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1.
這是我的人生故事，也記錄了我丈夫邱陽創巴仁波切的點點滴滴。我的人生和創巴仁波切緊密交織。他是藏傳佛教的喇嘛（譯註：喇嘛是西藏佛法老師的尊稱，不見得是指出家人），是創巴法脈的第十一位轉世，也是東藏蘇芒寺系的住持。我經常稱我的丈夫為仁波切，這是大喇嘛和轉世上師的尊稱，意思是「珍貴的人」。由於中共入侵，仁波切於一九五九年逃離西藏，在印度待了幾年之後，來到英國。我們在英國相遇，當時他二十八歲，我十五歲。我十六歲時嫁給了他，這讓我的家人和他的西藏法友相當震驚。我們深愛著彼此，有著非常特殊的緣分，不過依大多數人的標準來看，我們的婚姻相當另類，而且並不是一帆風順，令人心痛的事情與困境所在多有，但最後我毫無悔恨。
仁波切是第一批到西方傳法的西藏喇嘛，也是用英語教導西方弟子的先驅者。從他一九六三年抵達英國，到一九八七年在北美逝世為止，一直都待在西方，這段期間是佛教移植西方的重要時期。我希望以他妻子的角度，對這段時期提供獨特的觀點。在那段歲月裡，我的生命大多跟他以及他的各種經歷息息相關，因此，講述我的人生故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把我對他和當時各種事件的記憶保存下來。
我也會描述我們共同生活的故事，以及我們的戀愛與婚姻關係，因為這是那麼人性化、那麼實在地與另一個人密切相處的經驗。我認為生而為人，學習如何在每個當下與人密切共處，就是佛法的終極精髓。因此，我會盡量分享去愛這樣的一個人到底是什麼滋味，這是相當奇特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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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月4日英國《星期日鏡報》的新聞剪輯。標題上寫著：16歲的黛安娜離家與僧侶結婚。（橡樹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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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見到仁波切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聖誕假期期間，當年我十五歲，就讀博耐頓女校（英國寄宿名校）。學校放寒假，我回到倫敦跟母親和姊姊一起過節。那一年暑假，我和母親與姊姊泰莎一同前往馬爾他島度假。那一陣子我完全無法和母親溝通，只要在她身旁，我就覺得患了幽閉恐懼症。在馬爾他島的時候，我愈來愈躲到自己的殼子裡，也趁此機會閱讀許多關於上座部、禪宗和西藏佛教的書籍。我們回到倫敦後，我便開始去艾克萊斯敦廣場的倫敦佛教會上佛學課並參加其他活動。當時佛教還不是特別盛行，周遭沒有一位朋友對佛教感興趣，不過我父親生前倒是對佛教頗有興趣。父親在我十三歲時過世，於是我開始質疑和探索原本的宗教信仰和精神層面，首先閱讀比較宗教的書籍，然後集中在佛教的著作上。一九六八年秋天，我讀到仁波切所寫的《我從西藏來》（Born in Tibet），內容是他在西藏的成長過程，以及逃離中共的經歷。我認為這本書既刺激又奇特。但事實證明，閱讀這本書跟碰到作者本人比起來，刺激程度是小巫見大巫。
在聖誕假期期間，我去聖喬治禮堂參加倫敦佛教會舉辦的解放西藏大集會。節目持續好幾小時，講者逐一上台講話，我覺得無聊透頂。最後幾位講者當中，有一位就是《我從西藏來》的作者邱陽創巴仁波切。他穿著褐紅色和橙黃色的藏人僧袍上台。我從觀眾席抬頭望著他，立刻覺得我們有很強烈的關聯，令我大為驚奇。不過他還來不及開口說話，整個人就癱倒下來，被人抬了下去。他們宣布仁波切生病了，但我現在猜想，可能是酒精作祟。
雖然他只在台上幾分鐘，但我知道我們有深厚的宿世緣分，這讓我心情非常激動，只能夠說有「回到老家」的感覺。當時還沒有任何一件事對我衝擊那麼大，我對自己說：「這就是我這輩子一直在尋找的，現在他又出現了。」跟他電光石火般的交集，不只是某個令人興奮且強而有力的經驗。我「早就」認識了他，而我一看到他，就發現自己一直是這麼想念他。從那一刻起，我便急於跟他見面。
我十三歲父親剛過世之後，就陸陸續續做了好幾個栩栩如生的夢，都跟我在西藏的前世有關。我沒有跟任何人提起，因為不知道怎麼開口，而且對方可能會誤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那些夢是怎麼回事，但我就是知道夢中的所在是西藏，而且跟前世有關。我一看到仁波切，就知道他是我那個夢中世界的人。
其中有一場夢最為鮮明：我住在西藏一片白色大湖邊的一座尼寺。起先我和其他尼眾住在一起，但後來搬進一間寬敞的寮房，中央擺了一尊碩大的白色佛像，我就自己在這裡生活。我在這間尼寺練習打坐和研讀經典，幾年後才離開寺院到山洞中閉關修行。
閉關時，我穿著厚重的羊毛製尼眾僧袍（稱為朱巴），而且襯裡是獸毛做的。洞內的陳設相當樸素，只有角落裡的一張小床、烹飪的地方，以及簡單的佛龕。我每天面對著佛龕，坐在架高的小平台上盤腿修法。有一陣子，我還能記得夢中閉關時是觀想哪位本尊，雖然現在已經記憶模糊了。後來跟仁波切描述這個夢，他非常清楚我在修什麼法。
在夢中，周圍出沒的野獸令我非常恐懼，我每晚都在洞口附近生火，好讓野獸不敢靠近。最後，附近的村民募了款，幫洞口砌了一個門面，我獨自待在那兒就不會害怕了。
有一次，我看到幾位西方人從附近經過，對他們既驚奇又著迷。他們腳上的靴子是我所未見過的，現在想想，大概就是登山靴吧！我回想夢中這幾位西方人時，記憶鮮明得好像在現實生活中看過一樣。
要取水，就得走下山谷，那裡有一條小溪，讓人感到相當寧靜，我很享受出洞汲水的沿途風光。有一天，我坐在溪水邊，手上拿著一顆石榴，是從哪裡摘來或撿來的並不清楚。石榴產於北印度，也許當時在西藏的那個地區也生長了一些，畢竟某些山谷是很炎熱潮濕的。我清楚記得石榴握在手中的感覺，然後突然間，我死了，就這麼簡單，一定是心臟病發作。我從很遠的地方看到自己的屍體，覺得自己好像被真空吸塵器吸起、穿過如隧道般的管子離開這個世界。這是我能記得的最後一幕。
我向仁波切描述整個夢境，他說只要再跟我稍做談論，就能說出我前世到底是何許人也。不過知道這些對我並沒好處，可能還會成為障礙。他說我在尼寺有一間個人寮房，可能是因為我跟一位重要人物（可能是大喇嘛）有血緣關係，也許是他前世（第十世創巴）的親戚。後來他就再也沒有往下細談了。
結婚後，我才告訴仁波切這個夢，但他說我們初次見面，他就知道我在西藏的前世。這件事我很少跟人提及，但現在寫出來，似乎有助於了解我們倆的緣分。
在倫敦見到仁波切之後，我繼續閱讀任何跟西藏或西藏佛教有關的書籍資料，只要能拿到手的我就讀。大集會之後不久，我參加仁波切在倫敦佛教會開設的課程。倫敦佛教會是英國歷史最悠久的佛教組織之一，由一位才氣縱橫的名法官克里瑪斯．翰菲茲（Christmas Humphries）所創辦。仁波切初抵英國時，佛教會經常邀請他去講課，還把他早期的部分開示刊登在佛教會的期刊《中道》（The Middle Way）上，不過雙方後來不相往來，聽說是他們發現仁波切在教授某個課程時喝酒，此後就不再請他開示了。
我上的那門課，主題是蓮花生大士（又稱為根本仁波切），這位印度大師是第八世紀把佛教傳入西藏的關鍵人物。仁波切跟我們講述蓮花生大士的人生故事，以及故事中的教訓。老實說，他講的內容我已經忘得差不多了，只記得自己一直盯著他看，覺得他穿著僧袍真令人賞心悅目。雖然他戴著厚重的老花眼鏡，但我還是覺得他滿好看的。
學員可以要求跟老師個別面談，雖然我有點害羞又害怕，但當然還是登記了。佛教會的上課地點是二樓的一間大教室，對面就是空間不大的面談室。面談時，仁波切非常仁慈和藹。他指導我禪修的技巧，但內容現在有點模糊了。當時的我只是極其渴望「他」這個人，覺得他似乎非常特別：好慈悲、好清淨、好銳利。面談的過程中，我覺得我們心心相印、溝通無礙。他不管與誰共事，似乎都會和對方的心墜入愛河。但我不認為他別有用心，他只是想慈悲為懷、利益他人。
在面談室裡，仁波切坐在地板的蒲團上，我坐在他對面。他的前方有一碗葡萄，他分給我一些吃。我們雖然才剛認識，但似乎就已經有性愛的感覺了，不過當時我才十五歲，仍然天真無邪，因此沒有特別注意到。面談後，我沉浸在剛剛的經驗以及跟他那麼毫無距離的感覺中，於是下定決心，要花更多時間跟他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仁波切在蘇格蘭與人共同創立了鄉間禪修中心，稱為桑耶林。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那裡，民眾可以前往打坐修行、聽聞佛法。一九六九年年初，我聽說桑耶林開了一個課程，就很想趁學校放連假時去聽課。當時我才十五歲，必須先徵得母親的同意才能參加。我問她時，她說除非她也一起去，否則不准我參加。想到她要一同前往，我就悶悶不樂。我們的關係並不好（這樣講還算好聽），此外，只要不是英國上層階級的白人，她都懷著強烈的偏見。如果仁波切是義大利人，她也會有很多意見，更何況是信奉某個怪異宗教的亞洲人。在她的眼裡，西藏佛教不是怪，不然是什麼？不過我別無選擇，只好跟她說一起去沒關係。我猜她對西藏喇嘛這種來自異國的稀奇人物也是有那麼一點好奇心。
我、母親和姊姊泰莎一行三人從倫敦開車前往蘇格蘭，長路漫漫。雖然與母親共度週末不怎麼令人期待，但想到要去桑耶林，還是令我興奮不已，尤其還有無話不談的姊姊作陪。車程花了六小時以上，大多數的路也不怎麼平順，因此沒辦法開太快。我們跨越英格蘭的邊界，到達蘇格蘭西南部的鄧弗里斯郡（Dumfriesshire）。我們從鄧弗里斯市轉向東北方，開上一條雙線公路，大約二十英里後，來到居民只有數千人的小鎮洛克比（Lockerbie）。我們先是經過一大片矮松針森林，然後來到幾乎不見樹影的蘇格蘭低地。我們在一條鄉村小路上往北走，兩旁的鄉間景色讓人覺得空虛，但也有一種淒涼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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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仁波切、黛安娜和新生兒小虎。（橡樹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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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繼續往北開到葉士克達謬（Eskdalemuir），一座房舍疏落的小村莊。再往北開個幾英里，就到達桑耶林。主寺是一棟龐大的白色石屋，有幾百年的歷史，座落在草坪中央，相當顯眼。他們還零星搭建幾座小茅篷，好讓行者閉關修行。桑耶林這塊地因為有人照顧而綠草如茵，但周圍卻是一片荒蕪，山丘風勢強勁，上頭青褐相間的長草被風吹得一面倒。天上朵朵浮雲，跟山坡上的點點綿羊相互呼應。
我們進入主寺，沿著主要長廊走去，左側有個房間，裡頭有大扇窗戶，能夠看到外面的花園。什拉．保登．貝魯把這個房間當作畫室。他是西藏喇嘛，也是那裡的常住之一，在繪製唐卡（傳統的藏式宗教繪畫）方面極具天賦。畫室裡掛滿了他進度不一的素描和繪畫，內容都是西藏壇城和神佛聖尊，有些看起來非常凶猛。我對這些圖像頗有熟悉之感，但母親一定覺得怪異至極。
繼續往前走，左手邊是大殿，專門用來禪修和舉辦各種藏密修法及儀式，空間很大，漆成深紅、黃、橘和金色，裡頭有幾座法壇，中央的主壇裝飾較繁複，四周的法壇則較小。法壇上擺著點燃的酥油燈，還有幾座青銅製和金製的神佛菩薩像。法壇後方掛著唐卡作為背景，大殿的四面牆上也掛了幾幅，藏香的濃郁氣味瀰漫整個空間。座位方面，不僅有矮長凳和蒲團，還有覆蓋著錦緞的寶座。他們說仁波切身為主法喇嘛，就是坐在這個寶座上。大殿每天早上都有早課，仁波切總是會下來主持。傳聞他坐在寶座上時會打瞌睡，會有人開車繞著車道，鳴按喇叭把他吵醒。
右側這個房間沒什麼裝飾，只在地板上鋪一塊小地毯、放一張小桌子和擺幾個蒲團，這是仁波切跟信眾面談的地方。這裡很像西藏的寺院，真不知道母親看了作何感想。
他們幫我們安排的寮房位於二樓，能夠俯瞰外面的庭園。我們抵達後不久，仁波切就請母親去面談。桑耶林的信眾大多不是母親那個社會階層的人，年紀也比她小很多，因此我確定仁波切既好奇又覺得有趣，所以想要見見她。他們在一樓面談室談話時，我和姊姊偷偷從二樓溜下去，站在面談室外面，很想知道裡頭進行得如何。母親的蛇皮高跟鞋整齊地放在關起來的門邊，我們看了不禁開懷大笑，想到她脫掉鞋子、打著赤腳去見某人，就覺得非常滑稽。看到這兩個世界用這種方式交集，覺得既有趣又矛盾。
母親從面談室出來後，說：「他請我在這裡住幾天。」我敢說她絕對是深深為仁波切著迷。這實在叫人吃驚（其實吃驚還不足以形容），但是對我和姊姊來說卻是天大的好消息。接下來我們全都跟隨桑耶林的作息。吃飯時，我們坐在餐廳中專門給西方學生使用的一張長木桌上。伙食很簡單，我記得晚餐是湯配麵包。有好幾位西方人是利用這個週末來聽課修法的，此外還有一些常住學生。每天都有幾個共修時段。我們大約六點半起床，七點就開始共修。他們請我和姊姊幫忙做一些簡單的雜役，例如洗碗。
那個週末，我也和仁波切面談了一次，跟他傾訴我的焦慮，以及和母親相處的問題，他似乎非常能感同身受。他的新書《動中修行》剛由「史都華與瓦金斯出版社」（Stuart and Watkins）在英國出版，我問了一些相關問題。不過對我來說，重點只是跟他在一起。我真是開心極了。
當時，桑耶林大部分的西方學生不是英格蘭人，就是蘇格蘭人，好像沒看到什麼美國人。除了仁波切和唐卡畫師什拉．保登．貝魯之外，我們還認識了另一位藏人──阿貢（Akong）仁波切，他是創巴仁波切的常隨，他們共同創立桑耶林禪修中心。之前他跟創巴仁波切一起逃離西藏，仁波切抵達英國之後，在牛津大學讀了幾年的書，他也跟仁波切住在校園宿舍內。阿貢這時候還不常教學，雖然他也是一位「仁波切」。他負責桑耶林的行政事務，而仁波切是這裡的精神導師。聽說兩位仁波切已經相識好幾輩子了──創巴祖古（轉世的喇嘛）和阿貢祖古在前幾輩子都是知己，這輩子也像兄弟一般親近。然而在我拜訪桑耶林之前，他們就已經有重大的不合，雖然我當時並不知道。我們在那裡住的幾天，並沒有看到他們爭吵或意見分歧，我所看到的景象是一片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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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木克坡家族於博德市的卡拉帕院。（橡樹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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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想參見一位英國尼師，俗名是蕎西．薇吉絲樂（Josie Wechsler），她是仁波切的弟子，非常敬愛這位上師。桑耶林二樓的藏人寮房區通常是不准西方人進入的，不過蕎西沒有獨自閉關時，可以住在藏人寮房裡。
早晚課都是用藏文唱誦。當時著重的是西藏傳統的修法方式，跟仁波切後來發展的大相逕庭，不過當時已經有翻譯在進行。仁波切之後傳了一個新儀軌，幾乎每天都用英文來唱誦修持，整個中心的氛圍迅速改變。
一九六八年夏天，仁波切去印度參訪，這是五年前他來到西方後，第一次回到亞洲。他在印度時，應不丹皇后之邀前往不丹。皇后是位虔誠的佛教行者，跟仁波切都師從於尊貴的頂果欽哲仁波切（Dilgo Khyentse Rinpoche），為人慈悲，聽說仁波切要來印度，便盛情邀請他順道前來不丹。仁波切在牛津時，是不丹太子（即前任國王）吉莫．辛吉．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的家教。仁波切除了受邀拜訪不丹皇室，還獲准在名勝古蹟虎穴（Taktsang）閉關禪修，那是蓮花生大士進入西藏前禪修的山洞。
仁波切在那裡閉關時，發現了名為《大手印儀軌》（Sadhana of Mahamudra）的法本。用「發現」一詞來形容，是因為根據西藏傳統信仰，仁波切並不是親自撰寫這部儀軌的，而是在自心深處發現這個據信是蓮花生大士在一千多年前撰寫的法本。他在蓮花生大士於一千多年前修持的山洞中禪修，使這部珍貴的法本得以公諸於世。法本指出當代人類精神生活墮落貧乏、物質主義大行其道，這種黑暗要如何透過不分教派的整合方式克服，呈現真實不虛的修行之道。我丈夫被視為「伏藏師」，有點像西方《聖經》上所說的傳達神旨者。許多最偉大的西藏大師都是伏藏師，他們發現蓮花生大士藏在各處以幫助後世的教法（有時是實際的法本和法器），因而得到「伏藏師」的尊稱。我把這種教法想成定時炸彈，因為它們經常在適當時機揭露出新的了解或智慧。《西藏度亡經》（Tibetan Book of the Dead）就是伏藏的著名例子。伏藏可能藏在山洞的岩石中、河底的某個容器裡，或是其他特殊地點。據說有些藏在心中，教法從伏藏師的心中自然生起，或是伏藏師在心中發現教法。仁波切被視為心伏藏和實物伏藏師。他當年在西藏仍是個年輕喇嘛時，就發現了一些伏藏，不過我相信《大手印儀軌》是他離開西藏後所發現的第一個伏藏。
我們在桑耶林時，仁波切才剛從不丹帶著這部儀軌回來，而且最近才剛翻譯成英文，因此桑耶林的學生除了唱誦藏文的儀軌之外，還以英文修持《大手印儀軌》。我記得法本是油印在彩色的紙上，感覺非常陽春。
我們在那裡待了幾天之後，一天下午我走進臥房，發現母親全身猶如凍住了一般，僵硬地坐在床上，彷彿飽受驚嚇。她就坐在那裡，什麼話也沒說，也沒有任何動靜，幾分鐘後才開口：「老天，我被催眠了，這亞洲人讓我鬼迷心竅。立刻收拾行李。這是邪魔妖法，我們要趕快離開這裡。」
現在回想起來，才發現她能夠在桑耶林待上那麼幾天，實在是不可思議。某方面來說，那的確是魔法。這段期間，她完全放下了何謂正當得體的成見。至於她為什麼有可能放下，我到現在還無法確實了解，不過當時不管仁波切是否真的下了什麼魔咒，眼前都不靈驗了。
母親那幾天乖乖跟隨常住學生的作息，非常值得讚嘆，不過當時的我完全無法體會到這一點，而是一心一意只想繼續待久一點。對於她堅持離開，更是氣得不得了。我和姊姊都極力說服她這裡很好，沒有什麼邪魔妖法，我們可以再待一、兩天。我向她苦苦哀求，但她說我們必須「立刻」離開。我去跟仁波切道別（覺得這幾天幾乎都沒有看到他），跟他解釋母親嚇壞了，所以我們必須離開。他叫我放心，說不會有事的，以後我們還會再見面。
姊姊有朋友住在蘇格蘭，離這裡很近，由於她比較年長，所以母親讓她去跟這些朋友住個一、兩天再回來，害得我必須單獨和母親開車回家。我把行李搬上我們的捷豹轎車，兩人就開車回倫敦了。我悶不吭聲，整個路途上除非母親問了直截了當的問題，而我回答「要」或「不要」之外，我都沒有開口說話。開了幾小時後，母親暫停一會兒，買了一個捲筒冰淇淋給我，以為會讓我心情好轉。等到我們繼續上路後，我便打開窗戶，把冰淇淋丟到外頭。記得她當時還好言相求：「我們搬去南非，妳會喜歡那兒的，我會買一座馬場給妳，妳要多少匹就多少匹，只求妳再也別對佛教有興趣，也拜託妳把那個怪人忘了。」我當然沒有乖乖照做。
連假結束後，我回到博耐頓。那是一九六九年春天，幾乎有半年都沒再見到仁波切了。這個學期期間，我聽說他出了車禍，傷勢很嚴重，身體左側癱瘓，令我大為震驚。又過了不久，聽說他正慢慢復原，打算娶一位名叫瑪姬．盧梭（Maggie Russell）的英國少女，這又是另一個衝擊。然後又過了不久，聽說瑪姬決定不嫁給他了。奇怪的是，最後這項消息竟然是最讓我心神不寧的，我實在無法相信這種事，只是納悶：「怎麼可能有人會對他說不？他怎麼可能會想娶妻，而對方竟然又如此拒絕他？那個人一定是瘋了才不嫁。」我還暗自打定主意，要是以後有機會嫁給他，我絕不會猶豫，也不會改變心意。
後來仁波切為這場車禍撰文，談到克服猶豫、懷疑和自欺。他為《我從西藏來》寫了一篇跋，題目是「在西方根植佛法」，文中提到這次車禍帶給他的啟示：
全心投入佛法、真心修行時，是不能不老實的。車禍後，我發現自己再也不能想要保有隱私、特殊身分或是正統性。我不應該隱藏在袈裟之下，讓人覺得高深莫測，這對我只是障礙。為了更深入參與僧眾的弘法事業，我決定還俗。我比從前更深信自己獻身於佛教的使命。
當時我還不知道車禍帶給他的衝擊，只是經常想念他，迫不及待要再見他一面。我一個十五歲少女，對他不甚了解卻又迷戀不已，同時也困在自己戲劇性的生活裡。我沒有停下來思考他最近遭遇的更深層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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