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46年到1955年的蔣介石日記原件﹐從18日起在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對外公開。筆者特別前往查閱﹐根據日記所載、其他相關史料以及學者的見解﹐寫成這篇報導。這是蔣介石日記關於二二八事件內容﹐首次對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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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36年2月28日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隔天(3月1日) 蔣介石在日記記載：「台灣群眾為反對紙煙專賣等起而仇殺內地各省在台之同胞﹐暴動地區已經擴大。以軍隊調離台灣是亦一重要原因也。」這是二二八事件首次出現在蔣的日記裡頭。

當時中國剛剛結束抗戰不到兩年﹐正是百廢待興之際﹐舉凡淪陷區接收、政府組織重建、朝野政治協商、對共軍的清剿、乃至物價的控制等等﹐千頭萬緒﹐交逼而至。可以說﹐二二八事件在當時蔣的政策雷達上﹐充其量只是一個乍現的紅點而已。

在三月的第一個星期裡﹐蔣還沒有注意到事件的嚴重﹐當時他最關注的是對延安共軍的剿滅。隨著事件的擴大﹐台灣事變開始引起蔣的重視。從三月第二個星期開始﹐出兵延安計畫以及另外的台灣二二八事件﹐成為蔣最關心的兩件事。3月8日的日記中﹐他寫道：「台灣暴動形勢已擴張至全台各城市﹐嚴重已極。公俠(按﹐陳儀) 未能及時報告﹐粉飾太平﹐及至禍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華北延安共匪禍正熾﹐而又加此不測之變﹐苦心焦慮不知所極。故本週多為處理台變忙碌也。」

此前﹐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已急電中央請調整編二十一師的一個加強團、憲兵一營來台﹐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下令軍隊分三路向市區進擊。但顯然南京方面對平亂毫無把握﹐加上3月6日晚上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見蔣﹐「談其駐台領事急電﹐要求其派機接其眷屬離台﹐表示局勢之嚴重」；蔣在當天日記則批評「美國人員浮躁輕薄」﹐擔心「如為反動派利用﹐使中國增加困難與恥辱﹐」因此才會對此「不測之變」有「苦心焦慮不知所極」的感嘆。

3月7日﹐蔣對台灣事變作出派兵平亂之決定﹐日記中記載：「台灣暴動自上月28日起由台北延至全台各縣市﹐對中央及外省人員與商民一律毆擊﹐死傷已知者達數百人之眾。特派海陸軍赴台增強兵力。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惟無精兵可派﹐甚為顧慮。」他也再度批評陳儀「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及至事態燎原乃始求援﹐可歎！」又說「善後方策尚未決定﹐現時唯有懷柔。此種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

3月8日﹐蔣加快對台軍事行動與黨務工作的部署﹐當天的日記寫著：「朝課後考慮台灣問題與延安方略﹐召見劉雨卿 (按：21師師長) 指示對台灣注意各點。正午約李翼中(按：台灣省黨部主委)等談對台灣處理具體方案。」而在「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則把「督導台灣事變之處理」列為最優先。至於具體的處理方案﹐以及已經公開的蔣親筆手諭給陳儀﹐指示「不可報復」，「從寬處理」等字眼﹐則未見諸於日記上。

隔天(3月9日)﹐國軍第廿一師從基隆登陸上岸。當天蔣在日記記載：「朝課後寫公俠信﹐召見劉雨卿等指示到台灣後之方針與部署畢。晚與健生(按﹐國防部長白崇禧) 談台灣與華北情形。」3月12日蔣在日記第三度批評陳儀：「不自知其短缺使余處理為難。」晚上又找了白崇禧談台灣事變﹐「彼決暫緩行﹐以待時局略定也。」白崇禧後來是在3月17日由蔣經國陪同抵台宣慰。

3月15日﹐蔣在日記寫到：「台灣事變自軍隊運到後已大半敉平﹐然亦未曾根本解決也。可知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也。」同一天國府部隊開始對延安展開轟炸及進剿行動﹐而於3月19日攻下延安。

接下來﹐蔣介石日記中的「反省錄」與「工作課目」﹐連續出現有關台灣善後處理措施的記錄﹐包括「研究台灣派員處理善後之時機」、「台灣省政府組織之發表」、「台灣省政府與行政長官公署存廢時期之決定」、「台灣省政府主席與組織之決定」等等﹐顯示他對於事變過後﹐如何盡快使台灣導入正軌十分重視。

至於屢遭蔣批評「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的陳儀﹐雖已於3月17日致電蔣介石﹐表示「對此次事變決議引咎辭職」﹐但蔣沒有同意。蔣不僅沒有立刻撤換陳儀﹐反而責備當時黨內相逼太急。例如﹐3月23日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將陳儀撤職查辦、清查前行政院長孔祥熙財產﹐及要求外交部長王世杰離職﹐蔣在日記中大加批評：「三中全會對庸之(按﹐ 指孔祥熙)要求清查其財產﹐對公俠要求撤職查辦﹐對雪廷(按﹐指王世杰)要求去職等不負責的挾意報復﹐只求逞快一時而不問是否不顧大局之行為﹐不僅為共匪稱快造機會﹐實為毀滅本黨自身之禍因﹐黨德黨紀毀滅殆盡矣﹐可痛。」

直到4月22日﹐行政院會議通過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以前駐美大使魏道明為省政府主席﹐5月15日抵台履新﹐台灣事變的處理至此告一段落。陳儀改任國民政府顧問﹐5月11日離台﹐隔年6月擔任浙江省主席﹐後因被控「勾結中共﹐陰謀叛亂」被捕﹐經軍法審訊終結判處死刑﹐蔣介石於1950年6月14日批准執行﹐而於18日在台北馬場町刑場槍決。

關於陳儀「通匪」一節﹐已有文獻佐證。當時陳儀的外甥丁名楠是中共地下黨員﹐1945年曾隨舅父來台擔任長官公署助理秘書。1949年初國共內戰情勢逆轉﹐陳儀指派丁名楠送信給駐守松滬杭的湯恩伯﹐勸其「棄暗投明、戴罪立功」。但因湯恩伯告密，使策反失敗﹐並導致陳儀被執。

從以上的日記內容可以確知﹐對於當時陳儀要求中央派兵平亂﹐蔣介石是同意的；蔣不僅同意派兵﹐在他的認知裡頭﹐造成亂事擴大的原因之一﹐乃因「軍隊調離台灣」之故；而「此種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因此他下令「特派海陸軍赴台增強兵力」﹐但又擔心「無精兵可派﹐甚為顧慮。」而在亂事敉平之後﹐他更認為「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也。」以今觀之﹐其觀念之封建、陳腐、守舊可見一斑﹐若據此而說蔣介石應為二二八事件負責任﹐應非盡誣。

但換個角度來看﹐當時陳儀給蔣的報告﹐指此事「顯係有計畫有組織的叛亂行為」、「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不能容其存在」﹐因此影響了蔣對事變的認知﹐進而左右了其處理事變的態度﹐這也是從日記看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角色﹐所不能忽略的。

倘從更寬廣的歷史背景來看，誠如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也是公認的蔣介石研究專家楊天石指出﹐1947年蔣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國共內戰」，其次是黨內派系鬥爭，加上召開國民大會需要政治協商及政權改組，另外與美國關係要維持良好，「台灣問題只是蔣介石所有問題中的一小部分﹐蔣當時正忙著陝北、山東等地的國共內戰。」

二二八事件是個悲劇﹐對於悲劇的造成﹐蔣介石毫無疑問要負起很大的責任。但是以蔣當時所處的環境﹐以及與蔣當時曾犯的其他更大的錯誤比起來﹐蔣在二二八事變所犯的錯誤就顯得無足輕重了。

前面提到﹐1947年3月初﹐蔣介石最關心的除了台灣事變之外﹐就是出兵延安的計畫。3月2日他在日記記載：「昨晚與宗南研討收復延安計畫」。3月3日：「剿討延安時機已熟﹐不能再緩。」3月12日：「....又悉美國在延安人員已於本日下午撤盡﹐則進剿延安乃可如期實施矣！」3月19日的日記記載：「本日十時半國軍克復延安城區﹐十一年來共匪禍國殃民之根深蒂固老巢剷除於一旦﹐為國為黨雪恥復仇之願已償其半矣。此後﹐國內共匪已失憑藉﹐所有戰略與政略據點皆已剷除淨盡矣﹐感謝上帝﹐洪恩保佑中華。」

然而這其實是一場空歡喜﹐因為中共方面早已得到情報﹐並據此擬好撤退計畫。當時擔任胡宗南機要秘書的熊向暉是中共地下黨員﹐他把胡宗南大軍進攻延安的計畫通報周恩來﹐以致胡宗南打進延安時﹐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後來周恩來曾經說：「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諷刺的是﹐蔣介石在3月9日的日記上還提醒自己：「注意匪部以退為進之慣技。注意毛匪行蹤之判斷。」殊不知真正的匪諜就在他的愛將胡宗南身邊！

再如發行金元券等經濟措施﹐蔣同樣犯了嚴重錯誤。1947年3月底﹐國民政府通過發行公債與庫券四億美金﹐蔣在3月28日的日記寫到：「此實為穩定經濟之唯一方案。」又記：「昨晚見司徒(大使)。對我發行金公債與庫券之措施﹐外人總以懷疑態度視之﹐不惟此舉﹐凡我政府與國人之一切事業﹐彼等無不以冷眼相待﹐殊令人難堪。......所可痛心者不僅外人以冷眼觀吾國﹐即我高級將領如辭修(按﹐陳誠)者﹐亦莫不對政府經濟政治各種重大之政策動輒猜疑與誹謗﹐其失卻自信心類皆如此者﹐不勝痛憤。」

然而沒多久金融管制措施就以失敗告終。1949年初蔣第三次下野﹐4月27日的日記記載著：「金融混亂現象實已成為作戰成敗關頭﹐軍餉發給現銀又成為金融枯竭的焦點﹐若不徹底解決﹐則軍事政治與社會生機﹐皆成不可挽救之死症。」

楊天石認為﹐抗戰勝利後﹐人民渴望和平﹐厭惡內戰﹐美國也力促中國組成聯合政府﹐當時毛澤東已經同意加入。儘管聯合政府未必成功﹐國共內戰仍可能再起﹐但倘非蔣介石堅持殲滅中共﹐輕率發動內戰，結果很可能不一樣。蔣堅持內戰﹐不但民心盡失﹐國家財政也被軍費拖垮﹐最後被迫實施金融管制﹐造成通貨膨脹﹐人民痛苦萬分﹐國府很快就垮台了﹐這才是蔣介石所犯的最大錯誤。

歷史的弔詭就在於﹐如果不是內戰需要﹐1945年10月隨陳儀來台的七十軍部隊﹐也不會在隔年年底就移防上海，再開赴山東金鄉與共軍激戰，導致蔣日記上所稱的﹐軍隊調離是亦事變擴大一重要原因。倘若軍隊留駐台灣﹐或能在事發伊始就控制住局面﹐不致演變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造成傷亡無數﹐留下難以癒合的歷史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