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其中的兩個例子。

一、替表妹做人工流產得了愛滋病送了命

一九九五年夏天呂鍾鈴（化名）懷孕了，可她心情很不好。她已經生了兩個女孩，本來想要一個兒子，檢查卻發現又是一個女胎。由於計畫生育大檢查又要來臨了，她心裡非常害怕，如果再要這個孩子，罰款最低是一萬元人民幣，這一萬元到哪去找呀。恰好表妹也懷孕了，因此她就決定聽嬸子的勸，接受人工流產，頂表妹的缺。

她和嬸子一起到縣南關計畫生育指導站去，用表妹的名字做了人工流產手術，就這樣表妹“過關“了。手術後一個小時，她大量流血，把床單印紅了一大片，並出現昏迷狀態，縣計畫生育指導站派救護車把她送到縣婦幼保健院。縣婦幼保健院趕緊搶救，醫生叫來外地賣血的人說：“趕緊化驗血型，化驗後直接採血、直接輸血。”前後輸了好幾袋血。經過一個星期的治療，她終於可以回家。

到了1998年7月份，新的不幸發生了，她丈夫因車禍被壓死了，她帶著兩孩子，生活十分困難，只得改嫁了。

2003年春天，呂鍾鈴出現了消瘦、嚴重腹瀉，每天吃不下東西，她的娘家弟弟領著她到省防疫站驗血，才查出她感染了愛滋病，醫生說，因一九九五年的那次輸血感染的。那年七月，她在娘家死亡，痛苦的離開人世，年僅卅三歲，留下了兩個孤兒。

她的父母到縣人民法院控告縣婦幼醫院，索要賠償金。由於呂鍾鈴是在2003年出現的第一個因輸血感染愛滋病人，引起了縣委、縣政府的重視，他們找到那個賣血的人，原來那個人也是愛滋病人。最後她得到五萬五千人民幣的賠償，就這樣把事情完結了。但縣政府並沒有再及時排查其他輸血人員，結果從二○○三年到○四年，該縣又有十二個成人和一個小孩死於愛滋病。

二、天山腳下的冤魂：邸伉伉

2000年8月18日，伉伉突然發燒，村診所醫生將他們介紹到縣一個衛生院檢查。診斷結果很快得出，伉伉得了急性壞死性腸炎，醫生作出了輸血決定。因為伉伉的爸媽與兒子血型不同，伉伉爸邸穎提出到血庫買血的要求。該醫生對伉伉爸講，血庫的血存放的時間太長，質量差，遠遠不如現從人身上抽的鮮血好。隨即，該醫生打電話尋找血源，不久，某鄉某村血頭用三輪車拉來一個血型相同的人。伉伉爸有些顧慮，血頭說，他經常到江蘇徐州、豐縣，山東單縣，安徽蕭縣，河南永城賣血，血的質量肯定沒問題。就這樣，150毫升血從綽號為“壽”的賣血者身上輸給了當時不滿兩歲的小伉伉，兩天後，又輸了150毫升。這兩次輸血，花的錢比購買血庫血便宜很多，300毫升只用了200元錢。為了表示感謝，當晚，伉伉爸請兩人喝了酒。

伉伉出院不到10天便開始發燒，伉伉爸又在村裏的診所和鄉里的醫院為他治療，兩家的醫生的診斷分別為肺炎和類風濕，直到去某市人民醫院也沒能確診，當時的病歷上留下的記錄為“連續感冒，無名熱”。

2003年正月後，小伉伉再度連續發熱、咳嗽、皮膚瘙癢，在出現一次抽風症狀後，伉伉爸決定帶兒子到大醫院查查病根，4月7日，夫婦二人帶著伉伉住進某某醫學院附屬醫院。4月9日，查出HIV抗體呈“陽性”。記錄的診斷結果為：HIV感染，肺部感染，鵝口瘡。4月15日，他們又帶著兒子來到河南省衛生防疫站，HIV抗體檢查的結果是兒子為“陽性”，夫婦倆為“陰性”。全家震驚！因為兩家治療機構的醫生都問了相同的問題，“孩子輸過血嗎？”伉伉爸開始懷疑二年多前的輸血是他家的“禍首”。

幾近崩潰的伉伉父母希望能有人“救救他們的孩子”，但他們不知道哪兒有“救命草”，因為“連醫院都把我們攆回來了”。在出院意見一覽，醫生填寫的是：家屬要求轉院繼續治療。回家兩個月了，伉伉的治療只能“頭熱醫熱，身癢治癢”，但每個夜晚，年輕的父母都會因孩子的啼哭和抽搐驚醒。

因在村裏倍受歧視，村裏的其他孩子一看到伉伉就向他扔石子和土塊,伉伉爸媽只好帶著小伉伉去了新疆，伉伉受盡了愛滋病的折磨，直到2003年10月8日他走了，長眠在天山腳下。

高耀潔醫生著有《中國艾滋病調查》、《一萬封信：我所見聞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現狀》等書，並與她的先生郭明久醫生（現已去世）合著《鮮為人知的故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眾讀本》。高耀潔醫師在華府還提到，她最後要做的事情是出版兩本書，一本書《愛滋殤》是2004年以前發給出版社的，但出版社遲遲沒有出版；另一本書《十年防艾路》的責任編輯遭到查封。

十一年來，高醫師自費印發了124萬份預防艾滋病的宣傳材料，她用曼恩獎兩萬美元獎金和美國福特基金會一萬美元捐款，加印《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書。近年來她用自己獲得的獎金和包括外出講課等工作得到的報酬，一共大約一百萬元人民幣，用於幫助艾滋病患者和遺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