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蔣介石、毛澤東之間的關係﹐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大題目。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胡適長期希望扮演一個公共人的角色﹐因此抗戰勝利後﹐1945年8月他從紐約致電給毛澤東﹐曾勸中共"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毛澤東當然沒理睬他的"書生之見"。儘管如此﹐胡適不改其自由主義者的本色﹐一九四七年國共內戰爆發後﹐蔣介石為爭取美援﹐極力拉攏胡適加入國民政府﹐先後以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等要職許之於胡適﹐胡適仍然再三婉拒。
著名史學家余英時分析﹐在當時政治兩極化的情勢下﹐像胡適的這樣自由主義者所面對的是個兩難之境：他特別引述傅斯年給胡適的一封信﹐談到處在當時局勢下一個自由主義者的選擇：即一方面胡適完全知道"共產黨來了﹐決無自由"﹐因此要抵抗中共﹐使中共不得勢﹐只能設法使"政府不倒而改進"。另一方面他又對國民黨政府極其不滿﹐因此必須保持在野的獨立地位﹐不能進入政府﹐因為一入政府便無法奮鬥了。所以他在回給蔣介石的婉謝信中再三提及﹐﹁請政府為國家留一兩個獨立說話的人﹐在緊要關頭究竟有點用處。﹂
但蔣介石不死心﹐一九四七年底﹐國民黨戰況漸趨不利﹐蔣介石更積極想把胡適拉進政府內﹐以爭取美國的援助﹐好幾次提議包括駐美大使、行政院長﹐甚至總統候選人等等職務﹐胡適都一一回絕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北平已在圍城之中﹐隔天胡適搭乘蔣介石派的專機逃到南京﹐長子胡思杜留在北平。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蔣介石在官邸宴請胡適﹐仍極力勸他去美國﹐蔣說：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麼使命﹐例如爭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最後﹐胡適拗不過蔣介石的請求﹐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從上海搭船前往紐約。
和一九三七年一樣﹐胡適這次也是受國民政府的付託﹐到美國來爭取支持的。但經過馬歇爾調停失敗之後﹐此時美國政府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態度已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一些有影響力的學者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的傑瑟普〔Philip C. Jessup〕和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K. Fairbank〕雖都是胡適的舊識﹐此時卻主張放棄支持蔣介石的政權。在這種情勢下﹐胡適能夠著力的地方已十分有限﹐再也沒有任何美國官方機構或民間組織為他安排周遊各地的演講了。直到一九五七年回台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這段期間是胡適在美國最為黯淡的時光。
胡適滯美期間﹐還有有幾件事足以反映胡與蔣、毛關係﹐值得一記：
其一、胡適抵達美國不久﹐宋子文極力主張要胡出來領導救國的事業。宋之前雖然對胡適使美批評甚多﹐此刻則不但透過蔣廷黻遊說胡適﹐還致電已經下野的蔣介石﹐提議安排胡適出任行政院長﹐蔣於是電請胡回國再商一切。最後胡電蔣﹐說子文電報所說﹐他﹁從未贊成﹐也絕不贊成﹂﹐這件事才告結束。
其二、一九五○年六月廿三日﹐主管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約見胡適﹐試圖說服胡適出面領導流亡海外及台灣的反共親美的人士﹐以取代蔣介石的政權﹐不過胡適對此表示全無興趣。當時美國對蔣完全喪失信心﹐希望建立第三勢力以對抗共黨擴張﹐因胡適無此興趣而不了了之。事有湊巧﹐魯斯克約見胡適後兩天﹐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迫使杜魯門總統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美國對華政策也跟著改變﹐派出第七艦隊巡防台灣﹐使得退守台灣的蔣政權得以維繫。
其三、一九五○年八月胡適為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撰寫一篇長文：史達林戰略中的中國﹐有力地反駁了當時美國政學界一面倒為中共取得政權的美化﹐引起很大的注意。這一期外交季刊是在九月十九出刊的﹐九月廿二日香港大公報便發表了胡思杜﹁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到了一九五四年﹐毛澤東發動更大規模的批胡適運動。說到底﹐這位信奉﹁搶桿子出政權﹂的大獨裁者畢竟還是忌憚胡適的影響力﹐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動群眾對胡適加以否定。
胡適後來為了避免中央研究院淪為國民黨控制下的學術機構﹐回到台灣擔任中研院院長。〔按；當時黨部安排張其昀角逐院長﹐但只獲七票落選。胡適排第一﹐李濟和李書華分居二、三﹐但如胡適不回國就任院長﹐雙李也不會去接﹐就得開第二次會﹐那時張其昀就會成為可能的候選人。〕其後為了蔣介石違憲連任總統以及雷震的自由中國案﹐胡適多次向蔣提出諍言。胡適當面告訴蔣﹐雷震案在國外發生了很不好的影響。蔣說他對雷震已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後沒有匪諜﹐我決不會辦他。胡適說﹐關於雷震與匪諜的關係﹐是法庭的問題﹐他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移交司法審判﹐就是為了全世界無人肯信軍法審判的結果。
胡適越說越激動：這樣重大的案子﹐只開了八個半鐘頭的庭﹐就宣告終結了﹐就定期宣判了！這是什麼審判？我在國外﹐實在見不得人﹐實在抬不起頭來。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國外見報﹐十日是雙十節﹐我不敢到任何酒會去﹐我躲到Princeton去過雙十節﹐因為我抬不起頭來見人。﹂胡適這番話等於當面揭穿軍事審判根本是假的﹐是事先早就決定了的﹐也等於直說蔣這樣做是給國家丟臉。這時﹐蔣的話也跟著重了起來﹐他對胡適說：﹁去年某某回來﹐我對他談起："胡先生同我向來是感情很好的。但是這兩年來﹐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們政府。某某對你說過沒有？"
余英時說﹐蔣這一段話完全不理會胡適所爭的原則問題﹐而轉入個人交情的層次﹐好像胡適"喜新忘舊"﹐受了雷震的蠱惑之後﹐不記得蔣從前對他的好處了。這是蔣過去"結金蘭"的政治觀的反映。蔣從早年當軍人就習於以﹁我的人﹂、﹁你的人﹂來決定用人﹐對現代型知識人他也一味想透過"套交情"的方式來拉進彼此之間的距離。
由於蔣的話很重﹐胡適於是也很鄭重其事地回說：﹁總統這話太重了﹐我當不起。我是常常勸告雷儆寰的。我對他說過﹐那年〔民國卅八年四月〕總統要我去美國。我坐的輪船四月廿一日到舊金山﹐當時國共和談破裂了﹐美國記者要我發表意見﹐我說了一些話﹐其中有一句話：我願意用我道義力量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胡適向蔣強調：﹁ 我在十一年前說的這句話﹐至今沒有改變。當時我也說過﹐我的道義的支持也許不值得什麼﹐但我說的話是誠心的。因為我們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什麼政府可以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這番話﹐我屢次對雷儆寰說過。今天總統的話太重﹐我受不了﹐我要向總統重述我在民國卅八年四月廿一日很鄭重說過的那句話。﹂
接著胡適把話題轉到爭取反對黨的自由﹐他告訴蔣：﹁我回到台北的第二天﹐"反對黨"的發言人----李萬居、高玉樹、郭雨新；王地、黃玉嬌---來看我﹐我答應了那個禮拜三晚上同他們吃飯面談。禮拜三上午﹐我去看副總統〔陳誠〕﹐把我要向他們說的話先報告副總統。我說﹐李萬居一班人既然說﹐他們要等我回國﹐向我請教﹐我有責任對他們說幾句很誠懇的話。我要勸告他們兩點：〔一〕在時間上要暫緩他們成立新黨的時期﹐他們應該看看雷震案的發展﹐應該看看世界形勢﹐如美國大選一類的事情﹐不可急於要組黨。〔二〕我要勸他們根本改變態度﹐第一、要採取和平態度﹐不可對政府黨取敵對的態度。你們要推翻政府黨﹐政府黨當然先要打倒你。第二、切不可使你的黨變成台灣人的黨﹐必須要和民、青兩黨合作﹐和無黨派的大陸同胞合作。第三、最好能夠爭取政府的諒解---同情的諒解。﹂
胡適同時提到：﹁我還表示一個希望。十年前總統曾對我說﹐如果我組織一個政黨﹐你不反對﹐並且可以支持我。總統大概知道我不會組黨的﹐但你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記。我今天盼望的是﹐總統和國民黨的其他領袖能不能把十年前對我的雅量﹐分一點來對待今天要組織一個新黨的人？﹂余英時評論說：胡適對想組織反對黨者的實際建議和勸告﹐他對蔣的"雅量"的期待﹐今天看來都不免太過於一廂情願﹐他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an incurable optimist〕。但﹐正是在這種地方﹐他那帶有中國情味的自由主義也展現了一縷值得回味的"落日餘暉"。
附記：寫﹁蔣、宋交惡﹐改變了琉球命運？﹂及﹁胡適擔任駐美大使的表現﹂兩文後﹐從余英時教授的﹁重尋胡適歷程﹂書中﹐發現不少關於胡適與蔣、毛關係的記載﹐特別整理出來給沒時間看書的朋友參考。信仰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在每個時代似乎都無法免於左右兩端的夾擊﹐胡適與蔣、毛的關係﹐正是中國近代史上自由主義者處境的一個縮影。對當今飽受藍綠對立之苦的台灣知識界來說﹐胡適的經驗也提供了一個鮮活的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