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校樹，萋萋庭草，欣霑化雨如膏，
筆硯相親，晨昏歡笑，奈何離別今朝。
世路多岐，人海遼闊，揚帆待發清曉，
誨我諄諄，南針在抱，仰瞻師道山高。

日本瀨戶內海的小漁村裡，到任了一位小學老師。她慈愛的教導了十二個一年級的學生，贏得家長敬重，也讓孩子終生感念。二十年後師生重聚，有的病故，有的戰死，撫今追往無限感慨。

這部電影，表面是描寫師生情誼，內在則是闡述戰爭的禍害。那是個熱中戰爭、期盼戰爭的年代，故事開始時的昭和三年（1928年），已是日本關東軍入侵東三省的前夕。小島上的漁村雖然地處偏遠，但同樣籠罩在狂熱的軍國意識中。不久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1931年）、上海事變（一二八事變，1932年）爆發，接著就是支那事變（盧溝橋事變，1937年）、大東亞戰爭（珍珠港事變，1941年）的發動，日本傾盡國力向外侵略。

導演反戰，所以將這些戰事一一標舉。他不從前方來談戰爭，而從後方來談。先是白色恐怖，學校同事因為私藏禁書被捕。然後是社會氛圍。課堂上，村子裡，年輕人被鼓舞著要為國家服務、要走上最前線打擊敵人。老師不以為然，不希望看到死亡，她寧可學生去當漁夫或開店舖。這樣「反愛國」的思想，很快就驚動了校長。校長私下警告，已有謠言說她是共產黨員。校長勸她收斂，別看、別聽、別說。老師感到氣餒，她對丈夫說：「我已為學生盡了力，但師生之間如果只是靠一本教科書在聯繫，是不可能密切的。全是講忠誠、講愛國，弄得半數的男生都想當兵，真討厭。」

老師於是辭職，而整個漁村仍繼續在高昂鬥志中送走一批批青年人、中年人。她的怯戰原因，非但學生聽不下去，連自己兒子也聽不下去。國家興亡，誰不敢承擔？事不臨頭，哪裡有懦夫？死亡嚇不了人，嚇人的是屍體。揮舞國旗並不難，難的是拿槍衝鋒。

活在這樣的時代中，老師能做什麼？學生輟學，無能為力。學生從軍，無能為力。她改變不了戰爭的命運，更改變不了戰爭所帶來的傷殘、貧窮與疾病，只能默默祝福。大戰過去，她死了丈夫，死了女兒，只保住兩個兒子。

然而此刻，她卻決定回去教書。當年人人鼓吹戰爭時，她選擇離開。事隔十六年國家戰敗，她卻返校教書。老學生聽說之後，都從外地趕回來看望老師，湊錢買了部腳踏車送她，讓她便於往返。老師依然慈祥、有著無限包容，如同一株永遠守候在故鄉的大樹，守候在大家心中。

這是一位好老師，真正在乎吾土吾民。逝者已矣，國家戰敗她不哭。她只為死者而哭，只為生者而努力。還有孩子需要教養，還有未來值得希望，還有戰敗的社會等待各行各業後起的人才出來安頓。教、教、繼續教，一點一滴慢慢再教出有自覺、有良心、有能力的青年，這是老師唯一能作的，也只有老師作的到。漁民作不到，軍人作不到，慷慨激昂的政客也作不到。

因為十二個學生，在漁民看來是十二個船工，在軍人看來是十二隻步槍，在政客看來是十二張選票。只有在老師心中，才是二十四只純樸清明、對這個世界與人生充滿期待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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