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個移民社會。移民社會出現新舊之分，固不僅台灣有之；台灣族群問題之所以複雜，在於幾百年來除了移民之外，還接納了一代又一代的遺民。這是台灣的特殊命運。台灣能有今日的豐富多元，自然是新舊移民不斷挹注的結果，但當前台灣存在嚴重的國家認同分歧，乃至於成為族群對立的潛因，也正肇源於移民與遺民在文化與思惟上的衝突。
十七世紀初，閩粵沿海居民因故鄉生活無著，在荷蘭人的招徠下東渡台灣，是最早一批從中國來到台灣的移民。與此同時，中華大地正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滿人入關，天下易手。義不降清的鄭成功，率領數萬軍民趕跑荷蘭人，他們成為台灣最早的一批遺民。據清朝江日昇﹁台灣外紀﹂記載，鄭氏東取台灣乃出於何斌的建議：﹁台灣沃野千里.............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取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於是﹁王氣中原盡，衣冠海外留﹂〔鄭經詩〕，鄭氏王朝在台開荒闢土，既是為了文化的傳衍，更是著眼於中原正統的存亡絕續。這是歷史上台灣第一次成為﹁反攻基地﹂，也是台灣作為獨立政治實體的開端。
台灣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同時接納了移民與遺民。誠如王德威教授在｛台灣---從文學看歷史｝書中說的：﹁不論移民還是遺民，都意味著一種大離、大捨棄；如果說前者體驗了空間的轉換，後者則更見證時間的裂變，但兩者互為定義的例子，也在所多有。﹂﹁不歸與回歸之間，一向存有微妙的緊張性。談﹁靈根自植﹂的期許，或是﹁花果飄零﹂的悵惘，台灣所經驗的兩難，正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
有謂﹁遺民不世襲﹂〔黃宗羲語〕，前朝或故國都只能是一代人的紀念。移民又何嘗不是如此，日久他鄉變故鄉，毋乃人之常情。無如台灣地位特殊，命運多變，甲午一戰清廷敗北，台灣被迫割讓，百萬台民一夕而成遺民、棄民。所謂﹁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丘逢甲詩〕，台灣人民既已﹁無天可籲，無人肯援。唯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台政。﹂於是成立台灣民主國，以藍地黃虎旗作為國旗，共推巡撫唐景崧出任大總統。台灣民主國雖然只存在短短幾個月，卻是歷史上台灣第二次出現的獨立政治實體。但當時台灣人並非真心想要脫離中國，這從台灣民主國成立檄文中有﹁事成之後，當再請命中國.....﹂等語，即可看出獨立建國乃是為了避免淪為日本殖民地的一種權宜措施。
﹁割讓的命運，背棄的身分，被殖民者的怨懟與妥協﹂，無疑是台灣人揮之不去的陰影。但不能否認地，日人治台五十年，也為台灣奠定了現代化的基礎。台灣人在強權面前雖不得不含辱偷生，或竟有呼應殖民主義者，但即使在皇民化最熾的二、三○年代，台灣民間的漢學仍一息尚存，回中國求學發展、尋找原鄉者亦不乏其人。從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這半個世紀間，出現在這塊土地上的殖民者與遺民間的勢力拉鋸從未停止，這既可以見諸於此起彼落的抗爭暴動事件，也可以見諸文化權力的取予讓渡。簡單地說，淪為孤臣的台灣人民，與中原文化的傳承並不因此而一刀兩斷。
然而台灣光復之後，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後的中國內戰變局，改變了這一切。
之前的五十年，台灣人同時受到殖民經驗與現代經驗的交相影響。一方面，殖民經驗毫無疑問增強了台灣人﹁回歸祖國﹂的熱切盼望；但另一方面，眼見隔海的舊宗主國---中國的混亂遲滯，台灣經由殖民經驗所帶來的現代化優勢，又讓台灣人萌生追求一個進步、獨立的現代化國家的憧憬。二二八事件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再加上國民黨遷台初期，幾乎掌控了原由日本殖民者壟斷的政經社會資源，更加使得台灣人產生嚴重的被剝奪感，因此冀求自主獨立的意願更加強烈。
國民黨在台灣以﹁自由中國﹂為號召，強調承續中原文化正統。對於國民黨治台的功過，不同政治立場可能會有不同的評價。但有幾個客觀事實是不能忽略的。一方面，不能不看到國民黨威權統治與白色恐怖對台灣新舊移民與遺民造成的傷害，但同樣必須看到的是，如果不是國民黨的堅決抵禦，台灣可能早在五○年代就被中共﹁解放﹂了。至於國民黨成功運用美國提供的援助以及日本殖民時期留下的建設基礎，在台灣締造的經濟奇蹟，更已是舉世公認的事實。
尤其應該重視的，是國民黨把中華民國搬到台灣來所造成的影響。論者每以中華民國的存在妨礙了台灣獨立建國，而議之、非之、必欲棄之。殊不知中華民國在台灣，不但是繼鄭氏王朝以及台灣民主國之後，台灣第三度作為獨立政治實體的存在，也是歷史上台灣首次出現一個擁有中央政府組織架構的國家體制。這個體制儘管疊床架屋、不合時宜，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能夠有效統治與運作的。這對台灣後來的政治發展，特別是民主化後政權轉移、實現﹁台灣人當家作主﹂的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過去台灣雖曾有過短暫的獨立政治實體存在，但台灣人從沒有機會學習如何組織一個政府、治理一個國家。是國民黨遷台把中華民國帶過來以及之後的民主化演變，才讓台灣人真正有機會建立一個政府，領導自己的國家，儘管這個國家的名稱至今仍存有爭議，仍在為了追求﹁正常化﹂而掙扎、而努力。
另一方面，由於國民黨在台灣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務求消除日本文化遺跡，種種絕斷措施，竟使得還未來得及建立本土文化主體性的台灣，再度面臨文化發展上的變形。從中國到日本，再從日本到中國，百年來台灣經受的的轉折充分說明移民與遺民在文化與思惟上的差異，其影響所及就是所有台灣人---不論是舊移民還是新遺民---都或淺或深地籠罩在中華遺民的文化氛圍之中，以致無法透過空間的轉換與時間的沈澱，建立起一個新的具有主體性的台灣移民文化。對二百萬四九年來台的新遺民來說，處境或許是更為困難的，他們遠離故土，同受白色恐怖之害，但國民黨﹁文化中國﹂的憧憬，既滿足了他們的思鄉情懷，同時也妨礙了他們從遺民轉為移民的過程。
近來台灣內部﹁去中國化﹂的動作加劇，雖說是選舉手段的一種操作，但從政治發展與文化歷史的角度來看，毋寧也是對國民黨時代長期加諸於台灣的角色，包括﹁反攻大陸基地﹂、﹁中華文化堡壘﹂等等的一種反制。我並不否定主事者建立台灣主體性的用心，卻不免懷疑﹁去中國化﹂是否就能建立台灣的主體性。畢竟經過五十年的摻揉，中華文化已經成為台灣的一部份，因此重點應是如何化中國為台灣所用，而非急著把中國的東西通通拿掉。尤其，一些過於激越的政治動作已經使得原本就徘徊於移民與遺民之間的人，帶來更大的徬徨以及對台灣的離心力。特別是對岸中國經濟力量越來越強大，並儼然以中華文化正統自居，﹁此消彼長、我棄人取﹂的結果，則出現類似紐約傳統僑團﹁陳穎川堂﹂突然易幟的情形，也就不令人意外的了。
附註：成立已逾百年的紐約傳統僑團﹁陳穎川堂﹂，最近把公所頂樓飄揚了一百多年的中華民國國旗降下，改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引起紐約僑社的討論。﹁陳穎川堂﹂總理陳景華表示，選擇懸掛五星旗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對祖國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