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變化如此之快
　轉瞬之間人事全非
　來不及吃過晚餐，你即棄我而去
　而自憐

　這是事情發生之後，我最先寫下的幾行字。電腦記錄的微軟文字檔〈關於改變〉（Note on change.doc）日期是二○○四年五月二十日，晚上十一點十一分。但其實，五月那時我只是打開檔案，反射動作似地按下儲存鍵，然後就關閉檔案。我並沒有更動那個檔案。

　這幾行字我是在二○○四年一月寫下的，那是在事故發生後的一天，兩天或三天。之後，我就沒再更動過這個檔案。

　有很長一段時間裡，除了這幾行字之外，我什麼也沒寫。

　轉瞬之間人事全非
　在平凡無奇的一瞬間

　曾經，為了要記住事發當時最椎心震撼的感覺，我考慮要加上這幾個字：在平凡無奇的一瞬間。但我立刻明白，根本沒有必要添上「平凡無奇」這個詞，因為這幾個字根本就揮之不去：「平凡無奇」這四個字永遠不會從我心中離去。

　事實上，就因為事發過程是那麼的平凡無奇，才讓我無法相信事情真的發生了。我無法理解，無法接受，更無法釋懷。但在此刻，我終於體會了，連這一點也不足為奇。

　對於最初那幾天、那幾個星期，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我猛然覺得心力交瘁、無法自持的那些時刻。我不記得對任何人提過那些細節，但是我必定曾經提過，因為每個人似乎都知道。我一度認為，他們可能是互通有無而得知事發經過的所有細節，但我後來就否定了這個可能性：他們對故事的每一個部分細節都掌握得如此精確，根本不可能是一手傳過一手的結果。一定是我說的。

　我之所以知道故事必定出自我口的另一個原因是，我所聽到的故事版本，都沒有包括我遲遲無法面對的細節，例如起居室地板上的血跡。它一直留在那裡，等到荷西第二天早上進來才清理掉。

　荷西。是我們家的一員。隔天，十二月三十日，本來是要飛往拉斯維加斯的，卻沒去成。荷西那天早上一面清理血跡一面哭。起初我告訴他發生什麼事的時候，他無法理解。很顯然的，我不是述說這件事的理想人選，我的說法太沒頭沒腦，也太潦草，我的語氣無法傳達整個情況最重要的事實（後來我在告訴琪恩達娜時也犯了相同的毛病），但是等荷西看見血跡，他就明白了。

　那天早上，在他進來之前，我撿起丟在地上的注射器和心電圖電極片，但是我無法面對那攤血跡。

　話說從頭。

　此刻，在我開始動筆的此刻，是二○○四年十月四日的下午。

　九個月又五天之前，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晚間大約九點鐘左右，我的丈夫約翰．葛瑞戈利．鄧恩顯然（或者應該說「確實」）因為嚴重的冠狀動脈疾病突然發作而過世。當時，他和我剛在我們紐約公寓的起居室坐下來吃晚餐。我們唯一的女兒，琪恩達娜，已經昏迷五天之久，住在東區大道的貝斯．以色列醫療中心辛格分院，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貝斯．以色列北院」或「老醫師醫院」的那家醫院加護病房裡（這間醫院已於二○○四年關閉）。她似乎是感染十二月的流行性感冒，病況嚴重得在聖誕節早晨送進急診室，隨即迅速惡化為肺炎和敗血性休克。

　此刻我想梳理清楚的，是在那之後，周復一周，然後變成月復一月的期間，那段我以往所曾抱持的一切定見──關於死亡，關於疾病，關於或然率，關於運氣，關於好運與霉運，關於婚姻與子女與回憶，關於悲傷，關於人們願意或不願意面對死亡，關於所謂心智健全的膚淺認識，甚至關於生命本身的所有定見，全都灰飛湮滅的期間。

　我這一輩子都是個作家。身為作家，甚至在孩提時代，早在我的作品開始出版之前，我就已發展出敏銳的感受力與技巧，能讓意義本身駐留在每一個字每一句與每一段落的節奏之中，無論我心中所想所信的是什麼，都能將之隱藏在精心推敲、越來越晦澀難懂的修辭背後。現在我想寫的是我這樣一個人，或者應該說是我變成什麼樣的一個人，然而在此刻的情況下，我真希望能用一間剪輯室來代替文詞與節奏，配備有Avid數位剪輯系統，讓我只要按下一個鍵，就能打破時間順序，讓你們同步看見此刻湧向我的所有回憶片段，讓你們揀選段落，以各自不同的詮釋手法，用迥然相異的方式唸出相同的台詞。在此刻的情況之下，為了尋覓意義，我需要的不只是文字。在此刻的情況下，我需要的是讓我心中所想所信的一切都透澈可懂，就算只是為了讓我自己透澈明白。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一個星期二。

　我們去貝斯．以色列北院六樓的加護病房看過琪恩達娜。

　我們回到家。

　我們討論是要出去吃晚飯或者在家吃。

　我說我來生火，我們可以在家吃。

　我生了火。我開始做晚飯。我問約翰要不要喝一杯。

　我倒了一杯蘇格蘭威士忌，幫他拿到起居室，他在火爐旁邊他慣常坐的那把椅子上看書。

　他看的是大衛．富朗金寫的書，尚未出版的手稿：《歐洲最後的夏季：誰在一九一四開啟大戰？》

　我弄完晚餐，在起居室擺好餐具；我們單獨在家的時候常這樣，在火光裡用餐。我發現自己一直強調爐火，因為火對我們來說實在太重要了。我在加州長大，約翰和我一起在那裡住了二十四年。在加州，我們靠著生火來暖房子。我們甚至在夏日夜晚生火，因為霧會飄進來。火代表的是我們在家，我們圍個圈圈，我們一整夜都會安全無虞。我點亮蠟燭，約翰坐下來吃飯之前說他想再來一杯。我倒給他。我們坐下。我全神貫注在拌沙拉。

　約翰在說話。然後他不說了。

　在停止說話的幾秒鐘或一分鐘之前，他問說我倒給他的第二杯酒是不是單一麥芽的蘇格蘭威士忌。我說不是，我倒的是和第一杯相同的威士忌。「很好，」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我覺得你不該把酒混在一起。」在那幾秒鐘或一分鐘的另一片刻裡，他談到為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仍是如此關鍵性的事件，即使在經歷了二十世紀歲月的洗禮之後。

　我想不起來，在他停止談話的那一瞬間，我們到底在談哪一個話題——是威士忌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我只記得我抬頭望。他舉起左手，一動也不動地癱著。起初我以為他是鬧著不好笑的玩笑，努力想讓那個難過的日子變得可以應付。

　我記得我說別這樣。

　他沒反應，我的第一個念頭是他開始吃飯，然後噎住了。我記得我把他從椅背上儘量往前拉，對他做哈姆立克急救法。我還記得我感覺到他的體重，他向前倒下，先是撞到桌子，接著就跌在地板上。廚房的電話旁邊，我貼了一張有紐約長老教會醫院救護車電話號碼的卡片。我把號碼貼在電話旁邊，並不是先設想到這一刻的情況。我把號碼貼在電話旁邊，是為了萬一大樓裡有人需要救護車。

　其他的人。

　我撥了其中一個號碼。調度員問說他是不是還在呼吸。我說快來。醫護人員到達之後，我想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但不等我說完，他們就已經把約翰躺著的起居室那塊地方變成一間急診室。他們（總共有三個人，也或許是四個，過了一個小時之後我還搞不清楚）其中一個和醫院討論他們似乎已經傳送過去的心電圖。另一個打開隨後用掉許多注射器中的第一或第二個。（腎上腺素？利多可因？鹽酸普多卡因？這些名詞浮現腦海，但我實在不明白是打哪裡來的。）我記得我說他可能是噎住了。但手指一探就排除這個可能性：呼吸道很乾淨。他們現在似乎打算使用電擊棒，恢復他的心律。在他們的處理下，出現了可能是正常心跳的躍動（或者是我以為是他們弄的，我們全都靜悄悄沒說話，突然一陣激烈的跳動），然後又沒了，接著又開始。

　「他還在顫動。」我記得講電話的那個人說。

　我還記得我努力在心裡想弄清楚接下來會發生的事。因為起居室裡有急救小組，下一個合理的步驟應該是到醫院去。我突然想到，急救人員很可能會突然決定去醫院，而我卻還沒做好準備。我還沒準備好該帶的東西。我會浪費時間，會被丟下來不管。我找出我的手提袋，一串鑰匙，和一張約翰的醫生寫的病史摘要。等我回到起居室，醫護人員正在觀看他們架設在地板上的電腦螢幕。我看不見螢幕，所以我看著他們的臉。我記得有人瞥了另一個人一眼。一決定要離開，動作就迅即展開。我跟著他們到電梯，問我可不可以和他們一道走。他們說他們要先把輪床送下去，我可以搭第二部救護車。其中一個人陪我等電梯上來。等他和我坐上第二部救護車時，載著輪床的救護車已經駛離大樓正門。我們的大樓和以前是紐約醫院的紐約長老教會醫院之間，隔了六條橫越城區的街道。我完全不記得有警笛響。完全不記得交通的狀況。等我們到了醫院急診室的入口，輪床早已消失在大樓裡。一名男子等在車道上。放眼望去，每個人都穿著手術袍。但他沒有。「這位是太太吧。」他對駕駛說，然後轉頭面對我：「我是你的社工員。」他說。我猜，就在這個時候，我就已經知道了。

　哀慟來臨的時候，完全不是我們所預期的那回事。和我父母親去世時的感覺完全不同：我父親在八十五歲生日前幾天過世，我母親則是在九十一歲生日的一個月前過世，兩人都是逐漸衰老了好幾年之後才過世。他們去世的時候，我感覺到的是悲傷、孤獨（被父母遺棄的孤獨，不論幾歲都一樣），追悔時光飛逝，有話未說，懊惱我到頭來無力分擔，甚至無法真正體會他們所承受的痛苦、無助生理上的羞辱。我知道他們的過世是無可避免之事。我這一輩子都預期（害怕、恐懼，但卻早有準備）他們有一天會過世。事情真正發生時，與我持續不輟的日常生活仍保有一段距離。母親過世之後，我收到芝加哥一位朋友的來信。原本是瑪莉諾會修士的他，很精確地體會到我的感覺。父母親過世，他說：「不管我們是不是早有準備，真的，也不管我們年紀為何，深藏在我們心中的東西都會隨之翻逐而出，激起令我們詫異的反應，讓我們以為早已塵埃落定的記憶與感覺重新飛揚。在人稱哀悼的那段模糊不確定的期間，我們可能就像置身潛水艇，靜靜停在海底，察覺到一顆顆深水炸彈，忽近忽遠，帶著回憶向我們襲來。」

　我父親死了，我母親死了，我可能需要一段時間留意無所不在的地雷，但是我還是在早晨起床，送衣服去洗。

　我還是計畫復活節大餐的菜單。

　我還是記得去更新我的護照。

　哀慟就不同了。哀慟沒有距離。哀慟會一波波襲來，突然發作，頓時驚懼憂心，讓人膝蓋發軟，眼睛發黑，日常生活無以為繼。事實上，每一個曾經有過哀慟經驗的人都提及這種「波」的現象。一九四○年代在麻州綜合醫院擔任精神科主任的艾瑞克．林德曼（Eric Lindemann），曾訪談多位一九四二年「椰林俱樂部大火」罹難者的家屬，對這種現象作出極為獨到的定義，發表在一九四四年那份著名的研究報告裡：「肉體的痛苦感覺會一波波出現，每次大約持續二十分鐘到一小時，喉嚨發緊，呼吸短促，喘不過氣來，忍不住歎息，腹部一片空盪盪的感覺，肌肉乏力，還有一種劇烈的精神痛苦，常被當成是緊張或想像的疼痛。」

　喉嚨發緊。

　喘不過氣，忍不住歎息。

　事情發生之後七、八個小時，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早晨，我獨自在公寓醒來之後，這種感覺開始一波波地向我襲來。我不記得前一夜哭過；當時我還在一種驚魂未定的狀態，我唯一容許自己思索的是有些事我非做不可。急救醫護人員在起居室時，我有些事非做不可。我非做不可，例如拿約翰病歷摘要的影本出來，好隨身帶到醫院去。我非做不可，例如滅掉壁爐的火，因為我就要出門了。在醫院裡，我也有些事非做不可。我非做不可，例如排隊。我非做不可，例如專心計畫他轉到哥倫比亞長老教會醫院之後所需要的遙測設備病床。

　等到我從醫院回到家，還是有些事我非做不可。我沒辦法一一想起來，但我的確知道有一件事非做不可：在我做其他事之前，我必須先告訴約翰的哥哥尼克。晚上這個時間打電話給住在鱈魚角的尼克似乎是太晚了（他的健康情況不佳，平常很早就上床睡覺，我又不想用這個消息吵醒他），但是我必須告訴尼克。我沒計畫好該怎麼做，就只是坐在床邊，拿起電話，撥了他的號碼。他接起電話。我告訴他。放下電話之後，不知為何，或許只能說是我的神經系統發展出撥電話號碼、說出惡耗的新行為模式，我再度拿起電話。我不能打給琪恩達娜（她還神志昏迷地躺在我們幾個小時前才離開的貝斯．以色列北院），但是我可以打給傑瑞，她新婚五個月的丈夫，我可以打給我住在圓石灘的哥哥吉姆。傑瑞說他要過來。我說不必來，我沒事的。吉姆說他要去搭飛機，我說不必去想飛機的事，我們可以第二天早上再談。我正努力思索接下來該做什麼，電話卻響了。是約翰和我的經紀人琳恩．奈斯比。她是我們早在一九六○年代末期（我想是）就已結識的老朋友。當時我還搞不清楚她是怎麼知道的（好像是因為尼克和琳恩恰巧先後和一位共同的朋友通過電話的緣故）。她搭計程車正要來我家，在車上打的電話。從一方面來說，我覺得解脫了（琳恩知道怎麼打理事情，琳恩知道我接下來該做什事），但另一方面，我又有點迷惑：在這個時候該如何應付有人為伴的情況呢？我們要做什麼，我們該坐在地板上還留有注射針筒、心電圖貼片與血跡的起居室裡嗎？我應該把壁爐裡的火再生起來嗎？我們該喝點東西嗎？她吃過了嗎？

　我吃過了嗎？

　我問自己是不是吃過了？在那一瞬間，接下來會發生的事就已昭然若揭：那天晚上我知道了，只要我一想到食物，就會嘔吐。

　琳恩到了。

　我們坐在起居室裡沒有血跡、沒有心電圖貼片與注射針筒的區域。

　我還記得我一面和琳恩說話，一面想著（這是我無法說出口的話）那血跡一定是他倒下來的時候撞出來的：他正面倒下，在急診室裡我注意到他門牙上的缺口，那顆牙一定割傷了他的口腔內側。

　琳恩拿起電話，說她要打給克里斯多福。

　這又讓我迷惑：我最熟的那位克里斯多福是克里斯多福．迪凱，但是他若非在巴黎就是在杜拜，而且琳恩一向都叫他克里斯，而不是克里斯多福。我發現自己的心思轉到驗屍上。當我坐在這裡的時候，驗屍可能已經開始了。然後我才明白，琳恩打電話找的克里斯多福是《紐約時報》的首席訃聞記者克里斯多福．雷曼—郝普特。我記得我非常震驚。我想說且慢，但是嘴巴乾得說不出話來。我可以應付「驗屍」，但是我還沒想到「訃聞」這兩個字。「驗屍」是我、約翰和醫院之間的事，但「訃聞」不同，代表事情真的發生了。我發現自己毫無邏輯地思索，這事在洛杉磯是不是也發生了。我很努力推想他過世的時候是幾點鐘，以及在洛杉磯是不是那個時間，（還有時間回去嗎？如果我們是在太平洋時區，會有不同的結局嗎？）我記得自己突然有一種迫切的感覺，不想讓《洛杉磯時報》的人讀過《紐約時報》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打電話給我們在《洛杉磯時報》最親近的朋友，提姆．盧坦。我不記得琳恩和我接下來做了什麼。我記得她說她要留下來過夜，但我說不用。我一個人不會有事的。

　我的確沒事。

　一直到早晨。我半睡半醒，努力想搞清楚，我為什麼獨自躺在床上。有一種滯悶的感覺。我和約翰吵過架隔天早上醒來那種沉重的感覺。我們吵架了嗎？吵什麼，又是怎麼吵起來的？如果我不記得是怎麼開始的，又如何去修補呢？

　然後我記起來了。

　接下來好幾星期，我每天都是這樣醒來的。

　我醒來，感覺到夜幕低垂，而非白晝。

　約翰在他弟弟自殺身亡之後幾個月裡，從吉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幾首詩裡擷取詩句串在一起，像是一首即興的玫瑰經。

　噢，心靈，心靈如高山；崖峰險峻
　嚇人，陡峭，無人能一探究竟。別理會吧
　那些永遠無緣攀登的人
　我醒來，感覺到夜幕低垂，而非白晝
　我心渴求
　風暴不至

　我此刻明白，我堅持要獨自度過第一夜，原因其實比表面來得複雜，是一種本能的直覺。當然，我知道約翰已經死了。當然，我已經把確切的消息告訴他的哥哥和我的哥哥和琪恩達娜的先生。《紐約時報》知道了。《洛杉磯時報》知道了。然而，我自己還沒準備好要把這個消息當成塵埃落定的事實：在某個層面上，我還相信事情有逆轉的可能。這就是我為什麼必須獨處的原因。

　在第一夜過後，我有好幾個星期的時間無法獨處（吉姆和他太太葛羅莉雅第二天從加州飛來，尼克回城裡來，東尼和他太太蘿絲玫莉從康乃狄克州過來，荷西不去拉斯維加斯，我們的助理莎蘭放棄滑雪假期回來，屋子裡隨時都有人），但是我必須獨自度過第一夜。

　我必須獨自一人，這樣他才能回來。

　我奇思異想的一年就這樣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