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導論 大力士來唱歌
當姐姐的老二也過十三歲時，她說一家人最常流連忘返的科博館與動物園，以後不用再辦會員證了。她解釋那是小孩玩的地方，但是現在兩個小孩的品味比較成熟，喜歡更上乘的娛樂消遣，如美術館、劇院與芭蕾舞等等。這不是很好嗎？孩子的身子拉長了，注意力也隨之增長，可以安靜坐幾個小時欣賞「馬克白」，不會一直偷摸椅子底下有沒有口香糖；不會再將科展台打得乒乒乓乓、用力敲按鈕製造地震，或是使勁搖把手，以便體驗牛頓的運動定律（或其它東東……反正沒有人去看說明，只是常會以為東西弄壞了，急著向媽咪討救兵）。現在，他們不再模仿大猩猩、熱烈討論北極熊的體形架構，或者對駱駝的那一大沱口水好奇得不得了。噢！光陰的步履輕盈飛揚，瞧孩子的靴頭已多麼帥勁挺拔。這種中產階級的成年儀式司空見慣：從白眉猴到莫迪利亞尼（Modigliani），從雷克斯龍（Torex）到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
從分貝大小也可看出這層轉變。動物園與自然科學博物館總是吵吵鬧鬧，喧嘩之聲不絕於耳。劇院與美術館則是輕聲細語，要是觀賞時閣下的手機膽敢響起一丁點貝多芬的來電鈴聲，尤其是還白目到接電話時，其它觀眾早就捲起節目單打人啦。大家總以為，親近科學是留給年紀小小的過動兒，這是當生長激素急速分泌時能稍稍引人駐足的遊戲，等到哪天巴黎的馬蒂斯與畢卡索畫展，比起電影院裡的蜘蛛大戰更具吸引力時，就是大腦處女秀的時候了：來啊！來捉我啊！別忘了帶普魯斯特（Proust）來喔！
我當然利用機會好好唸了姐姐一頓。妳在說什麼啊？只因為小孩長大了，就不用再管科學了嗎？妳覺得學科學到這種程度就足夠了嗎？他們已經知道宇宙、細胞、原子、電磁學、晶簇、三葉蟲、染色體，以及連史帝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說他也搞不懂的傅科擺嗎？那妳怎麼解釋那些詭異的眼睛錯覺，讓人一次只能看見一個花瓶或兩張臉孔，但絕對不會同時看到花瓶與臉孔，不管如何擠眉弄眼、硬要同時看兩邊，不行就是不行！妳的孩子真的準備要將宇宙種種謎團拋在腦後嗎？我兇巴巴地問：真的嗎？
我的聲音拉高了，就像每次自以為是正義的化身時一樣。早已習慣的姐姐不以為意，她隨口說會員費很貴吶，而且孩子們在學校學的科學夠多了，還有一個想當海洋生物學家呢！至於她自己呢？她說都有公共電視啊，問我何必那麼在意。
因為我腦子清醒啊！我嘀咕著。給我機會，我會證明的。
雖然我氣呼呼，但是不能怪姐姐決定將與科學少有的聯繫切斷。老實說，雖然像奧瑞崗科學工業博物館滿不錯的，但是受到熱列歡迎的「人體奇觀」特展，顯然也是專為年輕孩子的品味所設計的。
小學是人生中大家都要念科學的時期。一旦上中學後開始風雲變色，科學成為少數教士的禁地，鮮有人想越雷池一步；小時候參觀「人體奇觀」的眼界大開與促狹歡樂，長大後反倒變得噁心無比。在美國，喜愛科學的青少年被冠上許多嘲弄的綽號，像怪胎、書呆、蛋頭、傻瓜、瘋子、（白）老鼠，以及新近流行的「自閉兒」，還有很難聽的「匹伯」（peeps-pocket protectors，口袋保護者）、「秀逗」（dogs-duct tape on glasses，用膠帶黏貼眼鏡）或是「俗仔」（losers-last ones selected for every sport，遊戲時最後被挑中的人）。另一方面，不喜歡科學的青少年就是正常人，會特別強調自己是「傢伙」（guys）。他們通常很容易就能分出自己人與科學怪胎，萬一有丁點疑問時，會趕緊宣稱自己是如假包換的「傢伙」。有一次我走在兩名約十六歲少女的背後時，發現了這一點。
Ａ女問Ｂ女：妳媽媽做什麼工作呢？
「哦，她在貝塞達的ＮＩＨ工作，」Ｂ女回答：「她是科學家。」（ＮＩＨ是美國健康研究院。）
「啊哈！」Ａ女說。我等著她加上「哇，了不起！」「好厲害喔！」「超酷的！」，或是再追問這位能幹的媽媽是專長哪門科學。但是隔了一兩秒後，Ａ女吐槽說：「我討厭科學。」
「對啊！妳又不能挑爸媽。」Ｂ女邊說邊撥弄灰棕色髮絲：「不管這了，你們傢伙週末要幹嘛？」
長大後，書呆子與一般人的隔閡越來越深，甚至蔓生荊棘，很快就難以跨越。當我的美髮師說他要去波多黎各玩時，因為我前一年夏天正好待在那裡，便推薦他去島上西北邊的阿雷西波無線電望遠鏡。他看著我，好像我叫他去參觀洗衣粉工廠一樣。他問：「我幹嘛去那裡啊？」
我說：「因為那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大望遠鏡，好像一塊亮晶晶的水果盤鑲在山谷，而且還對大眾開放呢！」
「啊哈！」他剪掉我的一大塊劉海。
「因為那邊的科博館很棒，讓你更懂宇宙學？」
「你知道我不是熱愛科技的人，」他說。卡嚓、卡嚓、卡嚓、卡嚓、卡嚓。
「因為它出現在茱蒂‧佛斯特（Jodie Foster）主演的電影《接觸未來》（Contact）？」我急忙摸著頭。
但那把利剪停不下來。他說：「我不是茱蒂佛斯特的粉絲耶，不過我會列入考慮啦！」
當我回家後，先生掩不住訝異說：「親愛的，妳的頭髮怎麼了？」
說實話，我每次都得處變不驚。不然怎麼辦呢？我是科學作家，一輩子做這行幾十年了，我得承認我愛死科學了。這份迷戀從小開始，我對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是百逛不厭。後來念新水牛城一所迷你中學時稍稍擱置熱情，因為那時學校經費窘迫，一個老師得當幾個人用，所以足球教練還兼任生物、化學、歷史教師。不過，這個累得半死的教練從未失去幽默感，有一天早上我帶著生物作業要繳到他桌上，那是釘有二十幾隻昆蟲的標本，但我發現螳螂、聖甲蟲、天蛾都還沒有完全死掉，而是在釘子下絕望蠕動時，我發出驚叫聲，將整個東西丟到地上。老師睜大眼睛笑嘻嘻看著我，說他等不及看我解剖小豬了。
在大學時，我又重拾昔日對科學的熱情，再度點燃本生燈的藍色火苗。我修了許多堂科學課，雖然我立志當作家，而同好們也很好奇我幹嘛要修什麼勞什子物理、微積分、電腦、天文及古生物學的。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因為我不是天生吃實驗室飯的傢伙。但是我去上課、左敲右打、詛咒發誓、拉扯頭髮，我繼續念下去。
「喂，妳這麼想文武雙全啊？」朋友說：「妳做這些腦力大考驗要幹嘛？」
「我不知道。」我說：「我喜歡科學也相信科學，科學讓我很樂觀，讓生命很帶勁。」
他問我為什麼不去當科學家就好了，我告訴他要保持距離才有美感。而且我不會是很好的科學家，我有自知之明。
所以妳會變專業的鑑賞家嘍？他問。
夠接近了，我變成了科學作家。
那麼，如今我已經探到科學的肌理了，還是軟骨、叉骨、表皮或是屁股呢？當科學作家已經有二十五個年頭了，我雖然熱愛科學，但每次總是被迫看清楚科學與人世間多麼疏離隔閡，科學怪胎的形象已深植人心，大人們總把科學當作是小孩子才要學的東西。每當我介紹自己的職業時，總是聽到這句話：「科學作家喔？我從中學當掉化學後，再也沒碰科學了。」（排名第二的回答是「我從中學當掉物理後……」。）加州理工學院的化學系教授芭頓（Jacqueline Barton）對這些話熟到不能再熟，她覺得滑稽的是，發誓自己的化學成績不是「馬馬虎虎」而是「一敗塗地」的人，竟然多到不可勝數！即使經過多年的分數膨脹，也不能去除美國人認為大家的化學成績都是Ｆ的印象。
科學寫作也一樣，處於文學與新聞寫作的邊陲地帶，不僅形式上有所區分，如《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每週另闢科學專刊；形勢上也多被忽視，包括著名的媒體《哈潑》（Harper's）、《大西洋報》（Atlantic）、《紐約客》（The New Yorker），甚至讀者具有準怪胎特質的「沙龍」（Salon）網路雜誌也不例外。我曾經看過閱讀調查報告，知道《紐約時報》每週最常被整疊抽出來的是星期二的「時報科學」。而從好心的親朋好友口中，我也知道許多人是直接將整份專刊丟掉，碰都不碰。「不沾鍋」當中有些人甚至是在《紐約時報》裡工作，像是幾年前有位編輯小姐懇請總編輯鼓勵科學版的員工，於是總編輯送來一份備忘錄，表示他每次都萬分期待週三出刊的「時報科學」。當我剛開始為報紙寫作時，我對專欄作家威廉‧薩菲爾（William Safire）介紹自己是科學記者，他說：「那麼，我每週四可拜讀大作嘍？」諾貝爾獎得主哈洛‧瓦默斯（Harold Varmus）告訴我應該回答：「對啊！如果您四十八小時後才看報紙的話。」
唉！好傷心！好痛心喔！誰都不想被當局外人或邊緣人，沒有人願意被大家當掉，除非是中學上化學課時，因為大家都被當掉。我得承認，每當聽見別人說「誰在乎」、「誰懂啊」、「我就不會啊」，我都覺得自己失敗了。ＨＢＯ有個還不錯的影集叫「六呎風雲」（Six Feet Under），有一集劇中有個女孩說打算修生物基因學，男朋友回她說「無——聊」。這段劇情讓我很在意，難道那個傢伙沒有聽過我們正活在「生物的黃金年代」嗎？他也覺得佩利克利斯雅典（Periclean Athens）很「無——聊」嗎？當公公看完我寫的一篇有關基因與細胞的文章後，說覺得很有趣，但認真問我：「基因和細胞哪個比較大？」我心想「慘了」，如果我連最簡單的生物學都講不清楚（細胞小歸小，但每個細胞都容得下人體全套二萬五千個基因及長串的基因序列），那我還有什麼好誇口的呢？還有一次我寫了一篇講鯨基因的文章，編輯要我確認兩點：(a)鯨是哺乳類；(b)哺乳類是動物。我又心想「慘了」（而且這次應該用二十六級粗體字畫線強調）：可怕啊！沒有人懂得科學；可怕啊！沒有人關心科學。
我聽起來自怨自憐，將酸葡萄化為自我防衛的哀嚎嗎？當然不，哀嚎可以蛻變成反擊。如果我要寫一本基礎的科學書，首先要確定有此需要，然而我確信如此。如果我相信需要有一本啟蒙書，帶領大家好好瀏覽科學的風光，那麼我必須相信世上有一堆未開發的阡陌良田，一大片未耕耘的科學荒漠，還有科學文盲、科技恐懼症的存在，以及有眼神呆滯、將鯨的哺乳權莫名幹掉的情況發生。在大眾眼裡，科學看來無聊、古怪、艱澀、抽象、邊緣，而且情況越來越糟糕。二○○五年在九百五十名十三至十六歲受訪的英國學生當中，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表示自然科「無聊」、「不懂」、「難死了」，年級越高這種感覺越強烈。只有百分之七的人認為讀科學的人「很酷」，而要求從名單中選出最有名的科學家時（人選包括愛因斯坦與牛頓），許多人回答是「哥倫布」。
科學家會很快承認這都是自己的錯，認為自己應該對大眾的科學過敏症負擔一些責任。他們說：我們失敗了，不能好好對大眾說明科學家的工作。對於教育下一代，我們自己的情況也很悽慘，因為研究太忙碌，必須發表論文、寫計畫要錢；我們被制度懲罰，嚴苛的學術升等之路讓人只能一心專注研究，其它事情則愛莫能助，包括教書、大眾教育，或是寫暢銷書並改編成節目到公共電視的「地平線」（Nova）播出。此外，少有科學家的文筆像「弦論之王」葛林（Brian Greene）一樣優雅美妙，不是嗎？以上宣告科學家確定有罪：沒有盡到啟蒙外行人的責任。
這裡要問個好問題：有需要著手改變嗎？如果大多數人不懂科學或科學思考，有什麼關係呢？如果普通人如喬伊或蘇菲等不知道離地球最近的恆星名字（太陽），或是番茄有沒有基因（有），或是為什麼手不能穿過桌面（因為兩者的電子會互斥），這些到底有啥關係呢？就讓專家當專家吧！讓心臟科醫生知道如何修補動脈，生物學家知道如何分析膠體，噴射客機駕駛知道在你起身上廁所的那刻，將「繫好安全帶」的燈號點亮……為什麼我們其它人不能好好地剪折價券或減卡路里就好了呢？
之所以要喚起大眾對科學的意識，期盼與科學思考的關係更加順暢，其中的原因不可計數，不過許多理由已是老生常談，喊到聲嘶力竭了。最常用的原因包括生活中有許多重大的議題具有科學內涵，例如全球暖化、替代能源、胚胎幹細胞研究、飛彈防禦系統，以及乾洗業的限制等。因此，擁有科學內涵的公民可做更明智的選擇，投票給具有蘇格拉底智慧的政治人物，要求他們能夠明白囊胚、胎兒與牙科矯正醫師之間的差異（第一項是五天大、中空的細胞團，從中可取出幹細胞，理論上能夠培養成需要的身體組織或是器官；第二種是發展中的小生命，已經在媽媽的子宮裡著床；至於第三者，則是公司的牙科保險計畫永遠不會包括的項目）。
另一種理由是認為有科學知識的大眾，較不會受迷信、僥倖心態、謬誤與欺拐所騙。人們會了解星座學背後所持的道理很可笑，也會明白當醫生、助產士或是計程車司機幫忙接生時，施用的力氣比起太陽、月球或任何星球在嬰兒誕生那刻所施的引力大上千萬倍。人們會明白中國餐廳的幸運餅所帶來的財運，若不是電腦寫的，便是皇后區華頓食品（Wonton Food）的員工想出來的。大家也可以計算中樂透的機率，便知道機會是小到多麼荒謬可笑，於是決定終生不再買彩券（只是全美有三十州的教育經費也會完蛋了）。這個數字可不是笑話，若是全美突然被一股理性思考的狂潮所席捲，政治人物可能得採用非常的手段來彌補公益彩券與老虎機的收入，或許還得加稅呢！
瓊絲（Lucy Jones）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地震學家，她太清楚人們對理性有多抗拒，又多麼輕易會跳進兔子洞裡尋找定理、陰謀論，以及兔子的影蹤。有一頭桃色短髮的瓊絲年約五十，她熱心又富朝氣，是美國地質調查會（ＵＳＧＳ）負責南加州的責任科學家，推廣地震防災應變教育。她也是ＵＳＧＳ指派的「沙包袋」，當南加的大陸板塊發生天搖地動時，負責回應媒體連珠砲的發問，並因應處理大眾的恐慌。和世界各地的地震學家一樣，她努力提升地質學家預測大地震的能力，期盼能找出早期警訊，以便及時撤退居民，或是採取各種措施來保護住家，還有保護一九六四年世界博覽會一套珍貴的高球雞尾酒杯（Highball Glass）。瓊絲聽過的地震迷思不可勝數，這些光怪陸離的說法包括有魚類能預感地震來襲，或是大地震只有在清晨才會發生等等。「人們常會記住清晨發生的地震，因為這些地震將人們搖醒，讓大家最害怕。」瓊絲說：「當資料顯示晚上六點和早上六點一樣容易發生地震時，人們仍然會堅持清晨發生地震的說法一定有道理，因為媽媽、阿嬤以及叔公米爾頓都說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或者人們會將『清晨』重新定義成從午夜到中午，於是這樣就對了：許多地震都是發生在凌晨十二點到中午十二點，米爾頓叔公說的沒錯！」
大眾也相信地震學家其實已經會預測地震，但會有所隱瞞保留，免得造成大眾恐慌。
「有位女士寫信給我，她說：『我知道妳不能告訴我下次地震何時發生，但可不可以告訴我何時會送小孩到外地的親戚家去呢？』她認定我會偷偷用行內消息來保護家人，卻不肯透露給大眾知道。人們寧願相信是權威或當局說謊，卻不願相信科學的不確定性。」瓊絲指出，只要受過基本的科學訓練，人們會了解「科學」與「不確定性」在辭典裡應有關聯。她送小孩到外地親戚家玩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去外地親戚家玩。
許多科學家也認為外行人應該多了解科學，才會體認到科學產業對於國家的經濟、文化、醫療與軍事前景有多重要。地球正迅速變成一個由科技主宰的世界，在這個全球化的科技世界村中，若具備科學與科技能力，將對個人的社經地位存續有致命關鍵。「在工業革命後的西方世界中，閱讀成為人類溝通的基本過程。」瓊絲表示：「若不能閱讀，不僅無法參加一般交談，更別說是找工作了。」
「我們此刻也正面臨一種轉變。」瓊絲說：「在現代世界中，理解能力與掌握科學將變成人人都需要的東西。」
不單單是科學家相信卓越的科學是美國最強大的力量之一。科學與工程技術為生活帶來諸多便利，例如積體電路、網際網路、蛋白抑制劑、降血脂藥、噴油罐（門樞嘎吱時也適用！）、魔鬼氈、威而鋼、夜光黏液、一份兒童疫苗注射表（讓懶惰想逃課的學生，除了「持續性哈利波特式頭痛」之外，找不到其它好藉口不上課）、以水果命名的電腦系統，還有用帶刺的節肢動物或以印第安部落命名的先端武器系統。
然而，科學卓越的未來不只是要會應用科學。更需要願意支持基礎研究。這些未來式的研究可能得花上數十載時間，才有結果可發表、有產品可上市，並生產出有用的研究生。科學家與支持者主張，如果大眾能更深入了解科學，將促使政府提高科學年度預算，還有增加長期與開放性的研究獎助，以及投資更多的科學基礎設施，特別是讓實驗室裝置更好的點心販賣機。大眾將體認到今日基礎的科學研究，將有助於明日的繁榮昌盛，更不用說能解開生命與宇宙的奧妙。還有，天才與意外發現是無價之寶，縱使硬要說出價格，絕對超過政府現在每年撥派的科學經費。
是的，讓我們寵愛今日的科學家，培養明日的夢想家。當我們營造對科學更友善的氛圍時，肯定會鼓勵更多年輕人立志以科學為業，讓國家保持最佳戰鬥狀態，抵抗印度與中國等企圖心旺盛、人多勢眾的新興國家。我們需要更多科學家！需要更多工程師！然而年復一年，越來越少美國學生選擇念科學，雖然相關工作的機會急速增加，但誠如美國科學委員會顧問小組在二○○四年對國會提出的警言：「我們發現到美國公民接受訓練成為科學家與工程師的人數有減少趨勢，這種現象引人擔憂。」目前，美國高等科學與工程學位有超過三分之一是授與外國學生，一半以上的博士後研究更是由外國人擔任。雖然在科學機構裡充斥國際臉孔並沒有錯，但是外國學生常會選擇帶專業訓練回偉大的祖國。科委會指出：「這股趨勢將威脅本國的經濟利益與安全。」
當有廣大的就業市場可供選擇，而相對上研究工作的報酬又如此低廉的情況下，誰能怪美國人躲避科學呢？在接受十年以上的高等教育後，博士後研究員或許可賺到四萬美元，往後也僅能在五位數的年薪中掙扎。諾貝爾獎得主與加州理工學院前任校長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對此有所觀察，他早年的研究生涯多是在麻省理工學院度過，見證了上流階層是如何堆砌打造人生。當時他的女兒就讀麻州安多佛著名的菲利普預校，該校擁有最棒的科學課程，「但是沒有安多佛的畢業生上麻省理工學院，」大衛說：「會數學的畢業生去當股市經紀人了，貴族科學家真是鳳毛麟角噢！」
除了提高報酬，科學需要更多的認可。科學倡導者堅持，若大家把科學看得更燦爛、更光鮮、更先端的話，或許能吸引更多人投入，讓更多聰明的年輕人以及更多靈巧的雙手，願意接連二十個小時操作吸量管。芬柏（Andy Feinberg）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基因學家，他表示：「我成長時情況大大不同，那是蘇俄太空衛星升空的時代，是太空競賽的年代，每個人都被科學深深吸引。大家認為科學很重要，覺得很興奮、很酷。我們現在得重新激發這股精神，對發現文化的重視會帶領國家向前邁進，我們是輸不起的！」
這些都是重要有力、慷慨激昂的論點，極力呼籲大眾對科學更加重視。我衷心希望更多年輕人變成科學家，尤其是帶有我的ＤＮＡ、又可扣抵稅額的女兒。我也樂於見到每年十一月選舉時，投票的民眾可做更明智周全的選擇。
還有，誠如諾貝爾獎得主與德州大學物理系教授魏恩伯（Steven Weinberg）指出，許多科學觀點的議題不能單獨由科學決定。他說：「讓我受不了的是，當談到是否採用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等爭議時，政治領導人除了不懂Ｘ光雷射，更不讀歷史！」科學真的能單獨決定像應否從人類囊胚抽取幹細胞等議題嗎？科學可以說：沒錯，囊胚是人，裡面有人的ＤＮＡ。但是科學不能告訴我們該如何嚴肅看待囊胚，也不能獨斷爭議。若有合法管道進行幹細胞研究，說不定有朝一日能找出治療的新管道。不過，受多發性囊腫或帕金森氏症所苦的病人，和囊胚對未來的「權益」，究竟何者重要呢？科學無法就這些議題為我們做決定，這是良知、政治、宗教信仰的問題，以及大家互相詛咒對罵的事情。
總而言之，我不確定了解科學可否讓人變成好國民、找到好工作，或是避免一時失去理智而買了一條白皮褲……我不是實證主義者，講不清吃花椰菜該用哪種牙線之間的辯證關係，但我知道對於成年人而言，再怎麼嚴重的中年危機，也不會在一夕之間變成科學家。那麼若不是科學家，便不「需要」了解科學嗎？就像凡夫俗子也不「需要」去博物館或聽巴哈，或讀一段莎士比亞詼諧有趣的十四行詩；也不「需要」遊歷外國，或去沙漠峽谷健行，或在無雲無月的夜晚出外飲用星光香檳而醉倒了嗎？
我認為並非如此。了解科學的目的，與其說是有實際用途，倒不如說是滿足神經飢渴。當然，人人都應該了解科學，只要突觸有空間容納的話。科學不是一件物品，更不是單線思考。科學是人類經驗匯聚而成的汪洋大海，是這個星球上最聰明的生物所創造出來的精華所在。如果沒學會游泳一定會後悔，只要游過這片大海將會終生不忘。
當然應該了解科學，就像是蘇西（Seuss）博士建議大家唱歌遊戲，因為這些事情很有趣，而有趣是好的！
為什麼博物館很有趣？為什麼孩子們會喜歡科學？這些都是有道理的。科學很有趣，不僅僅是「把玫瑰放進液態氮後，丟到地板會破碎」那種「爆炸性」的有趣（雖然這也是啦！），更是因為豐富的點子很有趣，因為看透事情的表面很有趣，因為了解箇中道理的感覺很好，這些都是應該擁抱科學的原因。
波斯坦（David Botstein）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基因學家，他說：「念大學時，我和父親爭吵，他要我當醫生，我想要當科學家。我清楚告訴他，我不會上醫學院，事實上我已經開始做一些很有趣的ＤＮＡ研究了。有天晚上父親一位好友來訪，他也問我到底想幹嘛，哪有什麼比人體學及接合骨頭更有趣的工作呢？後來我們都喝了一點酒，我對他解釋ＤＮＡ的結構與意義。那時是一九六○年左右，分子生物學才開始起步而已。在我們談話結束時，父親的朋友抬頭對我說：『你是世上最幸運的傢伙了，人家付錢讓你玩耶！』」
蓋里森（Peter Galison）是哈佛大學物理史教授，對於大眾覺得科學毫無樂趣可言，他覺得非常驚訝。他說：「要費盡工夫才能淪落到這步田地。小時候，我從來沒有遇過有小朋友不認為科學很有趣，但是這些年來教科書冗長沈悶、插圖很無趣，讓科學變成無字天書，與人們日常生活脫離。我們竟然讓許多人相信，曾經是世界上最迷人有趣、最理所當然的東西，跟自身存在完全沒有關係。」
當然嘍，受訪的科學家為科學的樂趣做見證並不令人意外，他們的經費充裕且成就非凡，本來就會把世界看得很美好。但我也認識許多非常成功的作家，認為自己一點也不幸運，而是命運悲慘、受詛咒的生物，當作家完全是只能靠這行吃飯、別無選擇的緣故。小說家與散文家湯瑪斯‧曼（Thomas Mann）抱怨道：「寫作這檔事，對作家來說比一般人更困難。」寫喜劇故事的卡爾‧海森（Carl Hiaasen）說：「當我寫了一上午回家吃午飯時，我太太說我看起來像是剛從葬禮回來一樣。」藝術家大衛‧沙爾（David Salle）對《紐約客》的珍妮‧梅爾康（Janet Malcolm）訴說畫家生涯的悲慘：「我發現這太困難了，好像是拿自己的頭撞牆。我覺得別人都可以輕鬆畫好，過個愜意無比的人生，而我必須待在這個恐怖的小房間受盡折磨。」當然，研究科學並不輕鬆，而且別被科學家的短褲、Ｔ恤騙了，他們的世界競爭激烈。不過，科學家總是訴說自己有多好運、多快樂，他們也不藏私，很樂意與大家分享快樂。
蓋里森說：「是的，我們搞砸了。我們將大石頭推到山丘上，讓人們覺得科學無聊透了。」但是對於山丘頂上的那個大石頭，我有話要說：它蘊藏許多潛能，正渴求被釋放呢！只要幾把鏟子，肩膀再使點勁，大石頭可望從不自然的束縛解脫，遵守牛頓力學轟隆隆朝地面翻滾而下。
這本書是我小小的嘗試，希望能略盡棉薄之力，推動那塊石頭，釋放科學美麗的動能，引起世人的驚豔與注目。
也許你是從中學當掉物理（因為穿睡衣帶昆蟲標本去交，或是期末考晚到一小時……）可怕的那年後，再也沒有碰過科學的人；或者你是在大學為了達到修課規定，而選修諸如網路約會之演化心理學這類課程，卻很遺憾自己仍然分不清什麼是質子、光子與呆子的話；或者你只是越來越好奇，卻不知道打從哪裡開始的人；或許，你覺得「開始」頗有道理，但是屬於誰的開始呢？不是孩子數指頭那般隨便或讓人不好意思的開始，而是屬於成年人的開始，是你與科學之間展開平等關係的開端。在你舉起手來抗議並哭訴「我vs.科學」是不公平的競賽時，容我說明，這不是你對抗科學，而是「你與科學」，你是支持科學研究的納稅人，接觸過的科學比自己想的還多！例如，每一次想搞清楚吸塵器哪裡不對勁，是機器過熱、機器壞掉或是毛團卡住的時候；或是你知道，若不一直在未達沸騰的溫度下持續攪拌荷蘭醬的話，那麼會糊成一大團而無法倒在蘆筍上調味的時候。事實上，你動手做科學，你支持科學！
這個開始就是科學家看到的開始，或者至少是他們同意看到的開始，因為有個記者出現在他們的辦公室門前，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請他們思考幾個非常基本的問題。科學家長久以來抱怨科學文盲充斥，極少有批判性思考，認為我們需要對科學有更深入了解的國民。說得好！但是要怎麼做才能讓人們擺脫這種可怕的處境、這種不學無術的窘況，改而散發出健康博學的光彩？一般人需要了解什麼科學，才能算是了解科學呢？請教諸位「萬事通博士」，如果要舉出六件事情讓旁人了解您的專業領域，有哪六大基本概念是至今仍會讓您驚豔讚嘆的？或者您偶爾還會教大學部課程，為那些「非主修」的軟殼動物上點課，那您希望在這些概論課上灌輸學生哪些重要觀念，讓他們在期末考後仍留下一點東西？何謂科學思考呢？非科學家在雞尾酒會上要如何才會讓您留下印象，不會覺得這個人是搞笑的丑角？
當面對「您希望大家對科學有何了解」的問題時，許多科學家熱切地表示，需要立即改善中小學的科學教育。這是一個崇高與必要的目標，應當把握每個機會進行，但是在美國極少成年人有機會重修從幼稚園到高中的全部課程。對於立意良善的課程改革者，我極為贊同，但我請他們想想已經過了求學年紀的人們。當然，即使是教育程度最差的人們，也不是沒有希望的，讓我們把重點放在這些人身上，他們應該了解什麼科學，應該如何了解，而樂趣究竟何在呢？
我明白「科學」這個詞涵蓋甚廣，前面可以加上「社會」或「軟」來修飾，便可包含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地理學或風水。我決定將重點擺在一般稱為「硬」的科學，主要是物理與生命科學，最廣包括物理、化學、生物、地質與天文。這些學科通常是人們覺得最恐怖、最難懂的，「顧客服務」也最糟糕。同時，這些領域也獲得十足的進展，上個世紀的發現最為燦爛耀眼，讓用濫的詞語如「革命性」依舊適用。例如，科學家已經探測原子的內層；閱讀宇宙的備忘錄，幾乎直至誕生的那刻；解開人體ＤＮＡ的糾葛；並描繪出我們所住的這塊泥球——地球。這些彷彿是科學的童話故事，而這些故事如同一位科學家說的：「恰好是真的。」它們硬如鑽石珠寶，將會永遠流傳，更加光芒耀眼。
在研究的過程中，我訪問上百名科學家，通常是親自造訪，有時是透過電話與電子郵件，許多人都是在美國一流的大學與研究單位工作。訪談的對象有諾貝爾獎得主、科學院院士、大學校長、研究院院長，以及麥克阿瑟天才獎得主。我也採訪有天才老師之稱的研究人員，他們有的贏得年度優良教師獎，有的獲學生網站評為講課清楚、具啟發性、很有趣或很棒的老師。即使是最困難、最漫無頭緒的對話（讓我感到像是維多利亞時期的牙醫，沒有麻醉就急著動鉗子），最終也能說出幾句至理名言。科學家談到需要擁抱所發現的世界，而不是所期盼的世界。除了聊到自己最愛的分子，他們也會穿插笑話，像是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笑話。海森堡提出著名的不確定原理：可以知道電子繞原子核心運轉時的位置，或是知道其速度，但不能同時知道電子的位置與速度。有一次海森堡要到麻省理工學院演講，但是他遲到了，開著租來的車在劍橋飆車，一位警察攔下他，問道：「你知道自己開多快嗎？」
「不知道，」海森堡開玩笑說：「但我知道自己在哪裡！」
「在雞尾酒會上說這個故事，別人會走開。」麻省理工學院的材料科學家路柏納（Michael Rubner）說：「若在五百名麻省理工學院大一新生面前說，大家會哄堂大笑。」
我也會要求科學家超越「想當然耳」的程度，盡可能解釋清楚一些常用的基本詞彙。例如，你可能聽過對幼稚園生形容原子時，會說原子是由三種不同的粒子組成，質子與中子像太陽一樣位在中心，電子在旁邊的軌道上咻咻飛去。你可能也聽過質子帶有「正電」，電子有「負電」，中子則「不帶電」。嗯，這些聽起來很簡單：正號、負號，以及兩手空空……但是，我們到底在講什麼東東啊？何謂粒子有「電荷」，次原子的「電荷」究竟跟生活中大家熟悉的「電」有何關係？你只知道當車子在荒郊野外拋錨時，拿出手機要求救卻發現忘了充「電」，突然間一切都不妙了。
我也盡可能讓看不見的能夠看見，讓遙不可及的拉近距離，讓說不清楚的變明白。例如，我會問道：若是人類細胞能變大到可以放在咖啡桌上，您想不想這麼做？看起來會如何？您說一般的細胞相當忙碌，那麼是像曼哈頓或是像多倫多那般忙碌嗎？
不是我想表現得太阿呆。在追問這些科學家比基本還基本的問題，推開「每個人都知道」的擋箭牌，直到像是穿鮮黃色的夾克逛天體營那般「受歡迎」之際，我確實懷抱幾個崇高的目標。首先，我自己想要了解這些素材，也期盼能從容講解給別人聽。第二點，我相信理所當然的假設以及未加以闡明的解釋，是讓人們閃躲科學的重大原因。如果就連「薛樂蜜傻瓜指南」（Shlemiel's Guide）中，對於原子的說明都是用一些所謂基本、自然的概念快速帶過，而讀者卻仍然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時，哪有希望看得懂二號卡通氣球上的字呢？
此外，我選擇在幾個大問題上提出許多小問題，這種作法近年來受到許多科學教育者的喜愛，那就是把科學教給外行人時，最好的方法是重質不重量。
在經過無數的訪談以及幾個月的工作後，我開始有似曾相識的感覺：科學家正說到我已經聽過的東西。這感覺美妙又可怕，美妙在於我有信心已掌握到一些科學的基本道理，寫出來的作品可以端上檯面，不會完全是天馬行空或自說自話；可怕的是這意味著採訪的時間已經結束了，該是寫作的時候了。這痛苦的過程，神經科學家哈克菲德（Susan Hockfield）講得更傳神：將三度、平行處理的經驗化為兩度、線性的描述。她說：「這比化圓為方還難，簡直是化球為方了。」讓我想到小時候上美術課，因為畫不好直線，而流下來一串淚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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