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說：蓋棺論定。蔣介石的棺已蓋了卅多年，但是並沒有論定﹐而且分歧很大。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國民黨把蔣介石宣傳為“千古完人”﹐是永遠正確的﹁偉大領袖﹂；共產黨則把蔣介石描述為“獨夫民賊”﹐是﹁賣國求榮、不敢抗日的人民公敵﹂。然而吊詭的是﹐正當中國大陸逐漸開放到"可以研究蔣介石"﹐並願意給予比較客觀的評價之際﹐台灣的﹁去蔣化﹂風潮卻正方興未艾。﹁蔣介石﹂三個字在兩岸間的評價﹐就像孩童玩的翹翹板﹐一邊高起來另一邊就低下去﹐一直都是﹁各自表述﹂﹐從來沒有共識。

究竟蔣介石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隨著越來越多近代史材料的挖掘﹐特別是蔣介石日記的公開﹐不少兩岸學者都同意：蔣其實是一位愛國的民族主義者﹐他與日本的關係儘管曲折複雜﹐但不論是私下密會乃至面對誘降﹐蔣都能堅守民族立場與國家主權的大原則；蔣年輕時有過一段荒唐歲月﹐他的日記毫不隱諱自己好色而又時時警惕要戒色的矛盾與掙扎；蔣同時也是一個脾氣暴躁、個性專斷的政治領袖﹐日記中出現大量罵人的話。但蔣畢生都在努力謀求中國的現代化﹐他對整頓黨、整頓軍隊與整頓政府都有想法。此外﹐抗戰期間蔣對美國及蘇聯的關係皆有定見﹐並不像外間想像的平順乃至卑屈。蔣對社會主義曾經嚮往﹐最後卻成為堅決的反共者﹐何因何在？這些足以改寫中國近代史的問題﹐從蔣介石日記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蔣介石從1915年開始寫日記到1972年﹐50多年從不間斷。目前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已整理好並公開的是1917年到1945年的日記。在看過蔣廿幾年的日記、並做了上千頁的筆記後﹐中國大陸研究蔣介石專家、社科院學部委員楊天石認定﹐蔣介石日記確實是很珍貴的史料﹐不僅有助於"填補蔣介石研究中的空白"﹐而且對推進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釐清中國近代史的"某些重要轉折點"﹐都會有重要作用。 今年九月初筆者在史丹佛大學與楊天石教授幾次長談﹐特別整理出來。楊天石解讀蔣日記的心得與觀點﹐某種程度也是大陸學者研究蔣介石﹐從"險學"變成"顯學"的一個佐證。

抗戰前﹐蔣決定不抵抗主義

蔣介石對日本的和戰態度﹐一直是歷史學界有興趣探討的問題。一九二八年﹐蔣介石率兵北伐，抵達山東，日本人出兵佔領濟南，製造“五·三”慘案，想給蔣介石下馬威，不讓蔣北伐。5月10日，南京國民政府的兩個重要人物到山東與蔣開會，研究對日態度，到底是打還是不打，结果：“決定不抵抗主義。”後來北伐軍就繞道繼續北上﹐避開日軍。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北伐，是打倒張作霖；如和日本人打，北伐就無法進行了。”蔣介石認為﹐中國國力衰弱﹐無法和日本打仗。蔣甚至有﹁三日亡國﹂之論﹐即一旦兩國開戰﹐日軍在三天內就可以佔領中國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區，切斷軍事、交通、金融等各項命脈，從而滅亡中國。從這段時間一直到七七抗戰爆發﹐蔣與日方都保持著暢通的聯繫管道。蔣主張﹁安內先於攘外﹂﹐希望拖延戰爭爆發的時間﹐好讓中國充實國力﹐作好戰爭的準備。但蔣對日本的妥協、退讓﹐被強烈批評為畏戰、不敢抗日﹐是歷來中共方面對蔣批判最力之處。

不過﹐楊天石認為﹐蔣介石終歸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濟南惨案發生後，蔣在日記中每日寫上“雪恥”二字，同時，提出一條如何“雪恥”的措施﹐以自我惕勵。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對日本侵略者異常憤怒，在日記中以“日倭”“倭寇”稱呼日軍﹐並多次寫下﹁日本必亡中國﹂、﹁中日難免一戰﹂。他抗戰到底、拒絕與日本和談的思想，可能在此期間首次出現。

 七七之後﹐蔣堅決抗戰反對和談

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認為已到最後關頭，不能不戰。蓋因東北已被日本佔領﹐不打的話﹐平津將淪為東北第二﹐接著南京也會成為平津的翻版。當時許多人反對開戰﹐何應欽說至少須有六個月的軍事準備才能一戰﹐徐永昌、胡適、蔣孟麟也都反對。胡適和陶希聖曾聯名上一條陳給陳布雷請其轉交蔣﹐指中國此時不能打仗﹐否則中國的精華將毀於一旦﹐再也不能恢復。胡、陶建議承認滿州國，以此換取五十年的和平﹐爭取建設中國的時間。陳布雷给蒋寫信说：胡、陶二人見解未必正確，但出於愛國之心。蔣在國防會議上提出胡、陶之議，他說：如日本可信﹐他可以接受此議，但問題是日本根本不可信﹐當時日本內閣管不了軍方。程潛因此在會中大罵胡是漢奸﹐居正也說應把胡抓起來。但蔣並沒有懲罰胡﹐他把胡的條陳批示留存﹐後來還派胡當駐美大使。

抗戰打響後﹐國民政府節節敗退。從一九三七年到四○年﹐日本政府不斷對蔣誘降﹐據蔣在日記中記載﹐日人曾十二次找他談判。日本的目的是想提早結束戰爭﹐好讓日軍抽離中國戰場。楊天石說﹐蔣對日本的誘降攻勢﹐偶而敷衍﹐不過從雙方的交手過程來看﹐蔣還是堅守民族原則的。他堅持中國主權獨立﹐領土和行政權的完整性﹐以及要求日方必須全面撤軍﹐立場並未動搖﹐甚至還要﹁法辦﹂主和者。

一九三九年，日本政府暗中籌劃扶植汪精衛政權﹐並於香港釋放消息﹐指稱蔣如願和日本談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衛﹐並且會除掉汪。日本透過當過天津市長的蕭振瀛傳話﹐蕭報告孔祥熙﹐孔於是向蔣反映﹐條件不错，主張派人和日本談判。蔣堅決反對，批示說：今後如再有人借汪精衛事來談與日本和談之問題﹐以叛國罪論處，殺無赦。他在日記中寫道：﹁蕭孔等主和者太可笑﹐應痛斥之。﹂楊天石說﹐過去他讀到這一批示，以為蔣主要是批蕭，看了原本日記本後才知道，蔣其實是蕭、孔同批的。證明蔣此時確實是堅決反對與日本和談的。

 撤守大後方戰略﹐蔣早有規劃

八年抗戰﹐國民政府撤退到西南大後方﹐以﹁時間換取空間﹂﹐是最終取得勝利的重要關鍵﹐此一戰略蔣早有規劃。一九三三年，蔣介石在日記中說：“大戰未起之前，如何掩護準備，使敵不加注意，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次年日記又說：“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這應是後來蔣指示國軍縱放八路軍流竄﹐再尾隨其後順勢掌握川、黔、貴等省﹐此一戰略構想之緣起。一九三六年，蔣介石更告訴前來中國協助法幣改革的英國顧問李滋羅斯說：“當戰爭來臨時，我將在沿海地區做可能的最強烈的抵抗，然後逐步向內陸撤退，繼續抵抗。最後，我們將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維持一個自由中國，以待英美的參戰，共同抵抗侵略者。”

不過﹐當時美國的援助重點在歐洲﹐英國也無意捲入中國戰場。美國要到珍珠港事變發生後﹐才正式與中國結為同盟國。到了一九四四年﹐日本為了逆轉在太平洋戰場上急遽失利的情勢，發動一號戰役〔中國稱豫湘桂戰役〕﹐短短幾個月內﹐日軍就從河南打到貴州﹐佔領了河南、湖北、廣西、貴州等地﹐重慶為之震動。日本的目的是先攻占平漢鐵路之南段，進而打通湘桂及粤漢鐵路兩線，把華北、華中、華南打通﹐聯繫到東南亞的整體佈局﹐並摧毁在湖南、廣西的中美空軍基地，防止美國B—29重型遠程轟炸機對日本本土的空襲。

衡陽戰役緊急﹐蔣一度想自殺

豫湘桂系列戰役最關鍵的就是衡陽保衛戰﹐前後打了47天﹐是抗戰8年中，作戰時間最長、敵我雙方傷亡最多、程度最為慘烈的一場戰役。由於衡陽是粤漢、湘桂兩條鐵路的聯結點，又是西南公路網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着東南與西南的隔斷﹐使西南大後方受到直接的威脅。1944年5月29日夜晚，蔣介石親自打電話给駐守衡陽的第10軍軍長方先覺﹐強調：“此次會戰關係國家民族存亡，衡陽得失尤為勝敗關鍵，希望安心死守，余必督促陸空助弟完成空前大業。”衡陽一戰的重要性可見一斑。此前﹐美國派來協助的史迪威將軍﹐因與蔣不和﹐已經被調回國﹐蔣也視此戰為爭取羅斯福總統信任的重要一役﹐因此在戰況極度慘烈時﹐蔣一度沮喪到想自殺。他在日記中寫道：余已盡一切可能力量﹐如今只能靠上帝了；倘此役不幸失敗﹐余只有自殺以對國人。﹁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