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第1章 反全球化的勢力正在興起
說起來，沒有什麼東西比得上世界經濟面臨末日更能讓人聳然而驚，並震碎一個寧靜的夏天。時間是二○○七年八月十日早晨，我正在美國麻州（Massachusetts）海岸外的渡假小島南塔克特（Nantucket）上衛斯摩爾俱樂部（Westmoor Club）裡，嘎吱嘎吱的踩著健身腳踏車，頭上不太真實的傳來保羅．賽門（Paul Simon）唱著《無可奈何花落去》（Slip Sliding Away），牆上的平面電視，無聲的播放一群臉蛋稜角分明的「維多利亞的祕密」（Victoria's Secret，美國知名女性內衣）內衣模特兒出現在紐約證交所內，正古怪的咯咯顫笑，替當天的股市「開市」。前一天道瓊指數大幅挫低三百八十七點，跌幅將近百分之三，再前一晚，亞洲股市普遍大跌，到了早上歐洲股市甚至跌得更深，專門報導商業新聞的有線電視台CNBC上，激動的評論員已經快要腦溢血了。
‧全球信用大危機
工業國家正面臨方興未艾的流動性（liquidity，或稱變現性）危機，也就是二○○七到二○○八年的「信用大危機」（Great Credit Crisis），轉瞬間，世界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都停止放貸業務，全球各地的金融交易沉痛喊停。在美國，本來想買房屋的人無法獲得貸款，遲遲不能完成購屋程序；全球金融系統真的是如流水般消逝，好像人體內的血液停止循環，使得幾天前看似健壯的病人轉眼陷入昏迷。我對金融市場危機並不陌生，身為許多大型避險基金（hedge funds，或稱對沖基金）和某些世界首屈一指金融機構自營商交易部門的總體經濟顧問，猶記得一九八七年股市崩跌時，刺耳的電話鈴聲徹夜響個不停，至今記憶仍然十分鮮明。我還記得當時，即便白手起家的億萬身價金融大亨索羅斯也無法鎮靜以對，當我們兩人體認到世界金融體系可能崩潰時，索羅斯的聲音不禁流露出一絲顫抖。十餘年後，一九九八年秋天，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總裁麥唐納（Bill McDonough）緊張的對一小群聽眾（包括我在內）解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簡稱LTCM）的倒閉，和隨之而來的股市解救措施，已經把世界經濟拉到沒有人料想到的懸崖邊緣。在我一邊騎著健身腳踏車，一邊翻閱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辦公室剛剛寄來的一些文件時，注意力卻放在保羅．賽門的歌曲上：「你曉得，離目標越接近，你反而越失落。」其中一份文件引述一句刺眼的話，那是美國財政部長鮑森（Hank Paulson）所宣示的：「這是我的事業生涯中所見最最強勁的全球經濟。」但就在那天早上，《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曼（PaulKrugman，二○○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才指出，當前的信用危機，可能造成一場「債務違約連鎖效應」的噩夢，他還說，更糟的情況是政府官員無力因應。我心想，這一切都講不通，市場對於所謂次級市場的損失已經歇斯底里了。其實次級房貸只佔房屋貸款市場及其相關金融機構業務的一小部分，他們和沒有信用記錄或信用極糟糕的貸款人休戚相關。然而為什麼只因為一些房屋貸款無法付息而喪失抵押贖回權（foreclosure），就釀成了一場將近全球規模的股市暴跌和借貸體系的崩潰？畢竟，有問題的借款額度了不起只達到兩千億美元，和市值千百兆美元的全球市場相比，簡直微不足道。沒錯，全球經濟正在進行減少融資槓桿的過程──在房屋泡沫被戳破時逐步降低風險──可是市場好幾個月前就已經知道此事啦！情況真是糾纏不清，為何全世界最大型的藍籌股一開始就被次貸喪失抵押贖回權打得股價慘跌？其實這些公司自己可以透過內部融資搞定問題，根本不需要向銀行借錢。這一切發展都應該被視為整體問題的一環而已。無庸置疑，這會是很有趣的一天。同一週幾天前，「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的發言人信心滿滿的宣佈他們銀行沒有在次貸危機中曝險，旋即被迫承認該銀行確實誤踩地雷，損失額度不明、無法估價的房屋貸款，為此市場已經受過驚嚇。這番神祕的告白重挫歐洲與美國股市，也引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受到重擊的不只是巴黎銀行的股價──為何所有工業國家的股市都蒙受巨大損失？」
‧藏在次貸以外的危險
危機在短短幾天內就蔓延到商業本票市場，對貨幣市場共同基金來說，商業本票一向被視作最安全的投資基礎之一，這意謂現在美國的中心也出問題了，突然間本來全世界最安全、流動性最強（不涉及政府）的投資變成嫌疑犯，金融體制的根基面臨信心危機，當投資人把錢一股腦拿去買心目中最保險的短期投資產品（三個月期的美國國庫券）時，全球金融系統的血脈忽然出現危險，為什麼？因為這一來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就逐漸乾涸了。大蕭條時期的投資人和存款人在類似的恐慌心態下，把現金塞進床墊裡，而大企業就把現金儲備暫存在商業本票市場裡。八月的那個星期五，狂亂氣氛維持了一整天，聯準會的因應之道是為銀行體系挹注一百九十億美元，以保持銀行資金流通，並容許短期利率浮動調降（float down）。前一天聯準會才撥款兩百四十億美元，而心存恐懼的歐洲央行在危機的第一階段就投入驚人的兩千四百億歐元，顯然是相信歐洲的銀行正面臨嚴重的危機。儘管有這麼多救急現金的挹注，接下來一週的星期二，華爾街道瓊指數還是繼續下殺──先是跌了二百零七點，隔日接著再跌一百六十七點，不到一個星期之後，又是一道二百八十點的長黑線。八月十七日星期五，日本市場驚恐崩跌八百七十四點，跌幅超過百分之五，世界各地大多數股市似乎都呈現自由落體般下降情勢，債券市場也和貨幣市場一樣動盪不安，對民間機構充滿不信任，更多的錢湧入國庫券。
這時候再也沒有人相信誰了，於是大家都不肯借錢給別人，世界信用市場凍結，因為
沒有人確定自己的或有負債（contingent liabilities，即資產負債表所載之外的潛在負債）有多少。這個情況很危險，因為如果民間信用市場停止運作，整個經濟都會陷入危境──人們失去工作，退休金跟著泡湯，當房價跌到貸款額度以下時，一般家庭的淨值立刻消弭於無形。此時消費性貸款（汽車、信用卡等等）的利率開始飆升，意謂經濟遲早會遭到打擊。當我開始思索這整個情勢時，我領悟到事情的真相是，美國金融機構先前把他們一大部分遭到違約的次貸（他們的有毒廢棄物）安排到不同的控股機構中，化整為零變成許多小小的單位，然後賣給全歐洲和亞洲的金融機構；這些有毒廢棄物很快就蔓延到所有工業國家的金融體系，只是沒有人知道它們就在那兒──現在全世界的人可找到痛恨美國的理由了。切記一件事：這裡的問題不在於次貸亂局的規模，金融市場自己解決得掉次貸本身的麻煩；這裡的問題在於有毒廢棄物位於何方。誰罹患癌症？誰健康無虞？最終，問題在於資訊，或者說是缺乏資訊，很快滿腹疑慮的全球金融市場就會開始深究次貸問題以外的癥結，開始質疑全球信用體系的一條主動脈的可靠程度，那就是資產抵押證券（asset-backedsecurities，簡稱ABS，泛指所有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市場。
下一個星期五，聯準會採取進一步行動，一方面降低重貼現率，另一方面慷慨解囊借貸給銀行系統，目標是為美國銀行業築一道緊急安全保護圈，它的基本信念是假如銀行倒閉，美國經濟也無法倖免，最先感受到打擊的將是小企業，很快整個實質經濟和美國就業基礎都會承受重創。聯準會依然不確定哪些金融機構窩藏最毒的廢棄物，為了爭取時間，只好先穩定局勢再說。那個周末我更深入思考這件事情出人意料的轉折。一件相當不起眼的小事情爆發成嚴重大事，導致美國股票市值下跌將近百分之十（等到聯準會調降利率後才反彈），這場突如其來的風暴造成接近兩兆美元的損失，相當於美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六分之一。
就在危機當頭，還有人來攪局。喜劇演員（本身也是經濟學家）史丹恩（Ben Stein）寫了一篇引起眾多討論的文章刊登在《紐約時報》上，他認為對世界大多數地區而言，踩到次貸地雷的比重微不足道，因此全球的反應實在荒謬無比。這位演員兼經濟學家問道：「泰國、巴西或印尼的危機，本質上和拉斯維加斯（Las Vegas）住宅區的問題有何關聯？⋯⋯位於紐約長島的貸款公司為什麼又應該和它們有關係？」
‧一切導因於資訊不透明
這些問題的答案有一部分是我們生活在全球化的時代，金融市場已經透過金融工程的複
雜網絡國際化了，這個網絡就叫「證券化」（securitization），下一章我將會討論這個主題。
誠如任職芝加哥「晨星」（Morningstar）研究公司的賈克卜森（Eric Jacobson）所言：「今天各個不同市場之間充滿那麼多交互關聯，如果不是這些聯繫，彼此之間根本是互不相干的。」然而全球化無法解釋何以金融市場似乎在一夕之間脫離了現實，也未能說明接踵而來的混亂，對我們的未來有何意義。危機爆發幾個星期之後，我開始思考這一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金融市場前一刻還在反映強勁的經濟（美國財政部長自認是畢生所見最佳經濟），下一刻卻反轉直下，市場一片恐慌？明明是平靜的局勢，何以一夕之間竟化為對整體經濟體系的真實威脅？我所能想出的最佳比喻是，全球經濟市場有點兒像是一個富有、慷慨但偶爾犯妄想症的叔公，平常這位老好叔公會平靜、睿智的把錢分給家人使用，根據每個家人的情況，細心觀察風險高低和潛在投資報酬。可是有時他的妄想症發作，突如其來的深刻猜疑攫住他的心思，對眼前情勢忽然謹慎起來，這時心慌意亂的叔公會切斷金錢支助。是什麼引發這種突如其來的妄想症？其實不過是欠缺對當前情況的明確、可靠資訊。叔公認為他的親人沒有和盤托出他需要知道的事情，對他隱瞞某些消息。在二○○七至二○○八年間的「信用大危機」期間，這位老好叔公慌亂了，不只是因為次貸違約或美國房屋泡沫化蔓延到其他國家，世界金融市場早就很清楚這些發展了。恐慌心理增長的確實原因是，突然之間沒有人說得準，哪些金融機構手裡有次貸有毒廢棄物，以及相關成本的數字有多大。拜證券化之賜，金融體系突然變得複雜無比，使得情況更為嚴峻，因為證券化造成資訊不透明。當老好叔公為了資訊不透明而妄想症發作時，壞事跟著發生，恐慌席捲而來，在這個例子裡，叔公忽然開始懷疑金融市場複雜的新型債權投資工具到底價值多少，因為唯一能評估這些「紙上」證券的風險與價值的資訊來自信用評等機構，而他們純粹只透過繁複的數學模型來評量風險。
在某些情況下，欠缺透明度反而讓人愉悅，因缺乏實際資訊而衍生的金融泡沫，在這種愉悅的錯覺下更是如虎添翼；不過這一次的例子不一樣，缺乏可靠資訊導致全球借貸系統戛然而止，危險一觸即發。話雖如此，這段討論還有更廣泛的意義：金融恐慌的戲劇化竄升，其實直接肇因於過去二十五年來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全球化為世界各地帶來更多財富，造就海潮般變化多端、四處流竄的資本，競相追逐投資機會，這片資金汪洋已經變成政府的一大挑戰。
‧全球化的不完美之善
在這次大危機發生的多個月以前，我開始匯整寫這本書的一些想法，主題將是我們稱為全球化的不完美之善（imperfect good），我的假說是：過去二十五年來，世界金融市場的整合造就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創造財富、消弭貧窮的黃金時代，這是好的一面，隨著中國與印度加入全球資本體系，工業化國家在這段了不起的時期中完成了幾近奇蹟的成就，短短二十餘年內，全球自由市場的勞力增加了一倍以上──從二十七億人增加到六十億，而且沒有引發革命、街頭暴動，甚至沒有人威脅關閉國際貿易體系。
這項令人嘆為觀止的成功，源自全球性的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在柏林圍牆崩塌
的推波助瀾之下，越來越多人相信經濟成功並非靠政府甚至大企業，而是靠願意承擔風險的全球企業家不斷創新而成。這個階段容許經濟體持續自我再造，最重要的是，這樣的創新和經濟再造，也得力於現代化的全球金融體系，納入資本配置、風險評估、在自由貿易氣候下跨界投資等思維。
儘管還是發生金融危機，但是經濟全球化確實帶來一波前所未見的繁榮──光是在美國
就創造了四千萬個新工作，而且時間橫跨共和黨與民主黨總統任內，這個數字比其餘工業國家所加總的新工作機會更高。
在這四分之一個世紀中，道瓊工業指數從八百點攀升到一萬兩千點，如果未來二十五年要比照過去這一段的漲幅，道瓊指數將須上漲到十七萬點以上。一九八二年，也就是在全球金融市場整合階段之初，美國房屋淨值相當於十一兆美元，根據聯準會的估計，今天這個數值已超過五十六兆美元。即使考慮通貨膨脹因素，調整之後的房屋總市值，也是驚人的財富創造成就。從一九八○年至今，全球金融資產的總價值從十二兆美元暴增至一百四十兆美元，漲幅高達百分之一千一百六十六。全球金融資產佔世界生產毛額的比例，也從一九八○年的大約百分之一百，增加到如今的百分之三百二十五。
現在來看壞的一面：當前壯觀的全球經濟既不穩定也讓人不安，隨著工作與投資繞著全球跑，由於這些規模龐大的轉移現象，體制下的經濟利益往往分配不公。如同《財星》（Fortune）雜誌的依絲頓（Nina Easton）所寫的：「在步調快速的全球經濟下，要在職場上出人頭地必須靠爭逐機會（而非順服正式規定），靠持續不斷再造自己的事業（而非仰賴服務年資），以及靠自己拿出儲蓄來投資（而非依賴公司退休金），因此很缺乏安全感。」
‧削減貧窮最成功的黃金時代
儘管這個新時代創造出龐大的財富，然而自由流竄的全球資本和充裕的資金，也伴隨
許多危機。在《瘋狂、恐慌與崩盤》（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一書中，作者秦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詳細敘述金融危機的完整歷史，然而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說法，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繁榮也是金融危機的高峰時期，次數遠遠超過全球化之前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諷刺的是，在這一段時間內，因為通貨膨脹和失業率維持相對穩定，整個世界從中獲益良多。面對這些不同的經濟因素，如何理出因應之道，才是今天全世界的政治人物最關鍵的議題，假如他們對目前流動性和信用情勢的不確定性採取過度反應，就會出現金融與經濟反轉的危險，屆時人人都會受到影響；諷刺的是，最善意的措施反而可能導致更高的利息、更多人失業、更孱弱的證券市場、更少慈善捐款，以及全球貧窮人口無情的增加；反之，如果政府體認到資本市場的脆弱，採取謹慎設定目標的新策略途徑以因應這個美麗新世界，那麼這些負面結果並不一定會發生。
毫無疑問，過去二十五年中雖然金融情勢不穩定，不過自由化的全球金融市場和自由貿易，已經創造出寓言故事中那隻會下金蛋的鵝，也就是政治自由、財富創造、削減貧窮等方面的成果。舉例來說，一九七五年全世界一百四十七個國家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五被視為民主國家，如今在全球化市場進行二十五年之後，這個數字已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八。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就說過：「在今天極為不平等的世界中，貧窮者是那些沒有太多機會接觸全球化的人，他們被拋棄了。」
‧商業化可以帶領人們脫離貧窮
超黨派「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赫夫包爾（Gary Hufbauer）指出，美國「拜全球化之賜，每一年都增加一兆美元的財富」，這個數字接近美國國內生產毛額的十分之一，換算起來每一家庭每年可增加一萬美元所得，相當驚人。赫夫包爾與加拿大經濟學家鐸布森（Wendy Dobson）在兩人合著的《世界資本市場：G-10國家的挑戰》（World Capital Markets: Challenge to the G-10）裡斷言，因為資本流動自由化所產生的經濟利益，如今已經等於或超過貿易自由化所產生的經濟利益。
已故的《華爾街日報》社論版編輯巴特利（Robert Bartley）寫過一本關於雷根總統時代經濟情況的書，叫做《豐厚的七年》（The Seven Fat Years，指的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到一九九○年七月），如果有人要寫續集，書名應該取為《豐厚的二十五年》，納入柯林頓總統主政期間了不起的和平與繁榮盛世，柯林頓堪稱是新全球金融體系的大贏家。
這四分之一個世紀也代表了人類歷史上減低貧窮人口最成功的時期。二○○六年我自己辦的《國際經濟》雜誌，設法評估全球化金融市場自從一九八○年以來對減低貧窮人口所做的貢獻。我的立場是要求研究者的出身不能是任何政府單位或依賴與世界銀行打交道建立關係的智庫，也不能來自任何民間反貧窮組織，因為其中有許多人不信任市場機制幾乎到了病態的地步；這個研究者也不應該自以為是的懷抱某種意識形態的使命。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波森（Adam Posen）正好是我們雜誌的執行編輯，他推薦鈀拉（Surjit Bhalla）來研究此主題，鈀拉曾是世界銀行的官員，也曾是高盛投資公司（Goldman Sachs）的合夥人，目前的身分是私人投資者，思想和研究是出了名的獨立公正，他接下了這宗任務。鈀拉的結論是：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代表了削減貧窮的黃金時代。傳統上界定貧窮的標準是每人每日所得一美元以下（這個標準廣為國際機構採納），根據這項標準，自從一九八○年以來，大約有十億人口被排除在貧窮等級之外。
我們換個說法，在一九五○到一九八○年期間，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機構財源充裕，正處在得意盛世，然而全球貧窮人口卻顯著增加，那段時期政府支出龐大，包括對開發中國家大舉借貸和援助，這些立意良善的努力最後都失敗了，原因是接受救濟的國家缺少有效率和誠實的機構執行助貧計畫，結果政府對政府的金錢物資轉移，效果統統令人失望。
真正削減貧窮的黃金時代，始於全球化市場開始發展的一九八○年之後，貧窮人口下降了百分之二十，成效令人稱奇。中國與印度雙雙擁抱創業型資本主義與降低關稅，一如預期成為兩大轉捩，即便向來和貧窮脫不了關係的拉丁美洲和非洲，也開始在公元兩千年出現貧窮人口下降的景象。
無疑的，世界依舊有很多痛苦與災難，仍然需要更多公共與私人部門的努力，尤其是對抗肆虐非洲的愛滋病危機。此外，每天一美元的貧窮線指標可能也太低了，這個數字是在一九九四年以美元基準線評估訂定的，至今還是產業界使用的標準。可是如果只看最終的基本成效，就會發現金融整合的全球體系下所運作的創業型資本主義，似乎是唯一能夠確切降低貧窮人口的模式；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裡，脫離貧窮的十億人口都是見證人。
我再強調一次，以上這些並非暗示減緩健康與醫療問題的努力不重要，像比爾蓋茲伉儷之類眾所矚目的慈善家在這些方面出錢出力，十分值得我們擊掌肯定；搖滾明星波諾（Bono）公開抨擊世界銀行與跨國製藥公司，也是重要而值得推崇的義舉。不過這些努力和資本主義市場所擁有的威力相比，只能算是雕蟲小技，波諾本人也明白這一點，二○○七年三月他對《紐約時報》說：「我從非洲學到的教訓之一是，商業會發揮作用，帶領人民脫離極度貧窮。」雖然全球化有其瑕疵，有時令人失望，而且常常難以預測，但它確實是個令人刮目相看的創造財富的機器。然而經過二十五年傲人的經濟績效之後，我們依然不曉得全球化的所有意涵──包括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可以肯定的是，儘管全球化體系已經快速發展了好幾十年，大部分政府官員和政客還是對當今經濟的獨特體質不甚了解。
‧全球經濟是高度動態的有機體
對很多人來說，經濟指的還是靜態的實體，需要在階級鬥爭的新興時代裡靠著政治角
力來爭取；事實上，全球經濟更像是高度動態、活生生的有機體。《新聞週刊》（Newsweek）的薩謬森（Robert Samuelson）舉出一個令人側目的數據：「每三個月，美國就有七百萬到八百萬個工作消失，但同時也創造出數目相當、甚至更多的工作機會。」最重要的是，這個新的全球經濟和舊體系截然不同，過去大企業和精英主管在舊體系下弄出一套全球控制系統，以維持相對穩定，如今剛好完全相反，大企業無時無刻不面臨過時被淘汰的威脅，威脅來源是那些敢冒險、超大膽的個人創業者，他們本身也恆常面對失敗的可能。正如IBM一度遭到微軟威脅，如今微軟也受到新興網路公司的威脅，譬如Google或開放來源作業系統Linux。
眼前的情況未來會演變得更複雜，原因是我們正邁入一個新的互動年代，透過網際網路而形成的大規模合作，正在改變創造生意和附加價值的方式，從下而上的動能可能逐步承接全球經濟。後文將會討論這種方式在中國的情況：現在中國政府實施了怪異的新政策，想要監視網路內容，然而最終我們只能夠擁抱全球化市場，然後巧妙的引導它往好的方向走，儘可能降低負面、不希望看到的後果，除此之外，在這個加速動盪的世界裡，我們真是沒有別的選擇。如同前美國總統柯林頓在公元兩千年的國情咨文裡所說的：「沒有回頭路可走，我們的社會既開放又有創意，比其他社會更有機會獲益。」
全球化創造大量財富的結果，使得世界金錢淹腳目，過去幾十年中，這些錢當中有許多在美國找到避風港，紐約聯邦準備銀行外匯部門的前任主管寇斯（Dino Kos）觀察到每天都有大筆資金流入，他在信用危機爆發之前如此歸納整個情況：「那兒有汪洋大海般的流動資金，生產力革命已經全球化，整個世界比我們過去所知的任何時代更富裕，而且富裕得更迅速。」確實，有一陣子世界上可用來投資美國和其他工業國家金融資產的獨立資本過於浮濫，全球投資機會竟然供不應求。舉例來說，一九九五年共有六點五兆美元淨外國資本流入美國，比同一時期的美國貿易赤字高出一點七兆美元。國際體系失衡，這說明了美國現任聯準會主席柏南克（Ben Bernanke）為何呼籲全球重新平衡的長期政策，他主張美國需要「將生產非貿易產品與服務部門的資源抽出來，轉移到生產可貿易產品的產業上。」他的意思是：美國需要降低預算赤字和減少依賴外國石油，同時擴張產品與服務的出口；至於其他國家則需要刺激國內需求，這樣他們才能購買更多進口商品，減少依賴出口產業。然而這樣的轉移曠日費時，在此同時美國將需倚賴外國投資。
更甚者，美國政治圈內有些人已經把外國投資比喻成洪水猛獸，威脅美國的生存；其實情況沒有那麼簡單，真正威脅美國生存的，反而是大眾普遍認為美國不再歡迎外國資本。過去幾十年來，全球投資人都把美國經濟視為國際資本的安全避難所，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研究顯示，美國企業接受直接外資融資的數目十分龐大，比其他國家的民營企業平均高出百分之三十二。對全球金融體系來說，美國一直是極具吸引力的投資標的，直到全球體系重新平衡之前，只有傻瓜會想要改變這項認知，屆時美國赤字會重新上軌道，而世界其餘地區則會重新架構其經濟，變得比較不依賴出口。可是眼前並非恰當時機，反對外國資本的民粹主義政治主張，已開始令全球金融市場貿易商和投資人感到緊張，他們問：美國的民粹主義份子了解他們玩火的限度嗎？
‧流動性資本的意義與重要性
到頭來，全球化經濟的未來是奠立在以下這些基本問題上：流動性的定義是什麼？為何流動性（和信貸可得性〔credit availability〕）前一刻還多到過剩，下一刻卻完全消失了？在擴張的全球經濟下，流動性可以反映真實的價值成長到什麼地步？
要說明流動性，也許最好的比喻，是汽車引擎裡的機油，如果機油只積在引擎底殼，就算還有足夠的油量，引擎照樣無法動彈，因為機油需要在整顆引擎裡面自由流動，才能發揮作用。
當前各國中央銀行都在奮力解決流動性不足的問題，當發生金融恐慌時，流動性（機油）可能忽然迅速流到某個方位（引擎底殼），以今天的經濟來看，就是資金只購買短期政府債，當信用緊縮發生時，整個經濟與金融體系都岌岌可危，引擎的活塞很快就停止活動。舉個例子，一九九七到一九九八年間的亞洲與俄羅斯金融危機期間，全球流動性資金瞬間枯竭，二○○七至二○○八年的信用大危機也伴隨類似的發展。這兩個例子都很嚇人，不過流動性怎麼會乾枯得這麼快？還有，我們所說的流動性背後，究竟是什麼力量在推動？
當你把層層外衣剝去，只留最基本的精髓時，不論用什麼字眼或行為來界定，流動性拆穿了就是信心而已。美國聯準會理事華爾許（Kevin Warsh）就是持這種看法，他主張：「當人們相信經濟數據良好時，流動性充沛的條件就成熟了。」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 以前擔任聯準會主席時也贊成，流動性只是信心的另一種說法罷了。本書後文會再說明我和這位前任主席曾經討論過幾次，中央銀行為了如何提振信心，把銀行重任化身為精心排練的「劇場」，而看戲的觀眾就是金融市場。由此觀之，流動性依賴市場信心至深，因此可預見的未來，政府決策者將不能在這方面犯任何嚴重的失誤。次貸危機期間，世界各國中央銀行從一開始就灑下大筆銀彈挹注可以動用的「流動性」，然而信用危機依然持續，原因就是全球市場對金融架構缺乏信心，包括對金融體系真正評估風險的能力欠缺信心。
事實上，世界金融體系的存亡繫於縝密的全球信心競賽，金融市場的規模已經和政府相當，變成巨大的猛獸，除了建立信心之外，別無保持穩定的辦法。政府本身無法靠頒布命令來重建秩序，只能給市場一個政府有能力應付問題的印象。
看看瑞士銀行（UBS）的例子，它不但是瑞士最大的銀行，也是世界首屈一指的金融機構，在二○○七到二○○八年次貸危機期間，瑞士中央銀行官員錯愕的發現，光是該國一家銀行（UBS）的曝險金額就超過兩兆瑞士法郎──這是瑞士國民銀行（Swiss National Bank）所給的數據，然而瑞士全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僅有四千七百五十億瑞士法郎，萬一發生恐慌和嚴重資金外流，光是這家銀行的負債就是全瑞士整個經濟體的四倍不止。換句話說，一旦危機發生，就算政府官員想拯救該國金融體系，也沒有足夠本錢這麼做。世界其他工業國家發現，他們的處境也和瑞士雷同，尤其是許多金融機構介入高額融資借貸（以現有投資資產抵押借貸，以進行新的投資），更讓他們坐立難安。
‧政治的不確定引發更多恐慌
對當今的政府決策者而言，金融市場的恐慌至今仍是謎團；不論何時，只要人類的妄想症一發作，不確定感就會氾濫成災。至今專家還在辯論是什麼因素（或哪些因素）導致一九八七年美國股市崩盤。以今天的比例來看，那場股災相當於道瓊指數一天內下跌三千五百點。一開始傳統理論把崩盤怪罪於投資組合電腦化控管風險的機制，造成股市一開始下跌到預設停損值後，引發後續的賣盤殺出。不過現在我們已經很明瞭，當時的情況完全出於一連串看似良善的政策，但它們統統加在一起後卻嚴重打擊信心，導致國際金融秩序突然崩潰。
市場投資人相信，政府官員正在阻撓經濟全球化，這一來蔓延成更廣泛的投資人驚恐莫名、信心盡失，這時候決策者又犯了一些小錯，累積起來如滾雪球般一發不可收拾，數百萬市場投資人對未來喪失信心，終於導致可怕的後果。拿過去這個例子和今天的情況做比較，並非無的放矢。
舉例來說，一九八七年秋天，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貝克（James Baker）和德國財政部長史托騰伯格（Gerhard Stoltenberg）為了美元和利率公開爭論，此舉造成外界產生國際金融秩序不穩定的印象，先前雷根政府才對日本實施貿易制裁，也對自由貿易的未來投下變數。在股市崩盤前一週，眾議院歲入委員會（The 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宣佈將提高徵收與企業轉手有關的負債稅，這讓許多市場投資人解釋成金融市場的大空頭。大約就在那個時候，美國眾議院的一個次級委員會通過一九八八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蓋哈特（RichardGephardt，他在二○○八年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參選總統時擔任她的顧問）所提的修正案，要嚴厲制裁那些對美國貿易出超的國家──上面這些發展加總起來讓市場感到恐懼，害怕全球資本流動將面臨中斷的危險。
最終結果是，一九八七年一些看似無害的政策失誤和不謹慎的政治姿態累積起來，幾乎擊垮了世界股票市場，連全球經濟也受到牽連。金融市場神經緊繃，突然間認為強權大國不願意合作，於是股價在一夕之間跌跌不休，造成史上少見的金融恐怖景象。沒錯，事後投資人感受到七大工業國家（包括法國、德國、日本、美國、加拿大、義大利、英國）在危機爆發時聯合採取行動的誠意，有助於後來股市的反彈，不過反觀今天檯面上的主要角色──包含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其他生產原油、儲蓄過剩的國家──萬一往後發生嚴重的市場崩跌，當年那種多國同心齊力的合作精神，恐怕不太容易再出現了。
‧金融不穩定已成常態
有一件事很明確，那就是自此而後金融不穩定已經成為常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艾欽葛林（Barry Eichengreen）和紐澤西羅格斯大學（Rutgers）的柏爾多（Michael Bordo）這兩位經濟學家認為，未來的金融危機比一個世紀以前「普遍兩倍」。二○○七至二○○八年間的金融大危機正是最恰當的例子，不過當前獨立的流動性新汪洋資金會進一步枯竭，引發全球財富機器停擺嗎？令人遺憾的是，前景無法讓人安心，因為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客也可能重蹈美國的覆轍，尤其是關於保護主義和金融市場法制化方面，更是可能弄巧成拙。前景混沌的地方有很多，但是「政治不確定性」算得上是最讓人苦惱的其中一個。美國國會裡，不論共和黨或民主黨都有反對全球化的議員，他們背後有一些擔憂國際競爭帶來不確定的利益團體撐腰，勢力相當龐大，這些議員已經替「全球化」貼上「使世界向下沉淪」的標籤。二○○八年初進行的美國總統候選人提名角逐中，民主黨（由前參議員艾德華斯〔John Edwards〕領軍）與共和黨（由前州長赫克比〔Mike Huckabee〕帶頭）不約而同提出極為相似的反全球化主題，其他大多數候選人也拒絕替全球化背書，原因是全球化固然創造大量財富，卻也製造了廣遍的焦慮，過去外包到海外的工作只限於低技術勞工，如今對中產階級職位已具備真實的威脅。事實的真相是，美國至今仍然是工作機會的淨「內包者（insourcer）」而非「外包者（outsourcer）」，外國人在美國的投資金額比美國人投資海外的金額多出五千億美元，正因為如此，美國每年才能夠創造兩百萬個新工作機會。
‧工作外包的全球化辯論
經濟學家韓森（Gordon Hanson）與芬斯查拉（Robert Feenstra）的一項研究指出，工作外包反而提高了非技術勞工的實質薪資；狄金斯（William Dickens）與羅思（Stephen Rose）這兩位經濟學家則認為，批評工作外包政策的言論過度渲染：「現代的市場經濟時時摧毀和創造數以千萬計的工作，這完全出於市場的動能，全球貿易在工作機會的興衰方面扮演極渺小的角色。目前造成失業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國內競爭所致。」麥肯錫 （McKinsey）顧問公司的貝利（Martin Baily）與哈佛大學的勞倫斯（Robert Lawrence）也同意這項說法，他們指出製造業從業人員的失業個案中，高達九成源自於國內因素，主要是技術日新月異使企業減少用人。
然而全球化貿易體系持續在改變，未來幾年的經濟變動可能從製造業轉移到服務業。中國、印度和其他亞洲經濟體可能很快就會達到製造產能大量過剩的狀態，為了保持經濟成長，這些國家將會把重心轉移到服務業，也就是美國和英國的經濟主力（以美國而言，超過八成工作都屬於服務業）。即使美國的工作機會依然是淨內包，但是服務業從業人員感受到的焦慮還是揮之不去，而且很沉重；會計師、律師、放射線技術師和其他專業人士，早已害怕自己的生計被外國競爭者搶走，就算有些專家覺得這種對於服務業外包的恐懼有點兒誇張，但是「恐懼」本身仍然是個威脅。
舉例來說，像哥倫比亞大學的巴格瓦悌（Jagdish Bhagwati）等經濟學家就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在服務業的範疇裡，「近在咫尺的工作通常是無法取代的」，因為目前服務業的外包工作多半是在「遠距離進行」。我同意前述的威脅是過度誇大了，不過焦慮的「感覺」是很真實的，它會引發美國政壇對全球化極為真實的反擊，可能造成全球市場高度動盪不安。事實上，美國國內反對所謂大企業利益的民粹不滿情緒，每一天都沸騰得比前一天更激烈。
令人憂慮的問題是，這些政客是否了解，他們真的能夠只靠修補法案或行政法規來控制這個全球體系，而不致於衍生意外的負面後果？但他們能夠做的其實很有限，這個情況似曾相識，一九六○年代英國政府也曾做過類似的修補工程，他們禁止人民把錢帶出國，想藉此控制金融體系，這項精心設計、看似善意的政策，目的是防止英鎊貶值（儘管英國在高通貨膨脹時期推出可議的擴張性政策），不料卻造成災難性後果，幾乎摧毀了英國中產階級的儲蓄。基於這樣的前車之鑑，政府決策者在修補經濟時，更應該顧及人性的一面；全球市場可能是暴躁易怒、無法預測的猛獸，隨便就會被挑撥失控。
我們今天生活在奇怪的新時代中，除了少數出口大宗商品的國家（俄羅斯和其他產油國）之外，全球經濟越來越不受各國政府的管控，即使中國的中央政府也無法輕易控制整個國家，當市場可以把資源分配得更恰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卻錯誤的想要嘗試微調經濟。
‧政府機構的角色被邊緣化
舉個例子，像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第三世界債務國的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都曾是幫助協調資本流動的政府機構，隨著新興市場還清了債務，整個世界現金充沛，這些政府機構莫不努力爭著維持和過去一樣重要的國際角色。
他們連一分鐘都浪費不起。中國與印度政府早已在新興市場各地穿梭，雙手捧上廉價（補貼過的）貸款，條件是綁上交換農礦物資的合約，尤其以石油為最。然而這些行動已經升高了整個全球經濟的緊張與仇恨，越來越多人認為中國雖然從全球產品貿易體系中獲利，卻對穩定這個體系沒有什麼貢獻，有時候甚至還破壞它的穩定。
基本上，中國和其他國家喊價喊得比世界銀行低──而且他們和世界銀行不同，貸款時不會要求對方達到環境或人權標準，在此舉一個例子證明中國、印度和其他國家正在使世界銀行、IMF和其他機構邊緣化：二○○七年四月十四日的那個周末，工業國家的財政部長與中央銀行總裁，正在華盛頓召開重要的IMF與世界銀行聯合會議，中國代表根本不屑出席；下一場會議選在同年十月初舉辦，這次中國派遣的出席代表是無啥權力的中央銀行代理行長，而不是最資深的官員，這些高官缺席的理由是：他們忙於處理國內更急迫的事務，無暇與會。
我將在第四章說明未來幾年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具有不安的潛在本質。二○○○至二○○三年間擔任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首席貿易顧問的馬斯泰爾（Greg Mastel）指出，未來將會發生許多動盪情勢，包括對環境政策的莫衷一是。馬斯泰爾主張：「假如中國將其鋼鐵或化學工業從溫室氣體排放管制中除名，或是大量補貼這些工業，那麼美國和歐洲與之競爭的產業，勢必處於極度劣勢。」這是因為世貿組織（WTO）的會章讓美國和歐洲的競爭力相對弱勢，無力以提高中國進口產品關稅作為有效的因應。WTO只容許在「保護會枯竭的自然資源」的情況下採行貿易限制。至於因應國家環保政策所制定的貿易行動準則，根本是一團含混，馬斯泰爾預見美國和歐洲將可能目睹自己的核心產業被不公平的掏空，但政府卻束手無策，沒辦法採取合法的因應行動。
‧保護主義對抗自由貿易
然而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裡，資本流動構成美國預算和經常帳不平衡，有一項假設仍然不變：全球資本必須繼續自由流動。如果因為政府的干預、拙劣的黨派政治，或是為了與中國的貿易戰導致國際秩序瓦解，使得資本流動停滯下來，那麼負面效應將大得難以估計，因為全球貨幣經理人是互通聲息的，在情緒和心理左右全球金融市場的新世界中，只要稍微露出保護主義經濟或兩國開啟經濟領土保衛戰的端倪，就會釀成災難性的後果。
我們可能不喜歡這套體系相互依存的本質，但是它卻是當前的現實，而這個相互關聯的新世界裡，悲觀主義可能具有高度傳染力，市場理論學家已經在猜測，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背後的勢力正朝向迎面對撞的路徑發展，萬一美國決定走上貿易保護主義的道路，那麼世人對於資本自由流動的全球創業模型本來具有的信心，勢將危在旦夕。全球經濟的危險極高，因為今天保護主義者的牢騷，很可能發展成明天的貿易和物資戰──引來流動性更遲滯的駭人時代。
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美國兩個政黨一致贊同，開放市場、高速發展的創業型資本主義，與自由流動的國際資本市場代表經濟成功的神奇配方，財富來自於想像、發現和創新。過去數十年中，美國證明自己是技術突破的真正溫床──從隨身影音播放器iPod到網路搜尋引擎Google，到影音分享網站Youtube，莫不說明這個事實，只不過現在情況正在改變。
中東錯綜複雜的政治情勢，人們對信用市場和金融架構的信心崩潰，加上全球普遍的不穩定性，都為美國的創新主意蒙上一層陰影。這也難怪在次貸相關危機發生以前，美國的企業總裁就開始買回自家股票和購併其他公司，也不願冒險投資新事業。國會意志消沉、投資案核可件數創新低，都使得美國發展全球化經濟的前途信心下降，政府顯然正在慎重考慮讓經濟冬眠一陣，以降低風險，取得某種錯誤的安全感。
‧全球經濟的可能演變
最近有人要求我舉例說明新的全球經濟會怎樣進一步演變。可能性有千百種，畢竟之前誰能預測出美國的次貸崩盤會釀成全球性災難？我說，想像一下，如果華盛頓的官員更深入干預制定美國的會計標準，使得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之間呈現明顯的優劣勢之別，可以想見此舉將會孤立美國，讓外國投資更加卻步。
或者想像一下，假如美國國會對擁有美國公司的外國企業主設下投資障礙，世界其他國家則提高稅金或以更嚴格的法規來懲罰當地的美資企業作為報復，你以為這樣的民族主義高漲的現象言過其實？二○○五年美國眾議院有十五個民主黨議員違背黨意，支持中美自由貿易協定（CAFTA），自此之後，被稱之為「CAFTA 15」的這些議員被逐出民主黨，原因只為了違紀贊同自由貿易。
想像民粹主義政治浪潮興起，修改美國稅法中的最低賦稅制，對年收入超過兩百萬美元的個人課徵百分之七十或百分之八十的所得稅，那麼美國將會有大批企業和金融服務業外移到其他國家，對於國內慈善公益團體將造成財源的嚴重枯竭。或是想像一下，杜哈貿易回合談判（Doha Trade Round）永遠中斷，全球自由貿易共識化作泡影，整個情勢岌岌可危，突然新興市場政治領袖發飆了，對世界各國揚言不再保障專利，也不再償還任何以「公共利益」（譬如藥品和水處理設施等）為名義所取得的貸款。美國接著提高貿易壁壘作為報復，於是全球商業墜入深淵，而金融市場則徹底崩潰。
想像一下，華盛頓決定限制智慧財產跨國移動，美國大學禁止招收外國研究生，幾年之內，美國就會變得像歐洲一樣──創新能力大不如前。
再想像一下，某些以善意為出發點的行政稅或對美國國庫券市場進行小小的法規變革，造成了美國公債價值迅速下跌，然後日本或法國一群積極的債券交易商把握機會，好好利用這次的情況改變，把美國債券市場推進廣泛的混亂與崩跌。或想像美國與歐洲採取一致行動，嚴格規範能源效率，他們制定環保標準，對來自高排碳量國家的進口商品課徵稅負，頭號嫌疑犯就是中國，如此一來中國也不甘示弱，立刻對美國農業和金融業產品課徵高關稅，於是導致華爾街股市慘跌。
想像一下，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 美國發生安隆〔Enron〕、世界通訊〔WorldCom〕公司的財務詐欺醜聞之後，立法機構為了加強公司治理而通過的監管法案）之後的謹慎氣氛如果持續下去，美國企業競爭力將會慢慢被蠶食殆盡。想想美國人自覺不再是第一名時，會衍生出什麼樣非預期的後果？競爭力下滑，美國人開始惱羞成怒，接著國會採取行動，情勢越演越烈，而維繫新全球經濟存亡最要緊的流動性則進一步乾涸，利率飆漲，經濟陷入恐怖循環，一般投資大眾根本無處可逃。
全球體系隨著日子的推演變得越來越脆弱，近來國會被賦予更大的政治影響力，使其能左右「美國外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簡稱CFIUS），這個政府機構握有實權，可以根據國家安全的理由，取消外國人在美國境內的投資，它扮演重要的公共政策功能，盯緊十來個外國的國有投資基金（SWF，也就是所謂的主權財富基金），這些基金的宗主國都很依賴商品壟斷，例如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俄羅斯等等，控制的資金大約在兩兆五千萬美元之譜。
‧全球金融市場即將毀滅？
不過，問題的重心在於這些加緊監視主權投資基金的必要努力，是否逾越了國會基於國家安全理由而被賦予的法定監視任務？就初期跡象來看，情況並不樂觀，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已經在執行比美國計劃更嚴格的法規，人們懷疑歐洲官僚正在利用目前的情勢，加深對一般金融市場的法規控制，他們的目標之一是保護境內企業，對抗傳統上競爭力更高強的美國金融服務業。
‧中國大手筆投資工業國市場
不過西方政治圈對這類主權基金的焦慮感根本無法消除，畢竟中國、印度和產油國家控制了世界上大量的超額儲蓄，到頭來，美國人能從容任由KGB控制的俄國政府或中國政府購買微軟、Google ⋯⋯甚或波音公司（Boeing）百分之十或十五的股權，而且在董事會占有席次，任意接觸獨家資訊嗎？如果不能，俄羅斯、中國、沙烏地的政府又將如何應付在他們國內擁有大量投資的西方資本？全球市場中的自由企業，和夾帶政治議題的政府控制資本工具所做出來的策略導向決策，兩者之間該如何劃分界線？
我最近到歐洲旅遊，和一位歐洲重要大國的央行總裁會面，他對我敘述不久前去參訪上海的經驗。招待他旅遊上海市的中國政府用車子接他，去參觀一個離上海三十五分鐘車程的「新市鎮」，那兒全都是嶄新的辦公大樓，但是全都空蕩蕩的。這位歐洲官員詢問主人：「這些建築宏偉壯觀，但卻都是空的，為什麼？」中國主人回答：「辦公大樓不會空很久，很快就會進駐我們政府新設立的海外投資機構的員工。」歐洲人說：「我看得出來，貴國政府正在重新界定中央政府存款準備的概念，這些錢不再是央行存款準備，而是貴國政府準備到全球大肆採購的投資資本。」中國主人回答：「差不多就是那樣。」這又引出另一個問題：其他工業國家是否備妥有效的策略，以便了解這類計畫投資金流的本質？
更令人迷惑的是，到目前為止，大部分主權財富基金只對消極、非融資性、長期投資西方企業感到興趣，這點真是諷刺。換句話說，至今看來萬一市場反轉，他們竟可能是最後才會脫手的人，真是謝天謝地。下一章我會討論當前一批批四處流竄的國際投資客，也就是所謂的避險基金，假使發生全球經濟下滑的情況，接下來很可能的發展是：避險基金看空全球經濟，而大型主權財富基金則與工業國家的中央銀行並肩合作，大手筆投資工業國的市場，以對抗悲觀氣氛。然而更叫人錯愕的是，有些立場較為獨立的小型主權財富基金，可能會透過投資私募避險基金去放空市場，投資方式是經由國際交易的集體標的，又稱基金的基金（funds of funds，專屬投資基金的基金）。
這些林林總總加起來，顯示當前的世界正逐漸遠離近幾十年來的全球化模式和掙脫羈束的自由市場，反而趨向類似十九世紀的全球化模式──那種關起門來較勁、談生意、神經緊繃的新重商主義時代，其基礎是野心勃勃的國家政治議題，以及由政府控制的資本移動。民主導向的工業國家這幾十年來促成了七大工業國天真、善意的政策合作，儘管成效有限，但那麼一點兒成就也在迅速消失，最終整個全球金融市場毀滅的可能性越來越高了。不相信嗎？近來油價飆漲的因素之一就是那些坐擁金山銀庫的主權政府，中國、印度和其他主要石油消費國家預期油價會漲得更兇，紛紛增加能源儲備量，因此扭曲了市場。分析師瑪爾姆葛仁（Harald Malmgren）指出：「預期價格上漲也降低了（產油者）提高產量的誘因，因為地底下的油藏看起來就像不斷增值的資產。」其他正在儲備石油的全球角色包括軍方、農民、貨運公司、肥料與塑膠工廠、發電廠和其他大型用戶。請注意，如果能源價格繼續往上飆升，對世界糧食價格的衝擊將十分駭人，因為肥料和農產運輸的成本勢必暴增。
‧美國的堡壘地位開始動搖
在金融這個領域，今天的世界正在承受某種結構性的改變，過去美國被視為信任感的堡壘，因為它的透明、法制、良好的政治環境和整體條件，都孕育出更高的經濟生產力，如今卻開始遭到世人的懷疑，當其他國家競相模仿美國提升生產力的實際作法，也開始吸引全球資金前來投資時，美國人發現自己的地位動搖了，結果，讓美國登上全球金融活動中樞寶座的一切理由，現在開始逐漸把美國從那個位置上推走──這個情況和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處境，其實頗為類似。
讀者還是不相信我的說法嗎？最近有位瑞士的銀行家向我描述一家中國企業股票初次掛牌的經過，該公司取得這家瑞士銀行的融資，金額並不是很大。這家中國企業在進行交易時罕見的跳過紐約和倫敦金融中心（這兩個地點是傳統全球金融仲介的中樞），反之，它直接向杜拜的金融界招手──這在十年前根本是聞所未聞的事。由於眼前美國金融體系環繞著不確定性，特別是次貸風暴方興未艾，美國正面臨風險，恐將失去全球投資人信賴堡壘的獨特地位。這正是世界資本市場已經變得搖搖欲墜的原因，世界正處於喪失舵手的危險邊緣──儘管有瑕疵，美國這個全球化經濟的舵手，畢竟是一貫擁護自由貿易和開放資本市場的可靠力量。為了真正了解眼前的危險，我們必須認識自己是怎麼走到這步窘境的，換句話說，當初全球化是怎麼發生的？而眼前又將出現什麼駭人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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