的，像是發霉，而且少了一、兩樣重要配件。

　「你的小提琴只有兩條弦，」我說：「少了兩條。」

　他說，沒錯。看來他很清楚。

　「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拉琴。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少了這條弦，」他指最高音的那條E弦，又說：「那條弦也沒了，能拉的曲子就不多了。」

　他說，他的人生目標就是想辦法換上好的弦。不過，他自從在克利夫蘭高中學音樂以來，已很習慣拉破琴了。他跟我保證，即使只剩兩條弦，還是可以拉出不少音。

　我一邊跟他說話，一邊注意到有人在我們腳下的人行道上寫了一些人的名字，像是貝比．魯斯、蘇珊、南西、凱文和克雷格。納森尼爾說，那是他用石頭寫的。

　「這些人是誰？」我問。

　「喔，這些人嗎？」

　「他們都是我在茱莉亞音樂學院的同學。」

2.

　我半走半跑地回到洛杉磯時報大樓。這棟建築物很大，是洛杉磯市中心的一個路標，約佔四分之一個街區，在市政廳的斜對角。我已在這個基地待了將近四年，為了我的專欄文章嘔心泣血，至今我已寫了幾百篇。我當了三十年的記者，總共在七家報社做過事，其中有四年是在《時代雜誌》任職。雖然我才五十出頭，說實在的，有時候我真是不知道自己還能在這一行幹多久。在這個時代，讀者無不湧向網路，報紙訂戶愈來愈少，報社不斷裁員，報紙的末日似乎已經近了。

　要擺脫這種恐懼與憎惡，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報導讓人屏息以待的精采故事。你為了這個故事窮追不捨，你的腎上腺素努力分泌，每一分鐘似乎都變成一秒那樣短暫，你一心一意想寫出這個故事，不管周遭的一切，除了追蹤線索，查證事實，你對其他的事全無興趣。我從灰灰白白的時報大樓後門鑽進去，上氣不接下氣，我的腦子瘋狂運轉：曼哈頓茱莉亞音樂學院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音樂學院，如果納森尼爾的確曾是那所學校的學生，我下點工夫去查訪，必然可挖掘出一個精采的專欄故事。儘管我已是這一行的老手，曾待過《費城詢問報》、《奧克蘭論壇報》和《聖荷西信使報》，寫過幾千個故事了，我還是像尋找復活節彩蛋的小孩，不知下一個在哪裡。

　我幹了這麼久的記者，最快意的事就是抓到政府官員的辮子，給他們壓力，讓他們不得不低頭認錯。我愛戳破富人和名人的虛榮，也喜歡讓企業界的壞蛋和自以為是的傻瓜原形畢露，遭到公眾譴責，讓他們得不償失。然而，這些都比不上活生生在你眼前出現的故事。你看看，一個琴不離身的流浪漢，全部的家當就是一輛購物推車，常常對著貝多芬的雕像膜拜，這人居然是茱莉亞音樂學院的高材生。看到這個流浪漢的人不計其數，卻視若無睹。我的見聞印證了新聞界的一則黃金法則：每一個人背後都有精采的故事，走出辦公室，跟你碰到的人說說話，天曉得你會挖到什麼樣的故事。

　我的辦公桌在新聞編輯部三樓。愛打趣的傢伙說我們這一區人來人往，就像捷運站一樣繁忙，大家見面打招呼，頂多是說聲「嗨」或咕噥一聲。我經過幾個同事身邊，跟他們點頭致意之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把記事本丟在桌上那一大堆像垃圾堆的文件和雜物上。我用Google搜尋「茱莉亞音樂學院」，在他們的網站上沒找到校友名單。我打了電話，在電話裡留言，也寫了電子郵件向校方公關人員詢問。由於時差關係，紐約已經天黑了，因此沒人給我回覆。我再試著打電話去，終於有人接電話了。

　對不起，本校無納森尼爾．安東尼．艾爾斯的入學紀錄。

　該死！眼看魚兒就要上鉤了。如果那流浪漢有幻想症，病情應該比我想的要來得嚴重。是失智症嗎？還是躁鬱症？我雖然不是醫生，但我可自我診斷。我的症狀：一種輕微的恐懼襲上心頭，我的胃也因神經緊張而絞擰。這就是專欄作家的無專欄可寫症候群。幸好，我今天沒稿子要寫。管他的，船到橋頭自然直。下次截稿以前，一定能找到可寫的題材。

　我伸手去拿桌上的黃紙拍紙簿。每每有專欄靈感，我就隨手寫下。現在看來，這些點子都是老生長談，沒有一個讓人眼睛一亮的。或許，這是因為我還忘不了那個流浪漢。由於閱人無數，我自認尚有識人之明。在我的感覺中，納森尼爾不像是壞人，甚至具有一種魅力，讓人不由得被吸引。他的小狄尼士音樂廳就在第二街的隧道。每天，他都在這裡登台演奏。不管他有沒有上過茱莉亞，我都對他感到好奇，特別是他刻意從熱鬧的潘興廣場搬到冷清的隧道。那個隧道根本沒幾個人會經過，得不到幾個賞金，他要如何才能買得起琴弦？

　等一下！

　我突然想到一點：他轉移陣地，跑到隧道拉琴，是否為了接近我？

　第二天，茱莉亞音樂學院有人打電話給我，跟我抱歉說，昨天沒查清楚。事實上，的確有一個名叫納森尼爾．安東尼．艾爾斯的學生曾經入學。但是還找不到其他相關資料，包括在學時間，但是校友名冊的確有這個人。

　我掛上電話，站起來，迫不及待想告訴同事這個故事。離我最近的是吉姆．雷尼。我說，我在街上碰到一個拉小提琴的流浪漢。他的琴骯髒、破爛，而且畫得亂七八糟。流浪漢說，他上過茱莉亞音樂學院。我查證了之後，結果屬實。你相信嗎？他現在還在馬路上，用粉筆在人行道上寫下同班同學的名字。

　「嗯，有意思，」雷尼說，然而還是擺出冷若冰霜的招牌臉。

　我知道這則報導急不得，所以在接下來的幾個禮拜，我先寫幾篇簡單的文章交差，繼續追蹤那個流浪漢的生平。我後來又跟他見了幾次面。現在，我靠近他，他不再後退，而且熱絡了一點。他會跟我打招呼：「羅培茲先生！今天好嗎？」我也發現他有一點絕不妥協：在他拉琴的時候，他是藝術家，討厭被打斷。如果你不知好歹，干擾他的演出，他一定會給你白眼。我只好耐心地等到他拉到一個段落，願意停下來跟我說話。在等待的時候，我研究了一下他推車上的家當。小小的推車，竟能放得下這麼多的東西，足見主人的巧思。車上有毛毯、睡袋、衣服、兩根長達一米八的木棍、一件藍色防水衣、一把大小如小機關砲的水槍、一個輪圈，還有一隻落單的黑色靴子。一個五加侖的水桶在推車邊緣晃來晃去，車頂還綁著一束塑膠花，似乎是主人為了營造一點「甜蜜家庭」的氣氛。納森尼爾拉琴的時候，就把琴盒打開，放在推車最上方。我發現車上還有一個小小的白色紙袋，上面印著「城市樂坊」的字樣。於是，我打電話去詢問。

　「黑人嗎？」老闆漢斯．班寧問道。「的確有個拉琴的黑人上門來。他那琴，真是破爛得可以。他常來這裡。人不錯，很有禮貌。我們都很高興見到他……他有時聊到貝多芬奏鳴曲，接著就像遁入另一個世界一樣。」

　對，正是此人。

　納森尼爾在隧道中的演奏，有時很美，有時則難聽死了。更何況，他的琴少了兩根弦。我雖然不是音樂家，但音感不錯。我年輕的時候，學過幾年的吉他，然只能自娛，沒成氣候。但願我對古典音樂有點了解，那就能好好評估納森尼爾的琴拉得如何。可我喜歡的音樂類型是爵士，也只涉獵過一點爵士樂，因此聽納森尼爾談起古典音樂，只有默默點頭的份兒。

　「對了，我聽爾尼斯特．布洛克提過他，」老闆說：「布—洛—克，瑞士出生的作曲家，克利夫蘭音樂學院的主任。」

　再次見到納森尼爾的時候，我稱讚他，說他了不起，居然曾是茱莉亞的高材生。

　他謙虛地說：「我只在茱莉亞待過兩年。」

　但是全世界小提琴拉得好的人那麼多，也只有少數幾個進得了茱莉亞。我說，他一定是小提琴天才。

　「我在茱莉亞不是拉小提琴的，」他說：「我是低音大提琴手。」

　「所以你也會拉小提琴？」

　「我本來不會拉小提琴，自己慢慢學的。低音大提琴的把位和小提琴不同，很難轉換。如果有樂譜的話，就容易多了。但我沒有樂譜，也不知道怎樣才能弄到。」

　從茱莉亞輟學後，他改拉大提琴，很喜歡，但小提琴體積小，好攜帶。他的購物車很小，又要露宿街頭，實在很難拖著一把低音大提琴到處走。但他說，聖桑、莫札特、布拉姆斯、德弗札克、海頓和貝多芬都在他腦子裡，每每想到一段樂曲，就可用那二弦小提琴拉出來。至於現在這把破爛小提琴則是多年前在克利夫蘭的莫特樂器公司買的。

　我打電話到莫特樂器公司，一個名叫羅恩．古澤的經理還記得納森尼爾向他買過琴。古澤說，納森尼爾向他買了近二十年的琴。他的琴常在克利夫蘭街上被偷，於是去幫人鏟雪或是在溫蒂漢堡打工，存夠了錢，就去買琴。

　古澤說：「就我所知，他曾在茱莉亞就讀，生病之後，回到克利夫蘭的老家。」莫特樂器公司的人都很驚訝，他很快就學會另一種樂器。「有一天，天氣很好，我們聽見停車場傳來悠揚的大提琴樂曲，不知道是誰在拉琴，原來是他。」

　我不知如何向納森尼爾問起他生病輟學的事，也不知道該不該知道，一方面擔心侵犯到他的隱私，另一方面也怕這事讓他難過。如果他有精神方面的問題，我能相信他說的嗎？如果我要寫這篇報導，必然還需要更了解他。於是我問，他是否還沒畢業，就離開茱莉亞了？

　「是啊，我完蛋了，唸不下去，只好離開。」他說。

　「怎麼回事呢？」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記不得了。」

　我問，我能不能跟他的親戚談談。他還記得霍華德舅舅和薇拉阿姨的電話。我撥了電話到克利夫蘭找他們。他們說，納森尼爾有個妹妹叫珍妮佛，在亞特蘭大當社工。我告訴珍妮佛，我遇見她哥哥了，她聲音聽來如釋重負。

　「他還好嗎？」珍妮佛的聲音有點顫抖，她說好幾年沒他的消息了。

＊＊＊

　一九七二年秋天那個學期，納森尼爾升上三年級，那時他已被精神錯亂、焦慮、幻覺折磨了好幾個月。一晚，他在上東區未婚妻的租屋把自己的衣服撕碎，原因不明。未婚妻是他在茱莉亞的同學。她叫他住手，但他聽若無聞，繼續這種怪異的行為。他沒有憤怒的樣子，也沒有攻擊別人的意圖，似乎像著了魔似的。後來，他與人愈來愈疏遠，朋友都很怕他，也很擔心，最後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只好打電話報警，於是被送進貝爾維醫院的精神科病房。醫師診斷，他得了妄想型的精神分裂症。那年他才二十一歲，他的人生和他想成為音樂家的希望都完了。

　納森尼爾回到克利夫蘭之後，進出精神病房不知多少次，不管是藥物治療、心理諮詢或是休克療法，都沒什麼療效。珍妮佛眼看著聰穎、才華過人的哥哥變成這樣，完全幫不上忙。納森尼爾本來是個對穿著打扮很講究的人，現在變得骯髒邋遢，帶著樂器在街上流浪，累了就睡在樹林裡，還會在樹上刻名字。他動不動就發脾氣，反覆無常，發作的時候就像火山爆發一樣可怕，傷透了母親的心。他的母親弗蘿瑞亞在克利夫蘭開了家美容院，雖然工作繁忙，還是會做飯給他吃，幫他把身體弄乾淨，愛他，而且給他一次又一次的機會，但納森尼爾不但損毀家具，把家裡的檯燈摔壞，還在牆上胡亂塗鴉。弗蘿瑞亞後來自己也生病了，她的症拖了很久，最後在二○○○年撒手人寰。儘管納森尼爾做了這麼多不可原諒的事，母親還是愛他，他也很愛母親，因此母親過世對他打擊很大，他完全無依無靠了。

　於是他往西走，開始他的尋父之旅。他的父親在他九歲或十歲就拋棄他們母子，已失聯多年。納森尼爾只知他父親在洛杉磯開垃圾車，不知他在退休後住進了拉斯維加斯的老人院。納森尼爾到了洛杉磯之後，只找到同父異母的妹妹，在她家車庫借住幾天，就決定離去，在洛杉磯市中心獨自生活。他在街上流浪了好幾年，有一天在潘興廣場，我遇見了他。我們的人生因此出現交集。

＊＊＊

　一架噴射客機飛過洛杉磯上空，朝著機場方向緩緩下降。納森尼爾像孩子一樣，抬起頭凝望，然後轉過頭來，揚起一邊的眉毛，問我，那飛機是不是我開的？

　這樣無厘頭的一問，讓人有點毛骨悚然，可見他活在一個妄想世界之中。我在想，該不該回答他，最後決定默然。我問自己：我被嚇到了嗎？其實沒有。我因為太好奇了，所以不知道恐懼。他是在美國六○年代成長的。在那民權運動、越戰論辯如火如荼、國家分裂的年代，黑人的處境更是困難。我很好奇，像他這樣一個黑人窮小孩，如何逆流而上，進入茱莉亞音樂學院？他是天才兒童嗎？他的父母是音樂家或是熱愛音樂的人嗎？貝多芬和布洛克的樂聲是否天天在他的家中飄揚？要不是得了精神病，納森尼爾應該身穿燕尾服，和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在山丘上的迪士尼音樂廳演奏，不致於一個人在隧道裡拉琴。

　我不由得想到，他的病讓家人多難過，而這樣的病症是否有跡可尋，在他童年歲月已埋下種子？或者這純屬命運的安排，完全沒有預警？話說回來，我再這麼追查下去，這樣窺探會不會太過分了？畢竟，這是他的人生，我又何必強求，硬要寫出來？

　我提醒自己：我是跟截稿日期賽跑的人，而且我有一種直覺，可以馬上可以看出出現在眼前的是不是好故事。我想像讀者看到納森尼爾這樣從音樂院高材生變成流浪漢發出的喂嘆：「老天保佑，幸好這種事沒發生在我身上。」

　納森尼爾跟我說他有一個好朋友，名叫約瑟夫．羅瑟。和他同時在茱莉亞音樂學院拉低音大提琴的，還有一個叫約瑟夫．彭吉歐諾，彭—吉—歐—諾。我問，他有同學現在還在搞音樂嗎？

　他說，他和同學久沒連絡了，所以不知別人近況。但他說，我知道一個叫「馬友友」的小子發展還不錯。

　「你認識馬友友？」

　納森尼爾說，不很熟，他拉大提琴，和我們這些低音大提琴的不是同一國的。

　「我們同在學校的樂團拉琴，」納森尼爾說：「後生可畏。當時他年紀還小，但琴藝精湛，令人佩服。」

　他說，教他低音大提琴的老師名叫何默．孟許，孟—許，已高齡九十幾歲，還在茱莉亞教琴。

　孟許還記得納森尼爾，說道：「這孩子，的確是有天分的。」孟許問道，這個來自克利夫蘭的孩子後來如何了。我告訴他，納森尼爾就住在洛杉磯街頭，在遊民巷附近，每天拉著一把少了兩根弦的小提琴。孟許聽了，沈默了半晌。

　「請告訴他，我還很關心他，」孟許說：「希望聽到他的近況。」

＊＊＊

　納森尼爾告訴我，在這個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叫海瑞．巴諾夫，巴—諾—夫。他在克利夫蘭，我可以找他談談。

　「好，我會設法查到他的電話。」我說。

　納森尼爾隨即用食指，在想像的黑板上，寫出十個數字。

　「你常打電話給他嗎？」我問。

　「好幾年沒連絡了。」

　我從辦公室撥了電話，接電話的是一個女人。

　「請問這是巴諾夫先生府上嗎？」我問。

　「是的，」她說：「我是他女兒。」

　巴諾夫在克利夫蘭交響樂團拉了四十六年的低音大提琴，最近才退休。納森尼爾十幾歲的時候，經人推介，師事巴諾夫，多年人兩人關係不但是師生，也是朋友。巴諾夫聽我描述納森尼爾的近況，不禁老淚縱橫。

　但他得知納森尼爾還活著，還是鬆了一口氣。他求我：「拜託，請告訴他，我非常想他，我還記得他是個了不起的低音大提琴家。」

　巴諾夫憶道，他在克利夫蘭附近大學城的克利夫蘭社區音樂學校任教。那學校是個非營利組織。納森尼爾學習情況時好時壞，不是總是頂尖的，常不練琴，而且不能集中精神，巴諾夫甚至擔心他會被自己的才華害了。巴諾夫說，納森尼爾即使好幾個月沒練琴，拿起琴來還是拉得很好。他從來沒看過這樣的學生。

　「你很有天分，」他苦口婆心地勸他，但也要尊重這樣的天分，好好練習，將來才有發展。

　巴諾夫對納森尼爾的信心以及對他的稱讚起了作用，他終於專心拉琴了。還不到二十歲，納森尼爾就宣稱，他要成為第二個巴諾夫，在大交響樂團拉琴。巴諾夫不想潑他冷水，告訴他說，你有天分，但光是天分還不夠。「你一定要使音樂成為你的人生，必須不斷地練琴，練琴，練琴！」他坦白告訴納森尼爾，他也是經過一番苦練才進茱莉亞音樂學院的。

　「那我也想去茱莉亞。」納森尼爾告訴巴諾夫。

　巴諾夫憶道，在克利夫蘭，那是個騷動不安的年代，常常有人示威、暴動，被警察拖走，有人縱火，還有人把停在路邊的車翻了。對納森尼爾來說，克利夫蘭社區音樂學校就像一個繭，他總是躲在裡面練琴。這個年輕人變得更成熟、平靜，比較不會躁動不安了。高中畢業後，他申請到俄亥俄州音樂學院獎學金。納森尼爾有這麼一天，巴諾夫已經喜出望外，但納森尼爾還有更大的野心。他在俄亥俄州大一那年，飛到紐約，參加茱莉亞音樂學院的演奏甄試。

　「接下來，他告訴我，」巴諾夫的聲音沙啞了，他說：「他已經拿到了茱莉亞的獎學金。」

＊＊＊

　我去城市樂坊買了兩根新弦送他。以前，他拉孟德爾頌、布拉姆斯和貝多芬的曲子，把弦拉斷了。「我不知道要怎麼謝謝你，」他說：「我覺得自己在做夢。我發現每一個人都在微笑，白天陽光普照，晚上靜謐涼爽。」

　我靜靜地看他換弦、調音，為了樂器的修復興奮不已。迪士尼音樂廳高踞在山丘上，像是一艘大船，在天空線上揚起銀色的帆。此情此景，美得就像幻影。我們站在第二街的隧道裡，車子川流不息，卡車駛過，發出轟隆隆的響聲，還有刺耳的警笛聲。納森尼爾開始拉琴了，暫時從瘋狂得到喘息。他閉上眼睛。他那支離破碎的世界頓時出現秩序、邏輯與理智。這真是甜美的一刻——儘管這一刻稍縱即逝。

3.

　我聽到啪地一聲，睜開一隻眼睛。一大疊星期日報落在我家車庫前面。要不是這份報紙，我的貸款就沒著落了。我的三十年人生歲月，已化成一行行油印黑字。上禮拜刊出的專欄文章，和一大堆熱門新聞擠在一起，就像不曾存在似的。你寫的是好是壞，就看是否能抓住世界的脈動。這禮拜，納森尼爾的故事刊出來了，引起的迴響之大，在我的意料之外。起先，我收到一封讀者寫來的電子郵件，之後又收到兩封，然後一封接連一封，最後我的收件匣滿滿都是讀者來函。我知道這是個感人的故事，版面編輯薩吉．馬泰下的標題也有畫龍點睛之妙。

　兩根琴弦上的心靈世界

　讀者迴響如此熱烈，我不禁懷疑自己低估了這個故事的衝擊力。為什麼讀者會有這樣的反應？他們看到納森尼爾的人生在三十年前毀於一旦，然而還是靠著勇氣和尊嚴，打起精神活下去。就是這樣。納森尼爾與我相會，有如他的人生再次出現一次機會。我知道這一點嗎？是否新一代的精神藥物可以改變他的人生？我是不是該公布我的地址，如果讀者有樂器在閣樓吃灰或有多的琴弦，也許可以寄給我，讓我轉交給納森尼爾。被世間遺忘多年的納森尼爾，他的故事開始在版面上生根。有四個讀者要把小提琴寄來給他，一個樂器行老闆願意送他一把新做的琴。還有一個署名艾爾．瑞奇的人寫信給我。

史提夫，

　敝人是廣州珠江鋼琴集團有限公司的執行長。本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鋼琴製造廠、次大的樂器公司，美國辦事處設在加州的安大略。今天早上，我看了你寫的在洛杉磯街頭拉琴的流浪漢，感動不已。

　瑞奇說，他準備用快遞寄來學生練習用的大提琴和小提琴各一把。讀了這些信，得知讀者的好意之後，我立刻衝到第二街的隧道，告訴納森尼爾這個好消息。

　「他要寄大提琴給我？」納森尼爾帶著不可置信的表情，問起珠江鋼琴集團執行長的事。他還沒看過我的專欄文章，因此不可理解為何突然有這樣的好運。

　「對，他要寄一把大提琴和一把小提琴給你。」我告訴他，不只如此，還有其他的人也會寄小提琴給他。

　納森尼爾盯著我的臉，像要尋找某種徵兆，告訴他我是真實的，不是殘酷的幻覺。

　「這些人真是太好心了，」他說，眼裡還是疑影重重。他似乎陷入痛苦。「可是我沒錢付給他們。」他搖著頭說。

　「你不必付錢，」我說：「他們讀了我發表在報紙上的文章，覺得你是個好人。他們都是音樂家，只是單純想幫助同是音樂家的你，不要求任何回報。」

　這麼說，他似乎就懂了。如果他們也是音樂家，那就像兄弟，他必須尊重人家的好意。

　「他們要怎麼把琴寄給我呢？」顯然，他很了解自己不是一般管道連絡上的人，連住址或郵政信箱都沒有。

　我說：「他們會把琴寄到我那裡，我再轉交給你。下星期，琴應該就會寄到了。」

　他雖點頭表示同意，但我看得出來，他不相信我說的話。他為什麼要相信我呢？像我這麼一個兩鬢斑白、頭頂微禿的專欄作家，突然闖入他的世界，答應給他帶來很多免費樂器，多的可讓他組一支室內樂團。這是真的嗎？他的懷疑是合理的反應。

　接下來的幾天，納森尼爾每天早上八、九點左右，就來到隧道附近一個大小如陽台的木頭平台，把他的購物推車推上去。這裡就像他的舞台。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車上的東西卸下，然後把地面上的髒東西和菸蒂撿乾淨。他獨自一人高談闊論，批評說髒話和濫用毒品的人，但菸蒂還是他最討厭的東西，他的眼中釘。他帶著嫌惡的表情，把人行道上的菸蒂撿起來，丟到垃圾桶。他似乎認為這些菸蒂會帶來瘟疫，他不得不除掉，才能拯救世界。有時，有菸蒂會從行駛中的車子飛出來。他會放下一切，連忙跑到馬路上，怒氣沖沖地對那些沒公德心的癮君子叫罵，說他們是社會的毒瘤。他在急駛的車輛之間穿梭，引人側目。此舉不只危險萬分，他那一身酒紅色長袍，使他看起來就像奇幻世界的巫師。有時，他還會用一只黑色大垃圾袋繫在脖子上，當作斗篷，以清理洛杉磯街道的十字軍自居。

　春天的腳步近了，太陽從洛城東方升起，白熱的陽光射入隧道口。納森尼爾豎立兩張紙板，方面寫著他目前的興趣。

　一張寫著：「巴哈和布拉姆斯。」

　另一張則是：「貝多芬第八。」

　他是用黑色染髮劑寫的。他在旁邊地面上擺放了一本日文雜誌，標題是「向小東京禮讚！」小東京只有一丁點兒大，是個商業區，從第二街往東，走幾條街就到了。他說，在小東京，每個人看起來都像馬友友。

　「大提琴到了嗎？」他又問了一次，看孩子一樣充滿期待。「那把大提琴和好幾把小提琴呢？」

　我告訴他，還沒到，應該快了，隨時都有可能送達。

　相信我。

　他點點頭，但他的失望和懷疑還是溢於言表。

＊＊＊

　他告訴我，他懷疑他褲子裡有蟲，還說隧道裡的人都隨地大小便，討厭死了，他或許可以把大便埋在種長春藤的土裡。他天馬行空，想到什麼就說什麼。這就是毫無偽裝的他。他在真實和想像的世界自由來回。儘管我只是問他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也就是他對貝多芬的熱愛，一連串狂野的思緒像一朵朵浮雲，飄過他的心頭。

　「克利夫蘭沒有貝多芬雕像。那是個軍事氣氛濃厚的城市，城裡的雕像都是美國歷史上的軍事人物、偉大的軍人和將軍。這裡雖有賽佛倫斯音樂廳、克利夫蘭社區音樂學校、俄亥俄大學山貓隊、俄亥俄州立大學七葉樹隊，還是沒有音樂家的雕像，他們只為美國軍方、二次大戰和韓戰的偉大軍人豎立雕像。你看，在洛杉磯不是有洛城警局、郡立監獄、洛杉磯時報，還有史提夫．羅培茲先生。他們也是一支軍隊，不是嗎？洛杉磯時報？洛杉磯就像谷地一樣傾斜，聖塔摩尼卡山、洛杉磯市中心、夏威夷。我沒看過洛杉磯的海。洛杉磯應該瀕海，也就是太平洋，但在市中心區沒有海洋。克利夫蘭的軍人雕像多得不得了。在克利夫蘭市區，到處都是騎馬的士兵。克利夫蘭布朗隊、洛杉磯公羊隊，都是軍隊。軍團、實驗、四分衛是羅曼．賈伯里埃爾。羅曼、羅馬人、羅馬帝國、桑德斯上校，羅曼．賈伯里埃爾在睡夢中設計了一齣劇。看哪！街上有好多外接手，他們在攻擊線兩端最外側列隊。這個小傢伙就是管弦樂團的四分衛。這把小提琴是我幾年前在俄亥俄克利夫蘭莫特樂器買的。大提琴可以支撐這個傢灰，但大提琴手不是樂團首席。現在是年輕人的世代。帕爾曼、海飛茲，對我而言，他們就像神一樣。但願我也能擁有那樣的才華，然我即使再練一萬年的琴，也不能跟他們拉得一樣好。在克利夫蘭，冬天因為冰雪交加，不能拉琴。這也就是我為什麼喜歡洛杉磯。這裡真是陽光普照的貝多芬之城。如果你不喜歡曬太陽，還可以躲到隧道裡面，拉個痛快。那尊貝多芬雕像教我吃驚得啞口無言。我想，洛杉磯市長一定是和貝多芬一樣偉大的人。你知道誰在這裡豎立貝多芬雕像？」

　天啊！我怎麼給自己惹了個這麼大的麻煩？

　納森尼爾繼續口沫橫飛地傾吐這種不連貫的意識流，不但會強調重點，不時還加上微笑或手勢，就像一個極其能言善道的人，只是他不知道他講的東西像是胡亂拼湊的。有時，我看他就像跟一個人聊得很起勁的樣子，但他只是面對一道牆、一棵樹，有時在他眼前什麼也沒有。我不知道他是否幻聽到有人問他問題，於是做出回應，或者只是說出每一個想法。我對他的病幾乎一無所知，也不知道這病是怎麼回事，該怎麼辦，連一個商量的人都沒有。

　而且我的麻煩就要來了。有好幾件樂器正要送到我辦公室。我還沒想過要怎麼做。納森尼爾可能得在他的購物車後面加一輛拖車，才裝得下那些樂器。我想我先帶一把大提琴過去給他，或許再加一把新的小提琴，其他的琴還是暫時放在我辦公室裡。還有一個小問題，我還沒想到，現在想起不禁不寒而慄。像他這麼一個以街頭為家的人，周遭不是歹徒、毒蟲就是竊賊，拖著那麼多琴到處跑，不正像待宰的肥羊？他不可能把那些樂器都藏在小小的購物車上。我考慮幫他保管所有的樂器，如果他想拉琴，就來我辦公室挑一把。但我有一半時間不在辦公室，不能當他的二十四小時樂器監視器，因此不可能這麼做。

　我恐怕已經不知不覺落入自己設下的陷阱。讀者不會放過我的。讀者來函還是如雪片飛來，很多人都很關心納森尼爾的現況，而且希望能看到後續報導。這個專欄不是寫完就算了，我寫出了他的故事，也開始擔心他的安危和往後的生活，但是我顯然無法負起照顧他的責任。當然，我想繼續追蹤報導他的故事，但我可不想收留一個年紀不小、腦袋又有問題的流浪漢。我常常忙到三更半夜才回家，兩歲大的女兒凱洛琳已經睡著了，幾乎沒多少時間陪伴我太太艾莉森和我女兒，如何能讓一個流浪漢住進家裡？

　我找同事湯姆．柯文商量這個難題該如何解決。柯文本來在閱讀版做助理編輯，後來調到戶外版。他說，有一天他在報社大樓外面看到一個流浪漢，覺得眼熟，發現那人原來是他以前的同學，於是他打電話連絡洛杉磯市中心一個叫明燈療養所的社福機構。有精神問題的流浪漢都可在這個單位得到協助。他那個同學正在接受治療，恢復的情況不錯。

　我記得曾跟明燈療養所的人接觸過，見過他們的前任主任茉莉．羅里。羅里小姐以前是修女。但我對這個療養所的運作不很清楚，也沒見過其他工作人員。我打電話請他們過來第二街看看納森尼爾。養護所的副主任夏儂．莫瑞和執行主管派翠西亞．羅培茲前來了解情況。我們三個就站在幾公尺的地方聽納森尼爾拉琴。他因為專注拉琴，不知道現場多了兩個觀眾，等到他停下來，我才介紹他們認識。納森尼爾表現得落落大方，討人喜歡，複誦多次莫瑞和羅培茲的名字，像是要好好記起來的樣子。他似乎誤以為派翠西亞．羅培茲是我太太。

　我告訴納森尼爾，由於我對他的才華讚不絕口，夏儂和派翠西亞才跑來看看我是不是在吹牛。他害羞了，聳聳肩，接著把琴放在下巴下面，夾好，無視川流不息的車輛，把現實世界拋在腦後。他雖然講起話來語無倫次，像在追逐不連貫的意念，但只要能夠拉琴，琴音就像一種藥物，使他得以專注，推開所有的雜念。他閉上眼睛，頭微微抬起，和他的音樂一起飛向天堂。

　我在這兩位訪客的耳邊悄悄問道，你們可以幫助他嗎？

　夏儂在回答之前，想了一下。她目不轉睛地看著納森尼爾，像在觀覽、研究一幅立體派的畫作。我很想知道她的想法，以及她做的診斷、她對預後的意見以及可以使用的處方。她雖年紀輕輕，看起來似乎不到四十歲，但對這類案例，已有二十年的經驗。

　她說，我們這個機構希望做到的兩件事，除了幫助生病的街友重回社會的懷抱，幫他們建立支援網絡，另外就是設立一個努力的目標，並訂定計劃來實現，似乎納森尼爾已經有他可以信賴的人，而且願意幫助他，那就是你。此外，他對音樂還有很大的熱情，這是個可以努力的目標。換句話說，納森尼爾可以在我們的協助下，成為一個成功的故事。

　然而像他這樣的精神狀態，不只是一般人定義的「瘋子」。療養所的人應該可以想辦法幫助他吧。不是嗎？

　納森尼爾演奏完畢，夏儂和派翠西亞讚嘆他的琴藝。他雖答道，哪裡，哪裡，妳們過獎了，還是有掩不住的得意。他的粉絲又多了兩個人。但她們一提到，如他需要任何協助，歡迎他隨時去療養所，他皺起眉頭說，應該不會有這種事。

　我也皺起眉頭，表示不解：「去哪裡一下，又有什麼關係？」

　夏儂和派翠西亞在離去之前，提醒納森尼爾，不要忘了她們的大門為他而開。

　等一下。就這樣嗎？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期待什麼，或許是比較具體的解決辦法，而不是只是口頭邀請納森尼爾去她們那裡坐坐。我可能在想像，她們出現之後，就會把納森尼爾帶走，讓他住在療養所，接受藥物治療，不久就可以展開新人生，做他想做的事。當然，我知道這不是一夕之間可以辦到的，但是如果能幫助納森尼爾重回正常的生活軌道，不是愈快愈好？

　夏儂和派翠西亞跟我說，她們會派人過來和納森尼爾談談，看他是不是願意去療養所接受幫助。然而，如果我用了這麼多的工夫，他才對我沒有戒心，願意跟我談，另一個陌生人要花多少時間？

　她們離去後，我覺得孤立無援。看納森尼爾那樣子，更加意氣消沈。

　「我絕對不會去的。」他堅定地說，一副抵死不從的模樣。

　「她們只是好心要幫助你。」

　「我了解，可是我不需要別人幫忙。」

　「你可以去那裡拿三明治吃，還可以沖個澡。夏儂和派翠西亞人很好，不是嗎？」

　「別麻煩了。這裡不是俄亥俄的克利夫蘭，這裡是沒有冰雪、和暖的貝多芬之城。洛杉磯時報。羅曼．賈伯里埃爾。傑奇．羅賓森。這裡挺好的。我可以在這裡拉一整天的琴，沒人會來煩我。」

　在我做專欄作家這麼多年來，不曾陷入這麼深。我站在街角，跟一個妄想型的精神分裂者辯得臉紅脖子粗。我不知道接下來該說什麼，只好跟他說拜拜。

　「嗯，羅培茲先生？」納森尼爾在我背後叫喊。「那些提琴還會寄來給我嗎？」

　對我這種沒有耐性的人來說，為報社寫專欄不失為理想的工作。要趕截稿，根本沒時間拖拖拉拉。想好一個主題，寫好就閃了。但納森尼爾引我一步步陷入死巷。但我的缺點不只是急躁，還有固執。他居然把夏儂和羅培茲的話當作是放屁，去療養所就像要他上電椅，好，那我們就走著瞧。

　我回到辦公室後，心生一計，於是打電話給派翠西亞請求協助。我說，樂器送達之後，我會告訴納森尼爾，那些琴都是他的，但必須存放在明燈療養所。我和捐琴的人都希望他和樂琴沒有安全的顧慮，不會因為帶著琴露宿街頭遭到不測。我的如意算盤如下：納森尼爾再怎樣也不會放棄新樂器，去療養所的次數多了之後，最後可能在那裡住下並接受治療。

　派翠西亞說，沒問題，她可以為納森尼爾安排一個房間，把樂器鎖在裡面，而且只要是在療養所裡拉琴，不跑到外面，就沒問題。

　這招看來很容易。就等納森尼爾上鉤了。這個點子實在太妙了。

4.

　樂器送來了。第一件送達的是一把小提琴，原來的主人用西爾斯電鋸紙箱包裝。其他幾把琴也陸續抵達了，最後是珠江鋼琴集團的瑞奇先生寄來的大提琴和小提琴。大提琴的箱子立起來差不多和我一樣高。我拆開之後，發現這把嶄新的琴躺在深藍色的尼龍琴盒裡。瑞奇說，這不過是把學生琴，不是高級手工琴，但在我這個外行人眼裡看來，簡直美得像一件藝術品，曲線迷人、深色琴板結實堅硬，漆工豐潤油亮、光澤溫暖，摸起來平滑舒服。但願我知道如何使這琴歌唱。我已迫不及待想知道他看到琴的反應，也羨慕他有那樣的音樂才華。

　學樂器一直是我一生最想實現的願望之一，可現在的我還有機會嗎？為了趕專欄截稿，我已焦頭爛額，加上一個兩歲大的寶貝女兒。晚上，為她唸完《金髮姑娘和三隻小熊》的故事，送她上床，這一天已經差不多了。我在晚餐小酌幾杯，想像有一天我能和納森尼爾一起拉艾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這實在談不上願景，只是幻覺。

　現在的我，不能奢望「心願清單」，只有一堆不得不做的「待辦事項」。而我還喜歡寫專欄的原因，就是可以帶著我的護照、記事本和好奇心，發現其他世界。雖然我是個愛挑剔的專欄作家，對納森尼爾有些抱怨，但這場冒險真是緊張刺激，一點都不無聊。我爺爺是在一九二○年代從西班牙來的移民，在加州開雜貨店，而我母親那邊家族則來自義大利，因此，我不是書香世家出身的博學之士。說來，我能了解在社會上求生存是怎麼一回事，以及對古典音樂有點認識，多虧一個得了神經病的黑人——納森尼爾。

　我一手拿著大提琴，另一隻手提著小提琴，穿過編輯部，從時報大樓的後門走出去，開車到第二街。我心想，如果我直接把樂器送到療養所，沒讓納森尼爾先看一眼，就要他去那裡，豈不是有如要他和陌生人約會？如果讓他先看看樂器，摸一摸，那他肯定會在熱情的帶領之下前去療養所。

　我在卡旺達飯店街角停下來，等紅綠燈，看到他在隧道裡。現在是上午，他已經拉了兩個小時的琴。他一看到我就停了下來。他就像小孩過耶誕，除了雀躍，還有鬆了口氣的表情。我說，我會幫你帶琴來的，不是嗎？在他眼裡，我必然散發金光，是穿卡其褲和馬拉松鞋Rockports的天使。

　「我看到你到處飛來飛去，」納森尼爾說：「送人禮物。」

　我給他珠江鋼琴集團執行長瑞奇的名片。他認真地看了半天，似乎要把這筆資料烙印在他那混亂的大腦裡，然後把名片放在覆蓋在購物車的藍色防水衣上。他一腳跪下，瞇著眼偷看小提琴盒裡的東西，喃喃地說，有個「小壞蛋」在裡面沈睡。他一見傾心。我的機會來了。

　「瑞奇先生要我轉告你，這些樂器是屬於你的，你愛拉多久，就拉多久，什麼時候想拉都可以，但是他希望你把琴擺放在明燈療養所，我也覺得這樣比較好。我們不願看到你帶著琴趴趴走而慘遭不測。」我很驚訝，自己說起這樣的謊言，完全不費吹灰之力。

　納森尼爾的眼睛完全無法掩飾自己的感情。他的眼窩眼深，眼睛就像會說話。他沒上鉤。

　「我一直都好好的，沒被攻擊過。」他論道，但還加上一句，說他為了保護這些樂器，不惜和歹徒拚命。

　太好了。那我不如現在就把他打昏了，不然每天半夜，我總會憂心忡忡，心想警察不知什麼時候會打電話來，告訴我納森尼爾為了那些樂器被打個半死，躺在醫院了。誰送樂器去給他，害他成為歹徒覬覦的對象？還不是我。

　我不能讓步，而且別無選擇，於是說道：「你要拉琴，就得接受這樣的條件。你何不先試拉看看？我會幫你把琴送到療養所。只要琴在那裡，就是屬於你的，沒有任何人可以拿走。」

　他默不作聲。他看到大提琴了。

　「我的天啊！」他驚嘆，小心翼翼把琴拿起來抱著，就像抱新生兒一樣。

　「這琴真是很美。」我說。

　納森尼爾開始安裝大提琴的配件，先讓琴橋就定位，然後上琴弦。我發現他襯衫別了一個和蜘蛛差不多大的金色別針，樣式是一個天使在拉小提琴。蒼蠅在旁邊的長春藤園圃和他購物車上掛的桶子飛來飛去，車輛川流不息，車聲頂沸。納森尼爾把C、G、D、A那四條琴弦纏繞在弦栓上，慢慢轉動、拉緊。他拿起松香，在新弓的弓毛上磨擦，那姿勢就像大提琴大師。卡塞爾斯。馬友友。杜普蕾。

　「還有最酷、最冷靜的史塔克。」納森尼爾提到這位出生於匈牙利的大提琴家。

　他興奮得有點頭暈眼花，因為心情好，特別多話，但自制能力也比平常好。他的遣詞用句既奇怪又巧妙。

　「在弓上塗松香，」他彈彈弓毛根部, 把多餘的松香撣出去，說道：「就像拿飼料餵你的鸚哥。琴弓需要松香，就像囚車需要犯人。」

　沒錯，一個專欄作家也需要寫作題材。我把納森尼爾說的話寫在記事本上。他那滔滔不絕的獨白，讓我想起約瑟夫．米契爾筆下的海鷗教授。米契爾是《紐約客》寫手，有一天他碰到一個名叫喬．顧德的怪人，據說顧德可和海鷗溝通的人，模仿海鷗叫聲唯妙唯肖，因此名之為海鷗教授。顧德常在曼哈頓包厘街附近晃蕩，他是哲學家，也是史學家，為了「當代口述歷史」一書，已寫了二十六年。他一邊帶著這份亂七八糟的手稿，一邊跟鴿子說話。由於衣冠不整、蓬頭垢面，路人都當他是流浪漢或壞人。但二十世紀偉大的美國現代詩人康明思是他的朋友。小說家威廉．薩羅揚也曾如此評論顧德：「在個世界上，似乎只有顧德有完全破解形式的想像力。別費心去想你要用何種形式表達你想說的，詩、散文、故事或小說，只要說出來就可以了。」

　對納森尼爾來說，他只要拉琴，一切盡在琴聲中。

　納森尼爾把弦上好，琴身上下仔仔細細打量一番，準備讓這琴第一次發出聲音。他從購物車底下拿出他珍藏的乳品公司橘紅塑膠搬運箱，再把防水衣鋪在地上，做大提琴針狀琴腳的墊布。他說，他不會讓任何人傷害這個寶貝的。他坐在塑膠搬運箱的上面，架好琴，準備要拉了，就在他要開始拉之前，有個女人出現在他眼前，像是有話要對他說。她也是在隧道這一帶打轉的遊民。

　「聽你拉琴，好舒服。」她說。

　即使這個女人是來騙他的，他還是誠心誠意地謝謝她的讚美。

　她說她名叫娥斯泰拉。「我快餓死了。給我九十九分錢買個漢堡吧。我還被蜘蛛咬了。你看！」

　納森尼爾把路人丟給他的二十五分錢和小鈔湊一湊，給她一塊錢。他也關心她被咬的傷口，於是把大提琴小心翼翼地放在一旁，幫她檢查傷口。他讓娥斯泰拉坐在他的箱子上。看來傷口感染嚴重，腫脹得像顆高爾夫球。

　「我褲子裡也有蟲，有時會咬我。」納森尼爾說。這時，另一個人流浪漢走過來，看那女人的傷口，猜測她是被一種棕色蜘蛛咬的。他說，這種棕色蜘蛛很毒，傷口一定要好好治療，不然很快就會潰爛、長蛆了。

　接著，那個女人起身去買漢堡吃了，納森尼爾重新坐在箱子上，大腿夾著大提琴。他第一首拉的是貝多芬大提琴奏鳴曲。這死氣沈沈、籠罩在汽車廢氣中的洛杉磯街角，加上一堆被蟲子咬的遊民，在他的琴聲之下，轉變為一個歡樂、寧靜的天堂。大提琴發出深沈的聲音蓋住刺耳的車輪聲。納森尼爾不知有多少年沒摸過大提琴了。在放棄低音大提琴後，他只上過幾堂大提琴課，現在重新摸索，不免斷斷續續，他不時回頭重拉。但他還是拉得很自然，對這初次嘗試非常滿意。我說，儘管他有很多段落不熟，剛上的琴弦又容易走音，還是很好聽。

　接下來是布洛克的〈大提琴狂想曲〉，開頭很慢，有一種淒涼的詩意。納森尼爾右手運弓像行雲流水，左手手指在指板上跳芭蕾，他的音樂讓他忘了所有的噪音、憂慮、恐懼和疾病。我可以站在一旁看好幾個小時，但我得回辦公室工作了。此時，我該扮演壞人，把他手中的琴拿走，但我做不到。他是那麼陶醉，我如何能破壞他的心情。最後，我只好告訴他，他能再拉一下，但待會兒我就必須把琴載到療養所了。他已渾然忘我，因此沒跟我爭辯。

　我回到辦公室，在電腦前搜尋了一下作曲家布洛克的資料，發現他為納森尼爾方才拉的狂想曲有一番解說：「此曲具有沈思和悲劇色彩。」我發覺納森尼爾並不孤單。音樂是他的錨，因為這個錨，他和偉大的音樂家有了連結，也不致於脫離歷史和他的自我。他的腦袋充滿各種訊號，支離破碎，雜亂無章，因為音樂，才有平衡和永恆可言。布洛克這首大提琴狂想曲已流傳了九十年，而納森尼爾熱愛的貝多芬樂曲更是已經在這個世上飄揚了三百年，成為不朽之作。音樂使他暫時從瘋狂得到解脫，得以沈思冥想。因為音樂，他才能忍受孤獨而不會遭到恐懼吞噬。

　在辦公室待了幾個小時後，我回去找納森尼爾。他還在原來那個地方，坐在箱子上，沈醉在音樂的懷抱裡。這時，把他的琴拿走，實在殺風景，但我別無選擇。如果歹徒盯上他的新琴，那就完了。

　我還沒想到，萬一他不肯把琴還給我，該怎辬辦。我知道我和他的關係起了微妙的變化。我不再是他生命中的天使，給他帶來禮物，關心他，跟他聊天，不要求任何回報。我可以看得出來，他或多或少也察覺出這種改變。他緊抱著大提琴，用眼光哀求我，有如我是來綁架他的寶貝的。

　「我才拉一下子而已，」他抗議說：「拜託，我才剛要了解這把琴。」

　「你可以去療養所繼續拉。」我說，還強調療養所比較安靜，更適合拉琴。

　「沒有比這裡更好的地方了。」他說，有如這個隧道口是好萊塢露天劇場的舞台。他知道療養所就在遊民巷，如果他在那裡拉琴，大家必然會蜂湧而至，把他團團圍住，然後把菸蒂丟在他腳邊。

　我說，他拉了大半天，也該休息了。

　「如果你真的樂在其中，八小時就像兩分鐘，」納森尼爾說：「送我琴的瑞奇先生給了我新生。」

　好了，談判到此為止。我伸手去拿小提琴，明白告訴他，他一定要照我的話去做。他雖不高興，也無法再跟我打口水戰。我把樂器放回後車廂，納森尼爾難忍悲痛，像在跟這些琴訣別。我告訴他，把他的購物車推到遊民巷，我會在療養所等他，他就可以看看他的樂器放在哪裡。

　你在洛杉磯市中心往東走，西裝筆挺的上班族和企業摩天大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髒亂、破落的巷道。在明燈療養所附近，好幾百個遊民擠在那裡，以帳篷或紙箱為家，或者大剌剌地躺在人行道上，像是已經死了。有幾個人是既髒又臭的瘋子，有的是吸毒的，另一些則是貧民或是剛從監獄出來的，他們在此爭奪地盤，惹事生非。此處，舉目所及不是混亂就是殘破，死老鼠暴屍在柏油路上，空氣彌漫著食物腐敗的氣味，還有尿騷味和嘔吐物的味道。歡迎光臨悲慘世界。我雖不是第一次踏入這裡，因為一個目的，決定用全新的眼光來看這個地方。

　我把車停好。我想，納森尼爾應該一邊哼著曲子一邊推著他的購物車來了。警察在附近的第六街和聖朱里安街把一個黑人小子逼到牆角，用手銬銬住。一個女人坐在大馬路上拚命尖叫。遊民巷的消防隊正要出動，消防車響起尖銳的警笛聲。在療養所大門附近，有兩個人正在吵架，快要打起來的樣子。我經過療養所庭院，走到二樓，派翠西亞告訴我，這裡有個房間可以讓納森尼爾放他的琴。

　療養所樓上有三十床，收留慢性精神病患，提供心理諮詢和治療。有一天，納森尼爾可以把這裡當作他的新家嗎？我早到了。我告訴派翠西亞，我不知道納森尼爾何時會到。

　從第二街走到這裡，那要一點時間。她說。

　多久？

　幾天，幾個星期，也有可能幾個月。

　幾個星期或幾個月？

　我是報紙專欄作家。我們的專長是解決問題，進行下一步，然而這些都必須在截稿期限之內完成。

5.

　過了一個月，那幾把琴還在療養所，原封不動。一天，我在辦公室，對著記事本出神，看要增減哪些題目。這時，電話突然響起，是夏儂打來的。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納森尼爾正在我們的庭院拉大提琴。」

　雖然一個月似乎不長，但我幾乎快放棄希望了。聽到這消息，我趕緊跑去看他表演。我趕到之時，納森尼爾還在拉琴。我很想衝上前去拍拍他的背。但我忍住這股衝動，只是站著不動。他懷抱大提琴，使它歌唱。他知道我來了，我只是點致意，不想干擾他的演出。站在一旁看他拉琴的人約有十來個人，不是每個人都聽得如痴如醉，有人甚至如行屍走肉。

　庭院長寬各約十二米，一側有階梯狀的板凳，還有幾張野餐桌，街上的人隨時都可自由進出，來這裡領取餐點、洗澡或找人聊天。在這個避難所，納森尼爾的音樂特別有撫慰的作用。樂如其人，他的音樂有時神經兮兮、有時活潑，有時失落。

　有一個人搖搖頭說：「這人到底會不會拉琴啊？」

　希望這種尖酸刻薄不會使納森尼爾打退堂鼓。坦白說，我甚至不知道這個療養所對他是不是真有幫助。我了解為什麼每個人，不管精神正常與否，都不願踏入這個地方。我只想繼續過我的生活，同時確定他能得到協助。但正如納森尼爾先前的預言，大家在這裡抽菸、亂丟菸蒂，吵得臉紅脖子粗，還沒走進大門，就可聽到這裡吵翻天了。這裡真像恐怖的地獄，到處都是精神異常的瘋子。有人不斷喃喃自語，有人發出粗厲的叫聲。你可以聽到痛苦的靈魂在呻吟。還有人怒目相向或動不動就出手打人。這裡也像萬聖節派對：一個女人頭髮剪得短短的，做二○年代仕女打扮，另一個女的把臉塗得白白的，還有一個男的，身上的長褲短了二十公分。

　療養所的一個工作人員走來，對大家宣布下一課要開始了，請大家進入教室：「憤怒管控。有人想要進去上憤怒管控的課嗎？」

　一個年輕男子叫道：「是啊，像我們這樣的家庭，什麼時候能說出像樣的話。」他好像在跟另一個親戚說話，但他前面空無一人。

　我等了一下，等到這裡平靜下來之後，才撥電話給納森尼爾在亞特蘭大的妹妹珍妮佛。我一直跟她有連絡，告訴她最新情況，心想，哪一天時機到了，就讓他們兄妹通話。多年來，他們連電話連絡都沒有。我告訴珍妮佛她哥哥就在我身邊，她高興地大叫。她說，當然，她很高興能跟哥哥說話。我把我的手機給納森尼爾。他今年五十四歲，有生以來第一次使用手機。

　他們聊了一下，納森尼爾最後說：「我也很想你。」掛上電話後，繼續拉琴。

　一個在療養所定居多年、名叫凱洛的白髮老太太，似乎已成為納森尼爾的粉絲，一直坐在牆邊的板凳上聆聽。她曾看過我在報上發表的專欄文章，很驚訝文章的男主角居然在這裡拉琴。她說，她曾跟納森尼爾說，她的心願是在遊民巷組成一支救世軍來拯救世界，而納森尼爾則向她灌輸音樂對生命的重要性。

　凱洛說：「我最喜歡的樂曲是貝多芬第六。」乍看之下，她像是要去喝下午茶的貴婦，卻流落到遊民巷。這裡幾乎清一色是年輕黑人，就她一個是七十多年的白人老太太，穿戴優雅，頭髮也梳理得很整齊。

　「田園交響曲。」納森尼爾偷聽到我們的對話，插嘴進來，然後舉起右手，開始指揮這首交響曲。

　此時，我對這個老太太好奇了。她為什麼會在這裡？我是否能透過她的故事更了解精神疾病？凱洛很健談，有問必答。她說，四十年前，她還是家庭主婦，和家人住在好萊塢附近的高地公園。她先生是園藝設計師，育有二子，家庭生活幸福美滿。不料，有一天晚上，她突然像一頭野獸無可自制地跑到街上。她先生載著兩個孩子在大街小巷瘋狂尋找她的蹤影，沒想到她竟睡在鄰居家的院子裡或街上。儘管最後找到人，也把她帶回家，她還是偷偷溜走，最後不得不被送進精神病院。在住院期間，她看每一個人都不順眼，都想把人痛扁一番。

　「但我現在已經不一樣了，」她說：「我承認我心中有很多憤怒，還有妄想和懷疑，然而不再像從前那麼恐懼了。」

　她提到，她先生想把她毒死，而且家裡的電視機很可怕。

　「電視機會傳遞一些訊息給我。」她說。

　什麼樣的訊息？

　凱洛瞪我一眼，揚起眉毛。

　「這是隱私，怒不奉告。」

　我只好作罷，不再追問，並向她道歉，但她反倒開始吐露究竟從電視得到什麼訊息。我實在不解，為什麼我問這麼一個問題，她就大發脾氣，另一方面自己又跟我說了這麼多。反正，我洗耳恭聽就是了。

　「我聽到的不是『你去死吧』這樣的話，而是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不知道是誰，但過去半年來，這種事已經發生過四次了。」

　我說，這就像幻聽，或許吃藥可以改善。

　她說，上次她吃了藥，雙腳就軟綿綿的，有好幾天腦袋都像漿糊一樣。她說，她最愛做的事就是讀一本好書，但是吃了藥，腦子就停擺，不能看書了。

　凱洛說，她要是沒在看書，就會去遊民巷附近撿一些瓶瓶罐罐，送到資源回收場。她說，我們這個世界太浪費了，有一天她一定要自己開一家史上最大的資源回收公司。可是她已經這麼老了，又住在精神療養所。

　「人生要是沒有夢想，就不值得活了。」她說。

＊＊＊

　莫莉．羅爾瑞在一九八五年創辦明燈療養所，差不多到我與納森尼爾相遇之時才退休。雖然我跟她不熟，但自從我在專欄披露納森尼爾的故事後，她不時給我鼓勵。羅爾瑞是洛杉磯本地人，以前是修女，高高瘦瘦的，有著一顆聖人的心和行動主義者的靈魂，打從年輕開始，數十年來不斷致力於社會福祉。一九七○年代，她在西洛杉磯的海洋公園社區中心幫助遊民，注意到在街上流浪的精神病患愈來愈多。州立精神病院關閉之後，就叫病人回家，但很多病人其實無家可歸。當時雖然仍有精神衛生服務處，但精神病患不可能每天一早漱洗一番，然後神清氣爽地出現在最近的郡立精神衛生服務處。羅爾瑞了解這些人非常需要幫助，而且他們不可能按照公家的規定填表、在約定的時間上門接受治療，也不信任精神衛生服務處的人，特別是這些機關的人食古不化又官僚，而且愛強迫他們吃藥，讓他們的腦袋變成漿糊。

　羅爾瑞是個實事求是的人，從海邊跑到市中心，造訪遊民巷的遊民收容所等社福中心，看他們能不能協助那些流落街頭的精神病患。她發現在聖塔摩尼卡，這個問題還不嚴重，但洛杉磯的遊民巷可謂病入膏肓。好幾百個精神患病在街上遊蕩，夜晚則以人行道為家，賣玩具、鮮花或服飾的店家拋棄的紙箱就是他們的床。可見公共政策一敗塗地，只有一個地方做得可圈可點，也就是市中心的婦女庇護中心。無家可歸的女性精神病患可在這裡免費吃住並接受治療，讓她們不再餐風露宿。

　羅爾瑞相信這就是她應走的路，也就是為精神病患蓋一個家，不去批評他們，也不嚴格要求他們。在她籌設這麼一個療養所時，遇見了一個志同道合之士。他叫法蘭克．萊斯，是商會中的保守派，也是布爾拉克百貨公司的副董事長，但萊斯雖然不像羅爾瑞那麼有憐憫之心，至少希望能幫助那些精神病患，讓市容露出清潔、可喜的樣子。他說，既然市中心的婦女庇護中心不收留男性，他可以幫忙在市政府運作，爭取經費，設立一個服務男性精神病患的收容所，此即洛杉磯男性精神療養所（Los Angeles Men’s Project），英文字母縮寫為LAMP，或稱明燈療養所。

　那時，我還沒搬到洛城，對羅爾瑞的事跡一無所知。在我住的費城，有位名叫瑪麗．史卡立恩的修女也在推動同樣的計劃。政治人物和公共政策對流落街頭的精神病患無能為力，一般人也只會抱怨這些人真像城市的毒瘤，但史卡立恩矢志走過每條大街小巷，在寒冷的費城冬夜找尋那些可憐人的蹤影，給他們一個溫暖的家。史卡立恩修女的故事是《費城詢問報》的記者維農．羅柏告訴我的。有一年，我在構思感恩節專欄時，問他有沒有什麼建議。

　「可以去採訪瑪麗．史卡立恩修女。」他說。

　「她做了什麼事？」我問。

　「她在大街小巷尋找無家可歸的精神病患，跟她們說話。」

　「這是個激勵人心的感恩節故事嗎？」

　「不只如此，她找到一個廢棄校舍收容那些女人，」羅柏說：「去調查看看。如果這不是感人的故事，算我輸，我請你吃飯。」

　當然，他不必請我吃這頓飯。

　史卡立恩隸屬天主教仁愛修女會，慈悲為懷。幾十個女性精神病患在她成立的庇護所裡平平安安過日子。我去採訪，發現她把她們當作家人般為我做介紹。這些生了病的女人，多年來歷經滄桑，靈魂傷痕累累，但現在眼中出現復原的自信、尊嚴和希望。她們希望能找回生命的平衡和失聯的家人，也努力把庇護所當成自己的家。

　史卡立恩先設立專門收留女性的庇護所，後來又設立另一間專門收留男性。羅爾瑞在洛杉磯做的則剛好相反，但她們兩人都是這方面的先驅，而且不自大、不居功。如有人表示仰慕她們的所作所為，她們會說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數以千計、勇敢對抗精神疾病、豐富自己人生的可憐人。

　有一個人告訴我：「如你仔細看羅爾瑞的臉，你會發現她把那些可憐人的悲傷都吸進去了。面對這樣不幸的人，或許我們可以拿出盾牌，讓自己毫髮無傷，或是將心比心，真誠面對，甚至把他們的悲傷吸進去。羅爾瑞選擇吸收。除了讚嘆，我還能說什麼？但她也因此變得更加強韌。」

　有一天，我坐在羅爾瑞家的後院，離遊民巷只有幾公里之遙。她說，的確這是不容易的事，非常累人，但有很大的回饋。「有很多人認為這樣的社福工作只是付出，付出，不斷地付出。這麼說不對。其實，我們的收獲更大。我常常很驚訝，我們只是為那些人做的根本微不足道，卻往往被他們的感謝之情淹沒。」

＊＊＊

　納森尼爾拉琴的時候，療養所的那些病友在一旁打打鬧鬧、叫囂、吵架，讓他很不舒服。他擔心的果然沒錯，療養所不是拉琴的好地方。他趁沒人注意，悄悄把大提琴放回琴盒，準備溜走。就在他要走出大門之際，剛好被工作人員攔截。納森尼爾抗拒了一下，最後還是不得不把琴交回，默默離去。他就像一個在發脾氣的小孩，在半路停下來，噘著嘴，怒氣沖沖地從購物車上拿出一顆網球和一只耶誕襪，拿球往牆壁扔，再用襪子接住。

　之後的三天，他都沒踏入療養所一步。我不禁懷疑，他是不是已經放棄那個地方，不再理我和我那些規定了。後來，他又回到療養所拉琴，但這次有不同的結局。他偷偷把樂器帶出去了。儘管我費盡千辛萬苦要幫他，只是使他的人生更加複雜。他帶著兩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逍遙去了，難說不會被壞人盯上，身首異處。當然，他是有病的人，我無意跟他比較，但從聰明才智和意志力來看，說不定他才是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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