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這句舊話放在今天仍然成立。因為作者的人格特質總是鮮明的烙印在作品上，絲毫假不來。同樣的，官方的文告中透露著政治人物的器量，往往也預告了時代的動向，一如風雲中藏有陰晴的前兆。民國以來，孫文《黃埔軍官學校訓詞》、毛澤東《沁園春》、蔣中正《遺囑》，便具體而微的顯著未來的訊息。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這原是孫文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的訓詞，後來定為「中華民國國歌」。短短十二句，關鍵在「士」一字。前四句是士的理想，後六句是士的實踐要求。不過這裡的士，指「戰士」，是當時在台下聽訓的五百名軍士官。民國一開國就困於復辟、兵變，雖已步入第十三個年頭，卻仍是軍閥割據的內亂局面。孫文苦無兵力，乃於廣州組建黃埔軍校，希望成立國民黨直屬的部隊。因而這篇文章幾乎是北伐檄文。

        當時北方國會的分黨競爭，具有民主政治的外貌，但實際運作中的政權並非取決於民眾，而是取決於藏居背後的軍閥。真民主之利未興，假民主之弊盡現。所以在開學典禮上，孫文所提的建軍理想是「主義」，而非「民主」。他希望軍人發憤自己，但必須「主義是從」，而且要「一心一德」，以「民國」與「大同」為目標。他急切想標舉出一個有別於北洋政府的新理想，以作為新軍號召。

        這是否為當務之急值得斟酌。以內容論，三民主義作為一項政治主張，殆無疑義。但要將紙上的理論構想落實為政制，茲事體大。長路漫漫，連同黨同盟都需要時間整合，遑論他人。其次以策略論，辛亥之後的民國，病在政局不穩，並非政制不善。試想，縱使當時的軍閥都認同了主義，擁兵自重的現狀也不會有絲毫改變。一部已經正式頒布的《臨時約法》都不能守，何況是還在書桌上的主義？加上黃埔建軍後兵馬倥傯，少有寧日，而孫文又未捷先死。這使得三民主義彷彿古代嵇康的《廣陵散》，臨終彈奏一回後，從此絕矣。繼起者想以初創的主義作為「吾黨所宗」，甚至「吾民所宗」，便隱隱走上了蘇維埃一黨專政式的路子，注定了這部主義將來要成為投機者攀緣層峰的藤索。

        雖然如此，就其存心而言，訓詞中「咨爾多士，為民前鋒」「矢勤矢勇，必信必忠」這幾句話，充滿了如漢高祖《大風歌》裡那種「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激昂感慨，是熱血滔滔的男兒話語，有心底的真感受，也使這篇文告染著磊落之氣。

        孫文身後，毛澤東與蔣中正相爭，後來分裂分治，各自控制了海峽兩岸近三十年的政局。先看毛澤東。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沁園春•雪》(下半闕) 

        這首詞是毛澤東的傳世之作，號為胸襟豪邁、氣吞千古。他先說秦皇、漢武「略輸文采」，接著笑唐宗、宋祖「稍遜風騷」。風騷，指《詩經》「國風」與《楚辭》「離騷」，引作「詩賦」解。因而「稍遜風騷」與「略輸文采」、「只識彎弓射大雕」疊意，指這五個皇帝文才都不好，武勝於文。

        且說詞意。文，可從「文采」和「文治」兩方面說。毛澤東這番戲謔，完全針對文采。這與歷來史家臧否政治人物的尺度迥異，因為文采並非領導者必要之能。領導者真正的文采，是知文、重文、用文、興文。此為大文，與書生之小文絕然不同。漢武、唐宗、宋祖，縱使胸無文墨，但他們所主導的時代中孕育了賦、詩、詞的鼎盛文風，自己沒有文采又何妨？何況，君王功過本在文治，不在文采。若論文治，漢初丞相均為軍系出身，至武帝而尊經尊儒。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一改唐末五代藩鎮割據之積弊，文人輩出。唐太宗貞觀治世，自不待言。其餘有關他們及身創建的典章制度，更是不勝枚舉。史載歷歷，如何說他們是「武功勝於文治」？再說到成吉思汗。一個統合蒙古、滅夏敗金、建立了跨越歐亞帝國的領袖，怎麼可能「只識彎弓射大雕」呢？這都是隨口安上一個罪名，嘲人太過。想想看，若把這闕詞套用到當今國際政治，說「惜英國日本，略輸文采，法國德國，稍遜風騷。一代霸主美國布希，只識牛仔射大砲。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讀之作何感想？

        狂妄。因為狂妄，所以有史味而無史識，充斥了蠻氣而非豪氣。

        其次看作詞的情境。《沁園春》是民國二十五年毛澤東於陝北遇雪而作，當時他正受東北軍的圍剿。其後抗日勝利，國共矛盾加劇而會談重慶，他以此舊作與友人互答，因而傳誦一時。這兩個時間點，均為大軍對峙之際。這不免讓人想起東漢末年，曹操在赤壁決戰前夕作《短歌行》之事。曹操臨江對敵，看穿了這是一場人才的競爭，所以感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告誡自己「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然後期勉自己能如「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這種心懷，與毛澤東登高望雪，想到自己是不世出文武全才的意態相距多遠？

        最後來對照平生事蹟。詞中，毛澤東把文采捧到非常高的位置。五個史上響鐺鐺的皇帝只因缺了這項，就算折了風流，得讓到邊邊站，等著看今朝的風流人物上場。這若真是肺腑之言，那麼他開國後必是波瀾壯闊的文藝復興之局。事實恰恰不然。他所訕笑的皇帝無文，正是畢生所缺。他掌政後非但缺文，而且是非文、滅文。文化大革命中以四舊為罪，掀起了人類歷史上僅見的對文明與理性的血腥摧殘，不知有多少「文采洋溢」「各領風騷」者死於莫名的棍棒之下。誰想得到這是一位吟詠著「略輸文采」與「稍遜風騷」的「詞人」所一手掀起的？他心中豈有文采、豈有風騷？總合起來，這詞中迴著一種如悶雷般隱隱作響的聲音，倒是很像太史公筆下項羽見秦皇南巡時撂下「彼可取而代也」的口吻。

        蔣中正逝世於民國六十四年，遺囑如下：

        余自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無日不為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艱苦奮鬥。近二十餘年來，自由基地日益精實壯大，並不斷對大陸共產邪惡勢力展開政治作戰。反共復國大業，方期日新月盛，全國軍民、全黨同志絕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懷憂喪志！務望一致精誠團結，服膺本黨與政府領導，奉三民主義為無形之總理，以復國為共同之目標。而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余畢生之志事，實亦即海內外軍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職志與戰鬥決心。唯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勿忽。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卻未必真。這篇曾經通令各級機關、學校再三誦讀的文章，也是禁不起分析。以他自言「畢生之志事」來看：雖然他為經濟立下丕基，但他分明凍結了憲法，不讓國家由軍政、訓政轉入憲政，如何說是在努力「實踐三民主義」？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他便站到對立面上說要「復興民族文化」。依孫文之意，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固有的民族文化，細考其政績，實在不知他具體復興了哪一項，又復興出什麼成績而提昇了此後台灣社會的教養水平？而他自己闡述「倫理、民主、科學」為民族文化內涵的創意點子，也僅停在嘴巴說說、考生答答考卷的階段，搆不上「復興」二字。至於「堅守民主陣容」，對照他下令戒嚴，厲行黨禁、報禁，完全不知從何說起。唯一的，只有「光復大陸國土」這樁是貨真價實。他含恨未了，也真希望全體軍民有一天能替他了卻心願。所以他鞠躬盡瘁，死而不肯已。九泉之下，他也要爬起來與同志、同胞長相左右。這真是個頑強的人，不但貫徹始終，還拚命想貫徹死生、貫徹你我，以完成他未竟之業，討回栽在毛澤東手掌心的這口惡氣。

        抗戰後短短四年，他從舉世矚目的大國元首一敗塗地，成為倉皇逃難的喪家犬。他沒有自刎，帶著殘喘的子弟兵渡海又重新站住。退出聯合國後，他鎮定的宣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意志力的確過人。然而他的文章語錄中，總是充斥了空洞難以驗證的言辭。當他禁錮思想、軋除政敵時，他的存心是如何「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不得而知。他的知與行，是如何與他口口聲聲仰慕的王陽明哲學相合相容？不得而知。他久踞總統之位，有職責說「以國家興亡為己任」，有職權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但「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卻是什麼意思？不得而知。

        虛偽。寫的人自己都弄不清楚，聽的人豈非更加迷糊？不清楚的人侃侃而談，聽迷糊的人只得硬著頭皮叫好。上面之乎者也，下面者也之乎，像童話《國王的新衣》裡互相哈哈的君臣。這不幸就成了此後台灣政壇上的習氣，單從蔣中正以降歷任總統的就職演說就可見端倪。

        毛澤東的狂妄是講大話，而這裡的虛偽是講假話。有大話，有假話，就是沒有認真的話。以前講祖國，現在講本土。以前是神州，現在是福爾摩沙。以前有國家之父，現在就有台灣之子。戒嚴時代也好，解嚴時代也好，詞彙不同，內在邏輯則一。想想今日台灣的口號治國，實在其來有自。當今的局面，三民主義已不是人民所宗，更不必主義是從。然而必信必忠的人物，還是國家前途之所繫。如果咨爾多士，不能為民前鋒，只能為民膨風，則時代的氣運只得每下愈況。將來真正斷送台灣的，恐怕不是統獨爭議或國家認同，而是五十餘年來流行在政治人物心裡的狂妄與虛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