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 中美關係真相
抗戰期間﹐中美關係是國府外交的重點﹐其核心則是蔣和羅斯福總統的關係。當時中美兩國併肩抗日﹐為盟友關係﹐羅斯福並委任蔣為盟軍在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蔣也曾說過美國是中國真正的朋友﹐羅斯福總統是中國真正的友人。但兩國合作過程其實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楊天石說﹐蔣從一開始就對美國及羅斯福總統很不滿意﹐在日記中他批評羅斯福對中國的援助拖拖拉拉﹐常常只是口惠而實不至。蔣尤其不滿意美國未能平等對待中國﹐不把中國看作是和美國一樣的國家。
日記顯示蔣對這個問題十分敏感﹐例如羅斯福、邱吉爾在演說中未提到作為同盟國一員的中國的貢獻﹐就讓蔣很在意;又如羅、邱二人在北非的卡薩布蘭加開會﹐卻不讓中國與會﹐蔣也耿耿於懷。蔣曾經不無驕傲地稱﹐同盟國要勝利﹐最主要是靠美英的海軍和中國的陸軍。但一九四四年國民政府節節敗退﹐美國對國民政府能否在中國戰場有效打擊日軍產生懷疑﹐羅斯福提議由史迪威將軍代蔣指揮全部中國軍隊和中國戰場。這讓蔣十分不滿﹐甚至做了不惜和美國斷交、中國退出同盟國,單獨抗戰的最壞打算。
史迪威事件與孔宋家族
抗戰期間蔣介石與史迪威關係惡劣是人盡皆知的事﹐史迪威的日記曾記載有:﹁要解決中國戰區問題﹐必須把蔣除掉。﹂蔣在日記中則罵史無人格﹐卑鄙無恥。蔣對史迪威不滿已久﹐並決心換掉他﹐多次指令宋子文在美國活動此事。但宋藹齡、宋美齡都保史。宋藹齡保史是為不讓宋子文權威上升﹐影響到其夫孔祥熙。宋美齡曾對史說﹐和蔣生活很痛苦﹐他無法聽到不同的意見〔見史迪威日記〕。蔣最後考慮到臨陣換將對作戰不利﹐決定不換史了。由於宋子文已在美國展開換史的活動﹐並且得到美方同意。他對蔣抱怨說:以後不能再當你的駐美代表了﹐蔣一度沈默不語。宋又說:以後無法與你共事﹐蔣大怒,要宋“滾蛋”。蔣日記中提到:﹁宋飛揚跋扈、自私﹐二○年代時以財政控制我﹐後來又聯合鮑羅廷對付我﹐常以個人私見破壞國家大事﹐如今又出此壞主意﹐此人絕不可用。﹂事實上﹐蔣深知宋子文的才幹﹐多次在危急時起用宋子文。
相對於宋子文的﹁飛揚跋扈﹂﹐孔祥熙對蔣的態度則柔軟、圓潤許多﹐蔣也十分倚重。但楊天石發現﹐一九四五年孔祥熙下台是蔣親自拍板的﹐這和外界以為他包庇孔、宋家族有很大出入。當年發生美金公債案﹐有國民參政議員提出檢舉﹐指控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涉及。蔣一面幫孔緩頰﹐同時指示密查﹐結果發現確有其事﹐於是找來孔祥熙談話。未幾﹐孔自動請辭。
美曾計畫暗殺蔣介石?
曾任史迪威助手的美國少將多恩〔Frank Durn〕最近出版回憶錄指出﹐開羅會議後﹐羅斯福和史迪威有一段祕密談話﹐羅問蔣能支持多久?史說如再發生像日軍進攻宜昌這樣的事﹐蔣必定垮台。羅說:﹁如果這樣﹐我們就得準備和另一批人打交道。﹂會議之後﹐史迪威到桂林找來多恩並當面告訴他:﹁來自最高當局的口頭命令﹐要求你制定一套暗殺蔣的計畫!﹂史迪威並強調:﹁這只是個計畫。﹂多恩於是找了兩個助手﹐寫成殺蔣的三個方案﹐向史迪威回報﹐分別是槍擊、下毒以及製造飛機失事。史選了第三個方案。多恩說﹁這樣我們就得付出一些本錢﹂﹐意指必須有美籍人員犧牲。史迪威則說為了國家﹐那也只好犧牲。多恩仍感不妥﹐還提到﹁美齡怎麼辦?﹂史迪威沒有作聲。但後來多恩一直沒有接到進一步的指示﹐此事遂不了了之。
另在一九四四年左右﹐因國軍戰事失利﹐重慶出現許多對蔣不利的謠言。一九四三及四四年蔣的日記記載有:美國人想把孫科捧出來取代我。後來蔣兩次採取措施﹐先是要吳鐵城設法分化孫的黨羽﹐讓孫孤立﹐再讓吳找孫談話﹐警告他﹐然後蔣親自約見孫﹐痛罵他誤黨誤國。在日記中蔣則罵孫為“阿斗”,是“總理的不肖子孫”。蔣還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當著中常委的面痛斥孫科﹐罵得他低頭﹐啞口無言﹐並要他﹁滾蛋﹂。罵了人後﹐蔣又在日記裡自己檢討:暴怒是不好的。
楊天石認為﹐孫科是否真獲美國支持而有取代蔣的計畫﹐迄今並無美方的文件可供佐證﹐相較之下﹐多恩回憶錄上提到的殺蔣計畫還更可信。因這是其本人的回憶錄﹐非來自第三者轉述。但所謂﹁最高當局﹂是誰?是羅斯福總統?還是史迪威假借﹁最高當局﹂之名的一項殺蔣構想?則有賴更多的材料佐證。不過從這段歷史也可以了解﹐蔣在衡陽會戰時會沮喪到想自殺的原因。當時國軍一路失城,美國對蔣的支持已開始動搖。 衡陽此役對蔣而言﹐等於是一個生死決戰。國軍最後沒有守住衡陽, 讓羅斯福對蔣大失所望,這也是後來傳出華府想要以他人取代蔣的原因。
蔣抗戰時犯的錯誤
八年抗戰﹐中國犧牲了幾百萬軍隊﹐死了幾千萬人﹐最後是在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才獲得﹁慘勝﹂。對於這樣的結果﹐日本人固然不服氣﹐到現在都還認為日本是被美國而非中國打敗;中共也不認為是國軍打贏了日本﹐四九年後很長一段時間都只宣傳解放軍的功勞﹐直到近年才承認國軍確實在抗戰做出重大貢獻。然而在大陸史學家眼中﹐八年抗戰期間﹐蔣介石確實犯了不少錯誤。這些錯誤導致中國付出巨大代價不說﹐也是後來國共內戰時﹐國民黨很快就潰敗的原因所在。楊天石教授歸納蔣介石在抗戰時犯的錯誤如下:
一、戰略戰術呆板﹐過多地採取正規戰、消耗戰:淞滬戰役﹐蔣以70個精銳師應敵仍告潰敗﹐足證中日兩國軍力懸殊﹐中國難以正規戰對抗。其後面臨南京保衛戰﹐蔣以南京為首都及國父遺靈安置之處﹐若不戰而退,打擊民心士氣太大﹐並未記取教訓。此外﹐蔣也被蘇聯所欺騙﹁詳後﹂。最後國軍潰敗﹐損失慘重。到了武漢會戰﹐蔣這才記取教訓﹐在打擊敵人主力之後﹐部隊即告撤退﹐以確保戰力。一九四一年的長沙大捷﹐蔣曾說是抗戰以來最真實的勝利﹐之前中國幾乎每戰必敗﹐少數的勝利如台兒莊戰役﹐戰績也有誇大。長沙大捷之后﹐西方世界對國軍大加推崇﹐蔣得意之餘﹐派遠征軍支援滇緬戰區﹐結果一進缅甸就打敗仗,死了許多人。
二、片面抗戰﹐未能動員人民力量投入抗戰,所謂全民抗戰淪為口號﹐事實上只有軍隊抗戰。蔣並非不知道游擊戰的重要﹐日記中多次提到必須加強敵後的游擊戰。但國民黨軍隊無法像共產黨一樣深入民間﹐以致游擊戰始終未能形成一股力量。蔣在日記中也提到﹐不能以一城一池的得失作為打仗的要求。但總體來說﹐正規的陣地戰仍然是國軍抗日的主軸﹐硬和強敵拼實力、拼消耗﹐其結果就是節節敗退。
三、蔣長期堅持一黨專政﹐進一步發展為“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不允許三民主義之外的其他主義存在。抗戰后期,美國提出聯合政府之主張﹐也為其所拒絕﹐這是蔣在抗戰時犯下的另一個錯誤﹐影響到抗戰力量的整體統合與發揮。例如﹐史迪威曾建議由國民黨軍、八路軍及閻錫山的軍隊聯手﹐從山西打向河北﹐以反制日軍的進攻﹐但蔣不同意﹐日記中寫到﹁此議愚蠢可笑!﹂蔣顯然擔心八路軍藉機擴張﹐也不放心閻錫山的部隊。基本上﹐蔣對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採取防範兼節制的雙重手段﹐並無意讓八路軍及新四軍的力量加入抗戰﹐這是皖南事變發生的背景因素。
至於中共對抗戰的貢獻如何﹐楊天石說這是個爭議性的問題﹐一種看法認為正規戰才是抗戰的主力﹐台灣及一部份大陸學者持此看法;一種認為八年抗戰初期,主戰場是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到了後期,主戰場就是共產黨領導的敵後區了。中共軍方還流傳一種說法﹐指抗戰後期,八路軍及新四軍抗擊了70%的日軍與90%的偽軍。換言之﹐真正在抗戰的是中共而非國民政府。不過對於這種說法,有些中共黨史學家並不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