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是翻閱了《清史稿》中有關曾國藩之事，篇尾是如此讚譽的：

「國藩事功本於學問，善以禮運。公誠之心，尤足格眾。其治軍行政，務求蹈實。凡規畫天下事，久無不驗，世皆稱之，至謂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何其盛歟。國藩又嘗取古今聖哲三十三人，畫像贊記，以為師資，其平生志學大端，具見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疆臣閫帥，幾遍海內。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嗚呼！中興以來，一人而已。」

這是了不得的盛譽。從滿清的角度來看，曾國藩是位十足的完人。但若從國家民族的角度來看，仍屬可惜，因為他本是可以有更宏大、更深遠作為之人。傳說他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後，面對部屬、志士的勸進，他寫下「倚天照海花無數，高山流水心自知」以明志。再看他〈聖哲畫像記〉所收的三十三人：

l          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

l          左丘明、莊子、司馬遷、班固

l          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

l          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張載

l          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

l          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

l          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

l          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

這等人物之中，具有政治事功者，不計文王、周公，便只有區區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四人。而他晚年書房，命名為「求闕齋」，表明他「求闕」而不「求全」。言外之意，同樣是昭告天下自己沒有更進一步的心思盼望。

我想，這就是《國史大綱》裡所謂「曾胡皆善處當時之變局，以自成其所欲達之目的」的具體表現。然而書中也同時批評：

「湘軍諸帥，雖自謂受有傳統文化之澆培，以保護民族文化自任，而他們對於民族大義，亦早已喪失。晚明顧、王、黃、呂諸儒之議論，早已為狹義的部族政權所摧殘而泯滅。湘軍諸帥寄託在異族政權的翼下來談民族文化之發皇，豈異夢寐。因此一方面粵軍只注意到民族政權之爭取，一方面湘軍只注意在民族文化之保全。他們都不知一個民族的文化與政權之不可分離，而結果乃演出同族相殘之慘劇。」

「曾、左、胡、李號稱同治中興功臣。然此等人物，僅能平亂，卻不能致治。一因清政府種族觀念太深，不能推誠大用……

二則因胡既早卒，曾左諸人皆馳驅軍旅，效命疆場，未得為中央大吏，于朝政少可獻替。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記，詳論洋務，謂『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云云。知曾氏並非專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者。曾氏對當時朝政極抱不滿，然方其在翰院為部臣時，尚敢稍為論列。其後出外操握軍權，因種種牽掣顧慮，對朝政即嘿不發言，一意以平亂為主。逮平亂以後，畏讒避謗，急流勇退。遣散湘軍，以淮軍代。平撚之任，交付與李鴻章。如江南製造局、譯學館及派遣留學生等，只就疆吏可辦者辦之，于朝政綱領，更無獻替。其幕府賓僚，亦極少為清廷重用者。

因此軍事上雖足平亂，而吏治官方，依然腐敗。釀亂之源，依然存在。只為社會元氣大損，一時再鼓不起亂來。急病不死，變成慢病。而其病已成絕症，不可救藥。」

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當然不是篤姬一人所能成事。然而她就影響可及，發揮了最大的改革力量。同時代，也有相同見識的朝野人物作出了相同貢獻，總算是穩住了國家踉蹌中的步伐。比對清朝中葉之後的發展，真是感慨萬千。

曾國藩無意革命，又無力政治改革，只能從事《清史稿》中讚譽的「薦舉人才」。然而以他的威望都不足以成事，誰能成事？慈禧私心排漢，眼前的人才都不能用，薦舉出來的人才會有何用？治理國家，是見一個人才，用一個人才，人才自然源源不絕，政事自然漸入軌道。這個不用，那個不用，在內政積弊、外患交逼之下，加劇的動亂屈指可待。時運不予人，原也無可奈何。但曾國藩若知中日國力從此各向天壤，自他身後，影響至今一百四十年而後勢猶然不可止，該是多大的遺憾？清朝稱他為中興名臣，乃勢所必然。他一不革命，二不變法，這樣的人物如果還不承認是中興名臣，那麼愛新覺羅不是腐敗腐到良心的根裡頭去了？承認他是中興名臣，好歹證明愛新覺羅王朝仍有中興之志、中興之念、至少還知道有中興這回事。可是我們今天再看曾國藩，就該循名責實，看看他究竟中興了什麼？他當然是個傑出的人才，在那樣困難的環境中，完成那樣困難的事功。但他若知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從此步步退，步步亂，步步殺，終至於天下大亂不可收拾。以他反躬自省的修養，絕對不會答應「一等毅勇侯」「中興名臣」「文正公」這種浮名。愈是天大的讚美，不愈是天大的羞辱？

作詩為記：

萬馬回旋出龍蟠，漢家重見漢將軍。
洋務紛紛十年短，臣節惶惶一簾深。
正兵正吏不正政，立功立言難立根。
應歎明治第一詔，傲殺咸同不二勳。

英文片名：Atsu-h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