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命運般的會面
結束在德國各地的電影巡迴放映後，我回到了柏林。在柏林到處都貼著阿道夫．希特勒要來柏林體育場演講的布告，我也想去聽一下。那是一九三二年的二月底，在這之前我從未參加過這種政治性大集會。
我到達那裡時，體育場內已是人滿為患，很難再找到一個位子，我試著在那些正在大喊大叫的人群中，擠出位置。我有些後悔來這，但這個時候想離開也不可能，擁擠的人群已經將出口完全堵住。等了許久，在樂隊演奏了一首進行曲之後，希特勒姍姍而來，場內觀眾紛紛起立，發瘋似的喊叫著：「萬歲！萬歲！萬歲！」，時間長達數分鐘之久，我坐的地方離演講台很遠，無法看清希特勒的臉部，當呼喊聲逐漸消失後，希特勒開始講話：「各位同志們——」很奇怪，同一時刻我好像有一種幻覺，令我無法忘記。我似乎覺得面前的地球表面斷裂開來，如同兩個半球突然分開，一股巨大的水流從裡面噴射出來，直沖上天，連地球都受到震動。我完全被鎮住了，儘管他在演講中我有很多地方聽不懂，但我還是被他的演講吸引，他的話猶如猛烈的連珠炮火劈頭蓋腦地落到了聽眾的頭上，在場的人完全被這個人迷住。
兩個小時後，我站在波茨坦大街上渾身發抖。我甚至沒有力氣攔輛計程車回家。這次演講對我的影響仍在我的心裡發生著效應。毫無疑問，我完全被他的演講感染了。不斷有新的想法在我的心中盤旋，這個人會在德國歷史上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他會帶領德國走向光明還是走向黑暗呢?我慢慢朝興登堡大街方向的家中趕去，在回家途中，我不停想著這個問題。
第二天，我約了一位朋友見面，想同他一起討論希特勒這個人。這位朋友名字叫曼弗雷德．喬治，是《柏林晚報》的編輯，十年之後，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成了紐約發行德國猶太人報《建設》的出版商和主編。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猶太人，在我家裡和接觸的朋友之間從未談起過猶太人。要不是曼弗雷德．喬治，我也許還會深受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他是個狂熱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但是當時他還看不出納粹潛在的危險性有多大。他對希特勒的評價是：他是個天才，但有危險性。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我是如何能夠一方面同喬治的關係很好，但另一方面卻對希特勒持信任的態度，我想在這裡對此問題做出比較真實的回答。在同喬治的交談中，他表示完全理解我對希特勒本人的好感，那是因為我把希特勒本人和他的政治信仰完全區別開來，因為對我來說這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他的種族主義我是完完全全加以拒絕的，所以我從來就沒有想過要加入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但我樂於看見希特勒的社會主義計畫。對我來說，希特勒能夠成功地解決替六百萬人帶來不幸和絕望的失業問題是最重要的事。當時很多人都認為種族主義只是一個理論問題，它只不過是為選舉而進行的一種宣傳罷了。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我正忙於下一步的拍片計畫，很少有時間去關注政治。這時我收到了好萊塢發來的一份電報，UFA電影公司誠邀我在由范克導演的影片中演出女主角，這是一部德國和美國合拍的電影，拍攝地點在北極地區。
我讀著電報和下一封催我趕緊回覆的電報，感到極大矛盾，因為我很難當下作出同意的答覆。毫無疑問，去格陵蘭島拍電影對我來說絕對是一次難得的經歷，但電影《藍光》的巨大成功，足以使我可以獨立拍片了。我是否應該放棄這個機會？儘管這個機會是那麼誘人，最後我還是拒絕了。我的拒絕也正是范克所希望的。
自從我的電影成功後，我們之間的關係就越來越疏遠了。我的成功一直使他感到壓抑。但是UFA公司無論如何一定要我參加拍攝，並願意提供給我非常優厚的報酬。我最後同意參加拍攝，但不是因為錢，而是因為以後絕對不會再有真正認識格陵蘭島的機會。另一個原因是通過發行英語版本的電影，也是讓美國人進一步認識我的好機會。還有一個決定性的原因是，能夠再次、也許是最後一次與我原先的拍片班底共同去體驗和經歷這種遠征探險。
影片中我扮演一個女飛行員，她丈夫是一位科學家，在格陵蘭島冰原地帶失蹤了。電影拍攝的前期準備工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克努特．拉斯穆森是一位未受加冕的愛斯基摩國王，他是半個丹麥人和半個愛斯基摩人，他也被請到了攝製組，他對家鄉格陵蘭島的熟悉和瞭解以及與愛斯基摩人的關係，對電影最後拍攝成功有很大的幫助。製片人保羅．科納也很順利地請到了參加「魏吉納探險」的兩位科學家：勒韋爾和佐爾格，他們主要的工作是在影片拍攝期間在島上為我們探路。
在為影片做準備工作期間，有一個擺脫不了的想法總是在我的腦海閃現。自從在柏林體育場聽了希特勒演講後，我一直懷有能親自認識他的想法，我想對他有個真正的認識。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是江湖騙子，還是天才？我想對他有更多的瞭解。啟程去格陵蘭島的日子越近，我的願望就越強烈，很想在出發前與這位頗有爭議的人物見個面。
我還是給希特勒寫了一封信，儘管我知道在我們出發前要收到回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還記得信中的每一個詞，因為以後我在多次場合都不得不再次引用過。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八日我從郵局發出了下面這封信：
尊敬的希特勒先生：
前不久在我目前為止首次參加的政治集會上，聽了您在柏林體育場所做的一次演講，我不得不承認，您和場上聽眾們表現的狂熱之情深深地打動了我，我很想親自同您認識一下。很遺憾，再過幾天我將離開德國好幾個月，為的是要去格陵蘭島拍電影。所以在我啟程之前與您見面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了。我也不知道我的這封信能否到達您的手中，如能收到您的回信我會感到很高興。
致以衷心的問候。
您的蘭妮．萊芬斯坦。
我在《人民觀察家報》上看到納粹黨在慕尼黑有一間「藍屋」，我就把信直接寄到了那裡。根據報紙的報導，希特勒目前並不住在慕尼黑，而是在德國北部的奧爾登堡參加競選。所以要想在我離開德國前收到他的回信看來是根本不可能。
我開始忙於為長達五個月的遠征做最後的準備。我還專門為在電影中扮演的角色購置了飛行服和皮外衣，在我的想像中，格陵蘭就是一個冰島，那兒除了水就是冰。我在以後親自上了島後才知道我完全錯了。我預期到，在格陵蘭這個冰天雪地的地方可能會有不少空閒的時間，所以還帶上了兩箱的書。
就在我們要出發的前一天，電話鈴響了。
「這裡是布呂克納，元首的副官。」我一邊聽，一邊屏住氣息，「元首已接到了您的來信，他讓我問您一下，您能否在明天就到威廉港來，我們會去火車站接您，並開車送您到霍盧默西爾，元首目前正在那裡。」他停頓了一會兒後繼續說：「您可以明天一早從柏林出發，下午四點就可以到達威廉港。」我當時以為是有人在跟我開玩笑，對著電話筒叫道：「你是誰，您還在聽嗎？」
他回答說：「我是威廉．布呂克納。我該如何回答元首？」
「我不知道您是誰，您剛才說是希特勒的副官，是嗎？」我有些懷疑地問他。
他笑著回答說：「我就是，當然是我啦，您可以相信我。」
我的懷疑當即就消失了，但突然間我想起來，明天這個時候我可是要去賴爾特火車站同攝製組成員一起去漢堡的呀。UFA電影公司為此租了一輛專用的車子，並邀請了柏林新聞界的人一起同行。導演和主要演員在火車上還要接受記者採訪，特別重要的是我作為主角必須也在場。現在我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決定，這真是使我感到很為難。我也深知絕對不能棄攝製組於不顧，但是我還是聽到我對著話筒說：「好的，我會來的。」
「謝謝，我會向元首轉告的。」
接著我放下話筒在那兒發愣。
我這是怎麼了？我怎麼能這樣？我簡直是在同自己的前途開玩笑吧。我感到深深的不安。但是我的好奇心又愈發促使我渴望能實現這次帶有離奇色彩的會面。我非常簡要地告知范克，由於發生了一件未曾料到的事情，不能在第二天前往賴爾特火車站，但我保證會在輪船起航前趕到漢堡。「請你們不必擔心，我肯定會來的。」我心裡知道，輪船要第二天才會駛離漢堡港。
第二天一早，電影公司有關人員和攝影組全體成員以及記者在火車站沒能等到我的出現，他們只能先乘火車去漢堡，而這時我已經從另一個火車站乘火車去了威廉港。我人在車上，但心裡卻亂成一團，沒有心思看報和看書，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不知道，感覺好像內心裡有一種動力在逼著我這麼做。火車離威廉港越近，我的心就越不安。我向自己發誓，我絕對不能受希特勒的影響，哪怕是他給我留下印象不錯的話，也不能。有多少陽光就會有多少黑影，這時我想起了曼弗雷德‧喬治同我說過的話：「這人是個天才，但很危險。」
下午四時，我準時到達威廉港，我下車後在站台上朝四周觀望。一個個子很高的人朝我走來，並自我介紹說他就是布呂克納，元首的副官。他穿著便服，事後我才知道，衝鋒隊的制服是禁止在外面穿的。他領我走到一輛黑色的賓士車前，車裡面已坐著幾個人，也穿著便服。司機是一位叫施雷克的先生，另兩位分別叫澤普‧迪特里希和奧托．迪特里希博士。
路上大概需要一個小時不到的時間。在行車途中我問布呂克納先生，為何我會這麼快就收到答覆。他回答說：「這確實純屬偶然，就在我收到慕尼黑寄來的郵件前的幾個小時我正好同元首在海濱散步，我們談論的話題是電影。元首對我說：『在我看過的電影中，最美的鏡頭就是電影《聖山》中萊芬斯坦在海邊的舞蹈』。事後我在旅館查看信件時，看到了一封上面寫著寄信人是您名字的信。我馬上抽出了信，立即交給了元首，他看了信後對我說：『你設法同萊芬斯坦小姐聯繫一下，我想認識她一下。』這就是事情的緣由。」我接著問自己，這真的只是偶然，還是命運的安排？
車子在海濱附近停了下來，希特勒朝我走來，並向我表示問候。這時從站在後面的人群中跳出來一個人，顯然他是想拍攝一下希特勒向我表示問候的鏡頭。希特勒向他示意說：「不必拍了，霍夫曼先生，這樣萊芬斯坦小姐可能會感到不舒服（harm）。」我當時搞不清楚，我怎麼會覺得受到傷害（harm）？
希特勒穿著一件深藍色的西服，白色襯衫上繫著一條不顯眼的領帶。他沒帶帽子，神態很自然，沒有任何架子，完全像一個普通的人；不像未來的獨裁者，反而像是很謙虛的人。這倒是我沒有預料到的。站在我面前的這個人同我在體育場看他演講時完全判若兩人。
我們一起在海邊散步，大海是出奇的平靜，在這個季節氣候已開始暖和。布呂克納和紹布兩人就站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希特勒手拿著望遠鏡觀看海上行駛的船隻。他向我解釋這是些什麼類型的船，當時我對他的印象是他似乎對船的各種型號非常地熟悉。
接著他就談到了電影這個話題。他很興奮地提到我的「海邊之舞」，他說凡是我參加拍攝的電影他都看過，「給我印象最深的要數電影《藍光》。一位年輕的女性不顧電影業的反對和意願，成功地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實在是不同凡響。」
現在氣氛開始活躍起來，希特勒向我提出了很多問題，我發現他對目前正在電影院放映的電影非常瞭解，我向他一一介紹，他很有耐心地聽了很長的時間。突然間，在我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他對我說：「如果我們上台的話，到時您一定要幫我拍電影啊。」
「這我做不到，」我有點衝動地回答他，希特勒沒有任何反應靜靜地看著我。「我確實做不到，」我幾乎是以道歉的口氣說。因為兩天前我才剛剛回絕了天主教教會要我幫他們拍電影的請求。我從來不拍受人委託的電影，因為我缺乏這方面的天賦。我只能拍我熟悉的題材，否則我就不可能有獨創性。希特勒仍是一聲不吭地聽我說。過了一會，我鼓起勇氣告訴他：「請您不要誤解我的這次造訪，我對政治絲毫不感興趣。我也不會加入貴黨的組織。」
希特勒有點驚訝地看著我說：「我不會強迫任何人加入我們的組織，等您年紀大些成熟些，也許您會理解我的想法。」
我有些遲疑地回答說：「您有種族偏見，如果我是出身自印度或猶太人家族的話，您就絕不會同我進行談話。我怎麼能夠為持有種族偏見的人工作呢?」
希特勒回答道：「我希望，我身邊的人能同您一樣毫無偏見地回答這一問題。」
這就是我們之間的談話內容。
【後記】
在我收筆之前，我請朋友對書中敍述和表達不清楚或錯誤之處提出指正。由此我也發現，一些人非常吃驚我居然對很多事情發生的具體時間還記憶猶新，尤其是與希特勒和戈培爾等人有關聯的事情，甚至能逐字逐句回憶。有人建議有些原文字句不必在書中援引，因為我無法證明這些原話的正確性。我對這一建議思考許久，但最後還是決定把它們寫出來。正是他們的建議促使我要告訴那些持有類似想法的讀者，為什麼我能夠逐字逐句地將這些原文字句回憶出來。
希特勒對我的命運有重大的影響，每次和他以及他身邊的重要人物的談話都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經無數次與我周圍的同事和朋友說起過這些談話的內容，戰後在我被關押期間又一次次向美國和法國軍事以及民事部門，重複過這些談話。
這些審訊中的大部分談話內容都被記錄了下來，而且我都在上面簽了字。我怎麼敢在今日做出完全不同的陳述呢？在華盛頓和巴黎的檔案館裡存放著許多我親自簽名的審訊記錄，裡面逐字逐句地記錄了我與希特勒談話的內容，所以為了保護我自己，我現在所寫的一切也必須與以往的陳述一致。
在過去那些歲月裡所發生的一切，猶如一幕幕的電影，無數次在我眼前重播——直至今天我仍無法擺脫以往發生過的這些事情。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從青年時代起就養成了每天寫日記的習慣。在戰後，我的一些無可替代的筆記和文件不是被沒收，就是丟失，不過在五○年代，法國曾將在巴黎被沒收多年的部分檔案和信件還給了我。我的諸多朋友是我在本書中所敍述的歷史見證人，他們還幫我收集了在世界各地關於我的出版物，在他們的幫助下，使我又能重新建立起一個龐大的資料庫，如果沒有這些，我根本無法完成我的回憶錄。
我寫此書的目的是想澄清誤會，消除成見。我用了五年的時間完成回憶錄的初稿，最後寫就這部書並非一件易事，但也只有我才能完成這部回憶錄。這本書並非是一本輕鬆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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