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龍應台

批判者與實踐者的試煉

時間：1999年9月2日
作者：徐淑卿
　

    有一種人，常常勾起人們複雜的情緒。在積非成是的濁世裡，他們硬要發出尖亮的高音，讓大家不能安穩地對眼前的不合理視而不見；在凱蒂貓與無尾熊讓舉國瘋狂的社會氛圍裡，他們卻埋首故紙堆，希望從傳統文化的脈絡，梳理現代如何形成的痕跡；他們有著儒家的浪漫情懷，相信「知其不可而為之」是值得仿效的生命態度。這樣的人可能讓當權者芒刺在背，讓世故者浮出不知今夕何夕的嘲弄，但是卻像煤礦坑裡的金絲雀，讓多數人因為確知清新空氣的存在而心安。
　龍應台是這樣的人。可是當她允諾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後，她就把自己推入一個激烈的試煉中。這些試煉包括知識分子永恆的兩難：社會需要的是敢於發出諍言的批判者，還是弄髒自己腳的實踐者？可以想像的是，在實踐的過程中，批判者勢必會被自己過去傳達的理念所檢驗，而且也可能被官場習氣灼傷原本清澈的音喉，這些試驗如此艱險，即使在中國大陸的網站上也對此熱烈討論，有人認為她因小失大，但也有人期許她「成為全中國文化官員的榜樣」。

當理想主義者進入官場
　這個試煉同時也是一個指標，測驗我們的官方生態，還容得下理想主義者的存在嗎？接受這個職務之後，不但龍應台的朋友們擔心她會被台灣官場文化「踐踏」，她也明白此行將是莫大的考驗。一向條理清晰的龍應台分析說，她一向注重隱私，進入市府之後必須面對議會、媒體，勢必不能再按過去的方式過日；身為作家，她一直有著非常強大的自我，現在她則要試著「把自己空出來」，傾聽外界的聲音；她必須扮演好協調的角色，又要不失本色：而在注視黑暗時，又需要時時惕勵保持對人的愛與信心；這些都是她已經察覺的必須面對的考驗。
　這些考驗一個都不好受，而她選擇通過這條荊棘滿佈的道路，無非是出於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事實上，龍應台不喜歡「使命感」三個字，她覺得這個詞語太沉重，她相信自己這些年樂意扮演批判者的角色，其實是性格使然，羅素曾指出驅策自己的動力是「對愛的需求，對知識的渴望，對人類痛苦深刻的同情」。龍應台認為這正是她心境的寫照。事實上，不想以使命感定義自己的龍應台，身上卻具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深懷使命感的特質，他們有著「天將降大任」的格局，也有著文化懸乎一命的責任與自重。在龍應台最近的新作《百年思索》（時報）中，這個味道尤其鮮明。
　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在現代輪廓最清楚的一次就是五四時期，龍應台承認自己受五四影響甚深，同時她也認為七○年代的大學生幾乎都脫離不了五四的思想光暈，對於社會、文化具有典型在夙昔的改革熱情，她在許多人身上也都看到同樣的特質，像她有一次以電子郵件和馬英九市長交換想法時，突然有一種和大學同學聊天的感覺，很輕易地認出被理想燃燒的印記。

從批判者的角度出發
　從十三年前以《野火集》（圓神）燒出一個論理犀利的批判者形象後，其實很少人能追隨龍應台移動的速度，來理解她這些年有那些改變。但是從《百年思索》中，我們可以看到她思想演進的過程，看她如何從傳統裡探尋形成現象的歷史成因。對照十三年前《野火集》時期，她認為當時自己所批判的只是眼前事件，並沒有考慮到現象背後的複雜路程，而且橫向的參照也很單一，頂多只是以美國的經驗作對照組；現在，她則會將「現象」放在多元文化脈絡與自己的歷史縱深間尋求座標。
　她越來越不能接受以「中國人就是如何如何」，來膚淺地詮釋現狀或輕蔑過去，她認為應該更細膩地分辨，這些現象是不是在其他文化的歷史中曾經發生過？是不是在自己的歷史中本來沒有的？許多現象其實是人類的共性，而非某一民族的標誌，因此比較適合的問法是不是應該改成「某一族群在某一歷史條件中如何如何」？龍應台的感觸是：「我們需要一個更深思明辨的社會」，粗率地對文化問題一概而論，不但會錯失自己歷史中曾經有過的活潑創意，也會無視於其他文化在發展過程中曾經歷的障礙與克服的方法。

以整個華文世界為關懷所在
　而她在這些年來，不論生活或閱歷也有了相當多的改變。首先當然與當了母親有關，過去在龍應台多數的作品中，讀者很容易看到她表達想法的知性層面，然而很貼近龍應台本人的幽默與柔軟，卻可在《孩子你慢慢來》（時報）等書中一覽無遺。龍應台說，當人目睹一個小孩子成長的過程，看著他們如何慢慢形成自己的價值時，好像很容易就有了另一雙眼睛，能夠從人的本源想問題，即使是面對所謂的大人物，在她眼裡也可以看到他們屬於小男孩的部分，同時她也覺得當了母親之後，火氣慢慢小了，反而湧現大量愛的能力。
　其次，因為她長期居住海外，也一直擁有許多大陸的讀者，所以這些年來她並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台灣作家，她的文化視野與關懷所在其實是以整個華文世界為範圍，她希望以語言、文字作為自己的疆界，而不是政治領域的劃分。此外，過了十三年在外放逐的生活，她覺得對於一個作家的氣質是有所影響的，她在歐洲一直過著讀書寫作寧靜深思的生活，她相信如果她留在台灣或美國，不免要時常跟外界打交道，可能就會成為另外一個人。而且歐洲與美國不同，這裡與中國有著類似的深厚傳統，他們曾走過長期的民主實驗，這些年又面臨一個歷史劇變期，這些都能夠觸發她對文化問題的理解。
　龍應台在德國時，定期為歐洲幾家報紙寫專欄，因為她的歷練與素養，許多人都承認她是少數有宏闊國際觀的作家，事實上龍應台對傳統的掌握，對兩岸文化洞視之深，也是少有的。她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大陸現在的文化難題在於知識份子的理想性格已被獨裁與商品經濟腐蝕，而台灣的瓶頸則在視野狹窄，不但對中國認識不夠，而且也只以美國的觀點放眼國際。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長之後，龍應台所要做的可能不僅是讓台北與其他都市等量齊觀，而且也得在傳統中提煉與現代化接榫的質素，要做的事情龍應台認為現在難以一言道盡，不過她指出，出版將會是她非常注重的事務，希望能盡力維持台北成為華文出版中心的位置。
（原載中國時報˙開卷周報，黃天強／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