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與新政府肯定是做錯了一些事情﹐總統的民調才會直直落。不過﹐我注意到他最近的一項談話﹐有關台灣與大陸及美國經濟關係的看法﹐很有遠見而且具有可行性﹐很願意給他拍拍手。

先談談這個問題為什麼重要。經濟影響政治﹐這是很淺顯的道理﹐所謂「以商圍政」能夠奏效﹐原因即在此。而台灣與大陸的經貿依存關係日深一日﹐會否因此改變兩岸關係主軸﹐造成傾斜、失衡﹐當然是值得關切的問題。

上個月我在布魯金斯研究院的一項座談會上﹐回答主持人卜睿哲的提問時就表示﹐台灣過去因為經濟與安全都依賴美國﹐因此對美國的友好與信任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現在台灣的安全還是需要美國的支持﹐但是經濟上則越來越依賴中國大陸﹐因此台灣目前對美國的友好與信任程度減到只有六、七成左右。有一天當台灣對大陸的經貿依賴更高﹐而台美的經貿關係卻下降﹐屆時台灣與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就可能是五十、五十。

所以我向在場的美國學者與智庫專家強調﹐正當台灣與中國擴大經貿關係﹐且在可預見的未來﹐雙方將會逐漸形成一個類似中、港間的兩岸CEPA之際﹐美國如果不想失去台灣對他的友好與信任﹐就應考慮和台灣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以吸引台灣企業到美國投資。我的主張得到卜睿哲的認同﹐但他也提醒台灣在推動和美國與中國的制度性經貿關係時﹐名稱可能是個難題。如今馬總統則已回答了卜睿哲的疑問。

為什麼說馬英九的話有遠見且具可行性﹐最主要原因是台灣不能不以大陸市場為腹地﹐但為了避免過度依賴﹐因此也需要以加強和美國的經貿關係來尋求平衡。試想：如果台灣能同時和美、中兩個經貿大國維持均衡有序的經濟關係(背後帶動的就是政治關係)﹐左右逢源而不是被迫選邊站﹐對台灣的國家利益將是何等重大！

當然﹐也確如卜睿哲指出的﹐名稱可能是個難題。因為簽訂FTA是主權國家之間的行為﹐不要說中國大陸不願意和台灣簽訂FTA﹐就連美國也不可能不顧中國的反對而和台灣簽訂FTA。因此﹐台灣在推動時必須在名稱上保持彈性﹐馬英九提出的WTO以及APEC模式都是已經存在的案例﹐相較於使用中華民國或者台灣的名稱﹐當然就更具有可行性了。

至於台灣如何推動與美國簽訂FTA﹐上周我有機會隨同一個團體到白宮參訪﹐聆聽貿易代表署資深官員的談話﹐其中有些資訊值得參考。這位官員說﹐兩國簽訂FTA就像在約會一樣﹐首先必須是雙方都有興趣﹐而不能是任何一方強迫另一方去做。彼此有了興趣之後﹐接下來是利益協調的問題﹐因為牽動多﹐勢必複雜﹐因此需要組成一個專案小組﹐拿出各種方案來一個一個討論﹐直到有了結果為止。

回到台灣的情況﹐去年六月卅日﹐美國貿易推廣授權法案（TPA）到期，未再和台灣續約。同一天美國和韓國簽署FTA﹐所以如果美台要談FTA﹐許多議題都要重新談判。另外﹐台灣既然是基於本身利益想和美國簽訂FTA﹐也必須讓美國認為和台灣簽訂FTA對他們是有利的。因此﹐除了美中台三方的戰略平衡考慮外﹐最主要是雙方在經濟利益上要能雙贏。至於名稱問題﹐就像馬英九說的﹐台灣最好是採取彈性﹐這樣阻力比較小。

同樣地﹐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談判也必須採取有底線的彈性﹐所謂彈性是不堅持簽署正式的FTA﹐因為那是國與國的行為﹐大陸方面不會同意。但台灣也不能採行目前香港與中國的CEPA﹐那樣會掉入一中陷阱裡頭﹐因此﹐必須有底線。不論是WTO模式的TPKM名稱﹐或是APEC模式的「中華台北」﹐都可以說是有底線的彈性﹐它的可行性當然就比較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