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教授榮獲榮獲2006年克魯格獎，消息傳來，海內外華人同感光榮。筆者來美期間和余教授略有接觸，特別整理這篇小文在部落格發表，以表敬意，也讓更多人了解這位「在中國和美國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克魯格獎對余教授的形容〕
克魯格獎：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諾貝爾獎
克魯格獎是由商人兼慈善家克魯格（John W.Kluge）贊助，透過美國國會圖書館而設立，專門針對諾貝爾獎項中所忽略的學科領域，包括哲學、歷史、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宗教研究、語言學、以及藝術與文學批評等，獎金高達一百萬美元，因此又被稱為人文社會學科的諾貝爾獎。
克魯格獎的評選過程相當嚴謹，首先自全球範圍內邀請了2000多名大學校長、高等研究機構的負責人、以及相關學科的著名學者提名推薦。評選標準有三項：其學術研究被同行公認為對本學科具有傑出貢獻、在人文科學界具有跨學科的意義，以及對公眾生活產生過重要影響。終審評委會由五位著名學者組成，自最後的九位入圍人選進行討論，再由館長親自決定誰能得獎。
2003年首屆"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授予波蘭出生的哲學家考拉克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二○○四年是由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和法國哲學家里克爾（Paul Ricoeur）獲獎。2005年沒人獲獎。今年則是余英時教授與美國非裔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弗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獲獎，兩人將在十二月五日前往國會圖書館領獎。
談到獲得這個獎的意義，余教授說他完全不知道為何得獎，﹁或許是因之前兩次都是頒給研究西方的人，所以今年擴大到其他的研究領域﹂，無論如何，都代表著以西方為中心的觀念正在改變。他謙稱得這個獎是超乎他個人成就的，「這份榮譽不屬於我個人，而是屬於中國古代史與近代史整體學門。」而因他的許多著作都是用中文寫的，今天他能得獎，表示「中文學術論著的寫作已日漸受國際重視，國內學者不應枉自菲薄，年輕一代很有希望。」
在中國和美國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
克魯格獎形容余英時教授是「在中國和美國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毋寧是真實而貼切的。余教授生於中國天津，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
自一九五五年赴美留學至今，余教授在美國學界已超過半個世紀。他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正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此外，余教授還是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教授。有人評論說，余英時能被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三所大學選為全職教授，這份殊榮已足以證明其崇高地位。另據他的學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王汎森透露，早在二十年前，余英時即被日本學術院院士島田虔次尊稱為「二十世紀後五十年中國最傑出的歷史學家」。
然而要談及余英時教授的終身成就，他的學識又遠比這類生涯方面的成功來得更重要。余教授中英文著作等身，主要著作有《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等。余教授2002年的著作《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書中將十二世紀的宋代大儒朱熹和十三世紀義大利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做一比較，是中西學術上的創舉。而余教授目前進行中的《唐代的文人與高僧》，更已受到華人世界學者的引頸企盼。
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反映在他面對極權的態度
尤其不能忽略余教授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看待時局與面對強權的基本態度。王汎森接受中國時報訪問時指出，余英時是純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是韋伯所說的，以學術為一生志業的知識分子。但他不是「唱高調」的自由主義者，而是有著深厚的中國儒家與西方啟蒙思想的人文主義傳統在背後做為支撐。王汎森說，余教授對人的根本主體性無可妥協的尊重，反映在他面對極權政權時的態度。他記得，一九八九年大陸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民運人士流亡異鄉，當時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余英時四處奔走、出錢出力，協助柴玲、劉賓雁等大陸民運領袖；也因為中共政權在「六四」上展現的暴政，余英時當時發誓，不再踏上中國大陸土地一步。
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之後，余英時教授只在一九七八年隨美國國務院的訪問團去過一趟大陸，此後就不曾踏入中國一步。余教授告訴筆者，中共曾直接間接邀請他前往訪問，都被他拒絕。他說，共產黨並沒有解體，它只是從一個蘇聯式的專制體制轉變為法西斯的專制體制，但它的政府和黨都是封閉性的。它繼續控制媒體、控制思想、抓異議份子；它倡導和諧社會，是叫人民不准反抗政府，它鼓吹所謂的儒家文化，卻是禁止人民犯上的﹁專制儒家﹂。它的作風完全沒有改變，何來﹁中國崛起﹂之有？他批評現在有些人專為中共說好話，說穿了都是私人利益在作祟，一些商人及政客為了自己的利益，屁股決定了腦袋。
六四後不踏上中國一步 著作卻在大陸廣為流傳
余教授雖不再踏上中國大陸土地一步，但近來他的著作卻在大陸廣泛流傳，有人形容2004年繼“錢穆熱”之後，中國讀書界興起了“余英時熱”。筆者今年六月前往大陸參訪，在北京清華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廣州中山大學附近的書店，就看到許多余教授的著作，被醒目的擺在書架上。余教授說這叫﹁書到，人不到﹂。無論如何，他的書能夠讓更多人看到，總不是壞事。但他並不認為這是大陸官方的任何善意表示，只不過是市場有需要，出版社競爭的關係。
我注意到余教授得獎之後，大陸媒體幾乎都沒有報導這則消息，連新浪網也刻意﹁漏掉了﹂。余教授說，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中共不准媒體報導他的消息。事實上，即使大陸媒體要訪問他，他也不會接受，因為他們都是官方的。筆者詢問此間一位大陸媒體同業知不知道余教授獲獎，他說知道，問他有無發稿或訪問余教授，他說沒有發稿也沒訪問，因余英時被大陸列為禁止上報的對象，寫了問了也不會刊登，何必白費力氣。
認為當前台灣亂象只是民主的過渡 沒理由悲觀
雖然長年在美，但余英時教授對台灣的關心沒有少過。王汎森說，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發生，台灣島內動盪不安，當時余英時憂心如焚，立刻越洋傳真文章回台，希望台灣民眾沉穩度過難關。這些文章在中國時報連載，引起廣大迴響。至於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余英時更是念茲在茲。面對國內當前的亂象，他不表悲觀，認為是「從威權到民主的過渡」。余英時不認為可以把當前政治的紛擾歸咎於某一群人，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民主的文化與傳統，他說，「台灣的民主沒有理由悲觀」。
後記：一、余教授是老派學者，至今不用電腦、不上網，與他聯繫只能靠電話或傳真。有趣的是他得獎的消息才剛宣佈，當晚我就在網路的維基百科余英時欄目上看到了這個最新訊息。哪天碰到余教授，要舉這個例子遊說他加入網路族。
二、余教授有抽煙習慣，他抽的是紙煙。在美國抽煙是很麻煩的事，但他不願戒掉。九月初，筆者和余教授在紐約同桌用餐，吃到一半余教授突然從餐桌上消失了，恰巧我也跑到外頭抽煙，兩人就這麼閒聊起時局來。隔了好一會兒主人跑出來找人，這才進去繼續用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