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第十九章〉 淨灘
‧第二次大海嘯
我在夕陽西沉時走到海灘上，希望在漁民駕船駛向墨綠色的大海、開始一天的作業前，能夠碰到一些漁民。這時是二○○五年七月，海灘上幾乎空無一物，但是還有幾艘手工油漆的木筏，其中一艘木筏旁邊有一個小家庭，正在做出海前的準備。四十歲的羅傑穿著無袖上衣，裹著紗籠，坐在沙子上面，跟二十歲的兒子伊凡一起縫補糾纏不清的紅色漁網。羅傑的太太珍妮塔繞著小船，手裡拿著一小罐冒煙的香，搖來搖去，她解釋這種儀式是「為了祈福和祈求平安」。
不久前，這個海灘和斯里蘭卡海岸沿線幾十個這樣的海灘一樣，還是緊急救援任務的現場，因為這裡經歷了近年最具毀滅性的天災；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大海嘯，奪走二十五萬人的性命，造成這個地區二百五十萬人無家可歸。我在大海嘯發生之後六個月，來到受害最嚴重的斯里蘭卡，希望看看這裡的重建和伊拉克的重建有什麼異同。
和我同行的旅伴庫馬里（Kumari）是可倫坡的行動主義者，曾經參與救難和重建工作，她同意在我採訪受到大海嘯侵襲的地區時，擔任我的導遊和翻譯。我們的旅程從阿魯甘灣（Arugam Bay）開始，這裡是斯里蘭卡島東海岸的一座漁村，也是沒落的度假村，政府重建小組把這裡當成「美好重建」計畫的櫥窗。
我們在此遇見羅傑，沒過多久他就提出十分不同的說法。他說這個計畫是「把漁民從海灘上趕走的計畫」，而且這個大規模驅趕人民的計畫，遠在大海嘯來襲之前就已定案，但是大海嘯像極多其他災難一樣，被人利用，推動十分不受歡迎的計畫。羅傑告訴我們，十五年來，他和家人都在阿魯甘灣上的茅屋裡度過捕魚季節，離這裡沒多遠。他們和幾十戶其他漁民家庭一樣，把船放在茅屋旁邊，把捕獲的魚放在香蕉葉上，在柔細的白沙上曬乾。他們和觀光客相處愉快，其中大部分是澳洲和歐洲來的衝浪客，住在海灘附近的國民旅舍，屋前掛著破舊的吊床，卡在棕櫚樹上的喇叭傳出倫敦的俱樂部音樂。餐廳購買剛下船的魚貨，漁民多采多姿的傳統生活形態，為最能吃苦耐勞的旅客提供他們所追尋的真實風土民情。
長久以來，阿魯甘灣的旅館和漁民之間，沒有什麼特別的衝突，原因之一是斯里蘭卡內戰不斷，沒有哪種產業能夠茁壯到超越小小的規模。斯里蘭卡東海岸曾經爆發過一些最慘烈的戰鬥，因為北部的塔米爾之虎解放運動（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和可倫坡的斯里蘭卡中央政府，都宣稱擁有東海岸，卻從來沒有完全控制過這個地方。要到阿魯甘灣，必須穿越迷宮一樣的檢查哨，冒著陷在槍林彈雨、或碰到自殺炸彈攻擊的危險（據說塔米爾之虎發明了會爆炸的自殺腰帶）。所有導覽書籍都包含嚴正警告，勸大家避開斯里蘭卡動盪不安的東海岸，這裡的浪頭非常適於衝浪，但是只有最堅定的衝浪客，才會花精神來這裡。
二○○二年二月，可倫坡和塔米爾之虎簽署了停火協議，突破上述僵局。停火不完全等於和平，比較像軍事行動中依然緊繃的暫停期間，偶爾會穿插爆炸案或暗殺案。雖然情勢這麼不穩定，但是道路一開通，導覽書籍就開始把東海岸捧成下一個普吉島，是衝浪勝地，擁有美麗的海灘、稀奇古怪的旅館、芳香撲鼻的美食、滿月時刻舉行的舞會……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宣揚這裡是「舉行派對的熱門地點」。阿魯甘灣成了行動中心，同時，檢查哨的開放表示全國各地的漁民，可以大批回到包括阿魯甘灣在內這片最多產的東岸水域。
海灘上的人群開始增加，阿魯甘灣被劃為漁港，但是當地旅館老闆開始抱怨，說茅屋阻擋了旅館的視線，曬魚的臭味讓旅館的房客作嘔（一位荷蘭移民來的旅館老闆告訴我，「的確有氣味汙染這回事」）。有些旅館主人開始遊說當地政府，要求把漁船和茅屋遷移到另一個海灣，遷移到比較沒有外國人的地方。村民開始反彈，指出他們在這塊土地上住了好幾代，阿魯甘灣不只是漁港而已，也是漁民的淡水和電力來源，是漁民子女上學和買主購買漁獲的地方。
海嘯來襲前六個月，衝突幾乎就要爆發，某天半夜海灘上燒起了一場無名火，二十四棟漁民居住的茅屋燒成灰燼。羅傑告訴我，他和家人「失去了一切，所有的財物、漁網和繩索」。庫馬里和我跟阿魯甘灣很多位漁民談話，所有漁民都堅稱這是人為縱火，他們把茅頭指向擺明了要把海灘據為己有的旅館老闆。
如果火災真正的用意是要嚇走漁民，結果卻適得其反；漁民留在家園的決心變的比以前更堅定，失去茅屋的漁民很快重建家園。
海嘯來襲，做到了火災做不到的事情，把海灘清理得一乾二淨，每一樣脆弱的結構物都被沖走，每艘小船、每一棟漁民茅屋、每一棟遊客小屋和平房，全都一樣。這個社區的人口只有四千，大約有三百五十人罹難，大部分都是像羅傑、伊凡和珍妮塔一樣靠海討生活的人。然而，在垃圾和屍體底下，留著旅遊業夢寐以求的東西，也就是原始的海灘、清除掉所有人為障礙物的度假勝地。整個海岸都一樣：一旦垃圾清除，剩下的就是樂土。
緊急狀況消退，漁民重回舊地，迎面而來的警察禁止他們重建。「這是新規定」，他們得知海灘上不准蓋房子，一切至少必須離高潮線二百公尺。大部分人願意在離水比較遠的地方蓋房子，但是那裡沒有土地，因此漁民無處可去。不只阿魯甘灣設置了「緩衝區」，整個東海岸都一樣，海灘變成了禁地。
海嘯大約奪走了三萬五千名斯里蘭卡人的性命，造成將近一百萬人無家可歸，像羅傑一樣駕著小船捕魚的人，占受害者的八○％；在某些地區，這種比率接近九八％。數十萬人為了得到食物配給和少少的救災津貼而搬離海灘，住進內陸的臨時收容所。很多收容所都是鐵皮蓋的狹長醜陋棚屋，熱氣無法宣洩，熱得令人難以忍受，因此很多人拋棄棚屋，在外露宿。久而久之，收容所變成又髒又亂、疾病叢生的地方，還有面貌兇惡、揮舞著機槍的士兵來回巡邏。
政府的表面文章說，緩衝區是安全措施，意在防止另一次海嘯來襲時再度爆發慘劇。表面上，這樣說有道理，但是其中有一個明顯的問題：上述規定不適用於旅遊業。政府反而鼓勵旅館，在以前漁民生活和捕魚的寶貴海灘上擴建。度假村不受緩衝區規則的限制，紛紛落成；不管建築多麼精美或是多麼接近海邊，只要把工程歸類為「修理」，就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因此在整個阿魯甘灣的海灘上，都有建築工人忙著蓋房子。羅傑忍不住要問：「旅客難道不怕海嘯嗎？」
對羅傑和其他漁民來說，緩衝區看起來只不過是藉口，讓政府可以做海嘯來襲前想做的事情，把漁民驅離海灘。漁民過去從海中捕獲的魚足以養家活口，但是對世界銀行之類機構計算的經濟成長沒有貢獻，而且漁民原來蓋茅屋的土地，顯然可以作為更有利的使用。我抵達後不久，一份名叫「阿魯甘灣資源開發計畫」的文件流入新聞界手中，證實了漁民社區最擔心的事情。聯邦政府已經委託一群國際顧問公司，研擬阿魯甘灣重建藍圖，結果就是上述重建方式。雖然海嘯摧毀了海灘上的房屋，整個小鎮大致上還安然無恙，開發計畫卻要把阿魯甘灣夷為平地，重新大興土木，把擁有嬉皮魅力的濱海小村，變成高級的「精品旅遊勝地」，變成擁有五星級度假村、一晚三百美元的豪華生態旅遊農舍、水上飛機碼頭還有直升機起降場。這份報告主張把阿魯甘灣當成模範，讓附近三十個新「旅遊區」學習，把過去戰亂頻仍的斯里蘭卡東海岸，變成南亞的里維拉（Riviera）。
藝術家畫的透視圖和建築藍圖中，看不到大海嘯受難者，看不到過去住在海灘上幾百戶漁民家庭。這份報告說明要把村民遷移到比較適合的地方，遷移到好幾公里之外，卻遠離海洋的地方。更糟糕的是，這個耗資八千萬美元的再開發計畫所用的資金，是以協助海嘯受難者名義募集到的善款。
在大海嘯後激發起前所未有的國際捐助，就是這些漁民家庭哀哀痛哭的臉孔，就是泰國和印尼其他漁民悲傷的臉孔：堆積在清真寺裡的屍體是他們的親屬，哭著辨認淹死嬰兒的是他們的母親，被大海捲走的是他們的子女。但是對阿魯甘灣這樣的社區來說，所謂「重建」，不過是刻意摧毀他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竊取他們的土地。就像庫馬里說的一樣，整個重建過程會造成「受害者再度受害、遭到剝削的人繼續遭到剝削」。
重建計畫曝光後，引發了全國性的怒火，阿魯甘灣居民的憤恨更是無以復加。我們一到當地，庫馬里和我就碰到幾百個示威人士構成的團體，他們穿著五顏六色的沙麗、紗籠，帶著希賈布面紗或頭巾（hijab），穿著人字拖。他們在海灘上聚集，正要開始示威遊行，要走到旅館前面示威，然後到地方政府所在地的薄圖威市（Pottuvil）抗議。
群眾走到旅館去時，一位穿著白色Ｔ恤、拿著紅色麥克風的年輕人領導示威群眾，進行一問一答的抗議。年輕人高喊：「我們不要、我們不要……」群眾就大喊：「觀光旅館！」接著年輕人大叫：「白人……」群眾就高喊：「滾出去！」（庫馬里很不好意思的把塔米爾語翻譯給我聽。）另一位膚色經過日曬浪打的年輕人接下麥克風，高聲喊著：「我們要、我們要……」群眾的回答跟著傳出：「還我土地！」「還我家園！」「還我漁港！」「還我捐款！」年輕人又喊著：「饑荒、饑荒！」群眾回答：「漁民面臨饑荒！」
到了區政府大門前，遊行領袖譴責他們選出的代表背信忘義、貪腐，把捐給漁民的錢拿去「買女兒的嫁妝和太太的珠寶」。群眾談到區政府優待僧加羅人（Sinhalese），歧視穆斯林，談到「外國人從我們的痛苦中獲利」。
他們的怒吼似乎不會產生什麼效果。我在可倫坡跟斯里蘭卡觀光局長柯萊賽文（Seenivasagam Kalaiselvam）談話，柯萊賽文是中年官僚，有一個壞習慣，喜歡提到政府當局花了幾百萬美元打造的「品牌性格」（brand personality profile）。我問他，阿魯甘灣之類地方的漁民會有什麼命運。他往籐椅的椅背一靠，解釋說：「過去海岸地帶有很多不合法、沒有依據觀光計畫興建的建築。海嘯過後，觀光業碰到的好處是大部分非法建築都受到海嘯影響，全都消失了。」他解釋說，如果漁民回來重建，「我們會被迫再度拆除……海灘會保持乾淨。」
開始時不是這樣。大海嘯來襲幾天後，庫馬里第一次來到東海岸時，還沒有半個官方援救人員到達現場，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救難人員、醫療人員和挖掘墳墓的人。分裂這個地區的種族障礙突然消失。她回憶說：穆斯林信徒跑到塔米爾人那邊，幫忙埋葬死者，塔米爾人跑到穆斯林信徒這邊吃飯、喝水。斯里蘭卡內陸的每個家庭，一天送來兩個午餐餐包，餐包十分珍貴，因為內陸居民都很窮。這樣做不是要求回報，只是覺得「我必須協助鄰居，我們必須協助兄弟姐妹、女兒和母親，就是這樣而已。」
全國各地掀起類似的跨文化救援，塔米爾青少年從田裡開來拖拉機，協助尋找屍體，基督徒兒童捐出學生制服，以便改成穆斯林葬禮中的白色壽衣，印度教婦女也捐出白色的沙麗。似乎海嘯的潮水和瓦礫都具有讓人謙卑的極大力量，除了摧毀房子、沖垮道路之外，也洗刷了難以化解的仇恨、血腥的世仇和上次誰殺了誰的紀錄。庫馬里跟和平團體合作多年，希望跨越各種鴻溝，卻無法達成目標，看到大家用這麼光輝的人性應付這麼慘烈的悲劇，的確讓他感動極了。斯里蘭卡人在國家遭逢最大壓力時，沒有無休無止的討論和平，而是實際上發揮和平精神。
看來斯里蘭卡也可以靠著國際協助，完成重建工程；起初協助不是來自反應遲鈍的各國政府，而是來自在電視上看到慘禍的個人：歐洲學童舉辦糕餅義賣和蒐集瓶罐義賣，音樂家舉辦眾星雲集的音樂會，宗教團體蒐集衣服、毛毯和捐款。然後各國公民要求本國政府比照他們的善心，提供官方協助，六個月內，全世界募集了一百三十億美元的善款，寫下世界紀錄。
最初幾個月裡，重建資金大都送到需要的人手中：非政府組織和援助機構帶來緊急食物、飲水、帳篷和具有一片傾斜屋頂的臨時住宅；富國派出醫療隊，發送物資。各地出現收容所，讓大家等待永久住宅興建時，有一個臨時遮風避雨的地方可以住。捐款的確足以蓋好這種住宅，但是六個月後我到斯里蘭卡時，進度完全停頓，幾乎沒有一棟永久住宅蓋好；臨時收容所開始看起來不像急難避難所，比較像不可挽回的貧民區。
援助人員指責斯里蘭卡政府在每一個重要環節都豎立起路障：首先宣布緩衝區，接著拒絕另外提供住宅用地，然後委託外國專家進行無數的研究、寫出宏偉的計畫。官僚爭辯不休之際，大海嘯的倖存者在悶熱的內陸收容所裡苦苦等待，靠著糧食配給過活，他們離海岸太遠，不能恢復捕魚。大家經常把重建延誤歸咎於繁文縟節和管理不善，事實上，其中牽涉了極為龐大的利益。
＊＊＊
二○○四年南亞大海嘯來襲前，華盛頓已經做好準備，要把米契颶風模式提升到下一個水準，目標不只是要通過個別的新法律，也希望由企業直接控制重建。任何國家遭到大海嘯這種巨災侵襲，都需要全盤的重建計畫，需要最明智地利用擁入的外援，確保資金送到該接受資金的人手中。但是斯里蘭卡總統承受華盛頓貸款機構的壓力，決定不委託手下民選的政客負責規劃，而是在海嘯夷平海岸才一週後，就創設了全新的機構，叫作國家重建專案小組。這個小組取代斯里蘭卡國會，全權負責擬訂並執行新斯里蘭卡的大計。專案小組由斯里蘭卡銀行業和產業界最有權勢的企業主組成，但不是任何產業的企業主都能進入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十位成員中，有五位直接經營海灘觀光業，代表斯里蘭卡最大的度假村。專案小組裡沒有漁業或農業代表，沒有一位環保專家或科學家，甚至沒有災後重建專家。小組召集人迪塔維拉是過去的民營化大老，他宣稱：「這是建立模範國家的大好良機。」
創立專案小組代表新形態的企業政變，代表利用天災力量完成的政變。就像在極多其他國家一樣，芝加哥學派的政策在斯里蘭卡，遭到正常民主規則阻止，二○○四年的選舉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在全國國民通力合作應付國家急難，政客迫切希望取得援助資金時，可以暫時把選民清楚表達的意願擱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非民選產業界的直接統治，這是災難資本主義的第一個例子。
不管怎麼說，專案小組的企業領袖只花了十天，而且沒有離開首都，就擬出國家重建的完整藍圖，涵蓋住宅興建與公路興築等事項。就是這個計畫規定設置緩衝區，又好心地豁免旅館不受緩衝區限制。專案小組也挪用援助資金，興建高速公路，興建災難爆發前遇到極大阻力的工業化漁港。斯里蘭卡土地運動人士費南度（Sarath Fernando）告訴我：「我們認為，這個經濟計畫是比大海嘯還嚴重的災禍，這是為什麼我們先前這麼努力抗拒，阻止這個計畫，還在上次選舉中擊退這種計畫。但是現在，大海嘯來襲才剛剛過了三星期，他們又拿出同樣的計畫，顯然已經事先做好準備。」
華盛頓用伊拉克那一套如今已見怪不怪的重建援助手法，也就是把金額超大的合約交給自己的公司，支持斯里蘭卡的專案小組。科羅拉多工程與營建巨擘西圖集團拿到過二千八百五十萬美元的合約，負責監督在伊拉克重建的其他主要包商；雖然西圖集團在巴格達的重建慘劇中扮演重要角色，卻還是在斯里蘭卡拿到三千三百萬美元的合約（後來增加為四千八百萬美元），主要是負責興建企業化船隊所需要的三座深水港，另外在阿魯甘灣興建一座新橋，計畫的一環是把阿魯甘變成「觀光客樂園」。這兩個計畫都以海嘯救災的名義進行，但對大海嘯的主要受害者來說卻是大禍，因為拖網漁船把他們要捕的魚捕光，旅館業又不希望他們重回海灘。就像庫馬里說的一樣：「援助不但沒有幫助，反而造成傷害。」
我問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競爭力計畫」主持人華利，為什麼美國政府把援助資金，花在一定會讓海嘯倖存著流離失所的計畫上。他解釋說：「你不應該限制援助只能流到海嘯受難者手中……應該讓援助造福全斯里蘭卡，讓援助促進成長。」華利把這個計畫比喻成高樓大廈的電梯：電梯第一次載人時，載了一群乘客，把他們送到最頂端，他們在那裡創造財富，讓電梯可以回到地面，接更多人上來。在底層等候的人必須瞭解：電梯總有一天會回來載他們。
美國政府唯一直接花在小漁民身上的錢，是贈與一百萬美元，提升像倉庫一樣的臨時收容所，讓小漁民在海灘重新開發期間居住。這點清楚顯示，鐵皮和塑合板蓋成的收容所，雖然名義上只是臨時住所，實際上卻注定會變成永遠存在的貧民窟，就像南方國家大部分大都市周邊的貧民區一樣。各界當然不會推動大規模的救助行動，來協助住在這些貧民區裡的人，但是大海嘯的受害者理當不同，全世界都在電視實況轉播中，看到他們喪失家園和生計，他們悲慘無助的命運激發全球的同情，認為需要而且應該彌補他們失去的一切，不是透過經濟利益擴散的方法，而是把援助直接交到他們手中。但是世界銀行和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知道大部分人所不知道的事情，那就是過不了多久，一個又一個大海嘯倖存者會喪失獨特性，化為全世界幾十億個沒有臉孔的窮人之一，大多住在沒有飲水的鐵皮屋裡，這種鐵皮屋的擴散就像一晚八百美元的旅館激增一樣，大致上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中大家都能接受的特性。
我在斯里蘭卡南部海岸最荒涼的內陸難民營中，碰到一位叫作雷努佳（Renuka）的年輕媽媽，她雖然衣衫襤褸，卻仍然風姿動人，她就是華利所說等待電梯的人。雷努佳最小的女兒才六個月大，是大海嘯來襲後兩天出生的。她懷著九個月的身孕，拿出超人的力量，抓著兩個小男孩，逃離淹到脖子的海水。但是如此英勇求得一線生機之後，她和家人現在在無名地點的一小塊土地上悄悄挨餓。非政府組織好心捐贈的幾艘獨木舟使景象更淒涼：這裡離海岸三公里遠，大家甚至沒有自行車可以代步，獨木舟只不過是殘酷地讓人想到過去的生活。她要求我們帶訊息給想要幫助大海嘯倖存者的每一個人：「如果你們有東西要給我，請把東西交到我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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