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1966－1976）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分水嶺，是共黨統治中國六十年來最關鍵的十年。在1966年之前，中國是個典型的共產主義國家，用計畫經濟和一黨專政來統治人民。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卻放任紅衛兵對抗共產黨員；數萬名官員被羞辱、毒打、殺害，社會秩序一片大亂，甚至必須動用軍隊來維持，而軍隊維持秩序的方法，與紅衛兵同樣地殘忍。

　在這本巨作中，麥克法夸爾和沈邁克解釋為何毛澤東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及他如何精心地加以操弄。這場失去控制的政治運動，不僅讓中國社會籠罩在一片恐怖之中，高層領導的權力鬥爭，也在林彪、周恩來、鄧小平和四人幫的頭頭江青之間激烈展開，而毛主席正是幕後的那隻手。

　毛澤東死後，為了平復這十年間的肅殺與混亂，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採取了改革開放的路線，此後資本主義在中國欣欣向榮，共產黨則失去了原有的權威。

　《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這本書，對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有精細的分析與描述，是見證這個轉折年代最具公信力與可讀性的歷史文本。

【書摘】

〈第一章〉　第一輪排炮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毛澤東派遣妻子江青到上海執行一項秘密使命來點燃文革的火種。江青熟悉這個城市，她在三○年代的時候是這裡舞臺和銀幕上的一個小演員，後來在抗日戰爭中去了延安，與毛結婚。到了六○年代，舊上海的風月場早已是過眼煙雲，這座城市已經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堡壘。主席所依賴的該市黨的左派領導人柯慶施向來全力支持毛澤東的宏偉計劃。毛現在要實施自己最宏偉的計劃，派妻子去那裏是最合適的。

　江青多年來一直為自己不能對文化政策施加影響而感到灰心喪氣。一九三九年她在延安與毛結婚的時候，就蒙上了破壞毛婚姻的惡名，毛原來的妻子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英雄，陪伴毛走過了漫漫長征路。毛的高級同事們堅持要求江青只負責照顧主席的生活，不讓她過問政事達二十五年至三十年之久。到六十年代中期，這個禁令已經快到期了，江青在文化領域內不斷擴大著自己的影響力。她不滿足於只成為一位偉人的配偶。在她的戲劇生涯中，她喜歡的角色是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娜拉，一位擺脫了令人窒息的家庭主婦角色的女人。不過，江青不像娜拉那樣能夠離開自己的丈夫，因為她渴求權力，她決心不為黨內的官僚體制所窒息。

　江青對政治地位不斷增大的興趣也許和主席對她不斷減小的興趣有關係，他們兩人經常分開，毛一直以來喜歡與一群年輕貌美的女性跳舞和調情，她們通常來自文工團，其中有的人成為了他的家庭成員。顯然，儘管江青可以合理地宣稱自己有經驗和專長，有關的官員還是認為她愛管閒事，不理睬她的意見。一九六四年主席號召在文化領域內進行一場革命，黨內高級幹部組成了「五人小組」執行他的意願。即使是毛澤東也不支持江青的想法，他讓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的二號人物彭真領導這個小組，而彭剛剛因為批評江青的京劇計劃「在政治上毫無意義」而觸怒了她。然而此刻，毛澤東還得靠她來執行一個無法通過黨內渠道進行的遊擊戰役。毛允許她在上海尋求幫助，攻擊北京的一位資深的學者，而此人一向深為江青所厭惡。

首當其衝的吳晗

　吳晗是中國的明史權威，他在四○年代擔任清華大學歷史學教授時，因為發表左傾的言論，上過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在大躍進期間，毛不滿於不實的生產數字，於是號召黨的幹部們學習剛直不阿的明朝官員海瑞，敢說真話。毛的一個秘書打電話給吳晗，讓他撰文介紹海瑞的其人其行。吳晗就這個題材寫了一齣戲供京劇團在一九六一年初演出，題目為《海瑞罷官》。當時毛澤東對這出戲表示滿意，並在這一年的晚些時候送給吳晗自己親筆簽名的最新一卷《毛澤東選集》。但是，江青一直認為這齣戲是在攻擊主席的政策。最後，毛放縱了她，讓她著手對吳晗發動反擊。

　如果吳晗只是一個普通的學者，對他可以進行公開的批判，對此，當時的知識分子已經習以為常。但是，有兩個因素迫使江青採取極端秘密的行動。彭真的五人小組禁止對吳晗這樣官方認可的高級知識分子進行點名攻擊。既然彭真還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那麼吳晗作為副市長就處於他的雙重保護之下。難怪江青在北京找不到敢捋彭真虎鬚的槍手。於是她在上海逗留了四個月。

　柯慶施知道江青的行動得到了主席的同意，他毫不猶豫地派了張春橋、姚文元這兩名宣傳人員來協助她。張春橋和姚文元一直是深得毛青睞的人物：張春橋是姚文元的上級，他的激進觀點顯然得到了中國共產黨主席本人的共鳴。張的下級兼搭檔姚文元那時只有三十三歲，他以犀利的文筆和在上海報端發表的批判資產階級的文章贏得了主席的尊重，毛稱其文章「令人信服」。江青要姚撰文抨擊吳晗的劇本。張則監督這一計劃的實施。姚不熟悉明史，就在相應的文學作品中尋找信息，不遺餘力地閱讀這個領域內的材料。姚文元在文章中斷言，吳晗在劇本中寫海瑞為民請命，是在隱蔽地批判大躍進的農業政策，挑撥農民由此產生的不滿。因此它反映的是階級鬥爭。吳晗是否準備承認這一點，在姚看來是無關緊要的；吳晗的劇本是一株毒草，是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重大階級鬥爭所作的反革命調和。

　毛在姚文發表前親自對文章第九稿修改了三遍。主席長期以來對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興趣濃厚，但是過去他的干涉都為同事們所知曉。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他非常看重保守機密，姚文的每一稿都藏在裝京劇錄音帶的盒子內，在上海和北京兩地間傳遞，這些盒子的傳送只能說明江青和張春橋都參與了「革命樣板戲」的製作。張後來回憶道：「我把百分之九十的時間用在了兩部京劇和姚文元的〈論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上面。」

　毛的秘密行動說明他要釣比吳晗更大的魚。主席批准和參與了上海的秘密行動，其矛頭直指北京的黨組織，特別是彭真。如果彭無視姚的文章，就可以指責他沒有保護中國的首都抵禦最大的風險——修正主義，即通過「和平演變」在不知不覺中緩慢地使革命發生蛻變；如果他認可了這篇文章，就會因為沒有親自發現吳晗的錯誤而承擔玩忽職守的責任；如果他進行反擊，他是在保衛無法保衛的東西，更不用說挑戰毛主席了。

　然而，這篇文章原本可以不讓它發表的。柯慶施死後，如果黨的紀律得到遵守的話，江青在上海的活動就會被打斷。陳丕顯繼柯之後擔任上海第一書記，他是當地一個受人尊敬的黨的官員，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並不知情，也許是因為柯不信任他。張和姚為向新任領導隱瞞自己的行動而感到不安，於是江青徵求了陳的同意。他們兩人在五十年代的時候很熟悉，當時江青患上了憂鬱症，毛把她送到無錫由陳照料。江青解釋了自己的行動背景，要求陳允許張春橋和姚文元繼續協助她工作，並要求他保密，尤其是不能讓北京的黨組織知道，這時的陳也許考慮到了上述一層因素，但更有可能的是，江青揭示了毛對這一行動的重視，於是陳決定不顧向上級組織彙報的紀律。他覺得這聽起來很可疑，擔心這一事件會影響上海和北京黨組織的關係，但是他又讓自己相信，僅僅一篇文章掀不起什麼風浪。陳沒有硬起心腸來拒絕江青的要求，使得周恩來總理——政治局裡位於毛和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後的三號人物——在這一文章發表後才知道它產生的真相。陳的失職讓他的上級在毛的密謀面前解除了戒備。

　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文章發表於上海《文匯報》，次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進行了轉載，起初彭真並不在意。《文匯報》駐北京的首席記者要求彭真的喉舌——《北京日報》的總編輯組織一些反饋文章，該總編輯詢問她的頂頭上司、彭負責宣傳的得力幹將，「我給他講一些什麼呢？」回答是：「你就說今天天氣吧，哈哈哈！」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前，轉載姚文章的只有華東六省的省委機關報，顯然那時上海和它們分享了毛個人支持姚的重要機密。

　然而，彭真卻禁止黨的主要報刊《人民日報》以及其他國家、省市一級的報刊轉載這篇文章。十一月二十六日，周恩來得知毛在此文出爐過程中的作用後，打電話催促彭真發表此文。彭現在應該知道毛是這篇擅自發表的文章的幕後人物，他准許《北京日報》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對此文進行了轉載。第二天《人民日報》也轉載了此文。

　彭真仍然不準備承認失敗，他用一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挑戰性名言表明了自己決不屈服的態度。在周恩來的監督指導之下，《人民日報》把姚的文章當作了學術爭論而不是政治爭論，在「編者按」中表示贊同「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北京日報》在轉載的同時加入了北京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書記鄧拓寫的「編者按」，呼籲對吳晗劇本的性質進行公開的學術辯論。彭真在十二月份指示鄧拓組織人手撰文論證吳晗的錯誤是學術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彭在上海和張春橋會面後，對這個措施增加了信心。張春橋斷言這只是一場學術之爭，並對爭論的開展方式提出了建議，從而矇騙了彭真。彭真接受了張春橋的建議，甚至答應在辯論走上正軌後請他吃北京烤鴨。

〈第十五章〉　清理階級隊伍

　清理階級隊伍是一場旨在解決「敵我矛盾」的運動。在大概同一時期，解放軍開展了一場旨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較為溫和的運動，名為「三忠於、四無限」，即「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熱愛共產黨、無限熱愛毛澤東思想、無限熱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年，你可以或多或少地感覺到：人們是真心地尊敬毛，把他當作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而到了一九六八年，這種真摯的感情已經被國家發起的個人崇拜所取代，它充斥了精心編排的儀式，把毛最平庸的見解也奉為金科玉律，而偏離此道的行為則將遭到嚴厲打擊。

　這場運動的重點是儀式和儀式化的講話，後者催生了不少新的語彙。其中最著名的一些「忠字化」的儀式是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強大的中央宣傳機器合作的結晶。比如簡稱為「早請示、晚彙報」的儀式，最早是由北京針織總廠的大約兩千名女工發明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該廠軍管會工作的八三四一部隊的一些官兵向主席彙報了有關情況。根據他們的描述，整套儀式包括四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