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并州已十霜，
       歸心日夜憶咸陽。
       無端更渡桑乾水，
       卻望并州是故鄉。---賈島《渡桑乾》

思鄉，是時代動亂才會累積的強烈感情。若像現在的留學、旅居、移民，思鄉時就寄Email、打Skype，可以天南地北的閒聊解悶。再忍不住，幾萬塊錢張羅機票就是了，談不上思鄉。會思鄉、想望鄉，就必存在一個音訊渺茫而歸鄉無期的大環境。唐朝詩人賈島是如此、本片描述的「台灣少年工」也是如此。

「船越開越遠，台灣島漸漸沒入水面下，將海平面染成一片綠色，此時才真正覺得家鄉已遠。」導演手法平實，緩緩的把沉埋在昭和與民國之間一段荒蕪的記憶定格重現。一九三O年代，當希特勒和史達林聯手瓜分波蘭，當日本併韓而移師東北時，台灣這些還沒出世的未來少年工與之有何瓜葛？然而，他們已註定要受株連、要被推上暴風的最前緣。戰爭像瘋狗一樣咬人，觸目心驚，何況被咬死咬殘的，盡是完全沒有招架力的少年囝仔。

故事本身，影片講的非常清楚，毋庸贅述。這主題，讓我想起多年前玉山于右任像遭人毀棄一事。兩相對照，或可尋出台灣目前內爭不斷的一點線索。

于右任和賈島均為陝西人，不過他流落更遠。且不去說他對國家社會有何功過，也不去說他對藝術文化有何貢獻，就說他二十多歲就放棄舉人亡命天涯，從此隨黨浮沉，最後老病台灣有家歸不得。過世時民國五十三年，當時美蘇冷戰才剛剛開始。這樣人生、這樣一個老先生，臨終說出「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有國殤。」值不值一聲嘆息？

不諳世事者，願為英勇的事業而死。看透世事者，願為卑微的目標而活。我們心疼少年工的，不就是這樣？戰時想報國、戰後想回家。誰知這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心願，如此困難。總算，少年工是踏上了故鄉，但于右任沒有。將心比心，是不是同樣可憐？少年工從日本政府領來遲發六十年的畢業證書，令人鼻酸。被虧欠的人生最後有了象徵性的彌補，也令人慶幸。此番感同身受，可否及於于右任？于右任念茲在茲的思鄉愛鄉，是不是正是砍下他銅像的人所要大力鼓吹的價值觀？如果是，為什麼還砍？那人真正想砍下的是什麼？何況，縱使有一千個理由不必同情他，也不容他繼續佇立玉山之巔，難道就理直氣壯到只剩下偷偷摸摸先下手為強這一招巧門可以向全台灣人講道理？這一砍，又砍得出什麼台灣人和陜西人思鄉的本質差異？

解嚴以來，類似的事端不少。像是原住民的思鄉，外籍新娘、勞工的思鄉。又如，列名黑名單的異議人士，憑什麼不准入境？飛過來的反共義士為何不能再回老家探親？游過去的叛逃軍官，三十年間成了中南海的顯赫高官。他能不能以非國民的身分回宜蘭奔喪？卸任元首去長江三峽、去奧之細道，有何分別？他若以不代表政府的個人身分，愛去天安門的毛澤東紀念館憑弔，愛去五角大廈的阿靈頓國家公墓獻花，愛去參拜他心目中奉為武德楷模的靖國神社，有何不可？他的嚮往，他的選擇，他的鄉愁，於人何妨，於國又何妨？

這部影片，引人思索的不只是思鄉，還有人在大時代中的無辜無奈。台灣這群少年工，在日本投降之後成了「第三國人」，可以選擇去處。於是有人返台、有人在日本落地生根、有人去了大陸，此後際遇各不相同。在台灣的，有人捲入了二二八，有人連坐為思想犯。八千少年，八千人生。如今，餘者垂垂老矣，一回相見一回少。悲歡離合中，他們有處於宿命中的困惑與韌性，有政權更迭中的哀怨與豁達，還有對人對世間對過往的善良敦厚。以老台灣人比之新台灣人，是他們的記憶模糊了，還是後輩的年輕人變了？

        離開故鄉千里
        我們挺身踏過大浪
        在那等著我們的  是有名的
        大和的海軍空C廠

        雨打在身上  也不能撐傘
        等著我們的是  艱苦的實習工場
        舉起鐵鎚  敲打鐵鑿
        看我的手又紅又腫

        眼前浮現起故鄉
        何時才能回去
        談起過往時光
        思念起故鄉  那綠色的島---李添石《離開故鄉》

捏在拳頭裡的錯誤，愈捏只會愈緊，仇恨也是。台灣人口兩千三百萬，族群對立每下愈況。如果不從理解寬容中相處，只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中去謀算，勢將陷入永無止盡的內耗，如同激烈纏鬥的落水者，只好等岸上旁觀者來收拾。八千少年工，用他們的遭遇教人一種格調。百年之後，我們又留下什麼教給家鄉的兒孫？

台灣的難題，不是本土，而是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