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中華民國政府同意外蒙古經由公民投票獨立。8月25日國民參政議員與蔣介石在重慶聚餐﹐與會年長者對於外蒙問題多認為痛心之事﹐並說西藏不可再令其如此也。蔣介石卻告訴他們「對西藏亦要扶持其獨立」﹐這些參議員聽了莫不現出「驚駭之色。」(詳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室之蔣介石日記)
蔣介石當年為何贊成西藏獨立？他的想法﹐對今天中國處理西藏問題有無啟示意義？這些都很值得進一步探討。
在談西藏問題之前﹐應該先回顧當年國民政府同意外蒙獨立的背景。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內容﹐中國表明「蘇俄出兵擊敗日本後，在蘇俄尊重東北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內部事務；不援助中共」等條件下，而同意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結果決定是否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換言之﹐國民政府是想藉著同意外蒙獨立﹐換取蘇俄出兵抗日﹐並確保東北與新疆主權完整以及孤立中共。
國民政府有此想法﹐還與《雅爾達密約》有關。這裡需要補充說明二次大戰末期的國際情勢。1945年初﹐德國敗相已露﹐2月12日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等美英蘇領袖在黑海北部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達皇宮集會﹐討論擊敗德國的聯合軍事計劃，以及有關聯合國問題和戰後歐洲政治等問題。 三國首腦並達成一項秘密協定(也稱雅爾達密約)﹐要求在德國投降後及歐洲戰爭結束後之二或三個月內，蘇俄應即參與盟國方面，對日本作戰。
當時羅斯福與邱吉爾都希望儘快結束戰爭﹐史達林看穿他們的心理﹐於是趁機要脅﹐提出「外蒙古現狀應予維持」、「恢復俄國被日本侵奪的權益﹐包括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島嶼交予蘇俄、恢復蘇俄在大連、旅順、中東鐵路、南滿鐵路的特權﹐以及 千島群島將割讓交蘇俄等等﹐作為出兵的條件﹐羅、邱通通都答應了。 三國並確認對上列外蒙古、海港及鐵路之各項協議，須徵求蔣介石主席之同意﹐以及中國繼續保持在東北之完整主權 。會後羅斯福總統即據此要求蔣介石委員長接受三強領袖的協議。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殺﹐5月8日德國投降﹐歐洲戰線結束。但亞洲的日本仍負隅頑抗。為了及早解決遠東戰爭﹐美國於是強迫中國接受三強協議的內容﹐中國不得不開始與蘇俄磋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當時中國政府內部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此乃喪權辱國之約﹐不可輕易簽訂；一派則主張外蒙已實質獨立多年﹐東北現狀亦非中國所能掌握﹐如能藉此換得蘇俄出兵擊敗日本﹐則東北、新疆主權亦可確保。後一主張佔了上風﹐蔣介石於是指派外交部長宋子文與俄方磋商締約事宜。
由於日本堅不投降﹐美國為盡快結束戰爭減少人員傷亡﹐於1945年8月6日向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但日本仍拒不投降。8月9日第二顆原子彈再投向長崎。同一天蘇俄出兵攻打滿州國﹐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記載：今晨接俄國已對日宣戰之消息﹐憂喜參半。而對國家存亡之前途與外蒙今後禍福之關係﹐以及東亞民族之盛衰強弱皆繫於一身﹐能不戰慄恐懼乎哉？」可見他內心之戒慎。
8月14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蔣介石在隔天的日記寫道：「今晨接獲敵國無條件投降﹐正式覆文以後﹐唯有深感上帝所賦予我之恩典與智慧之大﹐殊不可思議也。」「在靜默中即聽及日本投降之播音﹐此心並無所動﹐一如平日。」蔣介石儘管「此心並無所動」﹐但影響中國命運與今後世局的關鍵樞紐已經發生。當天下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中方簽約代表臨時由宋子文改為王世杰﹐乃因宋子文知道簽這個約可能「遺臭萬年」﹐他不想當曹汝霖第二(1915年中日廿一條款簽訂人)﹐蔣不得已改派王世杰為代表﹐與蘇聯政府代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下條約。
中國與蘇俄在日本投降的同一天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被蔣介石形容為「奠定我國基革命勝利之一日」(8月18日日記)。然國民政府所有對簽約的利弊盤算﹐都需靠著蘇俄忠實履行合約才得以實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蘇俄尊重東北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內部事務；不援助中共」等條件。然而蘇俄顯然別有居心﹐這使得蔣介石不能不心起疑竇。在8月17日的日記上他寫道：「俄軍已由外蒙古進佔我多倫與張北﹐看其是否再回南進展。共匪呂正操等由冀北向熱察挺進﹐期與俄盟軍連成一氣乎？」
蘇俄不僅把大軍開進東北﹐從外蒙進窺華北﹐還在新疆製造動亂﹐作為入侵的藉口。事後觀之﹐俄方所有的舉措﹐目的無非暗中扶植中共壯大。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台灣後，以蘇俄「違約」為由，1952年向聯合國大會提出「控蘇案」，並經大會決議通過。1953年中華民國立法院宣佈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
回到西藏問題。蔣介石決定簽訂中蘇合約﹐同意外蒙獨立的過程已如前述﹐到底他對外蒙與西藏問題的真正看法如何呢？在8月20日的日記上﹐蔣介石是這麼寫的：「關於外蒙獨立與西藏自治二事﹐乃為我黨革命與我國盛衰最大問題之一﹐按照民族自決與民族主義原則﹐以及國際之現狀及利害種種而論﹐則當斷然允許外蒙之獨立、扶植西藏之自治。此一政策之轉變與決定﹐乃為存亡盛衰之樞機﹐余應獨負其責﹐功罪毀譽自當置之度外﹐在所不計也。」換言之﹐蔣是基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自覺與民族主義)、國際現狀與利害(與美英同盟關係以及需要蘇俄出兵)等原因﹐做出「允許外蒙獨立與扶植西藏自治」之決定。
在蔣的觀念中﹐西藏自治就等於西藏獨立﹐因此﹐8月18日他告訴國府參政議員「對西藏亦要扶持其獨立」﹐才會令他們「莫不現出驚駭之色。」那麼蔣是否真的支持西藏獨立呢？當天的日記蔣有清楚的說明﹐蔣寫道：「彼等實不知政治與革命為何物﹐余信西藏對余此一宣言之發表﹐今後不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願再要求其獨立矣。此種心理之妙運﹐非智者不能明斷其蘊奧也。」但他還是對大感驚駭的參政議員「直道解慰﹐告其余對此一大問題之決斷與處置﹐於心甚安也。」
蔣介石還能夠心安﹐乃因當時西藏實際上是受英國所控制﹐國民政府縱使反對其獨立﹐亦無能改變現狀﹐且將反招西藏之反抗。相反地﹐倘贊成西藏獨立(自治)﹐則或許西藏「今後不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願再要求其獨立矣。」這是蔣的欲擒故縱之計﹐在當時的環境下或許是不得已的辦法﹐然審時度勢本即做決策者所應為﹐對照今天中國政府處理西藏的做法﹐如果威脅(武力鎮壓)利誘(經濟挹注)都還無法停止藏人的抗爭﹐則同意達賴提議的給予西藏「有意義的自治」﹐未始不是釜底抽薪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