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收錄於拙作 《英倫蛀書蟲》(台北：生智，2004年)
國家主義、國家認同與台灣
文／蔡明燁
第一次見到高格孚博士（Stéphane Corcuff），是在二ＯＯ二年五月間，倫敦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簡稱SOAS）所召開一個以台灣為討論焦點的國際會議上。這位極具中、英文造詣的年輕法國學者，以李登輝時代台灣政治心理的變遷為主題，風靡了所有在場的與會人士，激起一場熱鬧滾滾的唇槍舌戰，令人印象深刻。因此會後當我知道他那時剛編輯、出版了一本新書──《未來的記憶：國家認同的議題和對新台灣的追尋》（Memories of the Futur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Taiwan）時，自然是要先睹為快了！
無可諱言，「認同」是一種流動性的概念，會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變動而做潛意識上的調整，於是當某甲在台北收看平常的地方新聞時，他或許認定自己是「台灣」的一份子；在收看北京對台海的武力威脅畫面時，可能格外感受到自己是屬於「中華民國」的國民；當看到談論中華文化、遠古歷史或是介紹中式佳餚的節目時，不禁以身為「中國人」為榮；而在接收來自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able News Network，簡稱CNN）的新聞報導時，則又很可能有著隸屬「世界公民」之感。這是一種後現代觀眾認同的多元化概念，打破了「非此／即為」的政治界線，當有線及衛星電視在台灣大行其道後，更對當地居民產生了非常具體的意義。但是基於兩岸的特殊情勢，某些情況下，政治的障礙無法避免成為這種身分認同自由切換的絆腳石，例如一九九六年和二ＯＯＯ年的總統大選，熾熱的選情和中共的文攻武嚇，一再聯手將台灣的國家認同推上檯面，並在國內外媒體的大肆報導下，更加突顯出兩岸的差異性，從而加深了認同的鴻溝。
事實上，當我們使用「台灣」這個名詞的時候，本身就充滿了政治和文化上的意涵，跟「中華民國」這個語彙，具有不同的意義。許多學者認為與其爭辯「中國人」、「華人」、「台灣人」這幾種身份的競爭或並存問題，倒不如討論不同的認同「型態」，特別是「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畢竟從文化的角度說來，硬是有那麼一種難以明確指出的「什麼」，使得海峽兩岸，甚至遍佈世界各角落的華裔人士們，自有其相似之處！可是若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那麼其間的鴻溝就相當大了，有些人甚至以為這種鴻溝簡直已經到了無法彌補、整合的地步。
高格孚的《未》書，以探討台灣的政治認同為主旨，追溯了台灣國家主義（Taiwanese nationalism）興起的過程，同時也試圖分析國內政壇的風起雲湧，如何重新架構現代政治、社會和文化對話的本質。
(Stéphane Corcuff on the right. Taken by the author in June 2008)
全書除了前言和結論之外，另共收錄了十篇論文，分成三大部分。正如喬治‧桑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所曾說過的：「凡遺忘歷史的人，必招致歷史重演。」於是本書的第一部份（第一章至第三章）乃由歷史出發，透視台灣國家主義的來龍去脈；第二部分（第四章至第七章）將焦點放在李登輝執政的最後數年間，由各種象徵性的圖騰（如語言的使用）呈現出台灣國家認同的轉變，以及一般社會大眾對此轉變的反應；第三部份（第八章至第十章）則試圖將討論議題置於更大的研究背景中，指出省籍情結、族群衝突與國家主義、國家認同的交互影響。
一般認為要釐清對現階段台灣認同問題的爭論，有三個歷史性事件不可不提：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以及一九四Ｏ年代間在海外興起的台灣獨立運動。
甲午戰爭失敗後，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因此許多台獨支持者將「馬關條約」視為台灣正式告別中國的法律和歷史依據，但他們卻很少將同年成立的台灣共和國當成獨立運動的起始點，因為台灣共和國的目的是反抗日本的統治，意識型態上仍然效忠清廷政府。不過歷史學家許極燉指出，台灣共和國的成立有其重要性，顯示當時已出現了「台灣人」的集體概念，而社會學家張茂桂則表示，到了一九二Ｏ年代間，「台灣人」的集體意識已變得很強，指的是在台灣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定族群，不過雖然當時這種「台人」或「台民」意識，並未以獨立於中國之外為終極目標。
也因此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成為一個重要的轉捩點，第一次在島民的心目中，清楚劃分了「台灣（人）」與「中國（人）」的界線，並進一步激發了在海外發起的台灣獨立運動。長久以來，二二八事件具有強烈的族群象徵意義，在台灣本土展開的反對運動中，成為異議人士呼籲民主改革及政權轉移的強烈訴求，同時也是在此一事件之後，國民黨政府決定開始對台灣媒體採取嚴厲的管制措施，直到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前，透過對主流媒體及合法媒體的密切掌握，執政當局幾乎享有對信息資源的全盤壟斷。於是在戒嚴法之下，台灣媒體所呈現出來唯一的一種認同，便是國民黨政府「一黨獨大」的執政理念和「反攻大陸」的意識型態，至於台灣當地的方言和本土文化，則不僅在主流媒體和文化圈受到嚴重的歧視，連在日常生活中也面臨了被壓抑的困境。不過本書第二章作者愛德蒙森（Robert Edmondson）從人類學研究的角度也發現，最近幾年來，基於新的政治與社會現實，「二二八」已經產生了許多新的象徵意義，模糊了昔日族群分裂的歷史記憶，浮現為超越族群的全國性圖騰。
於是由這段歷史回顧中，我們再度證實了「認同」的流動性。如果台灣果真具備了一種獨特的認同的話，則此一認同實也是受到了外來勢力、文化思潮、意識型態的不斷衝擊所致–特別是來自日本、美國，以及自一九四五年以來國民黨政權的影響。尤有甚者，值此後冷戰時代，新世界秩序大幅重整，做為這個新國際政經體系和資訊地球村裡的一環，美國政治社會學家高德（Thomas Gold）早已發現，兩岸三地的流行文化和經貿交流，自一九九Ｏ年代初期以來，幾乎已成為一股無可抵擋的趨勢，而這股區域化（regionalization）的勢力與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浪潮彼此綿密互動，無疑更使台灣的認同問題變得愈趨複雜！因此在為讀者建立起歷史的觀照之後，本書旋即開始處理寶島今天所面對的各項議程。
一九八Ｏ至一九九Ｏ年代間，台灣的各種國家政策（如國家綱領）、全國性圖騰（如紙鈔貨幣）、有關「中國」及「統一」的對話（如教科書的修改），以及對台獨言論的態度等，都出現了緩慢而巨大的轉變，一方面反映出台灣民眾對國家認同的觀感變化，但另一方面也回頭加強了這種變遷的趨勢。高格孚表示，李登輝時代深植了台灣政體的本土化，但整個過程是一種階段式的改革，而非與過去斷然決裂的革命。
不過，改革儘管採取了漸進的手段，影響所及卻既深且鉅，那麼面對此一複雜萬狀的變遷，本省人及外省人各有什麼反應？不同輩分的外省人又如何調適自我的認同？由他們個別的研究中，社會學家李廣均發現，外省人對台灣的認同雖然模稜兩可，但他們的「台灣化」終究已是不可否認的現象，同時政治學者林聰吉也達成了幾個引人深思的結論：第一、過去幾年間，無論本省人或外省人的民主價值觀皆很穩定，但他們的國家認同觀卻出現很大的轉變，尤其是外省人；第二、族群差異和民主態度無關，但和國家認同及對台灣前途的看法，卻呈現重要的關聯；第三、在各種變數之中，族群、國家認同及民主價值觀等三個元素，對台灣前途的輿論始終具有重大影響。
那麼接下來我們不禁要問：整體而言，台灣民眾對國家認同未來的看法究竟如何呢？
針對這個棘手的題目，一九九Ｏ年代期間，中研院學者吳乃德曾經做過一項具有突破性的研究，詢問受訪者兩個假設性問題：第一、如果台灣宣佈獨立後，仍能和中國大陸保持和平關係，台灣應該宣佈獨立嗎？第二、如果中國大陸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變得與台灣相近，兩岸應該統一嗎？
根據這項調查的結果，社會學教授馬爾旭（Robert Marsh）在本書第七章裡，將台灣社會區分為四個團體：台灣國家主義者、中國國家主義者、彈性認同者，以及保守派（不願或不知如何表態者），其中彈性認同者的人數最多，端視上述兩個假設性條件何者先趨成熟而定。馬爾旭並發現，即使面對一九九六年的飛彈危機，在本省人當中，彈性認同的人數仍與台灣國家主義者等量齊觀，可見時至今日，台灣國家認同的依歸，早已不再是黑白分明的族群爭議而已，而包括了對文化、社會、制度的認同，政治價值觀，以及個人的感情因素在內，也就是說，一個「本省人」還是很可能對中國感到文化上的認同，但不見得就表示他想和今天的共產黨談政治上的統一；一個「外省人」也可能對台灣有深刻的社會與制度認同，但這並不表示他一定有搞台獨的意願。（其實所謂「本省人」和「外省人」已是非常過時的分類法，學界真的必須提出更恰當的名詞來討論台灣的族群分類！）
於是由此我們也終於瞭解，李登輝在一九九八年所曾提出的「新台灣人」主張，為什麼會成為強而有力的號召了！正如社會學家張茂桂所分析的：台灣人的尊嚴來自過去五十年來經濟條件和物質生活的改善，所以要保存台灣的經濟成果和民主權利，每個人都在海峽現況中摻有一腳。基於此一了悟，本書第九章作者吳叡人乃指出「移民群體和新建本土化國家重新融合」的重要性，此外政治學者林佳龍也在書中強調，民主化過程所強化的台灣國家意識，已將「台灣人」的詞性內涵，由專指「本省人」的族群名詞轉化成「台灣公民」的意義。
在「台灣學研究」逐漸抬頭的今天，已有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人紛紛投身於對寶島的鑽研，但能夠以科學態度嚴謹剖析、坦承面對台灣國家認同問題的著作，畢竟仍屬鳳毛麟角，難怪本書贏得學界不少肯定，美國「台灣學」泰斗馬孟若教授（Ramon H. Myers）更推崇道：這本書不僅值得一般大眾廣泛閱讀，更值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階層及社會精英藉鏡參考。
最後，在閱讀本書之際，我獲致了一個小小心得，願與讀者諸君分享：自從一九八Ｏ年代中期的政治自由化推動以來，逐漸開放的媒體環境和日新月異的傳播科技，不僅在台灣社會開闢了認同議題的討論空間，也進一步創造、整合出了新的認同與意識型態。這個「新認同」不再直接架構於「台灣（本省）人」與「大陸（外省）人」」之間原始差異的辯證（儘管這種矛盾在選舉期間仍是最重要、最充滿激情的矛盾），而是基於市民社會的成長，因此我們看到廣大選民嚴重關切的共同訴求，諸如環保、交通、治安、媒體改革的議題…等，能夠促成各式各樣的團體摒除省籍情結，只因對議題的認同而紛紛宣告組成，是台灣社會循文明途徑邁向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重要契機。如果要繼續呵護這種新認同的發展，以及市民社會的茁壯，那麼一個自由、多元、開放、包容的社會（包括媒體及學術環境在內），讓各種不同的身份認同及認同型態都能和平共存，毋寧是一個必要條件。
其他參考資料:
1. 高格孚著, 風和日暖 (台北：允晨文化, 2004)
2. 蔡明燁, 英倫蛀書蟲 (台北：生智, 2004 )
3. 蔡明燁譯, 推銷台灣 (台北：揚智, 2004). 原作為 Taiwan's Informal Diplomacy and Propaganda by Gary Rawnsley, 2000.