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失靈的年代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 作者：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 譯者：羅耀宗 出版：時報出版公司 定價：300元 出版日期：2009年3月30日 類別：經濟 作者簡介：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講得主。現任職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經濟學與國際事務。克魯曼為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成員之一，同時擔任過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紐約聯邦準備銀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聯合國，以及多國的經濟顧問。 　一九九四年克魯曼擔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時，正確預言亞洲經濟繁榮僅是假象，隨後因亞洲金融危機發生而聲名大噪。他率先將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等概念，引進國際貿易理論，周全地解釋了產業內貿易現象（Intra-Industry Trade）。在國際貨幣經濟學方面，二十四歲時他就構築出匯率危機的初步模型，成為該領域的開宗祖師。

【書摘】

重回蕭條經濟

　全球經濟沒有蕭條。雖然眼前的危機規模驚人，但短期內，全球經濟可能不會落入蕭條（希望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雖然蕭條本身不會再現，但是蕭條經濟卻以驚人的速度捲土重來。蕭條經濟指的是，一九三○年代曾經出現在全球許多經濟體，但此後再也沒看過的那類問題。十五年前，幾乎沒人認為，現代國家會因為擔心貨幣投機客，而必須被迫忍受椎心刺骨的衰退，或是先進大國會無力創造足夠的支出，以維持勞工就業和工廠運轉。全球經濟已經陷入難以想像的窘境。

　全球經濟怎麼會變得這麼危險？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如何脫離眼前的危機，以及能做些什麼事，從一開始就防患於未然？本書談了很多故事，現在應該要理出一些教訓。

‧認識蕭條經濟

　說蕭條經濟回來了是什麼意思？基本上，這表示兩個世代以來，經濟的需求面失敗，首次明顯限制世界許多地方的榮景。需求面失敗指的是，民間支出不足以利用目前的產能。

　我們（不單指經濟學家，也包含決策官員，以及有著良好知識的民眾）還沒有準備好，接受需求面失敗的這套說辭。「供給面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的那套蠢觀念，是種怪異的教條，要是沒有投合媒體編輯群及有錢人的喜好，根本不會有影響力。但是數十年來，經濟思想的重心，已經逐漸從經濟的需求面轉移到供給面。

　這種轉移，部分原因是由經濟學內部的理論爭辯而來，而爭辯的方式，通常是將理論逐步過濾（但往往有點斷章取義），最後轉變成更廣泛的論述。簡單的說，這種理論爭辯的源頭是，面對失業問題時，工資和價格須迅速調降，需求不足的情況才會自行矯正。以幼兒照護互助會的例子來說，幼兒照護互助會在面臨景氣蕭條時，可以自行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是，讓每小時的幼兒照護價格（以券計算）下跌，好讓照護券的購買力上升，這麼一來，互助會的「充分就業」狀況就會回到正常，不需要管理人員採取任何行動。

　然而在真正的經濟體中，當衰退產生時，價格不會迅速下跌，但經濟學家沒辦法就背後的原因，取得一致的看法。結果激發了一連串苦澀的學術論戰，使得衰退問題，以及衰退如何發生的整個主題，變成有如專業地雷區，愈來愈少經濟學家敢涉足其上。因此，民眾自然做成結論說，經濟學家不懂衰退，或者以增加需求來挽救經濟的藥方已經信用掃地。事實上，面對目前的困境，老牌優良的「需求面總體經濟學」能夠提供很多東西，但擁護者缺乏自信，批評者卻火力強大。

‧創造足夠需求仍是重要議題

　說來矛盾，如果需求面經濟學的理論有缺點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接受蕭條型問題捲土重來，那另一個原因，則是需求面經濟學在實務面做得很成功。數十年來，經濟學家一直在爭論，貨幣政策是否真能用來擺脫經濟衰退，可是各國中央銀行一再走在前頭，付諸實踐，而且成效良好，以致於很難相信，經濟長期不振是因需求不足而起。Fed以及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總是能把利率降得夠低，以刺激支出。這麼一來，短期之內，經濟表現唯一會受到的限制，就只剩經濟體系的生產能力，也就是供給面的部分。

　即使現在，許多經濟學家仍然認為，衰退是個小問題，針對衰退所做的研究，多屬細枝末節。第一章引用盧卡斯的主席演說，明白表示景氣循環不再是重要的課題，經濟學家應該將焦點轉移到科技進步和長期經濟成長上。科技進步和長期經濟成長，都是不錯且重要的議題，而且長期來看，也真的很要緊，只是就像凱因斯說的，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

　在此同時，短期內這個世界從一個危機，踉蹌前行到下一個危機。這些危機都涉及創造充分需求的重要議題。一九九○年代初以後的日本、一九九五年的墨西哥、一九九七年的墨西哥、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韓國、二○○二年的阿根廷，以及二○○八年的幾乎每個國家，一個接一個經歷衰退，至少是暫時毀掉多年的經濟成長，並且發現傳統的政策似乎起不了作用。因此再一次，如何創造足夠的需求，以利用經濟的產能，這個問題變得極為要緊。蕭條經濟學已經捲土重來。

‧要先處理目前的危機

　世界現在需要的是救援行動。全球的信用體系呈現癱瘓狀態，而且在我寫這段文字時，全球的經濟衰退愈演愈烈。針對引發這次危機的原因，我們非改革不可，但不妨稍待一會兒。首先，我們需要處理眼前再明顯不過的危險，為了做到這一點，世界各國決策官員有兩件事要做：促使信用再度流動，以及增進支出。

　兩者之中，第一項任務比較難，卻非做不可，而且要列為優先要務。現在幾乎沒有一天不會聽到信用凍結，以及信用凍結如何進一步釀成災難的新聞。例如，寫這段文字的初稿時，有報導說，全球貿易的重要融通方法—信用狀，出了問題。從事進口的買方，尤其是以開發中國家而言，突然間無力完成交易，船隻因而閒置。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Baltic Dry Index），這項廣為參考的運輸成本指標，在二○○八年下跌了八九％。

‧透過增資案促使信用市場解凍

　信用緊縮背後的原因是，人們對金融機構的信心減低，以及金融機構本身的資本耗蝕。民眾和機構（包括金融機構）不想和任何人往來，除非對方有很多資金，能夠履行承諾。可是這次危機，已經全面耗蝕掉資金。

　解決之道，顯然是注入更多的資金。其實這正是歷次金融危機的標準反應。一九三三年，羅斯福政府透過復興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RFC）購買特別股，讓銀行增資。銀行經營如有獲利，必須優先分配給特別股，再分配給普通股。一九九○年代初，瑞典發生金融危機時，政府介入，提供相當於該國GDP四％的額外資金給銀行，交換持有部分股份。瑞典GDP的四％，相當於今天美國的六千億美元左右。一九九八年，日本的銀行紓困行動，買了超過五千億美元的特別股，相對於日本GDP的比率，約合美國注入兩兆美元的資金。這些例子中，提供資金都有助於恢復銀行的放款能力，促使信用市場解凍。

　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現在也展開類似的金融紓困行動，只是部分原因是由於布希政府的意識形態作祟，太晚才動作。雷曼兄弟倒閉之後，美國財政部起初準備向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買進七千億美元的問題資產。可是大家都不清楚，這對眼前的情勢能有什麼幫助（如果美國財政部按照市值付款，對銀行的資本部位沒什麼幫助，而如果支付的價格高於市值，就會招來浪擲納稅人資金的指責）。別去管這些，慌亂了三個星期之後，最先是英國，接著是歐陸國家，美國跟在其後，轉而把購買問題資產的計畫改成增資案。

　七千億美元是不是足夠轉危為安，似乎不無疑問，理由至少有三點。第一，即使七千億美元全都用於增資（到目前為止只有一小部分投入），和日本的銀行紓困行動相比，相對於GDP的比率還是太少，而且美國和歐洲現在的金融危機，嚴峻的程度可說和當時的日本不相上下。第二，影子銀行體系才是問題的核心，但現在還不清楚會有多少紓困金額流入影子銀行體系。第三，我們不清楚銀行是否願意把錢放貸出去，而不是抱著不放〔七十五年前的新政（New Deal）就遇到這個問題〕。

　我認為，增資行動必須更大和更廣，而且最後政府必須加大管制金融體系，因此實際上會暫時接近完全國有化。但是要說清楚的是，奪取經濟的制高權不是長期的目標，金融體系一旦安全，應該就要回歸民營，就像瑞典九○年代展開大規模的紓困行動之後，把銀行業交回民營部門。但現在的當務之急是，運用手頭上任何可用的方法，促使信用放寬，而不要被意識形態給綁死。要是因為害怕拯救金融體系，會被看成是「社會主義」，以致於不敢做該做的事，這比什麼事都還糟。

　另一個解決信用緊縮的方法，背後也是相同的道理，那就是暫時要Fed直接放款給非金融部門。Fed願意購買商業本票，已經往這個方向邁進了一大步，但是也許需要做得更多。

　這些行動，美國應該和其他先進國家協調進行，原因在於第九章說過的金融全球化問題。美國的金融體系紓困行動，部分成效有助於歐洲的信用管道趨於寬鬆；歐洲的紓困努力，部分成效是能使得美國的信用寬鬆。所以每個人應該多少做相同的事，因為我們同在一艘船上。

　還有一件事情，金融危機已經擴散到新興市場，所以全球對開發中國家伸出援手，應該是解決這次危機的行動之一。和增資案一樣，本書撰稿時，各國已經採取一部分的行動：IMF提供貸款給烏克蘭等經濟困頓的國家，而且，和一九九○年代的亞洲危機期間相比，IMF不再那麼喜歡嚴詞訓人，或是要求實施嚴厲的措施。在此同時，Fed提供換匯額度（swap lines）給幾個新興市場國家的中央銀行，同意這些國家在需要時可以借美元。這些努力和增資案一樣，目前為止，看起來似乎都往正確的方向走，可惜規模小了一點，所以還需要做得更多。

‧以公共支出來刺激經濟

　就算金融體系的紓困行動，開始恢復信用交易的生氣，我們還是會面對衝力不斷蓄積的全球性景氣不振。關於這件事，我們應該做些什麼事？答案八九不離十，是要靠老套卻管用的凱因斯財政激勵措施。

　二○○八年初，美國試著實施財政激勵措施，布希政府和國會民主黨議員高唱這是「發動」經濟的計畫。可惜實際的結果令人失望，理由有二。第一，激勵方案的規模太小，只占GDP的一％左右，方案的規模應該要大一些，例如占GDP的四％。第二，激勵方案的錢，大多以退稅的形式為之，退回的錢大多被人存起來，而不是花掉。反之，計畫應該集中在維繫和擴大政府的支出—援助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以維繫支出；把錢花在建設道路、橋樑和其他基礎設施，以擴大支出。

　反對以公共支出來刺激經濟的人，一般的說法是，公共支出得花很長的時間才動得起來，等到增進需求的效果顯現，景氣不振也結束了。但這似乎不是目前需要憂慮的事，因為除非有某種出乎意料的新泡沫，取代房地產泡沫，否則經濟很難在短期內就迅速復甦〔諷刺報紙《洋蔥》（The Onion）的一則新聞標題，一針見血點出問題：「苦於經濟衰退的國家，需要投資新泡沫。」〕只要以合理的速度持續投入，公共支出在很多時候就會有如及時雨。而且比起減稅，公共支出有兩大優點。一方面，錢會真的用掉；另一方面，可以創造出有價值的東西，例如不會垮掉的橋樑。

　有些讀者可能反對這種說法，因為透過公共工程支出的財政激勵措施，正是日本一九九○年代做過的事—現在也還在做。但話不能這麼說，因為日本的公共支出，可能防止了疲弱的經濟，重挫成實際的蕭條。此外，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馬上動手，經由公共支出刺激經濟，在美國發揮的效果會比在日本要好。原因之一是，在多年的政策執行力不足之後，日本掉進了通貨緊縮預期的陷阱，美國卻還沒有陷入。而且，日本太久之後，才展開銀行體系的增資行動。但願我們不會重蹈覆轍。

　總之，這場危機的因應精神是，只要能夠轉危為安的事情，我們都要去做。如果目前為止，我們所做的事情還不夠，那就多做一點，以及做點不一樣的，直到信用開始流動、實質經濟開始復甦。

　一旦促進經濟復甦的努力，上了軌道，接下來該做的，便是要防患未然：改革金融體系，希望危機不再發生。

‧防患未然：進行金融改革

　凱因斯在經濟大蕭條之初說，我們遇上的是磁鐵發電機的問題：「經濟引擎的大部分地方都很好，卻有個重要的組件轉不動。」重要的組件指的就是金融體系。凱因斯也說：「我們陷自己於巨大的泥淖之中。那麼優美精巧的機器，我們卻控制不當，也不懂它的運作方式。」這兩段話，直至今日，仍一樣真確。

　第二次的大泥淖是怎麼形成的？經濟大蕭條之後，我們重新設計了經濟引擎，好讓自己確實了解引擎的運作方式，至少了解如何才能避免大災難發生。一九三○年代，運轉嚴重失靈的銀行，被置於嚴格的監控之下，並用一張強大的安全網扶持著。在此同時，一九三○年代，扮演破壞性角色的國際資本流動，也受到限制。金融體系變得有點無趣，但遠比從前安全。

　然後，事情再度變得有趣和危險。國際資本流動漸增，為肆虐一九九○年代的貨幣危機和二○○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搭好舞台。影子銀行體系不斷成長，配套的管理措施卻沒有同等延伸，為日後大規模的銀行擠兌埋下火種。這次擠兌，是因為民眾狂按電腦滑鼠，癱瘓網路銀行，而非群情激動，圍住大門深鎖的銀行，但一樣具有強大的破壞力。

　我們必須做的事，顯然是重新學習祖父輩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學到的教訓。我不想鋪陳新管理辦法的細節，但基本原則應該很清楚：在金融機制中，因為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必須在金融危機中加以拯救的機構，在承平時期，都應該好好管理，以免這些機構冒過高的風險。一九三○年代之後，商業銀行必須擁有足夠的資本，以及持有高流動性資產做為準備，好迅速轉換成現金，投資的種類也必須有所限制。這些都是交換條件，以備在出事時，能獲得聯邦政府挺身保證。我們已經見到一大群非銀行機構，製造出相當於銀行危機的災難，因此類似的法令規定，必須延伸到金融體系的更多地方才是。

　我們也必須認真思考，金融全球化之後的因應之道。一九九○年代，亞洲危機發生之後，有人呼籲要長期限制國際資本流動，而不只是在危機期間暫時管制。這些呼籲大多遭到拒絕，轉而改採累積大量外匯存底的策略，希望藉此化解將來的危機。這套策略現在看來似乎不管用，巴西和韓國等國家，一定覺得有如做了一場噩夢：該做的一切都做了，還是要再次經歷一九九○年代的危機。下一次應該採用什麼措施因應，現在還不清楚，但是金融全球化肯定已經變得比想像中還要危險。

‧觀念的力量

　讀者可能已經知道，我不只相信我們生活在蕭條經濟的新時代，也相信凱因斯（詮釋經濟大蕭條含意的那位經濟學家）的學說比以前更重要。凱因斯的巨著《就業、利息與貨幣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做了有名的結論，談到經濟觀念的重要：「無論是在好的方面，或在壞的方面，觀念遲早總比既得利益更加危險。」

　我們可以爭論這句話是不是永遠正確，但是處於此時此刻，這句話絕對正確。經濟學名句「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是說資源有限，一件東西要得更多，另一件東西只好減少，意指凡事沒有不勞而獲。不過，蕭條經濟學研究的則是有免費午餐可吃的情況，只是我們必須想辦法伸手去拿，因為尚有一些沒被運用的資源可以拿來利用。因此，凱因斯的世界（以及我們的世界）真正匱乏的不是資源或美德，而是了解。

　除非我們願意清楚地思考我們的問題，並且遵照思考過後指示的方向去走，否則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麼。有人說，我們的經濟出在結構性問題，沒有速效藥可以解決。但我相信，妨礙世界繁榮的唯一重大結構性障礙，就只有那些迷亂人心，落伍老舊的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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