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記所載，蔣介石其實早已經對胡適產生不滿，包括胡適多次接受美國各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蔣認為作為駐美大使，不應該過多地在這些方面耗費精力。蔣的這種不滿情緒，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加深。他多次准備把胡調回國內，並考慮過顧維鈞、施肇基等多位繼任人選，又擔心胡因此滯留美國，在外交方面產生不良影響，一時難以決斷，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於1942年8月才免去胡的駐美大使職務。宋子文作為特使於1940年6月赴美時，蔣不僅授權他可以代表中國政府從事外交交涉，還特別說明在美國辦理“借款事不必與胡使相商，請兄逕自進行為便”，而且接洽美國軍援的具體情況也要對世界貿易公司保密。

宋子文對胡適在美的外交也不滿意，他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多次提到胡適在處理某些問題的時候，有些說法不妥；在向美方介紹中國的情況時不準確、不全面，甚至有錯誤，會造成誤解。宋還向蔣報告，蔣的一些重要文電指定要送達給胡適時，卻找不到胡，因為他又離開華盛頓外出演講去了。宋赴美時曾向蔣要求安排一個政府實職，因為作為蔣的代表其實是“妾身不明”，對在美從事外交工作不利，蔣沒有應允，在這種情況下，宋認為應當有一個強有力的大使與他共事，像胡適這樣的人，書生氣太濃，長於坐而論道，與軍火商、財經要人及政客等打交道缺乏經驗。﹂

吳教授指出﹐過去學者單憑胡適日記﹐對於抗戰期間宋、胡不和﹐多少都有宋欺胡、耽誤國家外交的解讀。透過這些檔案的分析，可以進一步了解到胡適抱怨宋的真實原因及背景，還有蔣、宋、胡之間的復雜關系。

吳景平的敘述有助於釐清歷史事實﹐不過仍有兩點需要補充。首先﹐胡適使美的表現究竟如何？是否真像宋子文指稱的成天在外演講﹐只會坐而論道﹐無法與軍火商、財經要人及政客打交道？余英時教授在﹁重尋胡適歷程﹂一書提出截然不同的評價。

余英時認為胡適作為駐美大使的主要特色﹐也是他對中國對日抗戰的最大貢獻﹐就在於他四處演講所造成的影響力。書中特別引據胡適日記中保存的一篇一九四○年十月卅一日紐約時報的報導﹐這篇報導轉述東京英文日本時報的評論﹐對美國國務院在幕後支持胡適大使的巡迴演講﹐極表憤怒。它指責胡適以大使身分到處演講﹐是刻意激起美國群眾對日本的仇恨﹐並將美國引入和日本的戰爭。這至少說明﹐在日本政府眼中﹐胡適的演講活動已構成美、日關係的一大威脅。

美國最負盛名的史學家畢爾德〔Charles A.Beard〕在戰後所寫的一部書中﹐甚至認為日本偷襲珍珠港是因為羅斯福受了胡適的影響。余英時說這種推測雖不免過於誇張﹐但多少也反映了一個事實﹐即胡適在大使任內﹐運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動美、日交惡﹐是眾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國帶進太平洋戰爭﹐這樣中國才可以有翻身的機會。他之接受使美職務﹐便是為此而來的﹐而他也真的做到了。

其次﹐包括擔任大使的四年在內﹐胡適這次在美國共待了九年之久〔1937～1946〕。在這段時間裡﹐胡適夫人江冬秀並不在身邊﹐胡適此時的單身寂寞可以想見。但這時也是他一生國際名望的頂峰，五十歲不到的大使，往來俱為權貴名流，出入備受禮遇，又是美國輿論界的寵兒，文教慈善機構團體爭相邀請的演講家﹐於是很自然地﹐胡適有了婚外的感情。除了大家比較熟知的曹誠英〔胡適表妹〕、韋蓮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之外﹐余英時教授另從胡適日記中挖掘出羅慰慈(Robert Lowitz﹐也是胡適的老師杜威晚年續弦的太太)、哈德門太太(Virginia Davis Hartman﹐一九三八年底胡適心臟病發住院的看護﹐兩人建立的深厚情誼達廿年之久)。

近期師大教授江勇振出版﹁太陽、月亮、星星---胡適的感情世界﹂﹐從台北中研院的胡適紀念館、北京的胡適資料館以及美國相關大學的館藏﹐透過閱讀胡適與眾多友人的往來書信﹐整理出胡適一生精彩卻不為人知的感情世界﹐徐芳、白莎‧何桑(Bertha Hosang，加拿大華僑)，到李美步(Mabel Lee，華人，原名李彬華)人的名字陸續出現在胡適的生命中。江勇振把胡適比喻成太陽，江冬秀、曹誠英、葦蓮司是圍繞著太陽的三個月亮，而胡適一生中的其他女友則像夜空中的繁星一樣﹐多不勝數。

可以想見當時的胡適既要四處演講﹐為艱苦抗戰的中國做宣傳﹐又處身在這樣豐富多姿的感情世界裡﹐確乎可能出現﹁蔣的一些重要文電指定要送達給胡適時，卻找不到人﹂的情況﹐但這和胡適使美是否適任還是應當分別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