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的演講摘要
華文文學的前景
時間：2001年2月4日
紀錄：徐淑卿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昨天下午在台北市政府大禮堂，舉行來台的第一場演講。這場由台北市文化局主辦、中國時報協辦的「華文文學的前景」演講會，吸引了滿座充滿期待的聽眾。文化局長龍應台以充滿感性的語氣致詞說：「我想有一天，我們的文學史會紀錄，公元2001年2月3日下午，台北市駐市作家、也是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在台灣進行了他第一次的演講。」
高行健在諾貝爾獎得獎時曾說「文學不死」。作為華文文學重要據點之一的台灣，卻有人說文學已死，我們希望這不是真的，也期待高行健給我們鞭策與啟發。
以下為高行健演講全文－－
各位文學界朋友，今天文化局與時報舉行這個報告會，我應該說實在抱歉，因為這幾個月實在沒有時間來準備。時報給我很大的題目是「華文文學的前景」，這是個理論家的題目，對我來說不很合適，但想必這題目是大家關心的題目，所以我也不好推辭算是命題作文。要講「華文文學的前景」有點像是做預言，我很難做這樣的建議，倒是不妨談談對華文文學的看法。
從中國文學，到華文文學
在談這個題目之前先做簡短的回顧。20世紀如果說有華文文學史的話，主要是革命文學或文學革命，從中國大陸五四運動開始，才有中國現代文學或新文學，當時的新文學主要在中國，所以說華文文學在20世紀初倒不如說是中國文學，主要是中國大陸的文學，五四運動的特點是以文學來改造社會，把文學當作改革社會的工具，換句話說，就是把文學和政治聯繫在一起，有很強烈的使命感。不只是文學要適應政治改革，文學本身也要進行革命，把原來中國的古文學傳統做個掃蕩。這個特點幾乎貫徹了20十世紀的中國文學。而回顧當今20世紀中國文學留下的作品，還可看的恰恰是不那麼革命，而且恰恰是不那麼革命的作家，他們的作品還多少有點人情味，或者有人情或者有人性，革命掃蕩的結果一片虛無，文學也被掃蕩了。如果做一個簡單概括的話，文學恐怕不是革命，文學的成就和革命沒什麼聯繫。這個世紀過去了，現在面臨一個新的世紀，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近20年來，用華文寫作不僅在中國大陸，台灣、香港都算是大的意義上的中國，在原來中國文化這個領域裡，還存在著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華文寫作，也是很昌盛的。此外，華文寫作可以說遍及全球。華人已經從北美到歐洲，乃至到非洲和拉丁美洲，到處都有華人。華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以及新移民的華人，有的還堅持用中文寫作，或者說有的新的一代還特別強調從事華文文學創作，因此這種文學已經無法叫它是中國文學，華文文學其實已經面臨像英語文學或法語文學，不是英國或法國的文學，而是普遍的國際現象，而且正在成為一個普遍的國際文學現象，所以這個問題當今變得非常有趣，變得非常豐富，很值得討論。意識形態的否定論是一條足以把文學毀滅的路。
預言這個現狀和前途，我實在有點力不從心，而且也沒有資格做這樣的發言。這需要做很多研究讀很多作品。但是因為我自己的創作經驗，倒是可以對這些問題作出自己的看法，有助於大家一起討論。
現代性 已成空洞僵死的原則
回顧華文在這個世紀中文寫作的經驗，我們可以得出幾條結論。結論之一是：文學革命的終結和革命文學的終結。我想在新世紀的華文寫作，人們不再面臨再創造或再繼續一個革命文學或文學革命，而這種文學革命或革命文學或文學顛覆，背後實際是一種意識形態在左右，這種意識形態建立在歷史辯證法的基礎上，換句話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史觀，這種史觀背後的哲學基礎就是辯證法，黑格爾辯證法否定的否定就是更高一層次的前進，其實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否定的否定不見得是正面的成果，否定可以掃蕩一切，否定的再否定可以變得非常虛無，變得一無所有。所以否定的否定不是一個建設性的文學法則，一個必走之路。我甚至說這是一條不那麼有成果，是把文學毀滅的路。在這種觀點上，在文學藝術理論上創造了一種現代性。
現代性從現代主義誕生，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現代文學和社會革命連結在一起，可是當中國引進西方社會革命思想，引進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時候，現代主義在中國幾乎沒有影響，唯一多少受到影響的如魯迅，或2、30年代（20世紀）中國大陸後期的一些作家。但因為中國內戰和不斷革命，現代主義在西方雖然在20世紀留下深刻烙印，但在中國沒有發展，當現代主義重新被中國認識，已是70年代（20世紀）之末，而在台灣更早在60年代（20世紀）就有現代主義的運動，相較西方晚了半個世紀。在中文寫作這是一個遲到的現代主義。西方隨後同樣在現代性的指導下，產生了後現代主義，這曾經是時髦運動。後現代主義其實也來自現代主義的原則，即否定的否定，不斷的顛覆。但這個顛覆主要是文學觀念的顛覆，把現代主義賴以確定的現代性，也就是不斷倡導革新，不斷否定前面的文化傳統，不斷建立新的文學觀念，而這種新的文學觀念是以否定作為前提，認為前人的東西是過時的，把前人的東西掃蕩，在這個顛覆基礎上確立它的美學原則。可是這種美學原則仍然建立在現代性的基礎上，後現代主義思潮時髦了十多年，現在也開始銷聲匿跡，我們發現沿著現代性前進最後導致文學的消亡，正像在藝術領域上。
文學藝術的反藝術，這種反藝術到最後什麼都是藝術，藝術變成一種命名，現代性具有豐富的歷史性條件，在它一再革命一再顛覆，到了今天只剩一條僵死的原則與不斷革新。而這個不斷革新現在又被全世界的商品化很快的吸收，因為它和時髦可以聯繫在一起，可以和市場聯繫在一起，所以現代性原先所具有創造性的意義或社會挑戰意義，迅速變成商品流通方式，一種製造時髦的方式，因此它所具有社會挑戰的意義也不存在了。我以為現代性在21世紀已變成空洞僵死的原則，而藝術與文學創作不能建立在此原則上。
超人思維不如禪宗有啟發
回顧歷史經驗我以為可以得出結論，如果前瞻21世紀華文文學的前途，我想不是追隨那個已經過時和市場緊密聯繫的為新而新的原則，事實上，社會顛覆的意義已經喪失，只不過是文學藝術觀念的顛覆，沿著這條路子繼續走到底算不算華文文學前途，我以為不是。華文文學在21世紀應該遵循的不是源於現代主義的後現代主義，雖然現代主義在20世紀曾經非常繁榮過，影響20世紀文學藝術。
21世紀面臨的是什麼？這真是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也值得探究的問題。這不僅是理論的問題，更多的是實踐。回顧歷史經驗，我個人得出一個結論，應該告別歷史的辯證法，應該告別抽象的黑格爾的否定的否定的這種原則，以及告別僵死的現代性。
第二個結論是尼采的終結。尼采在上個世紀末說上帝已死，充分確立個人，上帝既死，個人就成了造物主。這個造物主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全面的價值，造物主掃蕩一切但個人的意義也掃蕩了，這種極端的個人自戀導致否定一切成果，導致打倒一切，這種尼采哲學超人哲學，同時也是政治革命家社會革命家的人生哲學，當然它對藝術家有更大的魅力，因為藝術家首先只是在他微小的個人創作領域，他比較容易實現，煽動自己是超人，也就自以為是上帝，而且可以為所欲為，而且危害不大，因為只不過是在你的書寫中或是在你的藝術創造中，所以社會可以容納，因此這世紀充滿超人，當革命的禍害導致全世界巨大災難，但超人們所做的種種藝術，對藝術所做的否定的否定，在20世紀卻非常昌盛，因此這種超人在民主社會中並不引以為怪，誰都可以接受，但這種超人哲學的結果，究竟是不是一種建設性的東西，倒可以研究。
法國現在有幾個著作蠻有意思，有人從病理學分析尼采其實是病人，但這並不排斥尼采是個思想家，而是把這個作家的自戀哲學基礎，當作當今藝術家創作原則來出發，導致的也是藝術的毀滅和藝術家自身的毀滅。這裡提出一個問題。當沙特說，他人是地獄，固然是深刻看法。但是革命家沙特忘了，如果他人都是地獄，那麼你的自我在他人眼中是否也是地獄？如果我們稍微脫離一個革命家的看法，而從比較冷靜旁觀的第三者的眼光來看，我們發現他人是地獄的命題固然正確，但是自我同樣在他人眼中也是他人，而且就自身而言，如果冷靜觀察自我，會發現自我同樣也是地獄，因此基於這種認識，尼采哲學我以為對一個清醒的作家來說，不一定是可取的哲學。況且這種哲學也導致藝術死亡與貧困。
我們在21世紀確實面臨新的問題。我們不必延續現代性繼續往前「否定的否定」，我們也不必沿著尼采的路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我們對傳統對前人成果對文化，應該用一種較為冷靜的眼光較為平常的眼光，我甚至建議禪宗有很大啟發。如果回到平常心看待一切，看待歷史看待文化看待前人，我們會有更為清醒的認識，對選擇創作的路，我想不會扼殺創作，相反會找到一個較為健康的環境。
回歸人性與價值 拋棄意識形態
第三我還要說的觀點是，回到個人。也就是回到人性，回到人的價值，回到人的權利，當然也回到人的弱點。人畢竟不是神，人充滿弱點、充滿謬誤、充滿焦慮、充滿妄念，這都是人。但並不是要打倒他或完全肯定他，不如採取一個靜觀態度來觀省人，也就是觀省我們自己，這倒是文學較為清醒的出發點。
當今文學理論有一種說法是，非西方世界以外的其他國家的文學，把政治概念聯繫在一起，有時導致一種文學主張，是民族的就好，而想從文學以外的條件和品格來確立自己的民族性。民族性的認同我認為是虛假的問題，當然民族性對政治上有切實爭議，但對文學家來說，確立民族認同無異是抹殺藝術家個人的創作特性，可是藝術創作或文學創作恰是最個人的事情，離開個人感受而尋求集體認同，恰是藝術與文學的消亡，所以我在此強調一點，我的認識文學藝術的民族性要成功的話，民族性恰是一個政治陷阱。
華文文學前景我沒有答案，只能用我說過的話「沒有主義」，最好我們沒有主義，先丟掉意識形態，也不必建立一個新的意識形態，否則就是建立一個框架，但是人千變萬化，在文學中扮演主角的人，如此任性多變難以確定，連哲學都不能把人確定，文學家也不必如此。我認為，文學家先丟掉框架與意識形態，「沒有主義」一身輕鬆，反而是好的出發點，想在文學找主義也只能落入前人框架。我認為，文學只有一個方向是永遠無法擺脫，就是文學中體驗的真實，真實情感與真實人生。而真實無法窮盡，對真實的認識無法窮盡對真實的表述也無法窮盡，一個作家的創造性就在前人已經說過的地方，還有話可說，而且所說的話是真實的，給許多人真實的感受，而不是語言遊戲。 （註：本文未經高行健先生過目）
（鄧惠恩/攝，原載中國時報˙開卷周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