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孩子缺乏創造力、想像力？不懂得與人分享嗎？你的孩子過胖、注意力不集中或有憂鬱、躁鬱傾向嗎？你的孩子是否寧可待在家上網，也不肯到戶外走走？即使去了戶外，還是戴著耳機聽隨身聽？他們可能只是患了「大自然缺失症」！

　本書告訴您，如何親近大自然，善用純正天然的綠色治癒力。讓孩子和蒲公英對話，激發他的想像力和天賦；讓孩子同溪流和小魚玩耍，學會傾聽和專注；讓孩子在白雲微風下奔跑，擺脫不健康的肥胖因子；讓雨水陽光洗淨並晒乾他陰鬱幽暗的心……如果你也關心我們的孩子，請翻開這本書，讓他們自己在大自然中去看、去聽、去聞、去感受、去嘗試，教會他們與大自然重修舊好！

　作者理查．洛夫長期關注兒童與自然議題，在本書中他點出了兒童與自然之間令人震驚的隔斷。作者以他親身採訪過的眾多案例，結合包括環境心理學、自然史學、人類生態學、神經生物學、教育心理學等各領域學者的論點與多年研究證據，點出自然棲息地的消失，以及人與自然環境的隔絕，如何使得現今在電子產品環繞中成長的下一代，大量出現過胖、注意力不集中、過動和抑鬱症狀等令人擔憂的兒童發展趨勢。

　這是第一本總結了眾多領域對於「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研究成果的書籍，作者不僅僅敲響了一記警鐘，更分別從家長、老師、教育學者、政府單位、都市計畫等各個面向，提出為治癒這一斷裂現況的實用改善之道，包括父母如何帶領孩子親近自然，改善孩子的注意力不足症狀；教育者如何將孩子從教室解放，藉由豐富的自然環境激發他們的創造力；都市規畫者又如何打造出綠色城市，讓孩子從小沉浸在大自然裡。

　作者以優美動人的筆觸，鏗鏘有力的語調，引領讀者重溫自然美夢，並深刻思考我們下一代與大自然的未來。

【書摘】

初版自序

　當我的兒子都還小的時候，有天晚上，十歲大的馬修隔著餐桌看著我，正經八百地問：「爸，為什麼你小的時候比較好玩？」

　我問他這句話的意思。

　「唔，因為你老是在講你的樹林和樹屋，還有你以前經常騎那匹馬到沼澤去的事。」

　起先我以為他被我惹惱了，因為我不停在向他描述我小時候如何用碎豬肝和細線誘捕小溪裡的螯蝦，而那是這年頭的孩子不太會做的事。跟許多父母親一樣，我往往會把自己的童年浪漫化──而且，就如我所擔心的，小看了孩子們自己的遊戲與冒險經驗，但我的兒子是認真的，他感覺自己錯過了某個重要的東西。

　他是對的，年紀跟我差不多大的美國人，無論是嬰兒潮世代或者年長的一輩，都曾經享受過一種自由、天然的玩樂方式，然而對於現今這個充斥著兒童呼叫器、即時通訊和任天堂遊戲的世代來說，這似乎是過時而落伍的玩意。

　不到數十年的時間，孩子認識及體驗大自然的方式已經徹底改變，而且關係整個顛倒過來，現在的孩子雖然對於全球環境所面臨的威脅已經有所察覺，但他們跟大自然的肢體接觸和親密關係正在消逝之中，這跟我小時候的情形恰好相反。

　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我並不曉得我那片樹林跟其他森林有著生態上的關連，一九五○年代，沒有人會談論酸雨、臭氧層破洞或溫室效應這些問題，但我熟悉我的樹林和田野，我熟悉小溪的每個轉彎處以及泥巴路上的每個坑洞，我連作夢都會在樹林裡漫遊；現在的孩子或許能告訴你有關亞馬遜雨林的事，但卻無法說出他們上一次是什麼時候獨自到樹林裡探險，或者閒躺在田野聆聽風聲、看著雲朵在空中飄過。

　本書所探討的，就是下一代與自然逐漸疏離的現象，以及這股變化所帶來的環境、社會、心理及精神意涵，除此以外，很多揭露自然經驗對兒童及成人的健全發展有其必要性的研究報告，也會在書中闡釋。

　除了對兒童投以特別的關注，我也把焦點放在過去二、三十年出生的這一代身上。我們跟自然界關係的轉變，已經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就連一般人認為以山林經驗為訴求的場合也不例外。不久之前，夏令營還是個讓人們露營、在林中健行、認識動植物、還有圍著營火說鬼故事或山獅奇譚的地方，但現在，很多「夏令營」都成了減重營或電腦營，對下一代的年輕人來說，大自然愈來愈抽象而不真實，而且慢慢成為某個純粹供人欣賞、消費、耗損還有忽視的東西，像前陣子就有個電視廣告，描述一輛四輪休旅車如何在美得令人屏息的山澗旁盡情奔馳，但鏡頭一轉，後座的兩個孩子卻盯著車用電視螢幕看電影，完全無視於窗外的山川美景。

　一個世紀以前，歷史學家透納宣告美國的邊疆已經消逝，從那時開始，他的論點就一直受到討論和爭辯，今天，另一條相似但更重要的邊疆正在被跨越中。

　我們的社會不斷教導年輕人避免跟大自然直接接觸，這種訊息不僅在學校、家庭甚至投身戶外活動的團體之間傳遞，並且被制定成許多社群必須遵守的法律和規範，我們的機關學校、都巿／郊區規劃及文化觀，經常無意地把大自然跟劫難畫上等號，同時切斷野外跟喜悅及僻靜之間的關係，立意良善的公立學校、媒體和父母們，正有效地把孩子直接從樹林和田野中嚇跑，在不具優勢就被淘汰的高等教育環境裡，動物學這類偏重實驗操作的學科，讓步給偏重理論且報酬性較高的微生物學和基因工程學，從中我們看到了自然史的衰亡。科技的日新月異正在模糊人類、動物和機器之間的界線，把現實純粹看成一種概念的後現代觀點──我們設計什麼，就成為什麼──雖然透露了人類無窮的可能性，但隨著年輕人親近大自然的時間愈來愈少，他們生理與心理上的感受也愈來愈窄化，而這大幅縮減了人類經驗的豐富性。

　然而，就在下一代跟自然界之間的連結陷入崩解之際，有愈來愈多的研究報告顯示，我們的心智、生理和靈性健康跟自然經驗之間存在著直接關係，而且是正向的關係。其中有些研究認為，透過周詳的安排讓兒童跟大自然接觸，甚至可以得到治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及其他疾病方面的強大效果，如同一位科學家所說的，現在我們可以做出假設，既然孩子有營養和睡眠的需求，或許他們也有跟大自然接觸的需求。

　彌補這種缺失，亦即修補下一代跟大自然之間的斷裂關係，事關我們自身的利益，這不只是基於美學或正義上的要求，更因為它是我們心智、生理與靈性健康之所繫；地球的健康跟人類一樣岌岌可危，而年輕人回應大自然以及未來養育子女的方法，將會形塑出我們未來城巿和家庭日常生活的架構及狀態，因此本書接下來的章節將會探索通往未來的另一條道路，它包括某些最創新的環境教育計畫、都巿環境的再造與再規畫──某位理論家口中的下一波「動物化都巿」、善加處理環保團體較為敏感的議題，以及透過信仰團體重新詮釋大自然對兒童靈性發展的重要性。在這些章節中，我們將看到來自全國各地的父母、子女、祖父母、老師、科學家、宗教領袖、環保人士和研究者們提出自己的見解，他們不僅認得這股正在發生的轉變，有些人還勾勒出另一個未來，一個讓孩子重回大自然懷抱，自然界也受到更多重視和保護的未來。

　在替本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我深感振奮地發現，許多正值上大學這個年紀的年輕人，亦即在嚴重疏離自然環境下成長的第一代，已經擁有恰好足夠的自然體驗，可以直覺了解到他們正在錯過什麼，而那股渴望就是力量的源頭，這些年輕人想要對抗一種從現實到虛擬、從山林到科幻電影的急遽沉淪，他們不想成為失去山林的孩子。

　我的兒子們或許會面臨作家麥奇本所謂「自然的終結」，一種無人能逃離那個國度的終極遺憾，但是他們仍然有另一個可能性──不是自然的終結，而是驚奇甚至喜悅的重生。透納對美國邊疆的終止宣告只說對了一部分：一道邊疆確實已經逝去，但下一道緊接著出現，那就是美國人對大自然的緬懷、開拓、保護及破壞，如今，這道存在於家庭農場、小路盡頭的樹林、國家公園以及我們心中的疆域，不是正在消失，就是變得面目全非。

　但，如同過去一樣，我們跟大自然之間的關係可以演化到另一個層次，因此本書不僅關於上一道邊疆的消逝，也關於下一道邊疆的再起──一種更和諧的與自然共存之道。

＊ ＊ ＊

室內才有電源插座

　我們這一代人在成長過程中，理所當然地把自然視為生命的賀禮，我們覺得下一代人也會和我們一樣。但是時代變了，現代兒童的成長過程中存在一種現象，我稱之為「大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這不是一個醫學診斷，不過它提供了一個視角，幫助我們思考自然對於兒童成長以及所有人的影響。

　我最早意識到這一變化，是在一九八○年代後期，當時我在為《童年的未來》（Childhood’s Future）做研究，那是本有關家庭生活新趨勢的書。我在全美的城市、郊區和鄉村等地訪談了近三千名兒童和家長。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家中，人們都會不時談起孩子與自然的關係。我時常想起聖地牙哥一位四年級小學生保羅說的一句實話：「我喜歡在屋裡玩，因為那裡才有電源插座。」

　我在許多教室裡聽過類似的話。對一些孩子來說，自然的確還能帶給他們驚奇感；但對其他孩子來說，在自然中玩耍似乎有點……沒出息、古怪、搞笑、幼稚或危險，是電視上才看得到的。

　我在堪薩斯州的歐弗蘭帕克市郊採訪一個中產階級的社區，小時候我就住在離那裡不遠的地方。在過去幾十年，郊區規模不斷擴展，許多林地都消失了，不過還是有足夠的空間供人們於室外活動，但那裡的孩子們還會在戶外玩嗎？有天晚上，我找了一些家長來討論孩子的童年生活，問起他們這個問題，他們說：「很少。」雖然有幾位家長來自同一個街區，但是那天晚上，卻是他們第一次見面。

　一位媽媽說：「在我的孩子們上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們房子後面有一小塊荒地。有天孩子們抱怨說很無聊。我就說：『覺得無聊，是嗎？到外邊那塊荒地上玩，出去待兩個小時，找點好玩的。相信我吧，去試試，你們一定會覺得很好玩的。』孩子們將信將疑地出去了，很晚才回來。我問他們怎麼樣。孩子們說：『真是太好玩了。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那麼有趣！』他們爬樹、東張西望、嬉笑打鬧、玩遊戲，就像我們小時候一樣。第二天，我說：『嗨，你們這些小傢伙又覺得無聊了，為什麼不出去玩呢？』孩子們回答道：『不想去了──我們已經去那裡玩過了。』他們不願意出去玩第二次。」

　一位爸爸回應道：「我不確定我是否完全聽懂了妳的意思。但是我的女兒們喜歡滿月、美麗的落日或者花朵。她們喜歡樹木一年四季的變化和其他自然的東西。」

　另一位母親搖搖頭，說：「確實，他們會注意一些小東西，但是他們心不在焉。」接著她告訴給我們最近他們全家去科羅拉多滑雪的經歷。「那天天氣棒極了，四周很寧靜。孩子們順著著山坡往下滑，但是他們居然帶著耳機聽音樂。他們不會單純欣賞自然的聲音，不會自己玩，總要帶點什麼東西才行。」

　一位一直沒說話的父親開口了，他從小在農場裡長大。他說：「我小時候，人們都自然而然地待在戶外。不論你朝哪邊走，都是自然景觀──田野、森林、小溪。可是現在不同了，歐弗蘭帕克變成了一個大城市。孩子們並沒失去什麼，因為他們從不曾有過。我們現在所討論的變化，正是我們這一代在自然中成長的人造成的。如今，自然已經不復存在。」

　家長們沉默了。沒錯，曾經是曠野的地區正被開發為城市──但向窗外望去，我們還能看見樹林，自然還在這裡。它的範圍是減少了很多，但確實還在那裡。

　第二天，我開車穿過堪薩斯州和密蘇里州邊境，去密蘇里州境內雷鎮的南森林小學，那裡是我的母校。我驚訝地發現，鞦韆仍然在發燙的瀝青地上吱吱嘎嘎地盪來盪去；走廊上還是那種閃亮亮的瓷磚；舊的小木板凳，排得歪歪扭扭地，上面用黑的、藍的、紅的墨水刻著學生的名字。

　當老師們去召集二到五年級的學生，而我在一間教室裡等他們時，我拿出錄音機，並朝窗外望去，看到藍綠色的樹林輪廓，可能是針櫟、楓樹、棉白楊，也可能是山核桃或者洋槐樹，樹的枝椏在春風裡輕輕地晃動。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不知有多少次看著這些老樹發呆，做著我的白日夢。

　隨後的一小時，我問起孩子們他們與自然的關係，他們告訴了我妨礙他們去戶外一些的原因：沒時間、看電視、有壞人……但這些理由並不代表孩子們缺乏好奇心。其實，這些孩子們談到自然時，表現出來的是迷惑、疏離與渴望的複雜情感，還有偶爾表現出來的反抗。後來，我經常感受到這種反抗。

　「我爸媽覺得樹林裡不安全，」一個男孩說，「他們總是擔心我，不讓我走遠。所以我就偷偷地溜出去，不告訴他們我去哪。這讓他們很生氣。其實我就坐在樹後頭，或者躺在田野裡和小兔子玩。」

　有個男孩說電腦比自然重要，因為會電腦才有工作。還有幾個說他們太忙了沒空出去。但有個穿著素色洋裝的五年級小女孩，非常認真地告訴我，她長大後想當詩人。

　「我有一個祕密花園。那裡有一個大瀑布，旁邊還有一條小溪。我在那挖了個大坑洞，有時我就帶個帳篷過去，或者一條毯子，然後我就躺在坑裡，看著上面的樹和天空。有時我就這麼睡著了。我覺得自由自在；那裡好像就是我的地盤，我做什麼都可以，也沒人會來煩我。我以前幾乎每天都去那裡。」

　說到這裡，小詩人的臉漲紅了，聲音也變得低沉起來。

　「後來他們就把樹都砍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也好像隨之死去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才多少了解那個更喜歡電源插座的男孩和失去了林間祕密花園的小詩人所共同呈現的複雜性。我也漸漸明白：家長、老師、大人、學校，還有文化本身，都在一方面對孩子們說著自然的可貴，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知行不一，我們的實際行動和傳遞的訊息都和我們的說法背道而馳。有的時候，我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說什麼。

　但孩子們可是聽得清清楚楚。

爬上健康之樹（節錄）

　布魯克斯（Elaine Brooks）向山頂爬去，她的銀髮整齊地盤在腦後，一支鉛筆像髮簪一樣插在髮上。她靜靜地穿過一大片的黑鼠尾草、桂葉漆樹和怒放的牽牛花，那些都是當地的原生植被；她垂落的手指輕拂過那些她稱作「外來入侵者」的非原生種，像是正綻放著金黃色太陽般花朵的酢醬草。她對這片被遺忘了的土地有著特殊的感情，腦海中閃過《溪畔天問》（Pilgrim at Tinker Creek）作者荻勒（Annie Dillard）的話：「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無法忘懷於某個地方，那麼我們必須去那附近走走，去看看景色，至少去找到那塊土地。」

　「你知道嗎？我來這裡三年了，除了在自行車道上，我從沒見過小孩在這裡玩，」布魯克斯說。她蹲下去撫摸那片像瘦貓掌似的葉子。「原生的豆科植物是氮氣的守護者，」她解釋道，「它們把入侵者（細菌）包裹在根部，細菌會從土壤中的空氣吸收氮氣，經過轉化，釋放出植物所需的可吸收氮。」 由真菌和藻類植物共生而成的複合有機組織，地衣，有些也同樣向周圍釋放氮氣，而且可以活超過一個世紀。

　當土地被鏟平時，豆科植物和地衣就連同它們所維持的生態系統一併被摧毀。她說，這些植物生在一起，死也在一塊。

　多年來，身為社區大學的教師，她把學生帶到這裡來接觸自然，那是多數學生未曾有過的經驗。她告訴學生們，土地形塑人類的力量遠大於人類創造土地的力量，最終將沒有多餘的土地可供人類塑造。

　她經常來到這個約十二公頃大的被遺忘的「拉荷亞」。她有十五本筆記本，裡面夾滿了壓平的植物標本，並滿滿記載了降雨量和當地物種的觀察紀錄。此處是個長滿了禾本科植物、仙人掌與多肉植物的島嶼，也是加州海岸線仍能找到海岸鼠尾草和其他各種罕見原生植物的最後幾個地點之一。然而，這幅景象並非人們當初設想的。一九○○年代初期，還有輕軌鐵路從這片荒原穿過，後來鐵道廢棄了，鐵軌被拆走，土地從此荒廢。一九五○年代後期，市政府計畫另外建造一條主要道路，穿過城市的這一區，並把這段路取了一個可能已被人遺忘的名字：費大道延長路段，但這個計畫卻無疾而終。近半個世紀過去，這個城鎮迅速發展，在一片繁榮景象中唯獨這片土地卻被人們遺忘，除了當年的鐵路線現在變成一條柏油自行車道。

　布魯克斯穿著牛仔褲和邊邊已磨損的棉絨T恤，腳踏登山鞋，站在野生洋蔥、仙人果和原生種的茄屬植物之間。讓人愉悅的甘草香氣來自地中海茴香，那是一八○○年代由開拓者當作香料帶到加州的。野生燕麥與大多數的抗旱沙漠植被相比，也是外來物種，但已經在這裡扎根。如果你是這裡的一株植物，那麼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保持低調地垂下頭。「看看這裡的藍迪克，」她一邊說，一邊用手指著野菊花旁邊盛開的紫色長莖花朵。最後，還有人們熟悉的雛菊，雖然並非當地土生土長，但讓人很難不喜歡它們。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願意在一片荒地上花那麼多時間和精力？

　答案在於布魯克斯是同行中少見的懷舊復古派。由於自然史在一九四○和五○年代，是一門要花很多時間收集和命名物種的科學，於是其地位逐漸讓給了微生物學，在理論界和實業界都是如此。類似的事情發生在自然保護運動中，原本鞋上沾著泥的地方自然保護者，現在變成了華盛頓特區的環境律師。這兩種環保主義者的角色都讓布魯克斯覺得不舒服，所以多年來，她都以生物學家和海洋學家的身分，在斯古利普斯海洋研究所裡工作，最終成為浮游生物專家。

　比起研究工作，她更喜歡教學。她和很多美國人一樣，願意將她對自然的感情傳遞給其他人。在社區大學裡教書給了她充足的時間來了解這些山丘和荒原。沒人資助她對這片土地進行研究，同樣的，也沒有任何人能阻止她。

　布魯克斯還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懷舊者。生態學上更為眾人所接受的觀點是：著重保護自然廊道（natural corridors）的植被體系，而不是那些孤島上的，後者通常被認為已經無法挽救。理論上，她同意這種觀點，但她堅持，孤島植被就像那些孤立無援的人一樣，仍具備研究的價值。

　這些自然的小島對住在四周或附近社區的年輕人很重要。她指著那些很多年前推土機留下的痕跡，無論開發者怎樣大談生態復育，一旦一塊土地被夷平，那麼所有生態結構和土壤基礎將被徹底毀壞。「沒有人知道怎樣能輕易地讓其重生，荒廢在那裡任其自由發展也不是辦法，因為原生物種難以抵抗外來物種的入侵。」土地被夷平在全國、甚至保護地都非常普遍。「大多數的破壞都是由於無知或權宜之計，」她說。她相信人不太可能去珍惜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東西。「我的一位學生告訴我，每次她知道一種植物的名稱，她就覺得自己又認識了一位新朋友。對一件事物的命名過程事實上也正是了解它的過程。」

　她快步走過狹長的小路，爬上山崗，頭頂有一隻紅尾鷹在盤旋。前方的陡坡上，有著減緩火苗蔓延的溪流，那些非原生的冰雪花長成了一片花海，很快將覆蓋了整個山坡。不過，像仙人掌一樣為多肉植物、為龍舌蘭酒原料的原生龍舌蘭，仍穩穩地站據著屬於他們的位置。這些龍舌蘭漫長的一生中只開一次花，當為期二十年或更長的生命走到盡頭，它聚足全部能量開出唯一一支高達六公尺的花莖，在風中搖曳。薄暮降臨後，幾隻蝙蝠繞著龍舌蘭飛舞，並把花粉傳授給其他正在開花的龍舌蘭。

　山腰上長滿原生種的叢生禾草，布魯克斯在此停下了腳步，叢生禾草在這裡生根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前的加州，那時候連牛都還沒引進。就像高莖牧草一度覆蓋了北美大草原一樣，叢生禾草曾一度為大部分南加州的土地鋪上了一層地毯。如今，在北美大草原，植物學家仍可在那些拓荒者的墓地遇見零星殘存的高莖牧草。了解並真正的接觸這些禾草有一種說不出的愉悅。

親生命性和心理健康

　自然是兒童情感創傷的療養所，然而，人們常常忽略這一點。你應該從來沒有看到過任何一則商業廣告宣傳自然療法像宣傳最新研製的抗憂鬱劑那樣積極。但是家長、教育工作者，以及醫療人員，都必須知道自然對於醫治身心壓抑是多麼的有效，尤其是現在這樣的環境。

　二○○三年發表於《精神病學服務》（Psychiatric Services）期刊的一項研究顯示，五年內，美國兒童服用抗憂鬱劑的比例增加了將近一倍，學齡前兒童的增幅最大，為六六%。進行此項研究的藥品福利管理商「快捷藥方」（Express Scripts）研究計畫主持人德雷特（Tom Delate）指出：「多種因素共同或單一作用，導致兒童和青少年服用抗憂鬰劑的比例增加。而那些因素包括連續年齡階段（successive age groups）憂鬱症的致病率越來越高；小兒科醫師對於憂鬱症的認識越來越深，憂鬱症的診斷因此越來越多；在成人身上療效頗佳的抗憂鬱劑對青少年、兒童也可能同樣適用的假設出現。」儘管除了「百憂解」在二○○一年青少年憂鬱症病例開始增加時被批准可用於兒童之外，其他抗憂鬱劑並未獲准給十八歲以下的孩子使用，但醫生所開的處方還是不斷增多。而上述研究結果發布的一個月前，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才剛要求藥廠必須在產品上確實註明，警告服用者抗憂鬱劑與自殺行為和想法之間的關聯，尤其是對兒童的影響。二○○四年，美國美可保健公司（Medco Health Solutions，全美最大藥品福利管理商）的一項資料分析顯示，二○○○年至二○○三年間，精神障礙藥物的使用量增加了四一九%，這些藥物包括了抗精神病劑、抗焦慮劑以及抗憂鬱劑。同時，若把注意力不集中兒童所服用的藥物算進去，購買這類兒童精神障礙藥物的花費，首次超過了兒童花在青黴素及治療哮喘藥物的費用。

　儘管藥物對於治療兒童的精神疾病或注意力不集中等問題的確有一定的療效，但除了藥物外，自然也可以治療、輔助治療，或預防此類病症，而這點卻往往被人們忽略。儘管自然在治療某些重度憂鬱症的療效上不太明顯，但確實有其效用。自然可以緩解每日的壓力，而這些壓力可能正是兒童憂鬱症發生的根源。我之前提過的尤瑞奇研究，以及少數對成人進行的調查都說明了這一點。康恩（Peter Kahn）在《人與自然的關係》（The Human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一書中也指出：經過一百多項調查研究發現，大自然有緩解壓力的功效。

　二○○三年，康乃爾大學環境心理學家們在報告中指出，能夠觀賞到自然景觀的房間可以保護兒童免受壓力帶來的疾病。郊區房子內部或周圍的自然風景，在促進兒童心理健康方面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康乃爾大學人類生態學院設計及環境分析系的助理教授威爾斯（Nancy Wells）說：「生活在自然景觀豐富地方的兒童，比起居住在自然景觀稀少地方的兒童，罹患由壓力而引發的精神疾病的人數要少。越是脆弱的兒童，譬如那些在生活重擔下煎熬的孩子們，自然環境對他們的療效越是顯著。」

　威爾斯及其同事埃文斯（Gray Evans），研究了居住在郊區的三到五年級學生，住家內外自然環境豐富程度對兒童心理的影響。結果發現：住家周圍自然景觀較為豐富的孩子，行為異常、焦慮及憂鬱症狀的比例，比來自相反狀況家庭的孩子要低，並且前者比後者更容易發現自身價值。威爾斯和埃文斯在報告中寫到：「即使郊區已經有著相對廣大的綠地，但周圍自然環境越豐富的住家，他們的孩子對壓力或困境的承受度也越高。」

　大自然能緩解情緒的原因之一，或許就是因為綠地能促進社交，因而也獲得更多社會支持。瑞典的一項調查指出，居住在便利於戶外活動地區的孩子及父母所結交的朋友，要比因交通所限而鮮有戶外活動的孩子及父母多一倍。當然，自然對人類情感的慰藉並不僅止於社交功能。

　自然也為孤獨寂寞提供滋養。一項針對芬蘭青少年的研究顯示，他們心煩意亂時常走進大自然，在那裡，他們能澄澈心靈、釐清思緒並放鬆。我曾在聖地牙哥大學以「自然與童年」為課堂討論主題，二十歲的哈琳講述了自然對她心理健康的影響：

　我在加州聖塔芭芭拉長大，家裡有個很大的院子，外面還有一條小溪流過。就在我開始獨立生活之時，我才發現自然環境對我而言意義非凡。每當生活中遭遇不愉快的事情時，自然就是我能去的地方，在那裡我不必應付任何人。

　我真的相信自然存在靈性，一旦你投身於自然的懷抱，她就能讓你意識到自身的渺小，讓你明白，世界上除了自己還有很多偉大的事物，這能幫助你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唯有在自然中，眼前的問題才不會要求你立即給予關注或答案。在自然中，你可以暫時逃離一切，但又不會與世界脫節。

　自然攝影師赫爾曼（Richard Herrmann）也深知自然的慰藉之力，是自然幫他度過了曾經的悲痛時光。他告訴我：

　記憶中我首次受到自然的觸動，是兒時住在在太平洋樹林市的時候，那裡離燒毀的罐頭廠街不遠。我記得當時四歲，正專注地看著退潮後留下的一個大池塘，波光粼粼的水面下游著小魚，還有倉皇移動的海葵和螃蟹。我深深地被吸引住，在那裡呆呆地瞅著，如果可以的話，我能在那裡一動不動地看好幾天呢。對我而言，那個池塘代表著完美與寧靜。我也記得有一次，爸爸從海灣打漁回家，帶回許多五彩繽紛的鱈魚，牠們好看極了，就如同從大海裡淘來的珍寶。

　長大後，一次在當地高中演講時，我發現，展示自然景觀圖片能讓同學們集中注意力並安靜下來。所以說，親近自然挽救了我的生命。

　赫爾曼的女兒有嚴重的閱讀困難，他的親身經歷也繼續鼓勵著他女兒去自然中尋找平衡、緩解壓力。赫爾曼說到，他女兒從「四健會」（4-H Club，分別對應英文的4個「H」字母代表健全頭腦(Head)、健全心靈(Heart)、健全雙手(Hands)、健全身體(Health)。）飼養小羊羔的過程中得到慰藉，那使她在學校裡的表現有了重大的轉變。

　另外，在麻州衛斯理的兒童及青少年發展協會所開發的「療養花園」（Therapeutic Garden），贏得了美國景觀建築師公會頒發的總統優秀獎。協會主席桑多斯提法諾（Sebastiano Santostefano）在接受線上專業雜誌《麻州心理學家》（Massachusette Psychologist）採訪時，闡述了他的理念，他認為自然能形塑心理，並在幫助受到創傷兒童上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指出，無論是在河邊還是小徑，戶外活動「就是孩子從問題中學習的過程」。「譬如我們有座小山丘、小土堤，一位所謂治療中的孩子可能會認為那像是座墳墓，但另一位可能會說那像是懷孕婦女的肚子，」他說，「重點很明顯，兒童和自然能夠互動，他們賦予每個自然景觀不同的意義，即使相同的景觀也會有眾多不同的詮釋，而一般人玩的傳統木偶或遊戲都有局限性，警察木偶往往就只是個警察，兒童很少會將它看作別的，而自然景觀所蘊涵的東西更多，藉此能給兒童更多元的角度去闡釋這些景觀。」

恐懼併發症

人一旦遠離自然，心就會變硬；印第安的洛卡塔族（Lakota）知道，對生長失去尊重會很快導致對人類尊重的喪失。

──路德．貝爾（Luther Bear, 1868-1939）

　父母的恐懼是孩子無法得到像父母小時候有的自由的最大原因。恐懼，使成長中的孩子不能享受自然給予完美而必要的恩惠。這種恐懼無所不包：交通、犯罪、陌生人，甚至對自然本身的恐懼。

　現在孩子被允許的活動空間越來越狹小。根據美國媒體研究機構TNS Intersearch在二○○二年為《美國人口統計》（American Demographics）期刊所做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五十六%的美國父母說自己大約到了十歲左右，就被允許走路上學或騎單車上學，但其中只有三十六%的人說他們的孩子應該被允許做相同的事，這股趨勢也被紀錄在其他國家的研究報告中，例如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研究者卡絲登（Lia Karsten），在比較了數十年來兒童的空間使用情形之後發現，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遊戲指的是室內遊戲」，而且當時的孩子擁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到處活動，他們有較大的領域可以漫遊、可以跟來自不同背景的孩子玩耍、可以使用都巿的公共空間進行許多活動；相反地，卡絲登發現生活在二○○五年的兒童，不僅在戶外玩耍的頻率和時間變少，自由活動的空間受到更多限制，玩伴及其背景的多元性也變少。在英國，研究者已經確定一九九○年一個九歲半的孩子所享有的自由活動經驗，等同於一九七一年一個七歲大的孩子所享有的自由活動經驗。

　提到兒童發展，活動範圍的縮減絕對不是個小問題，經常讓孩子待在室內（或車子後座）雖然確實能減少某些風險，但其他風險也會隨之增加，例如它會危及孩子的生理及心理健康，以及群體概念、感知能力和自信心的建立，還會危急對於真正危險及美感觀察力的養成。兒童心理學家艾瑞克森曾經描述兒童的需求（尤其在兒童期中期）是建立自我概念，擺脫大人的控制，並且提到住家附近可供躲藏處以及其他具有特殊意義地點的重要性。耶魯大學社會生態學教授及生命觀權威思想家凱勒特（Stephen Kellert），也提到居家周邊環境的生活經驗，尤其是自然方面的經驗，可以幫助培養並形塑兒童的認知能力，包括分析、推理及評估能力，「兒童期的重要挑戰之一，就是透過系統性地評估來自實際經驗的客觀證據，培養出轉譯經驗的能力，」他寫道，「的確，在兒童諸多的生命面向中，只有它能提供這種一致但多樣化的批判性思考與解決問題的機會，並持續地為身心帶來滋養。」

　一九八○年，當景觀和遊戲專家摩爾研究舊金山灣區的時候，他根據自己的調查結果，結合國際相關研究的綜述，得出「一條不可避免的的結論」：不斷增長的居民區及幹線交通「是限制孩子發展空間的一個普遍性的最重要的因素，從而限制了孩子對社區環境知識的了解，包括其自然特徵及其構成。」

　根據我不夠科學的預感，自一九八○年，對陌生人的恐懼已經超過了對於交通事故的恐懼，這不是那種泛泛的擔心。因此很多孩子不再有機會去了解他們的鄰居，不再有機會去公園玩，不再沒有機會欣賞生機勃勃的大自然。

　早在九一一恐怖事件進一步擴大我們的恐懼之前，我曾與菲茨西蒙斯（Fitzsimmons）一家在賓州的斯沃斯莫爾度過一天。他們住在一個維多利亞式的房子裡，門廊跟前的鞦韆隨風嘎嘎地微微搖晃著。斯沃斯莫爾是一個田園般的小鎮，鎮上有古老的樹林、玩耍的孩子們和寬闊的人行道。貝絲．菲茨西蒙斯（Beth Fitzsimmons）後來告訴我，這個鎮上有一條規定：任何人都不能傷害樹林和孩子。簡而言之，這裡應該是父母們最不用擔心孩子會受到傷害的地方。可是，貝絲說：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這條街的盡頭是一片樹林，我常常早上六點就起床，去那裡玩二、三個小時，一個人採摘藍莓，沒人擔心我……現在槍和毒品成了我們擔心孩子遇到的最大危險，在外面有很多瘋子。跟我們當年大不相同了。現在即使我女兒伊莉莎白只是去大學後面的克拉姆小溪，我也讓她帶著狗，並保證她至少跟一個朋友在一起。

　我沒想到的是，在堪薩斯，人們的恐懼絲毫不遜於在賓州。有一位父親這樣說道：

　我有一個原則，要隨時知道我孩子的去向。我要知道我的孩子在哪裡，在哪所房子，在哪個廣場，與那裡的電話號碼。這就是我的處世原則。我的兩個孩子都聽我嘮叨過這個世界有許多瘋子，確實是這樣。到處都有瘋子。那些需要長年心理治療的、那些該去蹲大牢的，都開著車在外面到處逛，他們的座位上放著槍。這是你必須面對的現實。我不會輕易讓我的女兒一個人去外面的公園，大家都會警告你別讓你的孩子一個人待著。

　同樣在堪薩斯，一位開朗的中年教師難過地告訴我恐懼是如何影響日常生活的。

　前幾天我在機場排隊，一個小孩子在我們身邊跑前跑後往櫃檯後張望，他媽媽對他說，「你想被人拐走嗎，別那樣跑來跑去。」那時候我正排在他們後面，我心想，我看上去不像個綁架小孩的壞蛋呀。可是現在的大人們過早把什麼東西都告訴孩子，使他們失去了本該無知而單純快樂的時光。現在我那些七年級的學生們要面對的問題，是我們這一代人小時候不曾遇到的。當然，教給孩子一些機靈的戒備來面對陌生人是相當重要的；教他們如何拒絕可能的虐童狂也是必要的。但是我們需要以一種平衡的眼光來看待危險。當大人們告訴孩子千萬不要跟陌生人講話的時候，他們有沒有意識到，當前的社會正是極度需要跟他人交流的社會，那麼這種拒絕又會給孩子帶來什麼危害呢？

　令人很難以理解的是，現在很多美國人對森林的看法回到了原始時代的不理性，很不理性地想像著森林背後的各種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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