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日本經過十餘年的經濟不景氣之後，從二○○三年起開始復甦。二○○四年經濟成長率百分之二點七，是七年來新高，二○○五年到今年第一季復甦氣勢仍然強勁，如果延續到今年十一月，日本經濟將可望出現戰後最長的擴張周期。日本GDP也同步走揚，截至今年三月底的二○○五～二○○六財政年度，同比增幅達到百分之三點二，是十五年來最好的記錄。日本政府最近已經將本財年經濟增長預期由百分之一點九上調至二點一，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前不久的日本年度經濟報告中，更將日本經濟今年的增長速度提高至百分之二點九。由於景氣強勁復甦，日本企業都相當看好經濟前景，日本政府今年四月公佈的﹁企業行動問卷調查報告﹂指出，根據今年一月日本企業所預測的未來五年實質經濟成長率，年度平均值為百分之一點九，創九年來新高，已恢複至一九九七年的水準。
反映日本經濟復甦最顯著的，是迭創新高的日本股市，是房產升值的熱勁，是豪華轎車的熱銷，是百圓商店的衰退，是﹁搶救貧窮作戰﹂節目的消失。但這些都只是結果而已。日本經濟何以能夠脫胎換骨、走出谷底？綜合各種數據訊息及專家意見，主要有以下四大因素：
一、企業改造成功
日本企業長期以﹁年功序列制﹂及﹁終身雇用制﹂，培養出龐大而忠誠盡職的工作幹部，是締造戰後經濟奇蹟的主要動能基礎。但自一九八九年走到高峰之後，隨即因泡沫經濟的破碎、國際景氣循環等因素，企業獲利開始降低，而員工的薪資卻還在成長，於是許多企業只好減少或者停止雇用新人，結果造成失業率大幅攀升，民間消費力跟著萎縮，又進一步惡化企業的經營環境，形成惡性循環。期間日本政府雖然強化公共投資，但也只能勉強維持經濟於零成長邊緣，政府的負債則攀升到將近八百兆日圓。 這段被形容為﹁失落的九○年代﹂、長達十年以上的蕭條期，許多企業熬不過的只有宣告倒閉，金融業也受到波及，一九九七年三陽證券、三一證券相繼倒閉，隔年北海道拓殖銀行、長期信用銀行也宣佈倒閉，打破了大企業不會倒閉的神話。日本不再有不倒翁的企業。
但經過衝擊之後的企業 ，開始進行過去被視為禁忌的﹁併購﹂，透過縮減非核心業務，或增加核心業務的規模，以提升競爭力。總計過去幾年的大小併購，使得十四家石油公司減為四家，七家水泥公司與七家瓦斯公司各減為只剩三家，十五家大銀行也只剩下三家。在此同時，許多企業也強化研發R＆D，並逐步調整成本結構，打破傳統的﹁年功序列制﹂與﹁終身雇用制﹂。根據統計，一九九○年，日本企業雇用部份工時工作者的人數，只佔總勞動力的百分之十八點八，但到了二○○五年已經上升到百分之卅。一般受雇的員工也開始產生危機意識，體認環境的變化，強迫自己培養多元的本職學能。工會則共體時艱，往年喧鬧的春鬥、秋鬥幾乎從媒體上消失了。隨著經營效能的提升與成本的降低，企業的負債開始降低，獲利顯著提升，國內投資開始增加，也有能力恢復雇用新人，受雇員工所得跟著增加，民間消費逐漸恢復活力，形成另一個良性循環。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簡單歸納，就是日本企業改造成功了，促使其效率與競爭力都獲得提升。但這不是單靠企業本身就能做到，政府的角色也很重要。
二、政府角色改變
在日本經濟陷入不景氣的十多年裡，也正是日本政局進入變動的年代，自民黨首度失去政權，政黨解散及重組相當頻仍，尤其影響重大的是一九九四年通過的單一選區兩票制與政治獻金法，經過十餘年的適用之後，開始深刻影響日本政治的結構。即將在今年九月卸任的小泉純一郎，不但是最近廿年來任期最長的首相，在其任內也是日本政商結構改變最大的時候。在經濟政策方面，過去日本政府都是奉行﹁凱因斯理論﹂，以公共投資來推動經濟發展，但小泉政府決心不再以效率低落的公共投資來提振景氣，而是著力於創造一個有助於提升效率與競爭力的企業經營環境。首先是主動立法，迫使企業現代化，透過新成立的﹁公平交易委員會﹂，遏止財閥進行價格壟斷；其次是與國際接軌，降低所得稅、法人稅及遺產稅稅率，其中所得稅稅率從最高的百分七十五一口氣降為百分之五十，變動最大，藉此吸引企業﹁根留日本﹂；三、針對長期受中央與地方政商網絡糾結、缺乏效率的國營事業加以改革，也就是推動日本高速公路公司與日本郵局的民營化，其中郵局民營化政策在眾議院遭到否決，小泉不惜解散國會重新改選，直接訴諸選民並獲得大勝；四、鼓勵創新：二○○五年四月日本通過公司法修訂版，將成立公司的資本額門檻從最低一千萬日圓降為只需日幣一圓即可，這是為了因應網路時代來臨，希望日本能從一個﹁內向思考的集體社會﹂，大幅轉向為開放、自由創意的個人社會。近年日本冒出許多年輕的創業家，與這一系列的改革有關。
小泉或者說日本政府在推動經濟復甦的角色，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舉，總歸一句話，其核心思惟就是改變過去只重視公平與分配的政策，改而強調效率與效能。當然這樣的轉變也帶來相當的副作用，近年日本貧富差距擴大，即與此有關，並對政治情勢帶來深遠影響，已在筆者﹁小泉改革的虛與實﹂一文中有所分析。
三、積極鼓勵創新
今年四月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二階俊博在﹁第五屆博鰲亞洲論壇﹂發表演講指出，為了把經濟順利導入﹁新經濟成長﹂之軌道，日本將積極推動創造兩個﹁良性循環﹂及善用﹁人才﹂之策略。關於﹁創新與需要之良性循環﹂，是要建設日本成為﹁世界之創新中心〔Innovation Center〕﹂，由日本向全球傳訊，提供新產品暨新技術。二階俊博表示，日本迄今曾開發出許多全球首創、風靡各地的產品，今後還要再接再厲，勇敢挑戰，培育新興產業群。有關﹁日本與亞洲共同成長之良性循環﹂，則是要加強亞洲各國與日本間之相互依賴關係，改善大環境，俾使人員、物品及金錢等能更自由地通行日本與亞洲之間。而要透過這兩項良性循環來實現新經濟成長模式，關鍵則在於如何提高個人之生產力、培育能創新之優秀人力，因此日本應積極投資栽培，結合產業界、地區及學校力量，推動﹁人才立國﹂之構想。
四、發展中國市場
二階俊博的演講內容，不但說明了目前日本經濟復甦的關鍵，也指出日本政府今後的經濟發展方針。其中第一項﹁創新與需要之良性循環﹂為其國內經濟政策方針；第二項所謂的﹁日本與亞洲共同成長之良性循環﹂，更具體來講則是著眼於亞洲市場，特別是中國市場的開發。近年來受到中共主導東協加一的衝擊，日本轉而提倡東亞EPA〔經濟夥伴協定〕，東亞版的OECD〔石油輸出國組織〕。前者，日本希望在二○○七年與亞洲各國完成訂定FTA〔自由貿易協定〕之後，以二○○八年為目標，開始商談全面性、高品質的經濟夥伴協定--東亞EPA；後者，日本建議為了推動東亞經濟整合更上層樓，可以參考OECD，籌設一個推動統合的組織，使之同時具備智庫的機能，因此提倡以ASEAN〔東南亞國協〕秘書處為中心先啟動，中長期則設置﹁東亞版OECD﹂。
不管是東亞EPA或是東亞版OECD的構想，日本的出發點都是為了維繫其在亞洲的經濟龍頭地位，就此而言中國乃是其主要競爭對手。但從經貿角度看，所謂經濟龍頭地位，實質也就是市場範圍的再擴大，而中國又是目前日本最看重的外貿與投資市場。根據統計，儘管去年下半年中國境內發生多次的反日示威事件，日本企業到中國投資額度仍然比前年同期成長了百分之二十，其中以豐田等大汽車廠擴大到大陸投資，最受矚目；另外，近年來在日本國內已嚴重衰退的鋼鐵、造船、化工等製造業，因為中國市場的需求，又重新恢復了榮景，許多已經關閉的工廠紛紛重新開工。毫無疑問，中國市場崛起乃是日本經濟復甦的重要外部因素，而日本也已就其可能的影響與未來的發展，有一套周詳的規劃。
結語與心得：日本經濟復甦的經驗，對仍然處於低迷的台灣無疑甚具參考價值。尤其日本政府積極鼓勵企業改造與創新，發揮政府應有的角色與功能，更值得因藍綠對立而陷入空轉的台灣朝野深思。至於善用中國崛起的外部力量，日本其實已經落在韓國之後，但日本社會是個精良的有機體，一旦方向確定，朝野齊步走之後，聲勢必然驚人。反觀台灣經過十年的「戒急用忍」，政策上雖想擺脫大陸的影響，市場上則是越靠越近，依賴越來越深。面對中國經濟的崛起，政府未能體察時勢，無法制定有效的因應策略，廠商只有自力救濟、自求多福。官民各走各的路，各唱各的調，這才是台灣經濟最大的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